《十月》2026年第4期 | 陳先發:巨木垂蔭四章
導讀
“勘徽錄”是詩人陳先發今年在《十月》開設的全新專欄。詩人通過對皖南山水間極具個性的六個地理符號的深度凝視和勘察,梳理和揭示蘊藏在其喧囂深處的源流、興衰、秘密紋理,追問其自然和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在當下的現實處境。《十月》近年有著“生態文學”寫作的傳統,陳先發的散文貫通于文化地理學與文學,是人與自然靈性的合體,既深植于歷史,又朝向無限的未來。
今天的這篇《巨木垂蔭四章》,從李白曾路過的古村唐模銀杏,到陪伴宏村世代喪喜風俗的白紅雙樹,再到龔自珍尊稱為“辛丈人”的歙縣唐代古桂樹,古樹佇立于時間的長河,默默注視著匆匆來去的古人與今人,它們是徽州文化的見證者。戴震、胡適、黃賓虹,豈曰同體,徽州文化因自我革新而生生不息。因敬惜字紙而得以保留的徽州文書,讓我們透過那些因歲月而斑駁的字跡,聆聽徽州文化在紙上嗡鳴。
巨木垂蔭
我有輕度的古樹癖。聽說哪兒有稀罕的古樹,哪怕費些周折,也總念著去見上一面。有次在京城,車窗中一閃而過的巨松,瞬間抓住了我。我趕緊叫停了出租車。果然,那晚一起痛飲狂歌的二十多個人,面孔多已淡忘,只有下午獨坐松下的三個多小時,此刻仍清新可聞。二十多年逝去,巨松的悠遠味兒,與時間斗而不破的那股勁頭,仿佛仍披覆在我頭頂。閉上眼,松針掉落,刺破空氣的極輕微撕裂聲仍在——也可能當年這聲音就不存在,只是我的一種幻念。在寫作上,我并不是一個有急智的人:當古樹矗立眼前,我從不能即興描摹,傳神地寫出它的面貌。可當我轉過身,影像一旦淪為記憶,我體內的語言機制立刻就被激活。尤其是回到書房,關燈后沉入黑暗,冥想之際,語言的流動最是輕暢無礙。腦細胞中映現的巨樹,甚至比現實的巨樹更為清晰可辨。是的,我寫作的秘密按鈕就在兩個字上:追憶。
對古村唐模的銀杏,記憶間隔有點久了。此刻它重回眼前,與多年前的初見卻無兩樣。在白墻青瓦徽派民居圍合的深巷中,四五個壯漢才可合抱的巨干巍然屹立。裸根盤纏交疊,虬結如鐵。主干離地數尺后,裂成五股巨枝,向空中賁張逸散,無數分枝層層孽鋪新葉,傾蓋約千余平方的綠蔭。大約是遭受了多次雷擊,主干樹腹幾被掏空,刷上了桐油的空洞,躺進去幾個成人也綽綽有余。樹洞內,嵌著多處突起的結瘤,狀似嬰孩蜷縮,村里人叫它“樹嬰”。樹干皸裂如壑,巨量枝葉,讓人不免替蛀空而負重的樹干揪心,畢竟是千年之軀了——當地人用了不少鐵架、鋼管,來撐托加固。據說這是雌株,年年秋深,數十里外登高可見這柄金黃巨傘。近處,滿株白果隨風撒遍街巷。可惜我兩次來時,都是春末。
當年扶著幼苗、栽它入土的手,是誰的手?2020年黃山書社出版的《安徽古樹名木》,將唐模古銀杏列為全省樹齡最高者,推測為唐貞觀年間的公元632年栽種,近1400歲了。村里人更是言之鑿鑿:汪氏先祖汪思立年近古稀,想從鄰近的績溪縣搬遷至此。為了擇定最佳定居地,便在三處備選地址各栽了一棵銀杏,試試風水。兩年后,唯此處此株,最是枝茂葉盛,于是舉族定居。這棵開基之樹,替一個游移不定的家族做了抉擇。在家族史的敘事中,倘無這棵銀杏,如今名播天下的唐模或許只是水月鏡花。
紅綢紅繩系滿了古銀杏的圍護木柵。在觸手可及的低枝上,也掛著小燈籠和只言片語的紅紙片兒。不僅皖南,附近的江浙滬地區也有不少人來此默禱祈愿。我在唐模,聽到更多銀杏逸聞:數次雷擊,巨枝斷墜,即便在人口稠密的街巷,也從未傷過一次人畜。而歷次戰亂兵禍,過境山洪,古樹蔭下的宅院始終安然無恙。1998年,古銀杏一度瀕危,來自北京的園林專家撫樹而泣,制訂異體嫁接輸養方案,植三棵小銀杏嵌入老樹體內,久而久之,四樹融為一體,滋養共濟。村中老弱,身體不佳時,習慣到樹下撿拾細枝,與白果一同煎煮,飲服健身。據說每年深秋,村中許、汪、程等大族還會焚燭祭祀,感念祖樹蔭庇。
古銀杏成長百年之后,或曾迎過一位稀客:李白。李白的中晚年,常浪跡于皖南山水之間。據地方史志記載,約公元744年,李白云游至歙縣一帶,在江上偶聽一個老翁高聲吟道:“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云入翠微。”循聲望去,這個白髯老翁行走如飛,李白驚為天人,卻怎么也追趕不上。此后數日,他徘徊于紫陽山下,最后在茅舍墻上寫了一首詩,無奈擲筆而去。“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云林隔太虛。”這首《題許宣平庵壁》中,似有一種隱約的挫敗感。
