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強:現實主義的三種形態與中國故事
作為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不同時段的現實主義,講述著不同的故事;這也令不同時段的現實主義呈現出不同的講故事的方式,形成不同的現實主義“文體”(Style)。[1]百年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承擔不同的歷史使命,相應呈現出不同的文體樣態,從而講述著不同的中國故事。
我認為,如果粗略地從故事型的角度來看,現實主義所開啟的中國故事的講述,圍繞著“講什么樣的人的故事”這個話題,可以把這一百多年來的現實主義籠統地分成三個大的時段:“人物的故事”時段、“人化的故事”時段和“人們的故事”時段,分別對應經典現實主義、動漫現實主義和游戲現實主義的文體寫作時段。而今天游戲現實主義的“人們的故事”時段,正在構造新的大眾文藝的文化品格。
從“人物的故事”到“人化的故事”
現實主義的崛起,乃是科學主義理念的結果。通過立足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致力于使用“真實感”來塑造、摧毀或者顛覆“現實”,從而達到特定的修辭效果或政治訴求。早在1915年,陳獨秀就使用“現實主義”這個概念來描繪一種新的人生現實的理念,是近代科學開啟的一種看待世界的唯物主義態度:
近世科學家之解釋人生也:個人之于世界,猶細胞之于人身,新陳代謝,死生相續,理無可逃;惟物質遺之子孫,(原子不滅)精神傳之歷史;(種性不滅)個體之生命無連續,全體之生命無斷滅;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厭生,復不畏死;知吾身現實之生存,為人類永久生命可貴之一隙,非常非暫,亦非幻非空,現實世界之內有事功,現實世界之外無希望。唯其尊現實也,則人治興焉,迷信斬焉:此近世歐洲之時代精神也。[2]
陳獨秀認為,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應用到文學藝術領域,就呈現為“寫實主義”的精神:“見之倫理道德者,為樂利主義;見之政治者,為最大多數幸福主義;見之哲學者,曰經驗論,曰唯物論;見之宗教者,曰無神論;見之文學美術者,曰寫實主義,曰自然主義。一切思想行為,莫不植基于現實生活之上。”[3]顯然,中國文學界對“現實主義”(寫實主義)的發現,根源于對科學主義生活精神的鼓吹,而這種精神的直接體現就是“直面慘淡的人生”:中國現實之慘淡需要一種冷靜的科學精神和批判態度來進行書寫,從而實現療救和啟蒙的目的。于是,以魯迅、茅盾、巴金等人所倡導的一種寫實態度的文學,形成了中國現實主義講述故事的主要方式。所謂“魯迅風”正是這種寫作態度的結果:“如果說魯迅的小說創作是踐行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而開創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先河,深刻的批判性和悲劇性彌漫在他的小說和散文創作中,這就是所謂的‘魯迅風’——批判現實主義的精髓所在,那么集聚在他旗幟下的眾多作家和理論家,都是圍繞著‘批判’社會和現實的道路前行的,他們效仿的作家作品基本上都是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分析到的名人名著。”[4]
經典現實主義總是將小人物的人生寫出歷史性的人生,創造出不同的“人物的故事”。
在這里,所謂“人物”,本義乃是“人與物”,后指人;但是,在漢語的語境中,“人物”還有一些特殊的含義。杜甫說:“舅氏多人物,無慚困翮垂”,這里的“人物”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是有值得夸耀的光彩的人物;與此同時,“人物”也暗含著具有文化特征的人們,《醒世恒言》中《小水灣天狐貽書》:“主人家道:‘長官語音,不像江南人物’”,這里的“江南人物”,明顯強調了地域性格和樣態的意思。日常生活中,我們常說“誰誰是個人物”,也是不把“人物”當作普通人看。
