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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鐵木前傳》:“半部小說”的難題
來源:《湖北大學學報》 | 張明慧  2026年07月24日08:22

原標題:“半部小說”的難題:《鐵木前傳》的抒情與史詩

一、從“短篇”到“長篇”:史詩的形式矛盾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形式,蘊含著豐富的意識形態結構。“從《講話》發表的4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敘事文學的繁榮,主要的文學體裁是長篇小說和長篇敘事詩”(1)。在文藝政治政策的倡導下,寫出反映歷史變革的長篇小說是當時許多作家的共同追求。趙樹理在1953年至1955年寫作的《三里灣》,是新中國第一部關于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周立波試圖把農業合作化的整個過程編織在《山鄉巨變》中;丁玲、趙樹理、柳青、孫犁等作家紛紛下鄉考察,柳青在1957年患哮喘病期間,依然規劃把一個一百萬字以上的關于合作化歷史的小說寫出來(2)。這種50年代作家們以長篇小說來反映時代的激情,被洪子誠稱為“‘史詩性’的追求”,在革命現實主義小說對“反映‘偉大的時代’”、“寫出‘史詩’性質的作品”(3)的追求中,長篇形式蘊含著革命歷史的整體性圖景。

1949年以后,擔任著天津市文協副主席的孫犁,正值寫作生命的壯年。孫犁曾以晉察冀“通訊員”身份走上職業寫作的道路,他是寫“短篇通訊”出身并以“短篇小說”成名的作家。寫出長篇小說,或許是孫犁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隱隱“壯志”。孫犁在1949年4月寫作四萬字中篇小說《村歌》后,又在10月寫信給康濯說“想寫一部關于抗日戰爭的小長篇”(4);50年代他努力寫《風云初記》并與康濯、王林、梁斌等多次圍繞“長篇”來交流;最初《鐵木前傳》也被構思為長篇小說。多年后,孫犁詳細總結了一條從“速寫”通往“小說”,并最終通往“大部的文學作品”的路徑,稱其為“必由之路”(5)——這似乎可以對應上,孫犁從“速寫”到“短篇小說”再到“長篇小說”的探索歷程——但事實上,形式轉換并不像孫犁總結得那樣順暢。從表現歷史“橫截面”的短篇小說,到繪制整體進程的史詩性敘事,孫犁面臨著形式的矛盾和障礙,《鐵木前傳》甚至可以視為長篇實踐的終點之一。

從50年代的通信和寫作來看,孫犁似乎處在“長篇焦慮”中,他在1950年8月寫信問康濯:“你說我還能寫長篇不能?我是沒有信心的。”(6)一方面,孫犁自述寫《鐵木前傳》等作品時只有朦朧的念頭,“寫短篇是如此,寫長篇也是如此,事先是沒有什么計劃和安排的”(7)。孫犁以短篇小說的方法來寫長篇小說,依舊以“感覺”、“念頭”而非整體框架來進行敘事(8),文學對歷史的把握感在“片段”與“歷程”之間游移;另一方面,1950年周揚給天津市委寫信不叫孫犁長期做機關工作,孫犁開始上午在報社做編務,下午下廠,為《天津日報》寫關于工廠和工人的速寫,寫速寫占用了他寫長篇小說的時間(9),也造成了方法上的干擾。就這樣,他的《風云初記》三集從1950年到1962年寫寫停停;四萬字的《鐵木前傳》從1953年寫到1956年,寫成了“半部小說”。

孫犁稱《鐵木前傳》為“半部小說”,他在給田間的信中寫道:“我這一年是在半病中度過……只寫了半部小說,其名《鐵木前傳》。”(10)孫犁在給王林的信中提到《鐵木前傳》原本有一個“十萬(字)計劃”(11),它原稿叫《鐵木傳》,在編輯周艾文的建議下,孫犁同意改成《鐵木前傳》。關于孫犁原本構想的“續篇”,我們還可以從一則1964年的采訪材料中看到:

孫犁表示他還想寫這個作品的續篇。

“我想在續篇里寫到中國農業合作化高潮為止。”他說。“前傳已經出現過的人物,還有將要出現的新的人物,他們的性格、命運、前途,隨著生活的推移,將有很大的變化和發展。”(12)

這段話展現了革命史詩般的藍圖構想,然而,《鐵木前傳》最終以“半部小說”的形式終結了。從外部來看,這是因為作家疾病和文藝環境。在1962年2月《津門小集·后記》中,孫犁自述因病情而終止寫作,以及“要想寫《鐵木后傳》,需要重新下鄉……這兩條路都走不通”(13)。《鐵木前傳》得以在《人民文學》刊載,與秦兆陽1956年成為副主編有關(14),但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人民文學》編輯部被批評為“逆流”的“幫手”,1958年秦兆陽被定性為右派分子和“修正主義白旗”(15)。在“雙百方針”后急轉直下的文藝環境中,《鐵木前傳》被定性為“毒草”,失去了“后傳”的可能。

《鐵木前傳》的戛然而止,或許具有隱秘的文本內部癥候,即作者對反映歷史進程的史詩性追求,充分地打開了革命時代的日常生活和心靈細節,帶來了情感世界的混沌、多義、膨脹,最終悖論式地打斷了史詩的方向感。在短篇小說中,孫犁往往以“跳躍”、“簡化”的方法,連接不同歷史時期的個體心靈感受——如《山地回憶》將革命進程簡化為“阜平抗戰”與“開國大典”兩個時空點,“我”和“農民代表”兩次相遇,記憶和情感從昔日農村的艱苦抗戰通往了今日的新中國生活,壓縮了時代轉折中復雜的情感體驗。于是,短篇敘事以點成線,不言自明地搭建了歷史的線性進程,正如巴赫金分析希臘小說中的時間觀:“在這兩點之間,展開了小說的全部情節。這兩個點(這是情節術語),是主人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16)

但進入到長篇小說后,更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使生活情感無法再是“點”狀敘事,而具備微觀心靈史的脈絡性。《鐵木前傳》有兩條主線,一是鐵匠和木匠的老友失和,兩個貧農曾有深厚情誼,卻走向不同的經濟生產方式,痛苦地決裂。木匠黎老東在翻身后準備經商,鐵匠傅老剛選擇加入集體勞動;二是九兒的愛情選擇,在童年的抗戰時代,鐵匠家的女孩九兒與木匠家的男孩六兒曾是青梅竹馬;當他們長大后,九兒和青年四兒一起加入青年鉆井隊,六兒卻與漂亮的小滿兒到處游玩,九兒為舊日之情感到痛苦,又要選擇“真正的愛情”。兩條主線的核心問題都在于——當重大的歷史轉折發生后,個人的經歷、人際、記憶等微觀層面,已被分裂為相互矛盾的“舊情感”和“新情感”,革命史詩又該如何收束多種情感經驗,而讓個體心靈和時代洪流保持一致性方向?

在這個意義上,《鐵木前傳》處理的歷史問題比《風云初記》更為復雜,因為“抗戰歷史”是一個階段性整體,抗戰日常深刻地參與了歷史進程。而《鐵木前傳》需要將兩種時代主題下的日常生活,重敘為同一條歷史脈絡,完成兩代人從“舊”到“新”的心靈改造——但問題在于,《鐵木前傳》縱然有“寫到中國農業合作化高潮為止”的宏闊藍圖,但它對歷史的敘事方法仍是跳躍式的,開頭是童年的抗戰記憶,主要故事卻發生在“土地改革以后”,這期間九兒和父親鐵匠遠走,直到多年后才與舊友們重聚,中間的過程是全然空白的。也就是說,《鐵木前傳》并不處理“土改”這一歷史變革的內部進程,主人公們在不同時代的“兩點”上直接相遇,在新的政治標準下,重整自己的心靈前史。較之于丹尼爾·貝爾的“真正的問題都出現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時,世俗世界將重新侵犯人的意識”(17),《鐵木前傳》需要處理的問題,似乎更為多樣——不僅革命后的世俗生活需要被謹慎對待,“革命前的世俗生活”也需要在新的歷史邏輯中被重新整合。