唐模是徽州許姓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李白若尋蹤而至,也屬常理。況且,唐模距李白常去的敬亭山、桃花潭、秋浦河,都不算遠。他會不會就在這棵醒目的銀杏樹下,佇立過,歇息過……對徽州古村落而言,屹立村頭的“水口樹”意義非凡,它是風水理論中得水、藏風、聚氣的要件,更是一個村落門戶的精神象征。遠行人進村,往往循樹而望,逐水而行。又或者許宣平的形象,也如李白在徽州、池州反復吟詠的白猿一樣,只是個虛幻的杜撰?這樣一想,忽覺釋然。銀杏能否辨認熙熙攘攘的往來人中,哪位是謫仙人,并不重要——它始終立身于詩人曾沉淪其間的山重水復,已經是一種足夠深沉的應答。李白不遇許宣平,才是最好的結局——無所寄而來,無所托而去——在語言中,我們都可以是李白的不完全替身。古銀杏的悠長守候,或許比任何一次相遇更值得書寫。
在另一座古村,宏村的兩株古樹漫溢出別樣意味。北側的五百歲楓楊,當地人叫作紅楊樹;南側的五百歲銀杏,民間稱白果樹。兩株古木,在宏村獨特的牛形村莊格局中,形同犄角,村中歷代有“紅楊繞轎、白果繞棺”的喜喪習俗。一紅一白的禮俗分化,賦予兩株古木截然不同又互相補充的象征功能。紅楊對應的是生之禮——婚姻、繁衍與家族的延續;白果對應的是葬之禮——死亡、歸宿與祖先的安息。兩棵巨樹如一呼一吸,共同建構了一個完整的生命循環儀式系統。古樹直接嵌入民間生活的節律之中,成為儀式的空間與載體。每次抬棺或抬轎繞樹而行,何嘗不是人與古樹的對話、交感與共振……
唐模還有一株因電視劇《天仙配》而名噪一方的古樹。這棵四百多年的香樟,劇中以樟代槐,充當了董永與七仙女之間的老媒人,享有“世間第一姻緣樹”的美名。老樹枝丫間飄拂的無數紅絲帶,如今是古村景物中最動人的一抹緋紅。我在一條絲帶上,讀到誰抄寫的德國作家黑塞的句子:“樹木是圣物。誰傾心與它們交談,誰就獲悉真理。它們不講諭教義,不糾纏細枝末節,只講述生命深沉的原始法則。”對徽州人而言,古樹就是那個“可以交談的存在”——你向古樟祈求美滿姻緣,向銀杏祈愿人丁興旺,向紅楊祈祝新婚吉祥。東方鄉村的神秘語境,仿佛在時時告誡你:你守護古木免遭砍伐,它蔭庇宅院四時平安,這是一種古老而確切的契約。
巨木垂下濃蔭,仿佛日光中的淺黑之瞳,注視著一代代人深不可測的命運演變。它們是見證者,是參與者,也是人類情感涌動、想象振翅、審美創造的一個靈感原點。無論是奧維德在《變形記》中講述達芙妮化為月桂的故事——“她柔軟的乳白胸部被一層樹皮環繞,她的頭發變成了樹葉,她的手臂變成了樹枝”,還是杜甫在《古柏行》中寫下的“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樹與人的命運被置于同一條時間與情感的軸線上,互相證明,彼此照亮,甚至互為化身。在徽州,這種內涵被推向了極致:不是詩人在遠離現場的詠嘆中賦予樹以意義,而是世世代代的性命與晨昏不息的煙火氣,以完全的融入共構這濃蔭的不朽。
夕陽西下,唐模古銀杏在余暉中樹影淡去。晚風穿葉,發出低沉的沙沙聲。徽州自古多游子,古樹正是某種意義上的母親:她為離鄉背井的孩子撐開過庇護的華蓋,既不因時運的變幻而雀躍,也不因世道的蕭條而頹坍。系在低枝的紅紙條上,我曾讀到一段話:回家,不是我腳踩家中門檻之時,而是我從遙遠中恰好看到銀杏樹梢的那一刻……
病梅之名
在歙縣的徽州府衙院內,他將一棵唐代的古桂樹尊稱為“辛丈人”。古桂高三丈有余,枝干虬曲蒼勁,四時常青;每至中秋,異香透壁,清芬滿巷。本地百姓素來敬畏古木,認為此樹飽歷風霜,有德有靈,早已私下以“辛”字呼之——辛者,大苦也,艱難也,久而回甘也。而“丈”通“杖”,持杖而行,意謂嚴莊有德、閱歷深厚的長者。
龔自珍的一生,奇異地被兩種樹的意象深深映照:其中之一正是這辛丈人。父親龔麗正調任徽州知府,龔自珍1812年隨至歙縣,時年二十一歲。彼時他意氣風發,一邊隨父修志,一邊走遍徽州山水。新婚的歡愉,發妻段美貞早逝的錐心之痛,科舉落第的失意,修纂府志、遍訪學人、拜謁戴震墓的學術蛻變,全都發生在這棵樹的注視之中。辛丈人見證了這個年輕人最濃烈的愛恨悲歡。
他與辛丈人之間,痛苦的傾訴與執著的傾聽,仿佛是一枚鎳幣的兩面。命運的鎳幣在光陰中一刻不停地翻轉著……“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為心聲”。訴者的一吐郁結,與聽者的無言之應,是這古桂樹上明暗交錯的光影,也是一種至深的撫慰,從樹葉的沙沙微響中,隱約而強勁地傳來。晚上,他面對古樹,寫出了《明良論》《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等一生核心政論文章。在這個孤憤的青年心中,京城、士林多庸碌守舊之人,能理解他革新思想者寥寥,唯有這株千年古木,還能靜靜敞開懷抱接納著他。四年后,當父親調任安慶,他捧著尚未完工的《徽州府志》手稿離開,在府衙大院回望古桂,他依依不舍,寫下銘文。“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為文使聽之。”“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留銘。”離開徽州后,龔自珍在各類詩文中,對古桂的追憶從未停歇。辛丈人遠不只是一棵樹,而是他激烈的青春與古老徽州碰撞并引發久遠回聲的一種精神胎記。
