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遇見的人,在春末說再見
前年春天,我在巴塞羅那街頭游蕩,遇到了拉大提琴的保羅老師。他和兩位拉小提琴的老朋友組成了三重奏樂隊,在街頭演出。三個小老頭,琴拉得那么好,竟落魄到要上街賣藝,歐洲經濟已經這么差了嗎?我唏噓不已。
我學過一點大提琴,還算識貨,覺得保羅老師的氣場很不一般,當即決定跟他學琴去,一來算是支持落魄音樂家,二來也是想學點真東西。
保羅老師每次一教就是一下午,也不看時間,一次只收30歐元。他教得特別認真,還常帶我參加本地音樂人的活動,介紹老朋友們給我認識。于是我決定,每年春天,都要去巴塞羅那待一個月,跟他學琴。
第一年回國前,保羅老師給我組了個送行宴。街頭三重奏的老伙計和家屬們都來了,還有一些新面孔,有畫家、建筑師、作家和詩人,他們都是他的老朋友。
酒過三巡,三重奏老伙計們提到,在疫情中,每家都失去了一些親朋好友。聊到那些親人,他們笑笑,聳聳肩,皺巴巴的臉上閃著淚水,“人總會死的,天命如此,怨不得別人”。我這才知道,保羅老師老家是荷蘭的,另外兩位老伙計,一位來自古巴,一位來自法國,他們喜歡巴塞羅那的音樂環境,在這里待了半輩子,都是受人尊重的元老級音樂家。經歷了漫長又悲傷的疫情期后,他們厭倦了一本正經的音樂廳,決定上街演出去,讓生活熱鬧一點。但他們時不時會接到別的演出任務,能湊到一起玩的機會并不多,恰好就讓我遇到了。
那天晚上,保羅老師和他的妻子安娜教授喝了很多酒,倆人沒怎么說話,安靜地聽著大家聊天,悄悄地掉著眼淚。散場時,保羅老師一手提著鐵皮箱,一手背著大提琴。安娜教授挽著他的胳膊,拉著一個買菜的小拖車。他們住在山上,生活不方便,每次進城都要采購點酒水食物拖回家。那個鐵皮箱看著不大,但特別沉,里面裝著折疊譜架、琴譜和松香。保羅老師這樣的大高個荷蘭人,上街賣藝時,就拿這個箱子當凳子,竟坐得穩穩當當的,揮灑自如地演奏樂曲,我一直覺得很神奇。
他倆喝得東倒西歪的,相互扶持著,向我們揮手告別。我擔心他們在路上丟東西,準備打車把他們送回家,于是伸手要幫老師提箱子。他朝我擺擺手,說自己能行,拉著安娜教授搖搖晃晃地往街角走去了。這個倔老頭,總是說這箱子是他吃飯的家伙什兒,是自己的責任,從不讓人幫忙拿。
那晚下著雨,地上濕漉漉的,昏黃的路燈下,看著他倆長長的背影,一種潮濕又酸楚的預感,從我心底涌起。
那一年的冬天,我特別想念葡萄藤下的大提琴課,就用馬克筆畫了一幅小畫,把老師藍色的肖像畫、綠色的窗欞、紅色的窗簾,以及金燦燦的檸檬樹都畫了進去。保羅老師在臉書上看到了,特別喜歡,發信息來,問能不能賣給他。
保羅老師自小跟隨法國名師學大提琴,在伯克利音樂學院學過爵士樂和影視編曲,在歐洲和美國的知名樂團工作過,還在音樂學院教過書。這樣的大師,就收我那么點學費,這份人情有多重,我心里還是有點數的。
賣肯定是不能賣的。我回信說:“不要錢,可以送給您?!痹掚m說得很大方,但我拖拖拉拉,始終沒有動作。老師催問了好幾次,我實在不好意思了,這才把畫寄了過去。
保羅老師很少談及私事,我是個有邊界感的人,也不多問。剛開始找他學琴時,只覺得他悶悶的,情緒不佳,一喝酒就掉眼淚。去年春天,我再度赴歐找他學琴時,他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環境跟前年相比,清爽了很多。我的那幅小畫,只有明信片大小,被他夾在鋼琴譜架上,一抬頭就能看到。
時間很快來到了第三年。今年春天,我寫了一系列打假文章,得罪了人。本打算等事情結束了再去找保羅老師學琴。等著等著,竟等到了他因為突發疾病去世的消息。