伊格爾頓在《審美意識形態》中強調,政治秩序要引導“一個社會的肉體的感性生活”,以及“理性必須找到直接深入感覺世界的方式”(18)。在“兩種道路”的對比中,合作化運動必須從外部深入內部,將童年的“舊感情”改造并匯入集體勞動的“新感情”,只有個體在微觀感性世界中“告別過去”,革命史詩的方向感才得以建立。而在幽微的內心感受中,孫犁曾自述《鐵木前傳》其實不是下鄉的產物,而是“我有關童年的回憶”(19),是作者“苦惱”于進城后新的人際關系而產生的對過去世界的深刻留戀。

這或許是《鐵木前傳》成為“半部小說”的深層形式癥結——新的政治秩序要求從“舊”到“新”的情感改造,但作者的敘事沖動是對“童年”和舊日情感的留戀,以至于歷史轉折的剛性被不斷回避——“童年”的好友們本該徹底決裂,但孫犁一直延遲著“兩條道路”的真正斗爭,以至于被批評為寫的是“中間人物”,“嚴重地扭曲了我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20);“半部小說”的未完成形式,讓故事只寫到斗爭之前,而正面人物已經將所有問題“假想式”地解決了。“新人”的情感經驗被收束為政治抒情,匯入革命史詩的進程;但“舊人”的情感經驗卻旁逸斜出,最終造成了史詩的方向感難題。

二、“史詩主人公”與“小說主人公”的抒情位置

孫犁曾頻頻使用“記事”和“故事”來命名作品(21),如《懶馬的故事》(1941)、《老胡的事》(1942)、《白洋淀紀事》(22)(1945)等,而《鐵木前傳》可能是孫犁唯一一部以“傳”命名的小說,這似乎意味著,孫犁不再是以寫歷史片段的記事姿態,而是以為歷史立“傳”的史詩性自覺,來構建《鐵木前傳》的原初故事。它自覺地寫作長時段的歷史、多視角的生活、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重要主題——老友失和的故事,反映著貧農翻身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巨變;青梅竹馬的離心故事,映照著“新人—舊人”的十七年文學敘事模式;“干部下鄉”的情節延續著解放區文學的房東敘事傳統(23);四兒與九兒的奮斗是一部新時代革命主人公的成長史。

然而,在歷史的理性與感性之間,《鐵木前傳》顯現出某種倒錯、復調、甚至矛盾的結構。在對革命“史詩”的追求中,它又陷入某種充滿異質性、偶然性、肉身性的“詩性歷史”(24)。《鐵木前傳》的史詩氣質中蘊含著復雜的抒情維度。如果說敘事者講述四兒與九兒集體勞動、萌生愛情的故事是一種新時代的抒情聲音,顯現著王德威所揭示的,革命情懷同樣是一種“集體的、解放自我的抒情渴望”與“動人心魄的詩性號召”(25),亦顯現著裴宜理視野下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動員能量(26);那么,六兒和小滿兒作為落后者,他們在孤獨的游蕩中認識愛情與自我,又使他們從邊緣處發出了心靈世界的抒情聲音,這種私語聲使他們成為重要的抒情主體,倒錯了“主流—邊緣”、“進步—落后”的革命敘事秩序。另一方面,黎老東和傅老剛在老友失和后的不安,進步的九兒對落后的六兒的隱藏情感,以及干部對小滿兒的特殊情愫,似乎又顯現出革命進程內部的混沌、潛意識的感性縫隙。

《鐵木前傳》采用多視角的敘事法,許多人物都對生活有自己的感知,農村合作化的日常生活展現出多種樣態。從九兒的視角來看,這是一部革命少女的成長史,她在童年時認真地拾柴勞動,她在抗戰中為軍隊釘馬掌并“興奮地工作著”,她在戰后加入青年團,積極地開會學習、加入集體勞動。九兒在和青年們一起鉆井勞動時“感到特別振奮和新鮮”,在組織勞動的過程中,她也獲得了集體中的領導地位:

她把擦臉的毛巾扎起來,齊著腦門把頭發捆住,就像繡像上孫悟空戴的戒箍一樣。

“這回,我要當掌作的。”九兒對青年們說:“我們是青年鉆井隊么?”