因此,“經典現實主義”強調“塑造人物”,題中之義乃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5] ,指的是寫作者在講述故事的時候,總是把人們的生活現實經驗納入歷史性的言說序列之中;它要營造的是符合象征界秩序的現實,是呈現特定敘事規范和價值訴求的一種歷史真實。對于經典現實主義的故事來說,“符合生活”不是關鍵,“符合生活邏輯”——一種從歷史視角敘述的“現實真實”——才是關鍵。所以,只有把現實生活的故事賦予歷史性,致力于人物故事的講述——即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乃是從特定社會內部人的生活的總體狀況或歷史處境出發來進行故事的設置、人物命運的安排與文體形式的調整——從而將普通生活的經驗提煉而成為共同體內人民的共享的經驗,才能實現這種文體寫作的潛在要求。

《茶館》
老舍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06
如老舍創作的全是小人物故事的話劇《茶館》(1957年),呈現的是各種老百姓的生活樣態,但劇作者卻偏偏將這些市井生活鑲嵌到宏大的歷史事件之中來進行“觀察”。于是,這部三幕劇的每一幕的開頭,老舍都設定了這種歷史事件節點:
第一幕
時間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維新運動失敗了。早半天。
第二幕
時間 與前幕相隔十余年,現在是袁世凱死后,帝國主義指使中國軍閥進行割據,時時發動內戰的時候。初夏,上午。
第三幕
時間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特務和美國兵在北京橫行的時候。秋,清晨。
顯然,戊戌變法、軍閥割據和抗戰勝利三個節點,就讓這部劇中的人物都不再僅僅是他們私人生活中的人物,而變成了“歷史人物”;“茶館”也就因此不僅僅是市井場所,更成為觀察歷史變遷的政治空間。老舍這樣說:
茶館是三教九流會面之處,可以容納各色人物。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這出戲雖只有三幕,可是寫了50來年的變遷。在這些變遷里,沒法子躲開政治問題。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臺上的高官大人,沒法子正面描寫他們的促進與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認識一些小人物,這些人物是經常下茶館的。那么,我要是把他們集合到一個茶館里,用他們生活上的變遷反映社會的變遷,不就側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這樣,我就決定了去寫《茶館》。[6]
以“小人物寫政治”,不僅說出了這部話劇的創作路徑,也內在地符合“人物的故事”時段,作家總是通過生活人物凸顯歷史現實真諦的創作理念。于是,經典現實主義就成了一種“人物的文學”: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間人物、英雄人物、典型人物、復雜人物、類型人物……經典現實主義的“小人物”歸根到底是召喚宏大理解的人物,是通向特定歷史內涵的人物。即使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乃至新寫實文學,這種“人物的文學”的內在創作邏輯是一致的。所以,像《茶館》這樣的作品中,“個別人的感情無足輕重,重要的是為生存而奮斗,是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小人物之間的團結互助還不足以使他們免遭貧窮和苦難,他要把一個仍是時勢造人而不是人造時勢的普遍狀況擺出來供人思考”[7]。所以,即使寫市井人物,也是對“時勢”的思考。這正是經典現實主義反映論美學的意義所在: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是歷史整體中的細節。
與之不同的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啟了一種以影視、動漫、民謠、科幻等為核心的新的現實主義表意潮流。我們迎來了“動漫現實主義”的故事時段。
