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呼吸——中國當代文學中文體意識的危機與可能
博爾赫斯意識中的宇宙是由各種各樣的空間構成的。環形廢墟、小徑分叉的花園,或通天塔圖書館。無窮無盡的六邊形大廳、彼此連通的走廊和環繞墻壁排列的書架,在這個由書籍構成的宇宙中,一切可能存在的書都已經存在,包括真實的歷史、未來的預言,以及無數毫無意義的符號組合。一九八六年,這位八十八歲高齡的阿根廷作家逝世,同年,馬原的中篇小說《虛構》發表于《收獲》雜志第五期。這一年似乎促成了一個頗有象征意味的轉折點:西方現代主義大師離去的同時,中國先鋒派作家卻正從博爾赫斯那里汲取靈感,開始一場屬于自己的文體革命。
一九八〇年代的這批先鋒派作家幾乎無人不知博爾赫斯,那些以空間隱喻建構宇宙、以敘事本身質疑敘事的幻想性文本,是他們最直接的模仿對象,其中,格非的《迷舟》和《褐色鳥群》堪稱典范。前者以多重行進的時間線與不可靠敘述構建了一個“歷史的迷宮”:主人公尋找失蹤的船,卻一次次陷入平行敘事的分支,每一條路徑都指向不同的結局,敘述者反復打斷故事,引發讀者質疑——到底是“誰在講故事”,“這個故事是否真實”。《褐色鳥群》則將元敘事推向極致,小說以第一人稱“我”在火車上與一個陌生女人聊天為框架,講述了一個關于“褐色鳥群”的離奇故事:一群褐色鳥在湖邊飛起,又突然消失,留下一個關于“姚亮”和“陸高”的謎團。但敘述者不斷地自我否定,一會兒說“這個故事是我編的”,一會兒又直接對讀者說“信不信由你”,甚至讓故事中的人物既是虛構,又仿佛真實存在。時間在這里形成一個自我吞噬的完美閉環:故事結束又回到開頭,褐色鳥群的意象反復出現,卻永遠無法給出確切答案。讀者被不斷誘惑去尋找邏輯,卻發現所有邏輯都是敘述者故意設置的迷障。當然,格非本人并非完全贊同對博爾赫斯的這類“本土化”處理,他在理論隨筆《博爾赫斯的面孔》中坦誠:“中國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創作廣泛受到博爾赫斯的影響,并不意味著中國的作家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博爾赫斯的哲學思想,相當一部分人只不過是借助于他作品的幻想色彩,為處于敏感政治學、庸俗的社會學、陳腐的歷史決定論重壓下的中國文學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這是一個權宜之計。”
但是,博爾赫斯的橫空出世畢竟為二十世紀的小說寫作帶來了新的可能性,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一百年前,小說絕不是這么寫的,雖然那時的小說家同樣帶著他們的宇宙觀,同樣通過小說寫作來展現和闡釋他們眼中的世界,比如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是他腦海中一切現實的總綱,從金融家到外省貴族,從律師、記者到投機商人,從窮人到富人,從失意者到權貴,他們被一系列事件聯結起來,構成一個嚴密的網絡,呈現在一個名叫“巴黎”的舞臺之上。“巴黎”,是巴爾扎克小說世界的中心,沒有一個人的命運可以脫離他完全用語言搭建起來的這個舞臺,也沒有一個事件,可以游離于以這座城市為中心的敘事網絡之外。與博爾赫斯想象中的圖書館不同,巴爾扎克所構造的世界是高度具象的:人物具有明確的社會身份,事件發生在可辨認的現實環境中,情節沿著時間順序逐漸展開。如果說博爾赫斯是通過一個空間意象來建構一個抽象但本質化的宇宙,那么在巴爾扎克這里,宇宙的本質就蘊含在具體的人、事、物中,小說家不需要通過隱喻的手段去思考宇宙的結構,而只需要把可見的生活通過一定的藝術手段加以展現,其作品就已經能有效地折射宇宙的整體形態了。
這一百年間,小說到底發生了什么?或僅僅是不同作家選擇了不同的表現手法而已?作品在形式及內容層面上的變化究竟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背后更深層的問題是,時代的變遷,作家的選擇,以及文本的風格,這三者之間到底有著什么樣的關系?這一系列的問題促使我們重新回到“文體研究”的范式里,從作品生成、作家世界觀的確立以及歷史必然性等多個角度重新進入它,理解它。“文體”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形式主義研究的語境中,更多地指向文本的藝術形式,所謂“文體研究”,幾乎就可以同形式研究等同起來。確實,了解文本的體裁、體式及話語結構,是把握它最為快捷的途徑。一部作品的類型、體量、結構及語言風格,是小說還是詩歌,是長篇還是短篇,是寫實類還是幻想類,是記敘性的還是抒情性的,是厚重的還是輕盈的,是第三人稱敘述還是第一人稱敘述,是使用全知視角還是限知視角,現代敘事研究一系列的方法論已經表明,正是這些形式范疇內的問題為一個文本的語言秩序、藝術效果和美學深度打下了必要基礎。
