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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高祖曹振彥旗籍新考 ——從新發現的滿文材料談起
來源:《文史哲》 | 黃一農  2026年07月24日08:17

研究清前期歷史最常用的大部頭史料包含《清實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下文簡稱《通譜》)、《八旗通志初集》、《欽定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內國史院檔》等,其中前三種原就有滿漢兩文本,而末兩種的滿文原檔亦多已在近代學界的努力下譯成漢字或日文,有些譯本在書后也有較實用的人名或地名索引。就在最近幾年,部分文獻更已數字化:漢文本當中,《通譜》和《清實錄》全書以及《欽定八旗通志》的大部分(除卷270-338諸表之外)均可全文檢索;至于滿文本,則僅《滿文老檔》存在以穆麟德夫(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音譯法轉寫出的可搜尋文件;而中華書局出版的《滿文老檔》漢譯本,現亦已有可檢索之文本。雖然前述史料數字化的情形仍未完備,但應已提供前人未曾擁有的難得研究環境。

由于女真文字早已成為死文字,努爾哈赤乃在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下令采用表音的蒙古字母來拼寫滿語,此稱老滿文。惟因蒙古字母并不足以完整表達滿語,且滿語本身常未能充分音譯漢語,以致在老滿文中,一個字母有時可代表多個滿語的音,再加上滿文無聲調,這就造成了拼讀的困難。皇太極即嘗指稱:“十二字頭,原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扎、哲、雅、葉等,雷同不分。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于通曉。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錯誤。”天聰六年(1632)正月,遂頒行有圈點的新滿文。

滿清入關前,因許多滿文的書寫在此過渡時期并未能十分規范,以致學界在研究時往往出現許多困擾。尤其,在新滿文行用后,漢人原先之老滿文姓名一時很難全面改定,而其漢名在新、老滿文的書寫體有時并不相同,且老滿文又常可回譯成不只一種漢字讀音,故當后人(尤其是今人)在將此過渡期的滿文姓名轉譯成漢字時,就常由于無法或未曾核實相關史料,而令同一人出現“音同名異”或“音近名異”的狀況。

曹雪芹(約1715-約1763)的先祖早在金國天命(1616-1626)朝就已入旗,他家或是近現代一般社會大眾最感興趣的旗人家族,故學界曾以極大力度搜索相關的滿漢文材料,成果尚稱豐碩。惟衡量目前的研究環境已大幅進步,筆者乃起意在浩瀚的文獻滄海中,重新篩找前述因滿漢對譯所可能出現的遺珠,希冀能對曹學有所貢獻。

一、新發現滿文檔案中的曹振彥

《清太宗實錄》天聰八年(1634)四月辛酉條記“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此人即曹雪芹的高祖,學界近來雖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曹振彥的生平做了許多努力,但對“從龍入關”前的歷官事跡,仍因受限于材料而徒呼負負。

崇德元年(1636)六月,刑部官郎位被控”貪財好色,不法不義”,遭革甲喇章京一職并追贓,據順治九年(1652)所編之《清太宗實錄稿本》,其罪之一是:

(刑部郎位)斷鑲白旗長史曹謹言的事要銀二十兩,又借銀十五兩……鑲白旗長史曹謹言不認與銀,將曹謹言打八十鞭子。

任世鐸等人于1987年翻譯《滿文老檔》時亦記此事,稱:

審理鑲白旗下長史曹金顏一案,受銀二十兩,又致函以借債為名索銀十五兩……鑲白旗下長史曹金顏聲言并未行賄,是以擬鞭八十。

由于曹振彥當時即擔任鑲白旗下的長史(崇德元年五月將王及貝勒所屬之旗鼓牛錄章京改稱長史,滿名仍作“擺塔大”[baitai da]),而八旗中擁有類似地位之漢人屈指可數,尤其姓名發音與滿文字形亦如此接近,知前兩引文中的“曹謹言/曹金顏”(Ts’oo Jin Yan)均應回譯作“曹振彥”才對。