動漫現實主義的現實構建方式和角色行動邏輯是獨特的。手冢治蟲的《鐵臂阿童木》(1952年)和萬籟鳴的《大鬧天宮》(1964年)與《米老鼠和唐老鴨》(1924年,華特·迪士尼)、《貓和老鼠》(1961年,吉恩·戴奇版;1965年,約瑟夫·巴伯拉版)就有著截然不同的現實行動邏輯。前兩者雖然是動漫作品,卻遵循經典現實主義的行動邏輯,不僅故事事件有前因后果,角色的行為也是仿照人的行為進行,并且其主題內涵也是對現實社會政治的表達或比照。而在后兩個作品中,角色遵循不同于人的世界的行動方式:唐老鴨或者湯姆貓,都會在跑出懸崖后的懸空狀態下繼續奔跑,直到發現自己已經臨空后才墜落;住在客廳里的貓(人的現實邏輯世界)被住在角落里的老鼠(動漫性的現實世界)到處追打;無論遭遇碾壓還是錘擊,他們也都會在“死”后突然復活,然后迅速行動去報復對方。
在這里,動漫現實主義并不是僅指動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而是指現實主義的一種新的文體理念:人類的生活現實不再是這類作品的直接所指,而是成為其隱秘的“終極所指”;對于不同角色生動行動的玩味和富有創意的制作,成為這些作品審美消費的重要方面;同時,動漫現實主義越來越有能力把想象界的現實呈現出來,并且把作品所創生的世界鎖定在超級真實、愿望乃至欲望真實之中;而經典現實主義則塑造象征界的現實,追求深度意義的歷史真實。如同“最好吃的漢堡在海報上”,海報上的漢堡色澤飽滿、形態完美,在現實生活的世界中,這個漢堡是無法找到的;它指向的是一種“漢堡的超級真實”:按照“漢堡”這種食物的理念來說,海報上的漢堡表達了漢堡能體現出來的人類可以想見的食物之本真狀態。這正是動漫現實主義之“真實”:只有在自由使用符號進行表達,而不是按照象征界的法則來設置符號的時刻,人們對自身世界的愿望乃至欲望,才能在各種角色和角色行動的場景中暴露出“本真狀態”。
如果說經典現實主義乃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的話,動漫現實主義則呈現出一種對現實生活的“反應”的傾向,即以更加靈動和自由的符號組合,“現實的矛盾非現實化”,文藝作品的故事不僅僅是現實矛盾的想象性解決,更是生活矛盾的抽離性表達。帶有明顯的時代、身份、階層、性別和地域內涵的“人物的故事”,讓位于一種抽離化了的“人化的故事”——不妨借用并修改東浩紀“動漫現實主義”這個概念的內涵,將這個時段的現實主義故事,看作是一種“符號性現實”的故事。
在這里,抽離化成為動漫現實主義故事的關鍵點。在討論現代世界特性時,很多學者都會提到“抽離”這一現象。我們把寺廟里的神像搬到博物館中,把豐富多姿的地方景象轉述為可以打卡的風景地標,把城市里四通八達的街巷畫成地鐵線路圖……所謂抽離,就是把零散的多樣性集中起來,把每個人不同的經驗組織起來,把一切活生生的生活變成一組符號。那么,我們把發生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目的、產生不同效果并演繹不同聲音政治的搖滾,改裝為一場音樂會式的集體憤怒或同質化的愛心——恰如人生的不同時刻,都可以抽離為鐘表的“滴答”聲音,一種無差別的聲音,這不就是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謂的“抽離機制”( Disembedding mechanism)發揮作用的結果嗎?
由是看來,我們正在遭遇激進哲學家阿甘本“玩毛線球的貓”的游戲:一只貓在玩弄毛線球,這是在捕獵——獵殺老鼠的行動被抽離為撥弄玩具;同時,貓的玩耍還是對野地里的貓科動物的“神圣懷舊”,是貓性大發的表現。在這里,搖滾也成了這只會玩毛線玩具的貓:它有抹不掉的貓科動物獸性,發出吼叫表達憤怒;同時,它快樂地玩著玩具,呈現人見人愛的萌寵意味,用最兇惡的方式演繹最舒適的溫馨。
這種抽離化的現實主義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崛起的一些通俗愛情小說中就已經見出端倪;而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瓊瑤的《還珠格格》系列出版,“皇帝成了鄰家大哥、王子近乎市井子弟、公主恰如班上豪女”,“人物”的社會性存在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符號性存在。