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的代表人物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將敘事分為故事(histoire)與話語(discours)兩個層面,并認為后者才是文體的核心實現場域。在他的理論體系中,“話語”并非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言語材料,也非一般語言學研究指的特定社會語境,而是專指“故事被講述的方式”,它與“故事”,即敘事的內容層面形成鮮明的二元對立。余華發表于《北京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的中篇小說《現實一種》,堪稱一部純粹的“話語小說”。作者以近乎冷酷的“零度敘事”筆法,將一個傳統的連環復仇故事重新講述。他像一位冷峻的外科醫生,用精準而無情的刀鋒,剝離了所有可能的情感反應,讓暴力和死亡在剝去道德外衣之后,呈現出一種令人戰栗的合理性與荒誕并存的奇異光澤。鮮血噴涌如泉,卻無人驚呼;死亡接踵而至,卻無人悲憫。讀者被這種極端客觀的話語形式強行拉入一種陌生的凝視之中,不得不打破對“復仇”行為長期以來約定俗成的道德理解。這一發生在小說話語層面的實驗,嚴格貫徹了“形式即內容”的創作理念——形式不再是講述故事的工具,而是直接生產荒誕與存在感的唯一來源。余華那一時期的小說在不同程度上都體現了這種激進的實驗性,比如另一篇同樣涉及連環殺人的《河邊的錯誤》,同樣以冷靜到近乎殘忍的客觀話語,讓罪行與偵破過程變成一連串純粹的生理動作與機械節奏,進一步凸顯了形式對內容的決定性力量。
然而,意識到某一種形式的建立,必然需要先將它所屬的文本視為相對穩定的客體,如此,共性的部分才會變得比較容易被提取、辨認和總結。問題是,文本形式的生成并不是基于一套先于其內容而存在的一成不變的規則,而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主動選擇和反復思考的結果。作者的主觀能動性決定了文本的獨特性,作者身處的具體時空也在影響著文本形式的演變,因此文本的生成并不只是為了實現某種既定的文體形式,它應該首先是對作者、時代和歷史的反映。可以認為,形式主義的文體研究是具有“后置性”的,它是建立在一個已經完成的文本的基礎之上的,它的結構、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都已經被確立。而文體的生成性,即它與作者以及與時代的關系,卻無法用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來加以闡釋,因其屬于文體的建構性的那一面。巴赫金在《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中特別生發出一個“時空體”的概念,目的就是為了說明“文學把握現實的歷史時間與空間,把握展現在時空中的現實的歷史的人”。故而藝術作品中時間與空間的形式特征既與愛因斯坦在“相對論”中處理的時空問題不同,也非康德理解的“先驗認知形式”,它立足于現實,立足于具體時間與空間中的一系列人事物,以及由此構成的歷史。
那么“時空體”將如何以一種特別的形式存在于文學文本中呢?這就需要過渡到文學作品的體裁,也就是文體問題了。巴赫金認為“時空體在文學中有著重大的體裁意義,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體裁和體裁類別恰是由時空體決定的”。他因此而將自己的體裁研究定位為“歷史詩學”研究,這也讓人聯想到盧卡奇在其早期理論著作《小說理論》中展開的歷史敘事研究,后者把小說視為“被上帝遺棄的世界的史詩”。同樣聚焦于體裁在人類歷史中的緩慢演變,兩位理論家都將重點放在文學形式是如何反映并生成歷史時間意識這一核心問題上,這也就意味著,文體和歷史同樣是變化的、生成的、建構性的,歷史的演進反應在文體的演化之中,而文體的演化也以歷史的演進作為基礎與對照物。在巴赫金看來,文體并非靜態的分類框架,而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它既攜帶著過去時代的意識形態影響,也在新的歷史語境中通過與新的意識形態的不斷對話而得到更新。