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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藏書見卓識
來源:光明日報 | 錢念孫  2026年07月24日08:13

做人文學術研究,離不開書。我的大半生,都在與書打交道。藝人行當有云:“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書之于我,大抵也是如此。

除了看書、寫書,我還有個相關的愛好,就是藏書。與自己專業相關的書籍和文史類基礎典籍等,無疑在搜羅之列,數量還不少。不過,這方面的書只供日用,談不上收藏。我所藏的書,主要是線裝古籍善本和民國稀見舊書。關于古籍善本,完整的宋槧元刻,拍賣會上每每得見,倍感囊中羞澀,自是遺憾闕如。不過明代及清代典籍,我則愛好尋覓雕版印刷、印制精良或帶有插圖的版本。碰到心儀的名人信札、名家舊藏,尤其是名家批校題跋本,更是愛不釋手,即便節衣縮食,也要咬牙“慷慨”拿下。

其實,“批校題跋本”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在書頁空白處寫下“批”(評論性文字)、“注”(解釋性文字)、“點”(標點和圈點)、“校”(校訂和勘誤)的,即可稱批校本。在書的前面寫下題記、后面寫下跋語的,可稱為題跋本。兩者都有的,則為批校題跋本。若典籍經名家、特別是大學者批校題跋,那可是點石成金,仿佛“田舍郎”登上“天子堂”,地位和價值如孫悟空翻跟頭——一步登天。這不僅由于物以稀為貴,名家批校題跋本的存世量很少,還因為名家除了在版本選擇、批校題跋的書法等方面大可琢磨和觀賞以外,其批校題跋的內容更是蘊含真知灼見,多給人思想的啟迪和學術的滋養。

于不疑處有疑

我有幸藏有一函六冊的木刻本《吳氏評本昭昧詹言》。該書由清中后期桐城派名家方東樹所著,桐城派大家吳汝綸、吳闿生父子評點,為桐城派詩論的代表作,1918年刊刻發行。這套叢書,本是普通的舊籍,只因為系美學大師朱光潛的舊藏,前有“孟實藏書”(朱光潛字孟實)的鈐印,中間有他的手批,便顯得珍貴起來。

大約三十年前,我得到此書。燈下翻閱,發現卷四談陶淵明詩歌的部分,有朱光潛這樣一條手批:

淵明歸田當在三十歲左右,舊譜舊說多誤。“一去三十年”,謂輕輕度去三十年光陰,連未仕前及已仕時合計之也。

這句話映入眼簾時,我如醍醐灌頂,幡然有所悟。陶淵明《歸田園居》里有這樣的名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文學史家一般認為,此詩作于乙巳歲(公元405年),陶淵明辭去彭澤令的當年。那么他決意棄絕仕途、回歸田園,當在40歲左右(《漢魏六朝詩選》)。也有學者指出:“‘一去三十年’當是‘十三年’之誤,從陶淵明開始做官到最終歸隱,正好是十三年。”(《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而朱光潛除在批注中明確指出“淵明歸田當在三十歲左右”外,還在《詩論》第十三章陶淵明專論里,斷言其“做官的時候前后不過六年”,“淵明二十九歲棄官”(《朱光潛全集》第三卷)。

我對陶淵明沒有下過研究的功夫,上述看法孰是孰非,不敢輕易置評,但朱光潛批注給我的教益,卻帶有方法論的意義。他讀書,于不疑處有疑,在看似沒有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其所提觀點仿佛學術“酵母”,若展開來論述,完全可以做一篇有分量的論文。自此之后,我在讀書時,也有意戴上懷疑和質詢的“眼鏡”,并多有發現和斬獲。

君子自有常

清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刻本《昌黎先生詩集注》,為清初學者、藏書家顧嗣立刪補刻印,素以編校精審、版刻精良著稱。我所藏的該版本,上面有乾隆時期韓愈研究大家、《韓昌黎編年箋注詩集》作者方世舉的大量批校。全書以藍綠色圈點,紅色和墨色批注,幾乎每一頁天頭都被蠅頭小行書的眉批占滿,中間字行亦多有夾批。