于是,動漫現實主義時段讓我們開始遭遇一系列“人化”的故事,而不再是帶有明確的歷史現實信息的“人物的故事”;“奧特曼”“藍精靈”“悟空”“哪吒”……這些形象不再是“文學人物”,而只是“人的符號化變體”——也就是東浩紀所說的后設性故事的“角色獨立”[8]。民謠《成都》中,趙雷這樣唱:“讓我掉下眼淚的/不止昨夜的酒/讓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溫柔”。“我”又不舍,不僅僅因為你;“我”哭泣,也不僅僅因為受了酒精的刺激,與其說這首歌唱成都的繾綣,毋寧說這首歌唱那種沒有實在感卻實實在在存在的失落。“成都”和“玉林路的小酒館”,都從具體的地空環境中被抽象化、符號化和情緒化,簡言之,被一種莫名其妙的傷感“抽離化”了。都市新民謠中“你”“姑娘”“我”“二環路”“酒館”“街頭”“草原”“遠方”……都成了抽離化的“充溢性能指”——恰如“神諭,意義飽滿,又匱乏現實內涵”。也從這個意義說,今天的都市新民謠乃是對現實世界匱乏意義卻充滿行動沖動的癥候式“反應”。或者說,校園新民謠不“反映”這個時代,卻是這個時代內在幽魂的“聲音投射”。它的落寞、哀傷的音樂情調,它的蟲吟低鳴、自我傾訴的聲音政治形象,成為孤獨社會情境中充滿珍視意識卻無所珍視的“悲悼癥”現象。
從“人物的故事”到“人化的故事”,現實主義經歷了經典文學向大眾文學的轉變。而時至今日,一種以“游戲性”為創作邏輯的現實主義故事生產正在蓬勃發展。此時,現實主義的三種形態已經呈現了出來:以科學主義為主導的經典現實主義注重修辭,構成了文體政治學的表意方式;以人文主義為主導的現實主義追求想象力的大爆發,形成了文體符號學的表意方式;而以游戲性為主導的現實主義,則擁抱實在界,形成了文體游戲學的表意方式—— 一種現實的隱形書寫時段開始了。
游戲現實主義與“人們的故事”
講故事本身就是一種游戲性的活動。如果講故事的人,讓故事的發生和發展 ,仿佛是自己在發生和發展,就像閱讀者仿佛在經歷生活,那么,這就有了經典現實主義;而如果在故事中,將現實變成一種理念化的形式,讓閱讀者的欲望直接在故事中展現并被想象性滿足,這就有了動漫現實主義;而如果“識破”了現實本身的“游戲性”(事件性),從而放棄各種不切實際的文化臆想,以人的生命的肉身經驗為基礎進行故事的編織,這就有了“游戲現實主義”。
經典現實主義通過一種總是知道一切的方式創造出富有掌控力的“主體信心”,從而塑造出富有歷史內涵和特定文化性格的“人物”;動漫現實主義則凸顯這種信心之放大后的“純粹自我”,以符號性的自由能動,創生一系列非現實化語境的“抽離人”或“理念人”;而游戲現實主義致力于抹掉附著在人生故事上面的象征性內涵或精神性意味,完完全全地從個體人的生活際遇與生命處境層面“恢復”“活著的人們”的真實狀況。
游戲現實主義,乃是將“游戲性”作為一種敘事邏輯來構建故事。網絡文學的出海和繁榮,帶來游戲現實主義發展成熟的時段。從升級打怪、修仙修真到重生逆襲、穿越玄幻,網絡文學的敘事機制采用了電子游戲的模塊性組合方式,在一種模塊化的“玩敘事”中實現對現實的言說。依照生活邏輯建立起來的故事創造被依照游戲邏輯建立起來的故事設置替代,情節流程讓位于模塊化組合。所謂“一言不合,殺你全家”的網文俗套不過是一種比較實用的模塊組合方式。隱藏在這種游戲性的組合方式背后的是人們的痛苦遭遇。這種遭遇被作者從其現實語境中剝離出來,也就是從人們對自身的痛苦遭遇不得不理解和接受的現實態度中剝離出來,讓它變成游戲性敘事中處于不必理解和接受的事件,讓原本看似合情合理的生活現實,變成痛苦境遇的事件性寓言。所以,諸多游戲性敘事中所制造的“爽”,歸根到底乃是現實生活中的“不爽”;只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些“不爽”被附著了前因后果后變成了似乎有存在理由的東西。游戲性的敘事,恢復了苦痛遭遇的事件特性:任何苦痛,其實都是現實秩序的意外斷裂,是現有的現實理性無法進行合理化敘事的證明。所以,那些贅婿文、重生文或逆襲文中的“一言不合,殺你全家”橋段,既顯示了主人公對欺凌或侮辱自己的人所采取的報復方式之“爽”,也“暴露”了現實生活中欺凌或侮辱的內在邏輯:任何時刻,之所以普通人遭遇欺辱,不過是欺辱他們的那些人掌握了欺辱他人的力量或位置而已。任何為欺辱他人的行為所做合法性辯護都在這里失去了意義——“被欺辱的苦痛”乃是不可被化約或解釋的事件性真實。在名為《重生之一代梟龍》這部“無腦爽文”中,一個叫江志浩的人突然重生到了2000年。這個“重生”的故事亦如同類型小說情節一樣,被一種詭異快感所驅動:那些在現實生活當中深陷凌辱境地的孱弱者,其實也可以尋找機會,在合法合理的條件下,凌辱那些凌辱者。這個人物的塑造,與其說來自對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毋寧說來自絕大多數與“財富”無緣的小人物們內心的“無能狂怒”:無數次遭遇嫌棄厭憎而形成的“社會性自卑”。一方面是小人物的幻想,另一方面是小人物的卑微,這恰恰是“人們的故事”的底色。