“擁護你。”青年們說……(27)

九兒在勞動中戴的毛巾如同“孫悟空戴的戒箍”,這是一個重要的喻介,從視覺結構延伸到了文學的主人公結構。同樣是頭戴毛巾的小滿兒——“她頭上扎著一塊新花毛巾,一朵大牡丹花正罩在她的前額上”——這種在封閉空間中暗含著情欲色彩的美,是無法被比喻成孫悟空的。進步少女九兒像神話中的英雄孫悟空,這不僅是一個去性別化的視覺比喻,更暗示著主人公與集體的關系。勞動者引領著早期合作化時期的集體勞動,這與神話中英雄被集體擁護的結構有著同構性。在個體與集體的關系上,詹姆遜(Fredric R.Jameson)對“史詩主人公”和“小說主人公”進行了如下區分:

史詩主人公代表著一種集體性,構成了有意義的有機世界的一部分,而小說主人公則是一種孤獨的主體性:他是有爭議的;這就是說,他必然始終與他的背景,與自然或社會對立,因為這正是他同它們的關系,他與它們相結合的情形,而這也是身邊的問題。(28)

這揭露了《鐵木前傳》的形式矛盾——它在充滿革命史詩氣質的構想中,同時擁有結構上的“史詩主人公”和“小說主人公”。九兒,這一勞動著的“女孫悟空”,她是集體性的,她的發言得到青年們的擁護,她在成年后經常置身于青年環繞的公共空間中。九兒從屬于十七年文學中的“新人”序列,具備工農兵身份的天然正義性——出身貧苦、熱情工作、忘我無私——她沒有社會爭議,她合乎主流意識形態而恰恰是這“有意義的有機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九兒在鄉村倫理結構中是一個未出嫁的“女兒”,這使她在道德上純潔無瑕。九兒一直在革命視野下的成長,但在本質上她不面對政治與道德的任何矛盾,這是一種史詩敘事中的順暢成長。

《鐵木前傳》的特殊性在于,它用豐富的筆墨,展現作為革命序列中“落后人物”小滿兒的心靈世界——而這個女性與九兒相反,她無法成為“有意義的有機世界的一部分”,她以回避的姿態錯開時代的主題,她與鄉村社會秩序產生強烈的道德沖突,她始終是“有爭議的”,也是“孤獨的”。首先,小滿兒在鄉村倫理身份中,是一個寄居于姐姐家、到處游蕩、不愿回家見丈夫的“妻子”,她身上有著無法解決的道德爭議;第二,小滿兒在政治上是一個不思進取的落后者,對主流革命話語采取回避姿態;第三,她也是一個婚姻不自主的、渴望人性解放、卻找不到出路的女人。

小滿兒從出場就伴隨著輿論聲,而她以現代憂郁癥般的姿態,挖掘心靈的細微世界。黑夜中孤獨的抒情,對照著陽光下青年鉆井隊集體勞動的史詩。這種幽暗的、朦朧的、狂想般的感性世界,對革命意志化的、動員性的公共話語,形成了膨脹和溢出:

炎夏的夜晚,她像螢火蟲兒一樣四處飄蕩著,難以抑制那時時騰起的幻想和沖動。她拖著沉醉的身子在村莊的圍欄外面、在離村很遠的沙崗上的叢林里徘徊著。在夜里,她的膽子變得很大……在冬天,狂暴的風,鼓舞著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飄落在她的臉上,就像是飄落在燒紅燒熱的鐵片上。(29)