舉個例子,莫言出版于二〇〇六年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語言上依然延續著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逐步建立起來的狂歡化傾向與魔幻氣質,但真正決定小說形式走向的,其實是地主西門鬧“六道輪回”的投胎故事。近四十年的中國當代史被高度濃縮在驢、牛、豬、狗、猴、人的短暫生命輪轉之中,歷史不再只是冷漠的背景板,而是化作靈魂的不同肉身形式,在一次次的死去與出生中重復殘酷的生命循環;同一座村莊、同一塊田野在不同時代的反復撕裂讓個體命運化為承載時間與記憶的沉默容器,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歷史敘事文本,更是作者歷史觀在形式層面的直接投射與回應。無怪乎莫言本人對它也十分看重,在二〇二二年小說重版出來時稱其為自己可以傳世的兩部作品之一。
巴赫金和盧卡奇都將小說這種文體視為現代世界的產物,并意識到它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他們共同指出,古典時代的典型文體,如希臘史詩,其情節或事件既不進入歷史時間,也不進入日常時間,仿佛置身于一切時間所固有的規律之外,是一成不變的,完成了的,從而也是完整的。而現代小說作為現代世界的產物,在形式上不可能脫離現代世界的典型特征,從而必然在其文體層面上反射破碎、孤立而善變的現代性。因此,文體絕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只在一個或一系列文學作品的內部發生作用。巴赫金強調文體是歷史不同階段不同意識形態“對話”的開放性產物,盧卡奇則強調小說的臻于成熟乃是對資產階級革命后歷史意識興起與異化的直接反應,他們的理論維度都是歷史性的,如果將其比作坐標系上的縱軸,那么它們與形式研究范式所構成的橫軸聚焦于一點,這個點就是作家。作為聯結文本、讀者及時代的中介物,作家的主觀能動性對文體形式的建構到底能產生多大的影響,簡而言之就是英國藝術史家貢布里希寫在《藝術的故事》導論的第一句話——“沒有藝術這回事,只有藝術家而已。”畢竟,文體從來都是人為選擇、組織及創新的結果,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它表現為《荷馬史詩》,在文藝復興時期,表現為拉伯雷的《巨人傳》、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到了十九世紀,成了司湯達的《紅與黑》的樣子,到了二十世紀,則是卡夫卡的《變形記》和《審判》。這意味著,文體的問題最終必須“落地”,它寓居于具體的作品之中,是某個具體時空中的作者與他身處的現實世界深度對話后形成的意識產物。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先鋒小說實驗,所獲得的成果并沒有表面看上去那樣穩固,進入九十年代后,這批作家迅速轉向,格非回歸以“江南三部曲”為代表的更傳統的家族敘事,余華則轉向更為克制的現實主義苦難書寫。何以會出現如此的集體“回撤”現象?從文本生成的角度或許多少能得到一些啟發。先鋒小說思潮興起的直接社會背景,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整個知識界、文化界對西方現代派文學文本的大批量譯介,這種文藝復興式的社會性沖動疊加寫作者們對新型文本形式的探索欲,直接導致八十年代中后期井噴式地涌現了一大批實驗性質的小說文本。但是促發作者寫作主體性的,往往并不單純是新形式的誘惑力,而是他對表達自身“世界圖景”的沖動。雅斯貝爾斯將“世界圖景”視為比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觀”更加系統的一個概念,它不只是個人主觀的情感態度或價值取向,而是一個人或一個時代對整個存在秩序的結構性圖像——一種關于“世界如何構成”的整體框架。這個框架包含并可以闡釋時間如何流動、歷史是否可被把握、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以及超越性是否存在等核心維度。