《浪浪山小妖怪》
導演: 於水
類型: 劇情 / 喜劇 / 動畫 / 奇幻
制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語言: 漢語普通話
上映日期: 2025-08-02(中國大陸)
片長: 118分鐘
換句話說,“游戲性敘事”解放了普通人言說個人生命機遇的權利,讓每個人圍繞自己卑微的人生經驗進行書寫;而極少數作家則借助于這種游戲性敘事,創造性將現實幽靈化、寓言化,令一個個游戲性設置的世界,變成現實世界的隱形版本。《浪浪山小妖怪》(2025年,於水導演)中,山里的小妖假冒唐僧師徒西天取經,妄想成佛。這個在“人物的故事”里可能是“勵志”的敘事、在“人化的故事”可能是“自嗨”的敘事,卻在游戲現實主義的敘事中,成為隱喻打工人生活狀況的“牛馬敘事”:小妖就是小妖,無論成為怎樣的“山霸”(大王洞、雙犬洞),在由上天安排和設計的取經人那里,也是被瞬間掃滅;取經人的那些所謂“苦難”,不過是為了讓他們取經成佛而預設的“鍛煉”;四個小妖為了救孩子而付出慘痛的代價,不過是彌勒佛“哈哈哈”笑聲中的自取其辱;為非作歹的“雷音寺大王”,遭到的懲罰乃是“戴罪立功”,四個小妖為了救孩子而做出的犧牲,卻是“被打回原形”。高貴者不卑賤,卑賤者永卑賤,《浪浪山小妖怪》中,“大妖亦小”而“小神也大”,山妖與天神,不是修行和鍛煉的差距,而是種類的差距。這個故事沒有讓四個小妖在“為了救孩子勇敢犧牲”之后得到報償,也沒有渲染“正義必勝、邪惡必敗”的歷史進步意識,反而是平靜地寫出了“普通人的平靜擔當”:牛馬們不再以神的名義拼命,就像人們不再依靠偉大的召喚而活著。
這就是“人們的故事”,一種卑微渺小、孱弱無力的生活故事,卻同時又是用卑微之力堅忍不拔、奮斗拼殺的現實人生。晨颯的《金牌學徒》雖然沿用了理想主義光輝的筆法來塑造了孟榮這樣一個既善良寬容又堅韌不拔的新工人形象,寫出了以孟榮為代表的工人們,在勞動中兢兢業業,不受功績主義影響,不進行自我剝削,把個人成長和社會奉獻作為價值理想的情形。但是,小說的魅力卻在于深入觀察和理解了當前卑微小人物生活和工作的內在的焦慮:工人階級的價值倫理如何自證?如果你是一個小工人,你會覺得自己活得有尊嚴嗎?你會通過簡單的技術和手工業勞動來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嗎?《下一站彭城廣場》設置了三個穿越的歷史中的蕓蕓眾生,寫他們單獨的命運遭遇,每個人都是自己沙塵一樣漂浮著的命運軌跡中的“個人”,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或她都是“微末小人”:他們“聚集”在小說中,毫無關聯的單個人“虎躍”到一起,展示出“微末人生圖景”;他們不是被歷史洪流有規律地聚集在一起的,而是不同人類時段中過著同樣微末生活的人們的“砂礫聚集”;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邏輯性和歷史性,只有“事件性”關系——毫無征兆和因果關聯的聚集。
原來“游戲”就是卑微的人生核心邏輯。我們來到這世上,沒有宿命的命運支配,沒有歷史的事先安排,有的就是游戲性的處境:游戲是由設計公司實現規定了玩法規則,而玩家卻在“涌現”(Emergence)中遭遇自己的生活;無論游戲規則如何,我們自己的生活都是這個世界的“意外”。游戲現實主義由此書寫了“只有游戲法則、沒有歷史賭命”的“人們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故事恰恰是經典現實主義“人物的故事”的“隱形版本”。在討論權力問題的時候,美國學者斯科特認為,在對無權者和有權者彼此都在場的行為分析中,我們需要加入他們與同類人相處時的行為分析。由此就可以制定世界的“隱形劇本”(Hidden transcript),即“在統治的背后對權力進行批判”。