在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中,在公共激情與私人抒情之間,《鐵木前傳》原本采用進步人物和落后人物的對照方法,卻因為豐富的抒情聲音,形成了“史詩主人公”和“小說主人公”的倒錯結構。革命敘事中的抒情與史詩問題,干擾了“政治抒情”的理想模式,顯現了至少三個復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史詩主人公”總是面臨著“小說主人公”成為抒情主體的危機。“史詩主人公”九兒的心靈總是貫穿著教育意志,她原本朦朧的感性世界被革命話語領導,被不斷清晰化和樂觀化。但是,落后者小滿兒比九兒有更多的私語聲,她的感性世界更為混沌而豐富;同樣的,黎老東比傅老剛展現出更多的心靈困惑;六兒比四兒的內心聲音更為多樣。這也是孫犁回避土改斗爭、回避早期合作化斗爭的敘事結構造成的,青年鉆井隊成員總是在和諧地開會、勞動、暢想,他們處在團結一體的革命生活中。而“落后人物”面臨著比“進步人物”更多的實際矛盾,并且難以解決,小滿兒痛苦于包辦婚姻,黎老東想盡辦法打造大車以經商。與此同時,革命者們并不需要深入解決革命動員的實際矛盾,而是通過“集體勞動”、“做示范”、“暢想未來”而理想化地解決。

第二個問題是,《鐵木前傳》使革命史詩的抒情號召,成為了“順境中的抒情”,如“他們交談著,向往著,如果能從他們這一代,改變了人們長久走過的苦難的路程,使莊稼豐收,樹木成林,泉水涌注,水渠縱橫,那對他們是太幸福了”。這種“順境中的抒情”基于革命抒情中的未來式修辭(30),正如馬克思說“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31)。而“落后者”的抒情卻總是處于困境中,小滿兒只能孤獨地面對此刻,展現了審美結構上“現代個體”的豐富尷尬。

第三個問題是,基于“未來修辭”的革命抒情,常常中斷并轉化革命主體對于此刻生活的情感體驗。比如老友失和后,作為進步者的傅老剛“感到十分痛苦”,但旋即被四兒邀請進入了“青年鉆井隊”,進步人物的情感困境在原文四個自然段后就被中斷,被轉化為集體勞動的新情感;相反,落后人物黎老東懷著“慚愧”、“沉重”等復雜感受,“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院里一截木頭上”,回憶著二人的過往,六兒的進門并沒有打斷其情感,相反在這種情感的刺激下,老木匠追打兒子、聽楊卯兒的勸架、罵運鐵鍬的四兒。落后人物的感性掙扎,是在時間維度上無處逃脫的“此刻的困境”,小滿兒身上的輿論和政治困境不斷加劇,她反而一直能抒發心聲。而革命少女九兒幼時喜歡六兒,六兒卻愛上小滿兒。在望見六兒與小滿兒等人在沙崗上消失后,九兒心里像“千斤石一樣沉重”,但九兒的情感困境被青年們對未來的美好想象中斷進而轉化,在第十六章結尾,敘事者聲音的強行出場,作出關于“愛情”的明確回答:

但是愛情呢?她嚴肅地思考:它的結合,和童年的伴侶,并不一樣。只有在共同的革命目標上,在長期協同的辛勞工作里結合起來的愛情,才能經受得起人生歷程的萬水千山的考驗,才能真正鞏固和永久吧。(32)

在敘事者將九兒的心理世界“明確化”的時刻,公共抒情和個體抒情的界限被消弭。革命者面對童年之愛的感性困惑,被敘事者清晰的聲音化解和引導。清晰取代朦朧、理性穿透感性的過程,是將個體情感轉換為革命抒情的深層機制。但與此同時,小滿兒的哭泣、恐懼、游蕩、逃避……這些復雜的感性體驗得以以非話語的方式更為整全地傳達,干部對小滿兒的教育始終沒有完成,小滿兒反而在逃過開會后,與六兒在黑夜里親吻。另一邊,九兒一聽到六兒便沉默不言。在感性世界的膨脹泛濫中,孫犁以敘事者對“童年”、“回憶”與“青春”的呼告收尾(33),轉換敘事時空,以集體抒情完成了個體對“未來”的想象性體驗。