事實上,《滿文原檔》“天聰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條以及《內國史院檔》“天聰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條,均以滿文轉寫被俘明將“盛忠”成Sing Sung,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用規范后的新滿文所抄之《滿文老檔》中,則改作?eng Jung。此外,雍正版滿漢對照之《三國演義》亦將“徐盛”譯作“Sioi ?eng”。同樣地,在崇德三年的《內國史院檔》中,“石城(島)”凡三見,先后作Sicing,SiJing,Siceng,而《滿文原檔》中,似多寫成Siceng,知在新、老滿文過渡期,確曾見有些漢名發音中之in被改寫成en(參見圖一),而“振”字之滿文從Jin轉化成更接近當時北方漢人口語發音的Jen,或即是此一情形。

圖一 《滿文原檔》中有關曹振彥的記載。

右下角為早期諸滿文文獻將發音中的in改寫成en之個案又,現藏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內國史院檔》中,“崇德三年正月初八日”條記曰:

正紅旗吳守進為賀其生辰,以演戲為辭,將武英郡王府下已嫁婦女白天接去,至晚留其宿。是以,吳守進罰銀五十兩;鑲黃旗馬光輝以演戲留宿,坐以應得之罪。武英郡王下管家李要功、邵振筵以其怠誤,不察有夫之婦行止,各鞭八十。

該館所藏之滿文《盛京刑部原檔》,亦記同一事件稱:

正紅旗吳守進生日時,令巴圖魯郡王包衣之有夫之婦耍戲,晝取而夜宿,故罰吳守進五十兩銀;耍戲且奸宿之鑲黃旗馬光輝罰以規定之罪。巴圖魯郡王之擺塔大李耀功、邵禎言,爾等懈怠失職,對有夫之婦所行失于覺察,各鞭八十。

知武英(baturi)郡王阿濟格(1605-1651)王府下當時有兩名擺塔大,這兩位漢姓包衣的總管分別被譯作“李要功/李耀功”(Li Yoo Gung)、“邵振筵/邵禎言”(Soo Je? Ya?),筆者懷疑后者亦應是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下文即試析論之。

據乾隆九年(1744)刊行之《通譜》的體例,“凡初來歸依,有名位可考者,通行載入”,知前文中音譯的李、邵二人及其家族均應列名此書。經仔細翻查后,發現:

李栢,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其子李有功原任佐領,李懋功原任云南永順鎮總兵官;孫李國屏原任員外郎兼佐領;曾孫李芳原任副將;元孫阿什泰現任護軍校;四世孫李治現任典儀,李浦現系舉人。

該“原任佐領(順治十七年改漢字牛錄章京為佐領)”的李有功,疑即曾任阿濟格王府下擺塔大的李要功/李耀功(均為音譯),此因《通譜》所記106位(分布在約一百年間)曾任佐領的漢姓包衣當中,僅前引李有功的生活時代以及滿名的形音最接近李要功/李耀功(Li Yoo Gung,見圖二)。

圖二 滿文檔案中的李有功/李耀功

查老滿文譯漢名中的“有”或“耀/要”字多作io,然在新滿文行用后,兩漢音已可區別,“有”字應譯作io(如崇德元年降清的孔有德即譯作Kung Io De),“耀/要”字則應譯作yoo,惟因當時許多老滿文之io均被徑改作iyoo/yoo,原先所譯之Li Io Gung遂被改成Li Yoo Gung,并被后人回譯為李要功/李耀功。至于《通譜》為何將“李”字的滿文拼作Lii,則因避乾隆帝御名弘歷中之“歷”字所致。

另據《內國史院檔》之漢譯本,順治二年(1645)九月有一名為李有功者因年邁多病而辭卸阿濟格屬下的“執事官”。筆者未能得見該名詞的滿文,惟其字義似與長史有關,疑此很可能為一普通名詞,而非正式官銜,或相當于《紅樓夢》中榮國府“大總管”賴大的位階。亦即,該李有功應就是同書崇德三年正月條中出現的李要功/李耀功。由于阿濟格死后遭籍沒的十三個牛錄,陸續又被分撥鑲黃、正白、正藍、鑲白等旗,李有功家族最后或因此轉隸正白旗。

又,乾隆四年(1739)成書的《八旗通志》(初集)中,記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所屬第六旗鼓佐領(當時每旗之旗鼓佐領乃統一排序,而非隨其所屬參領重新編號)曰:

系康熙十八年編立,始以尚興管理;尚興故,以汪義圖管理;汪義圖緣事革退,以尚志杰管理;尚志杰升任總管,以海璋管理;海璋緣事革退,以薩齊庫管理;薩齊庫故,以張盡孝管理;張盡孝緣事革退,以汪世俊管理;汪世俊緣事革退,以李國平管理;李國平緣事革退,以都統偏圖管理;偏圖故,以那爾布管理;那爾布緣事革退,以員外郎李斌管理。

其中之李國平應就是《通譜》所稱“原任員外郎兼佐領”之李有功子侄輩的李國屏。

至于《通譜》所指李有功曾孫輩中“現系舉人”的李浦,應即《八旗通志?初集?選舉表》中考取雍正十年(1732)舉人的李溥,其籍隸“正白旗滿洲包衣尚志舜佐領”。尚志舜乃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內務府員外郎兼管正黃旗第四參領第二旗鼓佐領;雍正四年(1726)五月,歷升至內務府總管,旋接替其兄尚志杰管理正白旗第五參領之第三旗鼓佐領;雍正九年(1731)七月,以年老休致。

尚志舜所管理正白旗第三旗鼓佐領之設立過程為:

國初編立,始以高國元管理;高國元故,以曹爾正管理;曹爾正緣事革退,以張士鑒管理;張士鑒故,以鄭連管理;鄭連緣事革退,以曹寅管理;曹寅升任江寧織造郎中,以齊桑格管理;齊桑格故,以內務府總管尚志杰管理;尚志杰年老辭退,以內務府總管尚志舜管理;尚志舜故,以員外郎尚琳管理。

其中曹爾正與曹寅分別是曹雪芹的曾叔祖與祖父。查八旗各包衣旗鼓佐領多非世管,雖常擇籍隸該佐領中人管理,但有時亦會從同旗之人選派,內三旗且有跨旗調派的情形:如尚志杰嘗管理正白旗包衣兩不同之旗鼓佐領,尚志舜更曾先后管理正黃旗和正白旗之旗鼓佐領,鄭連亦嘗管理正白旗和鑲黃旗之旗鼓佐領。亦即,李國平雖曾管理康熙十八年新編之正白旗第六旗鼓佐領,但其家的旗籍應仍屬同旗早于國初即已編立之第三旗鼓佐領,此與曹雪芹一家所隸恰同。

圖三 皇太極統治期間滿漢文獻中的曹姓官員

至于另一位音譯作邵振筵/邵禎言的擺塔大,姓氏肯定有問題,此因在《通譜》所收的約八百家漢姓包衣當中并無邵姓。而《內國史院檔》天聰七年記載的曹恭誠、曹得功、曹德純三人,其滿文姓氏之書寫與邵振筵/邵禎言相同(圖三右下),惟此三人在《崇禎長編》以及《清太宗實錄》的漢文檔案中,均明確姓曹。再者,天聰八年的漢文《清太宗實錄》記“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內國史院檔》亦記此事,而后書所載該旗鼓之滿文姓名也與邵振筵/邵禎言完全相同(圖三)。知邵振筵/邵禎言確應回譯作”曹振彥“才對。

二、曹振彥旗籍的演變

綜前所論,曹振彥應就是前述崇德三年(1638)正月事件中受罰的兩名阿濟格王府下的擺塔大之一,曹家至阿濟格被賜死之前或一直是其所領有的漢姓包衣。他家的旗籍轉折甚大:在天命(1616-1626)年間歸順之初,應隸努爾哈赤親領的正黃旗;至遲于天命八年(1623)正月,該旗分撥阿濟格與多爾袞,由阿濟格任旗主;至天命十一年八月,即位之初的皇太極為領有國家禮制上最尊貴的黃色旗,曾將兩白、兩黃互換旗纛,曹家遂轉隸阿濟格所主的鑲白旗;天聰二年(1628)三月,阿濟格因私自替幼弟多鐸結親而被革旗主,改由多爾袞掌鑲白旗;崇德八年(1644)八月,皇太極病卒;十月左右,輔理國政的多爾袞為提升自己的旗序地位與影響力,將所主的鑲白旗與多鐸的正白旗更換旗纛,并將阿濟格調入多鐸新主之鑲白旗。