有權者的隱形劇本可以包括他們不能在他人面前公開宣稱其統治主張。因此,在同一時間,美國黑人奴隸可能會服從他們的白人主人,對他們微笑,但在黑人奴隸之間,他們可能在民間故事、流言蜚語、歌曲中批判有權者,諸如偷獵、順手牽羊、拖拖拉拉,以及他們工作中的一些違規行為。因此,要分析一個權力關系,我們必須分析權力的總體關系、隱形劇本及公開表現。[9]這就意味著,同一段歷史、同一種生活、同一段經歷,不同生活處境中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劇本”;以數字媒介、新大眾文藝開啟的游戲現實主義,恰是打亂已有的現實劇本的知識秩序和理解路徑,以重設現實的方式寫微末人生或基于微末人生來幻想,從而打造出現實的另一種劇本。
中國故事的三個文學版本
經由經典現實主義、動漫現實主義和游戲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中的中國故事實現了一種“全民書寫”。
經典現實主義圍繞“人物塑造”,實現了國家現代化的歷史敘事,各色文學人物的創生,畫出了百年來中國社會不斷尋找出路、謀求發展的文化政治圖景。這里面有勇于前行的勇士、有精神勝利法的盲眾、有猶豫不決的新青年、有默然無助的女大學生、有自甘墮落的陰謀家,有凍死在大雪紛飛的崗哨的女兵團戰士、有不甘心做農民的青年、有一地雞毛中人間清醒的小干部、有一心做好人的下崗人……“人物的故事”是現實主義的主流故事,是中國百年歷史的薈聚。
動漫現實主義則遵循消費主義文學的理念,將現代人的生活欲望抽離為創作故事的線索,從而形成了“人化的故事”。把一切哀愁都轉化為一種流浪感的都市民謠、將現實的真實幽靈化的科幻小說、以懸疑驚悚浮現青年人“E型人格”的恐怖敘事、以嘻劇(喜劇以丑為核心、嘻劇以糗為核心)方式表達現實的無邊界感的大話西游以及不斷被翻拍的體現打工人情緒的神話敘事……“人化的故事”體現了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欲望上升時期的人們信心百倍的贏得世界的向往和沖動,是在一個飛速發展的年代里想象力大爆發的結果。
游戲現實主義依賴普通人依靠個人生活來重講人生價值的情形。近年來,“大故事”消解,人們不能從宏大的歷史敘事中獲得支撐打工生活命運的信念和理想,“卡里斯馬的激情”已經蕩然無存;而上個世紀90年以來確立的“好人召喚”也喪失了其魅力。當經濟處在平緩期,人們再也無法從社會發展的快跑中獲得飛升的人生的幻覺,卻在“加速社會”壓力倍增,一種“人們的故事”就蕩漾開來。
“寫小”而不再是“寫大”,成為游戲現實主義的主要成績。經典現實主義重點寫“大”,題材的重大、英雄人物的偉大、普通人生活背景和行動意義的宏大、故事背后隱含的主題的遠大,那么,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游戲現實主義則落點于寫“小”,或者說基于“微末人生”而寫故事。所謂“小”,并非指題材小、篇幅小、主題小或者事件小,而是指文藝作品不是基于宏大的歷史召喚而寫,而是基于匱乏歷史生存價值的小人物的生存境遇而寫。《余罪》中的余罪,最終成為最年輕的總隊隊長,但是他最美好的愿望乃是“小片警”;《將夜》看似偉大的寧缺,其實是將軍府中仆人的孩子,他質問說,難道將軍府門房的兒子就不能替父報仇嗎?只有將軍的兒子才有資格?《洛九針》的七星天縱奇才,不正是微末小人物沒有神圣使命之想象性翻轉嗎?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首輔養成手冊》,恰恰是現實生活中微末女人們自我壓抑后的狂想……
一方面是以文藝的方式書寫微末人生的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微末人生的困境,展開想象,重設現實——正是在這樣的故事設計中,游戲現實主義完成了自己的言說使命。
事實上,由“人物的故事”“人化的故事”到“人們的故事”,現實主義文學中國故事的三個版本,恰是一個完整的“人民的故事”的版本。歷史、想象和自我,分別是這三個故事版本的關鍵詞,不也正好指向了中國故事的國家、社會和私人三個相互維系和關聯的領域嗎?三個領域的融合或對立,形成三種故事版本的內在張力;它們交織在一起,共同形成現實主義文學的中國敘事。
本文原刊于《長江文藝》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