“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他與徽州的相遇,似乎有命定的成分。外公段玉裁,是徽州思想界領袖戴震的入室弟子。戴震主張理存于欲、順性而為,曾痛斥朱熹以理殺人。龔自珍正是在戴震人性論的啟示之下,精神面目才煥然一新。
或許正是辛丈人的自由舒展與經霜風骨,令龔自珍靈感頓生。他找到了病梅這個形象,開始闡發自己。他在名篇《病梅館記》開頭說:“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這段話看似在談論梅之審美,實則在揭穿一種被精密構筑的人世規訓體系:壟斷了尺度與標準的權力階層,并不直接去剪枝造梅,他們通過無形的話語控制,“斫直,刪密,鋤正”,使天下的梅樹,都朝著同一個畸形的方向生長,最終“江浙之梅皆病”。
這段文字寫于1839年,正是鴉片戰爭前的風雨飄搖之際。所謂乾嘉盛世的余暉早已消散殆盡,清王朝在大廈將傾中,依然固守那套正急劇衰竭的機制,仍熱衷于以八股取士,以文字獄壓人,將天下讀書人驅入狹窄逼仄的生存通道。在這樣的制度里,思想越異端的人越無出路,個性越鮮明的人越遭受排擠。梅必須被“斫”掉正直的枝條,人被必須磨掉突兀的棱角。龔自珍最激昂的聲音,來自文章的第二段落:“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他渴望的,是天性的“縱”與“順”——讓梅恢復到被扭曲之前的自然狀態。不縱不順,就無以療梅。在那種時代氛圍中,這確是石破天驚之議。而面向徽州這塊程朱理學故土,高聲宣告“解除捆綁”,更無異于懷抱烈性炸藥,去炸掉那些堵心的“精神牌坊”。
龔自珍愿為“療梅”付出代價——“甘受詬厲”,甘愿承受世人的謾罵與誤解。他清楚,在一潭死水的朝野,妄圖“以五年為期”來扭轉百年積弊,聽起來簡直是癡人說夢。這篇短文,我讀來不覺盡癮,龔自珍并未全然展露思想鋒芒,他保持了克制,甚至沒有從制度層面撕開創口,層層解剖。他只表明自己愿意耗盡余生去紓解、釋放每一株梅的天性:“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閑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在這貌似謙卑的嘆息中,其實隱藏著批判——體制本身沒有發出任何指令,然而所有事物都已無藥可救地病了。最可怕的力量,恰好是那種無形無象、無標靶可尋的力量。它無所不在,因此無處擊破。
龔自珍無力治好天下病梅。他以不足五十的壯年辭世,死因至今存有各種未經證實的猜度。而《病梅館記》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精煉、最鋒利的隱喻之一:每一代人都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所處時代的病梅。當“曲”成為被允許的唯一形狀,“直”就被認作異端;當病被定義為常態,健康反倒讓人恐慌。龔自珍揭給你看一個無法療愈的傷口——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吶喊永相對應的,是人才被各式各樣的模具剪裁著、捆綁著,在痛苦中耗盡自己的天真與本性。如今,已很少有人追溯龔自珍的徽州往事。他留在徽州的,從履歷上看,是一段可輕描淡寫的過往;而我一直認為,他永恒的病梅幻象只能源自徽州。
我當然不是在影射徽派盆景園藝。我多次去過歙縣的賣花漁村,陶醉于那些巧奪天工的盆景技藝。龔自珍在歙縣生活四年,單從行跡判斷,他也可能去過賣花漁村。他的思想利劍所指,顯然不是這些花花草草。在編纂《徽州府志》時,他獨創《氏族表》,親眼見證了宗族制度如何以光宗耀祖為名,把每一個族人深深捆綁在倫理符號之中。也許正是在那些古老的族譜和泛黃的書牘中,他看到了無數病梅的標本——所有被剪裁天性、扭曲軀干,只為了符合宗族期待、朝廷標準的鮮活生命。在輪盤般精妙運轉的一套獎懲機制中,沒人作動員、打板子,每個人都貌似飛蛾撲火,主動獻身于這套絞肉機般的生存模具。