每個人都會有屬于自己的“世界圖景”,這一結構性的深層思維方式往往比個人的價值取向更加穩定,因為后者仍然會受到外在偶發事件的影響,并被其改造。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和創作者在心態上是非常開放的,出于歷史原因,他們吸收西方前沿思想和理論方法的激情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們擁有炫目的創作實績,作為積極學習吸收的成果,本也無可厚非。然而隨著寫作實踐的不斷積累,以及整個社會的快速轉型,作家們對世界的系統性理解終于無法再與他們正在進行的文本實驗相匹配,最終,他們只能選擇更靠近自身經驗的敘事策略以取代單純的形式冒險,用厚重和扎實替換先鋒與激進。這恰恰印證了文體的革新從來就不可能是孤立的,舊瓶子不能裝新酒,新酒就應該用新瓶子裝。文體理論中最核心的張力即在于,后置的形式規范或技巧或許是可以習得、可以模仿的,但真正的形式創新,卻需要將作家與具體時代深度碰撞所形成的張力內化于自身意識后,方能生成,這既無法提前規劃,也無法通過學院訓練批量復制。
這個困境同樣也是當下這批學院出身的新生代小說家正在面對的,他們在文體自覺方面的優勢,主要來自于國際化的視野以及在高校中所接受的寫作訓練強度。他們自然能意識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先鋒小說難以為繼的原因,也與先鋒退潮后這些作家的“回歸現實經驗”式的寫作保持著距離。他們明白,想要在自身經驗和形式自覺中找到一種平衡,就必須擁有屬于自己的“世界圖景”,再結合以恰當的寫作方法的訓練。而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歐美的創意寫作專業,在系統性訓練這方面,早就積累了很多有效經驗,現如今,中國的創寫專業也遍地開花,這種集體性的訓練正在代替作者的自我訓練,寫作者原本需要在不斷的創作實踐中才能緩慢建立起來的文本意識,通過強大的專業化教育被更迅速有效地塑造起來了。然而,新的危險也隨之出現,文體革新輔以前沿觀念,年輕的寫作者們將這一組合視為文本生成的兩大基石,他們相信自己擁有合乎時代前沿的觀念,也相信自己已經被訓練出相對成熟的技巧,只要雙劍合璧,必然所向披靡。他們把人對世界的感受抽象成為一系列知識、觀點和理念,先在于他,也外在于他。如此,寫作者所擁有的一切資源,看上去都成了可習得、可掌握的了,這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說生產的效率,可是一旦文學書寫變成一個可以技術化的東西,它也就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
《上海文學》一年一期的“文本探索專號”非常強調新生代作家在文體方面的先鋒性,去年刊出的作家包文源的作品《想起》,很難不讓人再一次聯想到博爾赫斯,作者同樣善于使用物質化的隱喻——蒲公英花瓣、文字鑰匙、溶解的冰塊、記憶之海、六十秒的紅色旅館以及一種不斷生成的名叫“想起”的存在;它們構成一個個動態化的、身體化的“裝置”,在其中,記憶是可捕捉、可拼回、可重組、可溶解的物質碎片。此外,從故事一至故事六的層層嵌套的敘事結構,形成了一個存在于AI與“我”之間的永無止境的敘事閉環,又讓小說這一文體本身產生了可以無限延宕的藝術效果。“故事一”中,家族成員的身體在遺忘中悄然分解成蒲公英花瓣,必須一張一張對照舊照片才能重新拼回,一旦次序錯亂,便會生成全新的“意識形式”或殘缺的殘疾人。“故事三”里,記憶潛水員義無反顧地下潛到三萬米深的海底,承受三萬多個單位的情緒壓力,最終在記憶之海中炸裂成一片克萊因藍色的煙花。“故事四”把時間殘酷地壓縮到六十秒,旅館內的人們只能靠鏡子不斷反射自己,以免被下一秒徹底遺忘;而“故事五”與“故事六”,則讓“想起”機器成為永不停歇的記憶守護者——它精確、冰冷、無休止地運轉,卻最終因一次程序bug而讓所有人集體失憶,仿佛整個時代記憶在一瞬間歸零。
小說聚焦于AI對時代記憶的重塑,在人工智能主導的世界里,記憶不再是內在于人的主觀化的事件記錄方式,也不再是情感與意識的載體,它完全脫離個體,甚至離開人的頭腦和心靈。它冰冷而精確,或者說它保持精確的前提便是失去溫度,將自身機械化。曾經,回憶是人類塑造歷史和文化的主要憑據,早在古希臘時代,“記憶術”就作為一種特殊技能被用來記錄城邦的文明。然而,當時的人們總是懷疑這種技術是否可以保證記憶的正確與全面,是否可以將已經發生的重要事件進行長久保存。因為記憶的最終目的就是超越個體肉身生命的有限,而這種對超越性的盼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記憶與文明之間的關系。遺忘使人變得愚蠢,“長記性”則是一種美好的品德。但這一切最終都將在AI時代完全失效,因為機器從不承擔任何倫理和歷史的責任,時代的記憶成了機器運作的證明,而時代記憶的崩塌則可能只是因為一次宕機的事故。