個體抒情被納入歷史的整體聲音,抒情和史詩并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一個動態的系統。李楊以“抒情時期”描述50年代,在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中,“自我的抒情,已經是而且只能是歷史的抒情”(34)。王德威在現代中國文學的時空經驗中再論普實克《抒情與史詩》:“普實克就著抒情構想史與詩的相互證成,但當史詩的威力大到席卷一切抒情嘗試時,他的抒情理論自然有了破綻。”(35)歷史的抒情,為個體塑造了新的情感體驗方式,個體在想象未來、加入集體中獲得了激情體驗,這是革命文學獨有的情感體驗方式,賦予“新人”作為史詩主人公的抒情動能。

三、革命歷史與私人情感的復調聲音

在《鐵木前傳》這樣追求革命史詩性卻發出復雜抒情聲音的特殊文本中,不僅“抒情與史詩”的二元對立模式被超越,“革命抒情”、“情感動員”等理想關系也值得再被審視,這些問題深入到革命抒情與形式詩學的深層關系——《鐵木前傳》是一個聲音的世界,私人與集體的聲音,不同主人公的聲音,它們與敘事者的聲音形成矛盾,顯現出一種反復調的復調性。最終,敘事者的聲音出面強行收尾,使小說近乎斷裂般戛然而止,使諸人物的命運懸而未決,這是《鐵木前傳》成為“半部小說”的內在機制。

當九兒從集體勞動的場景脫離出來,她的內心充滿了復雜混沌的情感困惑,但這是一種被敘事者聲音壓抑的、難以抒發的私語。一種類似于“始亂終棄”的古典情感結構潛伏在小說深處,使九兒在小滿兒和六兒身上出現好奇、難堪、期待、失落等復雜心理。在十九章,當傅老剛詢問女兒是否見到六兒時,“女兒沒有說話”,后來她又說“我只是有點累”。九兒心底的情感裂縫再次被喚醒。但是,九兒在獨自面對黑夜時的心理活動是這樣的:

今天夜里,天晴得很好,月亮很圓,很明凈,九兒在院里停站了一會兒,聽了聽,父親在吹燈躺下以后,并沒有像往常那樣咳嗽。她的心情也明快平靜下來,她覺得她現在的心境,無愧于這冬夜的晴空,也無愧于當頭的明月。她定睛觀望,她好像是第一次看清了圓月里那只小兔兒的可愛的活潑的姿態。(36)

在前后故事中,九兒的情感轉折是有些突兀的。孫犁連用兩個“無愧”,來形容九兒獨站于院中時的私人情感活動,這種“明快平靜”,更像是對內心私語的終止。從第十六章到第十九章,作為史詩主人公的九兒,她的心理活動兩次被敘事者的聲音打斷,心靈內部的聲音在“私”與“公”之間彌散。當早期合作化時期要求個體單元融入集體結構時,自我的界限也被重新打開。革命者時刻檢查著自己的心靈私語“無愧”于集體聲音,個體在愛情、友情等微觀層面自覺接受政治話語的引領。

《鐵木前傳》中,各種聲音貫穿小說的首尾,開頭以敘事者的設問句開頭,以“叮叮當當的斧鑿聲”引出主人公;眾人都有面向生活的言說,除了青年鉆井隊的革命話語,“落后人物”小滿兒、六兒和黎老東等也都對生活目標發聲;小滿兒表達著自己不愿回家的心聲,她在母親走后、在干部面前、在大廟里多次哭泣并訴說。在第十五章中,干部第一次來到了小滿兒家中,他們圍繞著“如何了解人”展開了對話:

“這樣說,是我妨礙了你們的生活。”干部說,“明天我搬家吧。”

“隨便。”小滿兒說,“我不是楊卯兒,并沒有攆你的意思。我是說,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畫兒一樣,只是坐在這里短時間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們可以裝扮起來,可以在你的面前說得很好聽;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講,聽候你來主觀的判斷。”

她先是聲音顫抖著,忍著眼淚,終于抽咽著,哭了起來;淚滴接連落在她的襖襟上。

干部驚異地放下報紙。但是小滿兒再也沒講什么,扯下毛巾擦干了眼淚,穩重地放下水碗,轉身走了。(37)