順治元年(1644)十月,阿濟格封和碩英親王;二年八月,降為郡王;四年,始復親王銜;四年七月,多鐸被冊封為輔政叔德豫親王;五年三月,攝政王多爾袞將肅親王豪格削爵逼死,并代領正藍旗;稍后,陸續將鑲白旗人調往正藍旗,且將豪格屬員調往兩白旗,希冀能瓦解豪格之勢力;六年三月,多鐸出天花暴卒,多爾袞于是收養其第五子多爾博,并兼領鑲白旗;六、七月間,更調鑲白旗護軍統領阿爾津、固山額真韓岱、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等要角入正藍旗;十月,封多鐸長子多尼為和碩親王、阿濟格第五子勞親(又作樓親)為親王;七年八月,以“和碩親王之下、多羅郡王之上,并無止稱親王之例”,改封勞親為多羅郡王。

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爾袞猝逝,企圖爭取攝政王地位的阿濟格在權力斗爭中失敗,多尼自鑲白旗調入正藍旗掌旗;八年正月,多爾博襲爵并掌兩白旗,多爾袞被追尊為成宗義皇帝,阿濟格遭幽禁,將他先前取自多鐸的七牛錄撥還多尼,且籍其原屬十三牛錄歸皇帝,并降勞親為貝子,奪多爾袞所給與之四牛錄;二月,封多尼為和碩信親王,稍后,論多爾袞罪,其封典悉遭追奪,兩白旗亦被沒入,嗣子多爾博歸多尼,并令豪格之子富壽(又作”富綬“,封和碩顯親王)主鑲白旗;閏二月,降勞親為庶人,籍沒牛錄,并將其給與和碩巽親王滿達海為奴;十月,阿濟格遭賜死,九年三月,已故之多鐸因受多爾袞案之牽連,而與多尼同降為多羅郡王;十八年十月,勞親被命自盡。

雖然多爾袞似曾起意調多鐸入主正藍旗,以取代豪格的勢力,但此事卻因多鐸與多爾袞的先后猝逝而未及執行。據《清實錄》在順治八年正月甲寅條所議阿濟格罪狀之長篇記述,知攝政的多爾袞在多鐸死后,因不允阿濟格欲封叔王的公開要求,彼此間的關系相當緊張,阿濟格被嚴命“勿預部務及交接漢官”,且禁其與同在鑲白旗的多尼往來。稍后,多爾袞因無子而過繼多爾博,或為在兄弟間有所平衡,亦將勞親調入正白旗。但從他在封多尼為和碩親王那天,同時分封了六十多位宗室爵位,六天后卻又單獨封勞親為親王(因阿濟格抗議而不得不然?),并于順治七年(1650)八月另以典制中無“親王”一階為由,改封勞親為多羅郡王等事,知諸侄在其心中之地位高下。很可能為避免伯侄間的摩擦,多爾袞更將多尼的部分下屬陸續調往己所掌握的正藍旗。阿濟格雖宣稱多爾袞在生前告知后悔撫養多爾博,并企圖逼兩白旗官員承認勞親系其阿哥,且積極籠絡正藍旗之人,惟因這三旗的重臣極力抗拒阿濟格與勞親父子之吞并,遂令皇權在此次政爭中大勝,阿濟格兄弟三支亦從政治舞臺消失或淡出。

阿濟格自皇太極即位以來雖始終籍隸鑲白旗,然曹振彥家族后來的旗分卻不同。查滿文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內務府行文檔》以及雍正七年(1729)《內務府奏銷檔》,分別指稱曹振彥的子孫隸于“桑格(或譯作‘三格’)佐領下”和“尚志舜佐領下”,而齊桑格與尚志舜恰曾先后管理正白旗包衣下第五參領之第三旗鼓佐領(見上節),因知此佐領應為曹家旗籍之所隸。無怪乎,曹雪芹家族入關后亦嘗兩次管理此佐領,而曹振彥或早于天聰朝即已管理過此牛錄。亦因如此,當曹雪芹的姑姑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嫁與鑲紅旗王子納爾蘇時,即曾“蒙恩命尚之杰(農按:應即時任內務府郎中且隸屬同一佐領的尚志杰)備辦”。