一直讓我困惑也讓我著迷的一個問題:在龔自珍眼中,他自己是不是也算一株病梅呢?在許多場合,這個人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軟弱、放縱和肉欲,他將人性中最矛盾、最不堪的部分,幾乎全然袒露了給世人看。1839年,48歲的龔自珍辭官南歸。在江蘇清江浦的友人酒席上,他認識了一位名叫靈簫的妓女。在《己亥雜詩》和自注中,多處鐫刻著靈簫的倩影。他甚至用佛教中的樂神甄陀羅作喻,來贊美她,仿佛這個風塵女子的樂音里藏著神圣的力量。他甚至為自己的放浪形骸而自得,不禁讓人感到些許反諷:一個疾呼療救天下“病梅”的人,轉眼間就在狎妓冶游中陶然而忘自身困境?他又從不遮蔽這些內心困頓,曾自稱“未免初禪怯花影,夢回持偈謝靈簫”,在詩中常以“結習未盡”自嘆,直面自己無法超越男女之情。換言之,《病梅館記》中的梅是人,靈簫也是人——在本能驅趕和社會規訓間掙扎著的同一類病人。龔自珍的坦然自示,或許只是言明,至少他本人保留著真實、坦蕩、不愿被刪改的靈魂。
徽州是貞節牌坊密集之地,最不能容的,恰是靈簫式的人物。倘若靈簫生在徽州,恐怕早就被族規勒令幽居深閨,或被迫懸梁自盡,以便在村口換來一座冷冰冰的牌坊。龔自珍在徽州生活四年,無疑見識過面目各異、身世不同的許多個靈簫:冊頁所載六萬五千個貞節烈女之外,無須被任何人銘記的大多數……他分明知道,她們才是世人中被“斫直、刪密、鋤正”得最為凄慘的病梅。在《己亥雜詩》中,他曾寫到癡情而薄命的唐代歌伎崔徽,“但乞崔徽遺像去,重摹一幀供秋山”,可能暗示了世間另有一個女子,其悲劇性命運與自己相關。從龔自珍終生所留文字看,他始終與世間的弱者、病者、被踐踏與被凌辱者、郁郁而心志未酬者站在一起。
頗有意思的是,他在《己亥雜詩》的跋中,還記述了“新安女子程金鳳”贊美龔詩的一段話:“行間璀璨,吐屬瑰麗……聲情沉烈,惻悱遒上,如萬玉哀鳴”,云云。這位徽州才女到底是誰呢?我的朋友、深諳徽州本土文化的徐衛新哈哈一笑說,多數學人共識,這是龔自珍虛構的托名而已。
豈曰同體
在我老家桐城的孔城鎮郊,有座不起眼的墳墓,老百姓叫它“榜眼墳”。墓中人是清初散文大家戴名世。這位康熙年間名重一時的文人,因《南山集》案以“大逆”之罪,被斬于菜市口,成了清朝文字獄中第一個被砍頭的文人。戴名世一死,桐城文脈并未中斷,但讀書人心里多了一道隱形的墻——此后誰也不敢輕易觸碰前朝舊事。后世常將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安在他名下,雖不確鑿出自他的筆下,卻在精神層面道出了一個時代禁忌:在清廷眼中,連風中落葉,都可能是莫須有的異端。
戴震生于戴名世案發十一年后,崛起于思想禁錮最嚴苛的清中葉。當時,文字獄的寒潮席卷整個士林,本該最有風骨的讀書人,紛紛縮進了考據訓詁的軀殼,生怕一句越界的話,招來滅門之禍。戴震早年家貧,隨父經商,使他比多數學者更能觸摸到底層人真實的欲望與掙扎。在江西南豐的街巷間,布匹交易之際,這個年輕人目光所及,是平民百姓一日三餐的生計,是販夫走卒額頭汗滴,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茍且也有尊嚴的世界——這個世界的邏輯,與程朱理學的教條之間,隔著一道巨大鴻溝。他的思想轉折極為明確:從早年崇信程朱理學,到晚年予以系統抨擊。在《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中,他將批判的利刃插入理學要害,提出“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以“氣”為宇宙本體,否定了程朱“理在氣先”的說法。他宣布“理存于欲”,高揚人之本性,直接動搖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根基。
戴震的反叛,是徽州文化自體之中的一場大雪崩、大拆解。我一直覺得,徽文化之所以生氣不衰,正因其內部有一種隨時準備顛覆自身的沖動。千年以來,徽州人聚族而居,宗族規矩嚴絲合縫,祠堂祭祀如鐘表般精準。整個社會的運轉邏輯已然固化,程朱理學構筑了一個絕對的世界,在那里,所謂天理至高無上,人的欲望、本性則可隨意掐滅。每個人被固定在血緣與地緣的坐標上,不得逾越。朱熹站在這個世界的源頭,這位徽州婺源人雖然一生大部分時間住在福建,但始終以“新安朱熹”自居,他的畫像懸掛在徽州幾乎每一座書院的中央,理學在徽州扎下了比任何地方都更為深厚的根系。然而,就在理學光芒最為耀眼的年代,徽州腹地也不斷涌動起懷疑的暗流——最早是商人階層,在商業實踐中觸碰到價值的多元,繼而是樸學學者在訓詁考據中,回歸經書原典,用最笨的方式拆解了理學構建的空中樓閣,最終引爆了一場持續數百年、從思想到藝術再到語言文字的集體自我革命。