在這個意義上,包文源的小說雖然具有強烈的幻想氣質,但敘事的底層邏輯卻是基于現實的,事實上正如他所擔憂的那樣,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巨大沖擊簡言之就是對傳統人文精神的破壞,對人的主體性的破壞。另一位作家慕明的小說《銀鮭、灰熊、烏鴉》則以更柔軟卻同樣殘酷的方式延續了這一文體探索,可與《想起》構成互文的關系。她將意象群從冰冷的機器轉向大地本身,讓苔原、銀鮭、灰熊成為記憶最終的“呼吸場域”。在小說中,島嶼是一個“伊甸園”式的密閉容器:淺灣里擠滿筋疲力盡的銀鮭,墨綠灌木匍匐在地,葉片下綴著發黑的藍莓。船長塔皮薩說:“在任何別的世界,你都不能離灰熊這么近。”這里沒有人類足跡,只有苔蘚在海浪沖刷的巖層根部留下細小的綠腳印,一次次,直到踏碎整座山巖,然后仙女木、柳蘭和有晶瑩紅色果實的無患子就會從碎石間長出來,用根系為比它們更高大的植物制造泥土。這一生態循環本身就構成了一個頗有效能的文體裝置——記憶是不斷融化、蒸發、重組的冰川與洄游魚群。艾達的百年日記、遠征隊故事、女人們的集體記憶,以及極光下的“龍變無常”神話,借著木乃伊、刺青、極光和鮭魚干相互滲透、彼此質疑。最動人的是極光出現的那一夜:天空像最古老的顯示屏,浮現出薄霧般的巖石和奔行的山脈,一波接一波,穿越光的帷幕,成為層疊的鱗片和垂天的翅膀。當大地成為記憶最終的“處理器”,它將比任何一臺機器都更古老、更可靠,但也更無情。
如果說,去年的“專號”主要聚焦于AI時代對人類處境的重塑,那么今年“專號”中的幾個作品,則不約而同地將重點放在了處理肉身、傷痛以及救贖的關系之上。糖匪的《前面是太平洋》從主人公亞齊先生的身體展開敘事,他的體內住著兩百個沒有血緣的孩子,每個孩子負責管理他身體的一個器官或部位,其中,那個負責心臟的孩子名叫萊米。這些孩子是他感知世界的唯一途徑,白天他在超市打工,夜晚則翻譯一種幾乎無人使用的“陶什羅語”。某一天,亞齊發現常在超市收集塑料袋的萊米女士死在棚屋里,頭上套著塑料袋。就在他掀開袋子的瞬間,兩人因萊米臨死前的強烈執念撕開時間蟲洞,穿越到一九八七年的上海。那時的萊米還是十歲小女孩,她在公交車上長期遭受班主任的猥褻,穿越回來的萊米女士決心在大霧天前抓住施暴者,改寫歷史,而亞齊先生則決定留在過去,守護她一生。他結識了自稱發明“時空回波儀”的氣象員陳翀,后者解釋:死亡前的執念能制造蟲洞,將死者及被拖入者帶回過去;若穿越者見到過去的自己,會產生“死亡聯覺”,將一生的痛苦尤其是瀕死體驗傳染給幼時的自己,形成終身創傷。與此同時,北京的心理醫生琴醫生長期遭受無法解釋的瀕死幻覺,他曾治療過亞齊和萊米,卻不知自己也是“死亡聯覺”的受害者。故事在一九八七年的上海、二〇一九年及二〇二〇年的北京這三條時空線中來回逡巡,將三個人物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并最終因著共同的傷痛而形成某種奇異的聯結。
《感官動物》是顧骨的一篇超現實主義寓言小說,作者以極具詩意與哲思的筆觸,講述一只“感官動物”從混沌麻木中蘇醒、面對愛人死亡、最終重獲感官與悲傷的過程。主人公長期處于自欺的冬眠狀態,蜷縮客廳逃避現實。醒來后,它首先聞到從臥室飄出的濃烈煙霧與尸臭,那是另一只感官動物——畫家——腐爛的氣息。它試圖再次入睡,卻被煙霧、強光、酸痛的四肢和逐漸復蘇的記憶強行拉回現實。通過夢境,它回溯起兩人曾經的親密時光:畫家用海娜膏在它身上反復繪制繁復紋飾,兩人相擁時會共同發出克萊因藍般璀璨的光芒,那種光是彼此成全的極致,卻也注定殘忍,在達到至美的瞬間,一只會率先熄滅,另一只隨之黯淡。現實中的畫家已經病逝,感官動物因無法承受其死亡而選擇遺忘。它在夢中重溫被獵犬獵人囚禁的高塔、墜落與拯救的寓言,最終鼓起勇氣推開臥室門,親眼目睹了愛人尸體。在經歷了密閉的空間被打開,救援人員進入房間處理畫家后事之后,“感官動物”意識到自己七竅已開,從混沌嬰兒重生成了擁有“人形”的感官動物,并攜帶著由愛人留下的微弱的光芒。雖然充滿了魔幻色彩,但小說以極度溫柔的筆法,探討了感官的殘酷、愛情的刻骨和記憶的悖論。“感官動物”作為隱喻,誠實地表現了人類陷入情感后的復雜狀態:我們因愛而發光,因愛而獲得生動的感受力,但也必將嘗盡愛的痛楚,在孤獨中背負沉重的記憶。