又,乾隆《通譜》中記曹雪芹家族曰: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爾正原任佐領;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元孫曹颙原任郎中,曹俯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領,曹天佑現任州同。

同樣指出曹家隸正白旗。但在嘉慶四年(1799)出版的《欽定八旗通志》中,則以其籍隸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第一旗鼓佐領,此因當時已將各參領所屬之佐領分別編列順序,而非如先前每旗統一排序。

亦即,曹振彥自天命八年(1626)以來一直是阿濟格府中的漢姓包衣。天聰八年(1634)的《內國史院檔》和《清實錄》指其是“mergen daicing(墨爾根戴青)beile(貝勒)i(屬下)cigu(旗鼓)soo jen yan(曹振彥)”,惟此或用來指稱他當時乃隸于多爾袞擔任旗主之鑲白旗。其中滿文的i雖常有”私屬”之義,然《實錄》亦屢見將“屬下”一詞用來描述旗主或三異姓王與其所統帥之人的關系,如天聰八年四月辛酉條之“命禮部大臣及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鐸屬下官員設宴餞之”、順治六年九月己巳條之“靖南王耿仲明屬下牛錄章京魏國賢、旗鼓劉養正隱匿滿洲家人”、順治十四年正月丁未條之“以靖南王屬下阿思哈尼哈番呂應學為都督同知”等。又因文獻中未見天聰八年至崇德三年間多爾袞所屬牛錄曾罰給或轉給阿濟格的記事,故筆者暫仍傾向“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乃指曹振彥是旗主多爾袞的旗下官員。

綜前所述,曹家的旗籍是由努爾哈赤所主的整黃→阿濟格的整黃→阿濟格的鑲白→多爾袞的鑲白→多鐸的鑲白;順治六年(1649)三月多鐸死后,歸多爾袞所主的鑲白,八年(1651)正月多爾袞死后歸多爾博所主的鑲白,至阿濟格被削職并黜宗籍后,由于其遭籍沒的十三個牛錄陸續又被分撥鑲黃、整白、整藍、鑲白等旗,知曹家或又因此直屬順治皇帝之正白旗。此后,曹家的旗分即固定,成為內務府三旗下的皇屬包衣,且與曾擔任他家旗主的阿濟格三兄弟之裔孫分道揚鑣。

三、曹學與紅學的回響

先前曹學界雖曾鋪天蓋地爬梳相關材料,但由于漢人姓名的滿文書寫體在入關前常未能一致,且因滿文無聲調,故在回譯成漢字時,往往出現人同名異的狀況。筆者就在后人漢譯的滿文檔案中,發現曹謹言、曹金顏、邵振筵、邵禎言等人名,均應回譯作“曹振彥”。此一案例除提供曹學新的材料與視角外,或亦可對滿學該如何處理滿漢名之對譯有所啟發。

本文中有關曹振彥長期隸屬阿濟格王府下漢姓包衣的新發現,讓我們有機會疏理“豐潤說”正反兩派所提出的“矛盾”論據。雖然曹振彥與豐潤曹邦的領主不同,但他們于順治朝嘗共隸相同的旗主(先后為曾掌兩白旗的多爾袞、多爾博以及擁有上三旗的福臨),且兩家的身份、地位與背景接近,又均認曹彬為顯祖;無怪乎,曹振彥之孫寅與邦之族孫釗、顗屢以“兄弟”或“骨肉”相稱。然而,此一關系的厘清恐亦將松解曹雪芹祖籍在豐潤一說的主要證據。

再者,曹雪芹先祖與阿濟格之間此一未為前人所知的主從關系,亦讓我們得以重新追索為何《紅樓夢》早期的核心讀者或書寫脂評之人(如敦敏、敦誠、額爾赫宜、明義、永忠、淳穎等),竟有如許多是阿濟格的裔孫及其親友,此對我們深入理解曹雪芹的創作心態又有何新意?篇幅所限,筆者將另文再就教于諸先進。

附記:感謝莊吉發、甘德星、吳元豐、趙志強、羅盛吉諸位先生就滿漢人名對譯所提供的專業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