這場革命有一個奇特之處——它幾乎全部是由徽州人自己發起的。不是外來者的闖入摧毀了廟堂,而是廟堂內部的人親手點燃了質疑的火焰。這就是徽州最迷人的悖論:在講求秩序最極致的地方,長出了最深刻的叛逆。
要理解這一悖論,就必須先讀懂戴震定性程朱以理殺人的論斷。戴震發現了理學可怕的一面:它用抽象的道德教條替代了具體的人情民生,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說穿了,其實不過是尊者的意見、貴者的成見、長者的偏見,卻被包裝成了世間最高法則,用以壓制底層人的正當欲求。“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理,變成了權力手中的刀子。戴震痛陳:“古圣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這句話在當時的殺傷力,不亞于一顆思想炸彈。它將矛頭不僅指向了學術流派,更指向了整個規訓社會——那些自以為正義凜然的“意見”,在剝奪他人的基本生活欲望之時,其對人性的摧殘甚于任何暴力。
戴震的批判,站在徽州的內部、理學的內部,這樣一種由內而外的自我革命,讓徽州文化的韌性,遠遠超過那些始終維持單一價值核心的地區。在戴震身上,徽州完成了一次關鍵的精神更新:正統與異端共存于同一血脈當中,相互撕裂,也相互激活。
這種精神更新不是憑空發生的。徽商在長期跨地域貿易中積累的,不僅是巨額財富,更是一種彈性化的心智結構——他們見慣了山外的世界,知道還有別的活法、別的道理。功成身退的商人回到家鄉,不吝巨資興教辦學。這樣的雙向流動賦予徽州人一種罕見的能力:扎根于最保守的價值系統,卻能最決絕地奔向新世界。
戴震的反抗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徽州樸學在他身后形成了可觀的思想方陣——程瑤田、金榜、凌廷堪、洪榜等一批學者,在眾多領域持續深耕,繼承了戴震“以考據通義理”的治學方法,將理學命題一一拿到實證實踐的天平上去稱量,最后發現那些被供奉數百年的教義,多半經不起推敲。到了晚清,績溪人胡適從戴震的學術方法論中,繼承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證精神,將其轉化為一種更為系統、更為徹底的革命工具。徽州樸學與西方實驗主義在胡適身上深刻碰撞,中國的白話新文學綻出最初一縷曙色。
戴震的“以理殺人”為胡適提供了批判傳統倫理的銳利武器。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以戴震為清代思想的高峰,斷言戴震才是真正結束了宋明理學漫長統治的人。戴震對“理”的解構,到了胡適手中,演變成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禮教吃人”的全盤反思。魯迅后來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與戴震“以理殺人”的思想之間,隔著一個胡適,卻同出一脈。
耐人尋味的是,胡適自始至終保持著徽州人的文化自信。他在許多演講中,開場便說“我是徽州人”——他反叛傳統,卻從未切斷與傳統的紐帶;他批判儒學,卻將戴震的方法內化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正是這種獨特的心理結構,讓他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建構者,同時又保留著傳統文人的心靈溫度。
如果說戴震與胡適的重構,停留在思想與文字的層面,歙縣人黃賓虹則在中國畫的領地上,完成了一次更為驚人的自我革命。學界普遍認為,黃賓虹的繪畫之路分作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前半生的“白賓虹”,干筆淡墨、疏淡清逸,走的完全是新安畫派幽澹簡遠的路徑。那時他是一位傳統筆墨的高手,在古人探出的審美疆域中游刃有余。但七十歲之后,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畫壇大家,在自己身上發動了一場令人瞠目的反叛。