故事的主線是干部去了解這一家落后分子,但是表達的主體卻成了小滿兒,于是“說服”成為了“對話”,她反而向干部講述“如何了解一個人”,以“顫抖、眼淚、抽咽”表達孤獨情緒。而干部卻面臨著“失語”的困境,他的聲音被小滿兒的聲音中斷了。臨近結局處,干部要帶小滿兒去向青年團員們學習,隱喻般勸她走“正路”,但小滿兒卻把他的話語帶進了一片迷霧之中。在黑夜的破廟中,小滿兒講述過去廟會時姑娘與小伙子的野會,講因戀愛不自由而吊死的“尼姑”(38)。小滿兒突然哭泣、恐懼、大聲喊叫“我看見她了!”干部的教育話語徹底迷失在這樣時空跳躍、情緒失控的對話中。“兩條道路”的敘事目的,是突出合作化道路的唯一正確性,但小滿兒、六兒在“主流—邊緣”之間的倒錯性抒情,以及審美化的浪游者生活方式中,形成了對集體勞動生活的潛對話性。隨著小說的進行,這種生活的“多聲”無法被政治秩序順暢地收納。

《鐵木前傳》具有一種反復調的復調性。“反復調”是指,作者并非有意讓筆下諸人物成為平等的個體,而是具有清晰的政治標準;當作者筆下的人物顯現出復調式的多聲效果——當反面人物為自我的生活方式發聲,或當正面人物顯現出情感裂隙時——作者還會有意地出面干預人物,消滅小說形式引起的政治復調可能,試圖用敘事者聲音喚醒“青春的火力”、“暢快活潑”等革命情感能量。但是,小滿兒和六兒的自我抒情難以被敘事者的聲音壓倒。史詩主人公、小說主人公和敘事者的聲音,三者形成了博弈中的對話關系。于是,作者對復調的有意克服,最終也成為了小說豐富話語的一部分。敘事者的強大聲音非但沒能克服這種“危險的多聲”,反而增加了復調的成分與層次。

“進步人物”和“落后人物”同時講述土改、新中農、早期合作等重大歷史話題。《鐵木前傳》中,被打倒的富農黎七兒再次經商致富,曾經的貧農黎老東因為土改分配而成為新的富農。而他們在小說中也用自己的語言,對歷史和生活做出了一番理解,說人只要有辦法,不種地也能“吃香喝辣”。孫犁在《鐵木前傳》1956年的初版本中,曾寫明小滿兒的名字是“齊滿花”。1953年他有一篇速寫作品《齊滿花》(39),齊滿花是一個支持丈夫抗戰、在后方勞動、賣菜豆角幫助家庭致富的形象。農民的商業行為,曾是孫犁抗戰小說經常書寫的正面對象(40)。但進入到抗戰后新的階級語境,孫犁在農民經商的問題上有些遲鈍。孫犁在1947年《一別十年同口鎮》(41)里寫了“抗屬”經商,被登報批評(42)。土地改革后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突出變化是,大多數貧雇農上升為新中農,農村普遍出現了中農化趨向(43)。《鐵木前傳》所處理的歷史時段,對應的正是新老解放區的大量貧雇農在運動后上升為新中農。

1955年,毛澤東認為大量中農在力求把自己變成富農;1956年毛澤東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中提出知識分子代表了小資產階級“如富裕中農”(44)的利益,孫犁也在這一時期逐漸明確了政治標準。1953年的《齊滿花》還在褒揚齊滿花賣豆角掙錢來幫助家庭;在三年后完稿的《鐵木前傳》中,孫犁讓青年鉆井隊明確地說出對小滿兒、六兒、黎大傻、小滿兒姐姐賣包子的批評,作者借小說人物之口,完成了對“兩條道路”的辨析:

“老四,你的理論高,你給我解釋,我們在這里受累受冷的工作,你的老弟在那里帶著女人玩耍。在人生這條道路上,是我們走對了哩,還是他們走對了?”鍋灶沖著井底喊叫著。

……

“在他們看來,一定是他們走對了。但是,我們一點兒也不羨慕他們。”四兒說,“他們這樣生活,有時候,自己也會感到羞恥的,不然,為什么望見我們就躲開了呢?”(45)

而在個體感覺結構中,進步者在集體勞動中獲得的“新情感”難以擺脫“舊情感”的屢次入侵。敘事者樹立了明確的價值,而“兩種生活”又在同時進行——在青年們開會學習時,六兒和小滿兒在幽暗大院里捉鴿子;在青年團一起鉆井時,六兒駕著鷹,和黎大傻、黎妻、小滿兒出現在沙崗上游玩。進步者想象著光明的未來,將內心困惑轉化為清晰的革命意志,但這場“革命整理感性”之旅又屢屢為感性所侵擾。《鐵木前傳》的突兀結局,也暗藏著這一多主人公、多抒情主體、多聲部的敘事形式,脫離了寫作者的解釋權,敘事者只能以快刀斬亂麻似的強行終止,來阻止復雜聲音的不斷發出,以保持政治意涵的清晰圖景。在復調小說“破壞長篇小說的獨白性質”(46)的意義上,合作化時期的聲音一致性也遭遇破壞;當小說主人公“似乎已不再是作者言論所表現的客體,而是具有自己言論的充實完整、當之無愧的主體”(47)時,革命文學作者也難以掌控多層次的話語能量。

四、結語

孫犁在從短篇小說轉向長篇小說的創作過程中,試圖表現歷史進程的脈絡性,但他對于歷史經驗的處理仍是片段式的——人們的生命經驗,已被“土改”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分割成“童年”和“此刻”,新的時代生活要求個人自覺地更新情感標準。木匠和鐵匠的失和,少女九兒如何從六兒和四兒之間選擇“真正的愛情”,這些情節既包含如何從抗戰時期的“舊情感”進入早期合作化時期的“新情感”的心靈改造問題,也蘊含著史詩與抒情之間的復雜聲音。

孫犁試圖通過鐵匠與木匠的故事為歷史立“傳”,在處理早期合作化題材時,他借用了“舊人—新人”、“兩種道路”等敘事模式,試圖以個人命運表現歷史的普遍性。他對早期合作化時代不同心靈世界的充分挖掘,使落后人物也成為了抒情主體,產生了“復調”的悖論,干擾了革命史詩的敘事方向。正面人物的情感世界,不僅被引入公共化的抒情,也被引入人們對于未來世界的想象。反觀小滿兒、六兒、楊卯兒等落后人物,他們與集體的矛盾性關系,以及他們此刻的欲望、痛苦、愛戀,反而使他們成為了美學意義上歷史的“特殊表象”,生成了含混多樣的情感空間。

詹姆遜認為,把握形式是進入美學與歷史語境的重要途徑,他提出應要“注重形式的殘缺、疏忽、局限和障礙”,因為“形式的失敗,而非老盧卡奇意義上的成功,可以成為導向某種社會意義和社會真實的線索”(48)。“半部小說”的形式困境,暗藏著十七年文學中幽微、游移、難以被簡化的革命時代心靈景觀。六兒的自由游蕩,小滿兒的女性困境,進步者九兒被中止的私情,老友們在階級變動中的失和與不安,干部的潛意識欲望……這些本雅明意義上的無法被編年表化、規則化的異質性片段,搭建了文學的原初圖景,提示著傳統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該如何理解“關于個體的”、“特殊的表象”的難題。吳曉東認為,“這碎片化的,沖突的,悖論式的圖景恰恰是文學史的原初景觀”(49)。“史詩主人公”與“小說主人公”的抒情博弈,舊情感對新情感的干擾,以及革命抒情和史詩結構的諸多縫隙,制造了內部的復調多聲。以“半部小說”的形式難題,《鐵木前傳》展現著革命歷史中生活感覺、經驗世界以及心靈景觀的豐富多樣,顯現了十七年文學之于革命歷史的詩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