方世舉的批校,多真知灼見。如韓愈《君子法天運》詩云: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舍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在這首詩旁,方氏加眉批云:

此儆劉柳也。天運即重云詩,謂大運自有常。蓋天有常理,消息盈虛與時變化。守道君子可以前知,而汩于勢利之人,則第見是時之炙手可熱,不知寒時之冰山乃消。惟于取遇勢利爭超,以成其為小人。然茍能舍此取道,未必不可轉小人而為君子,故曰“無定姿”,猶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之意。

韓愈與劉禹錫、柳宗元同朝為官,相互欣賞,韓愈曾有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劉與柳”。但在劉禹錫、柳宗元參與王叔文、王伾發起的“永貞改革”這件事上,韓愈則竭力反對。方世舉批注說“此儆劉柳也”。“儆”,是指警示、警戒,即告誡劉、柳自應覺悟。“重云詩”,是指韓愈的五言古詩《重云李觀疾贈之》,該詩通過描繪“夭行失其度,陰氣來干陽。重云閉白日,炎燠成寒涼”等天氣異常現象,折射小人讒言惑主,君子廁身其間憂傷自持的窘境,同時表達遵循天地運行的常規、終能騁懷高翔的愿景。此條批注,可謂洞幽燭微,委婉曲致地揭示了韓愈詩背后的豐富內涵與思想傾向。

云人所未云

《褚遂良真行千字文》法帖,是我珍愛的另一本經名家收藏并批注題跋的舊籍。該書20世20年代后期由大阪玉石社依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宋刻本影印出版,屬于當時比較講究的影印本圖書。因市場上有一定的數量,加上年代并不久遠,收藏價值原本不高。然而,該書有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的長批、長跋及鈐印,又有實業家、古籍收藏家周叔弢“曾在周叔弢處”“周叔弢讀書記”兩方藏書印,而別有價值。十余年前,從南京一家古籍拍賣會上得到它時,我如獲至寶,喜不自勝。

該書前半部為《褚遂良真書千字文》,后半部為《褚遂良行書千字文》,系褚氏楷書和行書千字文的合印本。真書(楷書)部分,從第一頁到第九頁的天頭,劉半農以其別具風貌的隸書寫道: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各自成家;顏(真卿)、柳(公權)、李(邕)、徐(浩),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不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后,宗顏、柳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學徐浩、蘇靈之及王羲之《圣教序》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支分派別,難以一概而論。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企)及,亦時代使然耳。

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具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具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為創格也。

這段長批,簡要勾勒唐代書法的演變軌跡,描述歐、虞、褚、薛和顏、柳、李、徐在唐朝不同階段的影響,點評唐代書法與宋代書法的特點及相異之處,對今人學書宗唐還是取宋提出自己的看法及理由,眼光獨到,多發人之所未發。劉半農還在書中對褚遂良的書法作了整頁題跋,對其書“初學史陵歐陽詢,繼學虞世南,終法二王,自創一格”的路徑及書風條分縷析,足見其于文學和語言學之外,對書法也頗有研究。

除研究造詣外,劉半農的書法,脫胎于晉唐寫經體隸書,既渾厚古雅,又厚樸耐看,顯示出獨特的個人氣質和深厚功力。他的墨跡除偶見尺牘外,嚴格意義上的書法作品世所品罕見。這兩件題寫在褚遂良法帖上的墨寶,堪稱精品。這一法帖,還鈐有“半農劉復”等印,其落款時間為1933年4月,離他病逝僅一年左右,讓人唏噓。

書是人類知識的重要載體。我對藏書樂此不疲,既源自天生的嗜好,也是畢生所從事職業的需要。從藏書中,尤其是從名家大師的批校題跋中,我感到那些歷經歲月滄桑,由一代代前賢遞藏并傳承下來的典籍,并非毫無生命、沉默寡言的靜態物品,而是洋溢著文化睿識和思想張力,飽含學術意趣、曲徑通幽的文化寶庫。那些或三言兩語、或洋洋灑灑,寫在天頭地腳、扉頁卷尾乃至字里行間的文字,讓典籍如百年古木再逢春、龍鱗老干發新芽,呈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動人景象。

(作者:錢念孫,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