他對傳統發起了挑戰。宋元以降,中國畫的主流偏愛淡墨——淡雅、空靈、溫潤,彰顯文人格調。黃賓虹卻說這一切都不夠,他以厚重的積墨法,把濃墨層層疊壓,壓到黑得幾乎不透光,又在黑暗中透出金石般的鏗鏘質地。有論者說,這種“黑”不是死黑,是內在分明的活黑,你看到墨色猶如地層般疊積了七八遍乃至十幾遍,每一遍又似保留著各自質感與呼吸。受西方印象派影響,他又嘗試“丹青隱墨、墨隱丹青”,以點染法把朱砂、石青、石綠重重點到黑密的水墨之上。這種畫法達到“黑、密、厚、重”的極致,被稱作“黑賓虹”。晚年的黃賓虹,抵達高峰狀態時,開始幾乎無人認可。他的畫掛出去,無人問津,畫商懶得多看一眼。直到垂暮之時,他才勉強等到了遲來的承認。傅雷是少數幾個在生前就敏銳意識到其偉大的評論家,他將黃賓虹畫作寄往海外時,寫道:“此人將來定當震動世界。”但黃賓虹毫不在乎這些,他活在一座精神的異托邦里,知道自己在做前人未歷之事,歷史終究會還他以公道——時至今日,整個畫壇皆驚異于那堆漆黑墨塊中迸發的驚世光芒。
在今天,黃賓虹的遺產依然在被解讀和消化。他的渾厚華滋,被公認為近現代中國畫最高的美學成就之一。他完成衰年變法,與他的徽州背景密不可分——一方面是新安畫派的滋養,讓他早年擁有了極扎實的傳統根底,另一方面是徽商家族百年積累的經濟實力和開放的文化視野,讓他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中,始終保持思想的彈性、學習的能力與自我否定的勇氣。當年歙縣西溪“不疏園”里,戴震經學的批判氣質,在黃賓虹的藝術世界里獲得了同等烈度的綻放。
徽州的自我革命,如果往更深處追蹤,會觸及一個更大的思想網絡。歙縣的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徹底顛倒了傳統教育的金字塔結構——教育不再是書齋里的精英活動,而是田野里的平民實踐。績溪的汪孟鄒在蕪湖開辦科學圖書社,發行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將革命的種子撒向皖南大地;其后又在上海創辦亞東圖書館,出版大量新書,全力支撐新文化運動的傳播。連陳獨秀——這位安徽懷寧人——也曾在徽州紫陽師范學堂擔任監學,徽州的教育場域成了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孵化器之一。從戴震、胡適到陶行知、汪孟鄒,再到美術領域的黃賓虹、漸江、汪采白等,徽州在各個領域都涌現出了以批判和革新著稱的杰出人才。
這一現象倒逼出一種追問:為什么恰恰是徽州——一個宗法倫理最嚴格、理學根底最深固的地方,孕育出了最激烈的文化革新?
一種回答是:徽州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形成了一種精神的自我否定機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曾提出一個深刻洞見:任何既定形態的精神要葆有生命力,都必須經歷異化的過程——離開賴以存在的形式,在異己的形態中保存自己,最終在更高層面回歸自身。在徽州,程朱理學誠然是那個“自身”,但戴震、胡適、黃賓虹們,恰恰是讓這個“自身”得以不斷異化的動力。一個沒有異端的地方文化,最終會因喪失批判性而僵死;而徽州的韌性,恰恰在于內部始終生長著自我拆解的力量。這或許才是最有價值的啟示——文化的活力,不在于它是否曾被質疑過,而在于由深度質疑導引的自我革命,能否令其內在,真正變得更為豐厚與充沛。
紙上嗡鳴
每次到徽州,我總要去古玩地攤的“鬼市”中逛逛。徐衛新給我講過一些收藏逸事。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鄉下“鏟地皮”的小販,用二八大杠自行車駝著明代黃花梨茶幾,上門要賣給他,幾百塊錢即可成交,他拒掉了,畢竟自己手頭也不寬裕。現在想來,恍如一夢,這件頂級黃花梨如果擺在今天的拍賣場上,價格應逾千萬。當年,流落徽州街頭的奇珍異物,可真是五花八門。
二十世紀以來,震驚學界的徽州文書,也曾長期在簡陋地攤上流轉——數十萬件契約、賬簿、合同、書信、訴狀,堆砌成一座研究明清社會史的寶庫。這些文書的性質本是私密的:它們是某一家庭、某一商號、某一訴訟當事人的內部記錄,本不該被外人窺見。然而,徽州人有一種奇特的保存癖——他們不僅保存土地契約,還保存買鹽的賬簿、分家的鬮書、吵架的狀紙,甚至鄰里叫罵的字條……近乎偏執的保存行為,只是遵循了一種“萬一將來有用”的樸素邏輯,這些脆薄紙片才躲開了無數紛爭與戰火,令人驚異地來到我們眼前。它們真實地暴露了徽州人的一切——商業策略、家庭糾紛、逃稅手段、婚外情、奴婢買賣等等。一個極度重視面子的社會,無意中,為后世留下了最不留面子的自我檔案。這種隱私的公共化,顯然并非出于坦誠,但這種被動的大暴露,卻比任何自傳都更加誠實、傳神。