與《想起》和《銀鮭、灰熊、烏鴉》不同,糖匪和顧骨的小說更注重開鑿人類情感的溫度,但幾位作家對文本結構或情節的一些設置,如時空扭曲、記憶重塑以及對傳統意義上的人的改寫等,都仍然有高度的相似性,這幾乎已經成為了這類小說慣常的寫作手法。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為何此類情節更容易成為推進情節發展的“有意味的符號”?為何它們更容易讓敘事變得有效?是否因為,它們是某一些觀念的更有效的承載體,能夠更快速、更直接地引導讀者理解小說的主題?看得出,這幾位小說家在文體創新上都展現出令人激動的積極性,但也共同指向了當代小說寫作中一個隱約的危險:當形式與觀念的結合顯得過于自覺、過于精致時,文體是否會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一個先在的、非生成的“器皿”?當代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對具體事件的敘述轉變為對某些觀念的敘述,然而,作為一部表達觀念的小說,那必然要對作者的觀念構成挑戰,其主要包括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觀念本身是否具有足夠的深度、思辨的力度和包容力;其次,表達觀念的手段是否能最大程度地體現出作者的文學想象力以及語言風格的獨創性。這兩個方面最終都可被歸納為文學的原創性問題,即,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調動起了能夠與他的自身感受、他的時代經驗,以及他的思考深度相匹配的藝術手法,其中即包括了文體上的創新。
所以,與其執著于分析文體本身的新舊程度,倒不如先思考觀念與經驗如何在作家的創作中能得到有機的統一。對觀念的重視與依賴,可能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但當觀念過多地承載了人類對自身、對歷史或對未來的主觀期待時,它還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闡釋我們的現實處境?法國年鑒派歷史學者認為,人類社會在文化方面的轉型在其時間上要遠遠慢于政權的更迭,并且幾乎不是以浩大的聲勢及明顯的標志性事件來加以證明的。故而對文化的洞察,需要立足于更長的時段,也需要具備更多的耐心。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產物,尤其能夠體現文化轉型的種種特征。它既完全立足于作家的頭腦與心靈,是個性的產物,又完全立足于人類生活的某種現實,能產生強大的現實感。于是個體性與整體性、偶然性與必然性,在一部作品中相遇、碰撞、結合,最終構成其美學上的張力與豐富,也為讀者提供了無限多理解與闡釋的可能。一部作品越能在漫長的人類文化生活中維持這種張力,就越能保存它的活力。在這個意義上,觀念本身只是構成藝術張力的其中一股力量而已,它是文本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倒過來讓文本依附于它。
如此看來,許多被當時的作者認為可以推動敘事發生的問題本身,可能在它脫離了“當時”的那個環境之后,并不能構成真正的命題。文學現場總是先于文學觀念,對文體的實踐總是先于對文體的總結,我們不應該讓文體的意識過早地走在文本的生成之前,因為我們總是先創作,再總結。藝術的先鋒性往往體現在文本總體意義上的前瞻性,這背后是創作者與其身處之時代的格格不入,是個體與現實之間的隔閡感與疏離感,是人惴惴不安地意識到可能會發生些什么,卻不知該從何說起。芥川龍之介在自殺前寫信給友人,說道:“自殺者也許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自殺,我們的行為都含有復雜的動機,但是我卻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為什么我對未來只有模模糊糊的不安呢。”作家在不久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正如他所說,動機復雜,讓人費解。其實,當我們在試圖處理一部作品是在什么情況下被創作出來時,也經常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因此,在闡述一些文學的基本問題時,我們雖然需要盡可能保證它的明晰,盡可能保證它的外延和內涵的穩定,然而,對文本的發生這件事本身,我們還是需要更多的謙卑以及對其神秘性和曖昧性的尊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因為,這才是文本的根本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