亦師亦友的老師走了。震驚之余,無論如何,我都想去現場送他最后一程。但事發突然,領事館預約最早也要排到半個月之后,臨時辦簽證,根本趕不上。
在給我餞行的那家老酒館里,保羅老師的朋友們為他舉辦了一場告別儀式。萬幸的是,去年我曾給保羅老師介紹過一位定居在巴塞羅那的中國學生,她去參加了告別儀式,給我打了視頻電話,向我同步了現場情況。午夜1點,我強撐著精神,靠在床上,舉著手機,向地球另一邊的羅拉揮手致意。作為保羅老師的女兒,羅拉主持了這場活動。告別儀式上來了很多人,但安娜教授沒有來,她去年喪父,今年喪夫,接連送走至親摯愛,擱誰身上可能都承受不住。
羅拉的狀態看起來還好。她是個心很大的女孩,總是迷迷糊糊、樂觀開朗的樣子。這些年,羅拉和保羅老師常搭檔去各地演奏爵士樂,一個吹薩克斯風,一個作曲以及拉琴,既是父女,又是最親密的合作伙伴。失去親人就是這樣的,剛開始還沒反應過來,人怔怔的,看著一切如常的樣子。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合作過的曲子、一起演出過的地方,會一遍一遍地讓她回憶起父親,就像鈍刀子割肉,讓人翻來覆去地痛。
告別儀式的簽到臺上,立著一幅保羅老師的畫像。就是我畫里的那一幅。那是他的大伯在很多年前畫的,當時老師還很年輕。只可惜畫到一半,大伯突然去世了,畫成了半成品。而如今,畫中人也突然離開了。
這幅畫以前放在老師的琴房里,掛在窗戶左側。綠色的窗欞,紅色的窗簾。院子里種著一株病懨懨的老葡萄藤,一棵高大的橄欖樹,和一棵長在臺階下、石頭縫中的檸檬樹。老師有時會隨手摘幾個檸檬下來,讓我帶回去泡水喝。陽光明媚,春風送爽,樹影婆娑,在這樣的環境里學音樂,如夢似幻,讓人不愿離去。但我在國內還有工作,出去久了也不行。每年最多待一兩個月,就得回去上班。
我還記得老師家的桌上有個舊花瓶。老師住在Les Planes山上,那里物種豐富,他每天早上去后山散步,就順手采些野花回來,插在花瓶里。每次去上課,總能見到不一樣的花,有時是野百合,有時是接骨木。雜七雜八的野花和野草混著插在花瓶里,頗具野趣。有天課間休息,老師給我泡了壺黑茶,我們邊喝茶邊聊天。他指著紅窗簾說,疫情期間,他的母親在法國去世了。當時兩國都封了城,沒能見到母親最后一面,讓他抑郁了很久。后來,為了紀念母親,他親手制作了這幅窗簾。紅色是他母親最喜歡的顏色,看到它,保羅老師就會覺得母親的靈魂還在這里。
羅拉是個薩克斯樂手,她和父親一樣,一直在租房子生活,漂泊不定。保羅老師去世后,我考慮了一番,給她發了條消息:“我們中國人常認為,人去世后,靈魂不滅,會附在生前常用的器物上。如果你哪天經濟上遇到困難,可以把老師的大提琴交給我保管,我按市場價給你錢,等需要了,你還可以把它贖回去。我相信,只要老師的琴還在,他的靈魂就會一直陪伴著我們。”
羅拉開始收拾保羅老師的房子。房東敬佩保羅老師的人品,三十年來都沒有漲過房租,一直是600歐元/月。但羅拉喜歡住在城里,所以老師去世后,房子自然是要騰出來的。二樓書房曾是羅拉的臥室,梵高色的墻壁是老師親手涂的,羅拉的童年是在這個可愛的小房間里度過的。我在這里借住過,前年離開時,曾留下幾本書請老師代為保管,去年再去時,卻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不過是個來自異鄉的過客,老師對我留下來的東西不太上心,這也正常。當時我是這樣想的。
結果,羅拉給我發來了一張照片,照片里就是那幾本書:“這是爸爸留給你的,我會保管好的,你一定要再來巴塞羅那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