每一張發黃的紙片都在講述一個反諷的故事——出于一時之利、一己之便、一戶之私的字據,最終被歷史強行改寫成了將被長期公開討論的學術證據。徽州文書,被稱為20世紀中國文獻史上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檔案之后的第五大發現。然而在半個多世紀之前,這些文書只是一堆塞在老屋墻縫、閣樓木箱甚至豬圈角落里的臟破紙頭,是徽州人自己都懶得多看一眼的爛賬。
一個秩序相當固化、以修身齊家為處世準則的宗族社會,為何有如此強烈的保留私人文字的沖動?復旦大學王振忠教授曾歸納了原因:一是徽州地區發展成熟的商業貿易活動和相對閉塞且太平的地理環境;二是該地區“健訟”的社會環境和普遍的契約意識;三是徽州人民敬惜字紙的文化傳統。
我的詩人朋友葉丹是歙縣人,他曾寫過題為《方言集:惜字爐》的一首短詩:
祖母不識字,她從來
尊重每張帶字的紙片,
將每個字都視作圣痕。
小心收藏每一張病歷、
出院小結、收據、發票
藥物清單甚至醫療廣告,
生怕遺漏了任何重要的
信息。每次回鄉——
她都拿出珍藏,讓我辨認
那些描述她劇痛的紙片。
她并不知道困擾她的
每個漢字也困擾著我。
在休寧、歙縣等地村落里,徽州文書的重見天日,充滿著陰差陽錯的偶然:安徽大學劉伯山先生曾在自述中回憶:1981年冬天,他在屯溪郊區的一座徽派老屋的墻縫里,無意中發現里面塞了一個舊紙包,取出翻看,“舊得已經發黃、發黑的綿紙里,包有許多土地買賣的契約,大概有二三十份,年代上從清朝中期直至民國末年”。那一年,他正在安徽大學哲學系讀書,對這些“破爛紙”的史料價值,并無深刻認識,僅僅出于好奇收取了它。
頗具戲劇性的是,1990年,劉伯山新結識的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周紹泉先生,鄭重囑托他代在徽州民間收購文書。這個囑咐喚醒了劉伯山的激情。他開始了為一份文書而翻越崇山峻嶺的跋涉,至1993年10月,他竟已收獲了1580余份。隨后,他將其中的1560份轉讓給了歷史所圖書館。同時,他敏銳地發現,市場上有人正涌入徽州民間“搶購”。劉伯山憂心徽州文書流失海外,決定傾盡個人力量投入搶救,“以自己的微薄工資收入及家庭積蓄,到處收購……有時為查證一個線索,一天來回奔走的山路就達六七十里。積蓄花盡,生計舉債。”2000年8月,他將一萬余件文書捐獻給安徽大學,設伯山書屋藏之。
講起徽州百姓的保存癖,恐怕再沒有比一場跨越宋、元、明三代的訴訟更為鮮活的注腳了。祁門縣王氏與守墓仆人陳氏家族之間,自唐末就埋下了矛盾的種子。據傳王氏先祖王璧因戰功被授兵部尚書,去世后,葬于祁門的一處山場,仆人陳迪為之守墓。宋代某年,墓地被陳迪的后裔侵占。然后,官司就開始打了。第一份訴狀是什么時候遞出的,已杳不可考。但從宋代到明代,跨歷三朝的官司雖一波三折,卻從未止息。兩姓族人在木箱底,層層累積著訴狀、供詞、勘合、牌票。雙方不打不殺,只在公堂上一論長短。不贏下這場官司,死者仿佛都咽不下紙中的那一口氣——直到明代萬歷十年即1582年七月初十,徽州多了一塊石碑:“王地陳墳”碑正式豎立,兩族界限徹底劃清,這樁跨了四百余年的公案才算終結。
兩姓族人莫非只為爭奪一塊瘠薄山場和幾塊墳地?可能沒人會這么想。徽州無主的荒地多得呢。這場官司已演變成了生存意志的較量:如此漫長的時空中,河流可能在洪水中改道,族譜可能在戰亂中焚燒,但一份官司的完整卷宗——包括詞狀、訴狀、招由、勘合、最終的結狀——卻以世間最為脆弱的紙質之軀,穿透了令人生畏的時間鐵幕。
一張薄紙,一旦有了生命意志的注入,誰也無法輕視它的力量。徽州人對待文書,遠非隨意任性的習慣驅使,而是有一套代代恪守的機制。明清時期,徽州民間普遍建立的公匣制度,是文書得以大量遺存的核心保障。所謂公匣,即宗族或支派所設立的共同木匣,用于存放族內所有重要文書——土地契約、合同、訴訟案卷、會議記錄等。每個公匣,都有嚴謹的管理和交接手續。匣子有兩把鎖,鑰匙分別由族內不同的人保管,開啟時必須兩人同時在場。每年特定時節,全族齊聚祠堂,當著族長和長輩的面開匣檢視,登記新增文案,再重新鎖上。公匣移交記錄,每一任保管人的交接內容,族譜會如實記載在冊。看似瑣碎的日常,其實貫注著冷而硬的強大集體意志。
