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學》《湖南文學》《長江文藝》: “附近消失”的時代,允許情感潮漲潮落
在流量、算法與大數據所構筑的數字圖景持續滲透日常生活的當下,爽文、短劇、短視頻帶來的即時感官體驗,正成為大眾普遍選擇的娛樂方式。這讓我們身處的時代呈現出一種鮮明的矛盾:情感表達看似充沛,深層的情感聯結卻相對稀缺。正因如此,焦慮、低落情緒與精神空虛等社會心理議題,也持續受到關注。針對親密聯結弱化的普遍感慨,近期面世的不少文學作品重新觀照被人們漸漸忽略的肉身真實體驗,將感官感知錨定在人與人真實的生命相處之中。在社會學者所指出的“身邊生活日漸淡出視野”的快節奏社會里,文學創作者以真摯細膩的文字,重新喚醒大眾內心溫熱的精神力量。
眼、耳、鼻、舌、身本是人類真實感知外部世界的基礎感官,但數字虛擬場景正通過直接作用于這些感官,營造各類情緒體驗,不斷模糊線上與線下生活的界限,持續重塑著我們感知事物的方式。在別鳴的《冰的背面》(《江南》2026年第3期)中,網紅主播馬婷婷原本活在“手機就是長在她手上的器官”那般的虛擬世界里,可一旦從虛擬世界落入婚姻的瑣碎日常,她便陷入了抑郁。丙方的《冰裂》(《江南》2026年第3期)中,主人公宋小溪自陳“因為網絡,我才知道我的身體還隱藏著另一個自己”,網絡成了現實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數個體的情感寄托之所。鄺立新的《回收時刻》(《長江文藝》2026年第6期)中,人的身體與意識甚至變成了可回收的能量,人的情感乃至生命都被資本收編。從摩登時代的異化,到人工智能時代的主體性危機,這些長期存在的精神癥結,讓作家們重提關于感官與情感的文學書寫。
“感官”的作用,正在于捕捉時代生活的脈搏,同時塑造人的肉身經驗,進而形成個體生命內在的“情感”。這種情感,與判斷力和行動力緊密關聯。馬小鹽的《Ψ》(《鐘山》2026年第3期)用食夢獸“貘”將小說引向理性的迷失,一場“地震”讓人物脫離了各自的情感世界,一同回到感官本能反應的狀態。王甜的《譬如朝露》(《長江文藝》2026年第6期)中,男女主人公的“抱樹”行為,讓人的具身感受有了自然的節律。林森的《恒昌茶店下午三點半》(《長江文藝》2026年第6期)開篇那句“日光是抹在肌膚上的辣油,是無數根針扎遍身上的每一寸”,框定了故事發生的時空,而這般難熬的“觸覺”體驗,更凸顯了愛華姨多年如一日準時落座,為已逝丈夫留“空杯”的深情。而潘向黎的《完美的金橘》(《鐘山》2026年第3期)中,“煙頭燙到手指”的“觸覺”刺痛,則成了丈夫了悟蘭因絮果的契機。秦祖成的《守歲》(《福建文學》2026年第6期)中,老一代人除夕夜里喝酒、吃餃子的樸實“味覺”體驗,承載著“守歲”的平安愿景,也消弭了往昔的恩怨情仇。
但“感官”的體驗卻也總因生活的變動不居與命運的無常,而存在不同程度的變形、扭曲、錯位與缺席。劉鵬艷的《素問》(《江南》2026年第3期)中,主人公劉瀚宇在現實與記憶的交錯之間,產生了繼母與生母的臉型“疊成同一張媽媽的臉”的錯位“視覺”,小說據此展開了對青春成長、家庭教育與母子親情的思考。馬曉康的《毒菇夢》(《湖南文學》2026年第6期)中,主人公的夢囈是對感官無意識的調動,“毒菇”因而成了童年陰影的情感外顯。在他的另一篇小說《換位》(《湖南文學》2026年第6期)中,宋之問為避免被病毒傳染而換座,卻在小說結尾喝飲料時發現“味覺,沒了”,感官的消失也意味著其已然“中招”。安慶的《方向盤》(《福建文學》2026年第6期)中,一場屏蔽“視覺”感知的大霧成為主人公左輪運輸路乃至人生路的轉折點,曾經膨脹的物欲在大霧中成為人生直面的首要矛盾。可以說,正是“感官”的暫時混亂與失效,為這些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隔絕紛擾、拷問心靈的契機。
抽象而易逝的“情感”,往往需要借助具象的載體與象征性的隱喻來安放。創作者在常與變、真與假、實與虛之間擺蕩的敘事處理,更為情感平添了映照世道人心的力量。這種載體可以是沒有生命的器物或自然物候。比如,丙方的《冰裂》用瓷器的“冰裂紋”,象征主人公宋小溪內心記憶、欲望與愛恨交織的情感漩渦。王平的《老圍與木姐》(《山花》2026年第6期)中,鄰居偷窺所用的“鎖孔”,成了夫妻中年情感危機中那道猜忌的裂痕。徐靜的《衣柜記》(《山花》2026年第6期)中,“衣柜”在不同女性間的輾轉實現了情感創傷與經驗省思的傳遞。王玉玨的《過境》(《鐘山》2026年第3期)中,“臺風”的過境成了主人公羅每華一路追尋往昔情感糾葛的寫照。這種載體也可以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動物。比如,潘向黎的《完美的金橘》中,“金橘”的枯榮預演著婚姻的情感流變。周楷棋的《能看見靛藍壁虎嗎》(《福建文學》2026年第6期)中,每當主人公岑香的情緒處于被壓抑或失控的邊緣時,總能看見一只“靛藍壁虎”。而安勇的《刺猬》(《福建文學》2026年第6期)中,老羅與“刺猬”同樣蜷縮身體的動作,則暗示著二者在情感與命運上的鏡像關系。
這種載體還可以是某種抽象的“媒介”。田耳的《縱浪》(第一、二部)(《鐘山》2026年第3期)中,俞以琢與路金媛經歷著從“從前慢”的通信到快節奏QQ通訊的轉變,但無論媒介如何變動,它始終承載著二人的情感記憶。小說中巧妙設置的“兩枚骰子”,作為隨機決定二人相見之地的敘事裝置,亦指向了“縱浪大化中”的情感旨歸。一如馬克思那句著名的論斷:“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那些個體化、日常化、肉身化的“感官”與“情感”,一旦外化為文學意象,便成了一個時代“情感結構”的記憶之皿。
當創作者將至情至性付諸筆端,眾生百相便在他們筆下凝為愛恨分明的文學造像。而“情感”的意義,恰恰在于它對現實的真實回響與震顫。在陳鵬的《昆明孤兒》(《湖南文學》2026年第6期)中,創作歷史話劇的李果與小許在回望歷史中重拾了“大情大愛”。在《福建文學》2026年第6期的“新大眾文藝”欄目中,陳秀的《一個馬拉松跑者的故事》寫一個普通人在與工作、病痛糾纏的間隙跑馬拉松的經歷,用跑步點燃了生命原初的“激情”。周華誠的《棉花與云朵》(《江南》2026年第3期)作為“長篇非虛構”,則聚焦于新疆棉花產業發展中一代代人的奮斗。文學正需要在搖搖晃晃的人間打撈沉沒的聲音,喚醒真實的情感,觸及每個鮮活的生命。
正因為有感官共通、情感共鳴的肉身經驗,創作者才會將對現實最真實的觸感訴諸文字。在人類學家所警示的“附近消失”的時代,當感官與情感成為敘事動力,文學便有了填補冷漠空白的力量。它探入社會現實的神經內部,呈現那些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