極度務實的文化基因,像種子一般深埋在那里。徽州人強烈的立字為憑的契約意識,深究下去,是生來即在艱難生命處境中的危機感。他們真正關心的是這些只字片言,能否在下一場糾紛或沖突中,保全利益乃至性命。他們不疏漏任何一個不起眼的領域,所以徽州文書的種類,繁雜得叫人頭皮發麻。大到買賣一座山場、分拆一整個家族的遺產,小到鄰里之間借一袋米、請一個轎夫,都需要寫一張憑證。據有關資料,文書常見種類有各種契約、遺囑、訴訟案卷、票據、官文、告示、會書、信函、家乘宗譜、謄契簿、收借條、記事簿、日記、賬單賬冊、收租簿、黃冊歸戶冊、門牌、貨單。細項更是讓人眼花繚亂,比如,分家文書一類,涉及“析產文書”“分書”“分單”“清白分單”“議墨合同”“遺囑合同”“分關約書”“關分合同”“鬮書”“連環鬮書”“摽書”等大量不同名稱。
這種書寫泛濫的背面,是一種微妙的人際不信任。徽州商人行走江湖,閱人無數,深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脆弱易碎——此刻的誠意、此后的變數,此間種種,盡可用質疑的眼光深深掃視一遍。他們把一切用文字固定下來,鎖進木箱,交由兒子和孫子。“人情歸人情,法理歸法理”,徽州人在這個問題上歷來拒絕含糊。
但最想掩蓋的東西,恰恰在紙上暴露得也最為充分:分家的裂痕、告狀的屈辱、商業失敗后的借債記錄,一切深跡,無處遁形。婚姻中男女地位的差異,在嫁妝單子和招贅文書里。宗族內部的矛盾與傾軋,在一箱箱訴訟文件里。商人破產后的慘淡,在一份份典當借據里。血脈中支系的被輕視與遺忘,藏在族譜貌似客觀的絮叨里。
除了大宗土地買賣和訴訟案卷,徽州文書中,有一類最不起眼卻最有體溫的東西——小紙條。一張欠條上寫著:“借米五斗”。一個抬頭,一個簽名,沒有日期,沒有說明。后世研究者不得不從紙張質地和筆跡去推測年份。一張記工小票,雇工在紙的背面寫了一個記號,東家按記號發工錢。這張紙既不是合同也不是契約,只是一個實時的備忘。但幾百年后,歷史學者從中可清晰看出雇傭勞動的市場價格、支付方式以及雇工雇主關系。
教人如何寫信、如何寫合同、如何辦紅白喜事的抄本,是徽州社會自我教育的直接證據。一個父親手抄的“寫信須知”,教兒子在外謀生時,給家族中人寫信,應當如何善用稱呼;一個私塾先生編寫的“禮帖抄本”,列出了婚喪嫁娶時,所有必備的柬帖格式。這些最私人也實在有些啰嗦的紙頭,又是解析底層社會運作最確鑿的證據——決不如官方檔案那樣經過層層篩選和美化,它們是原原本本、連湯帶汁的煙火人生。
無論是“黃山秋霽,松影入窗,可作畫本”“新得舊拓《蘭亭》,燈下掌玩,神為之怡”一類審美談虛的文人小札,還是“茶價大跌,債主抬走大豬一頭”“在家做草鞋,借母銀一兩,付利息0.02兩”一類草根生活的流水賬,每一筆所記,都是鮮活生命的真實切面。他們隨手記下這些,從非為了所謂“立言不朽”,也不是為了“以俟后人”,更不是文化精英們刻意倡導的結果,而真正是史冊中微小如蟻的——任何一個普通徽州人的備忘錄、風物志、心靈史。此刻,我趴在徽州文書這扇窗口,所看見的,不是已然消逝的生活,而是一種古老生活的正在發生:仿佛我們正在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圖中,疲憊而放松地靠在竹凳上,目睹輕煙正從爐灶飄出。歷史的嗡鳴再度傳來,微弱但仍有心跳聲。如果我們閉上眼,在冥思中用心去觸碰,故紙堆中那些淚水,也依然是滾燙的。
寫有文字的紙片不得隨意踐踏,在村口建惜字亭,在祠堂內設焚字爐……古徽州人就是這么過來的。白紙黑字,兩不相欺。如果他們預知今日再無敬惜字紙的習俗,無數少年人也再不提筆寫字了,博物館的寂寞深處,會不會傳來一聲或將再不復聞的嘆息——
【作者簡介:陳先發,1967年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現任安徽省文聯主席、安徽省作協主席、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詩集《寫碑之心》《九章》《碧水深渦》、詩文集《破壁與神游》、隨筆集《黑池壩筆記》(1–3卷)、長篇小說《拉魂腔》等三十余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十月文學獎、草堂詩歌年度詩人大獎、英國劍橋大學銀柳葉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22年度春季翻譯大賽詩歌獎等國內外數十種文學獎項。2015年與北島等十位詩人共同獲得中華書局等單位聯合評選的“新詩貢獻獎”。作品已被譯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臘、波蘭等二十多種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