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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城鄉流動、空間敘事與女性成長——評付秀瑩《青枝》
來源:《當代文壇》 | 崔慶蕾  2026年07月24日08:50

新時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正在發生許多新的變化,時代之變、媒介之變、技術之變、閱讀審美之變,都在深度重塑新時代文學的整體格局,催生新的美學特征。但也有一些寫作傳統顯示出強勁的韌性并煥發新的生機。比如,鄉土文學寫作。作為百年中國文學底蘊深厚的一個敘事傳統,鄉土文學寫作在新時代既面臨著困境與問題,也在釋放出新的活力。尤其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以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國家重大戰略的組織實施,新山鄉巨變呼喚并孕育著新的鄉土文學,鄉土寫作成為新時代文學的重要寫作思潮現象。其中,“70后”作家付秀瑩是非常重要的一員。

付秀瑩的小說創作無論是早期的中短篇小說,還是近幾年推出的系列長篇小說,大都圍繞“芳村”展開,一如魯迅筆下的魯鎮,周立波筆下的清溪村,“芳村”是付秀瑩為中國文學建構起的一個新的文學地標,也是她個人寫作的精神根據地和一個極具辨識度的標簽。新時代以來,付秀瑩“芳村”敘事的文學地圖不斷擴展,從《愛情到處流傳》《舊院》等中短篇小說到《陌上》《他鄉》《野望》等系列長篇小說,構成了具有整體性的“芳村”敘事版圖。從中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不僅是文體之變和敘事篇幅的擴展,也是在不斷拓展和深化對中國鄉村經驗的認知與表達,尤其是新時代以來,城鄉加速深度融合,對新鄉村變與不變的書寫構成新的敘事面向。此外,在敘事風格上,付秀瑩長期以來保持了一種穩定性,其以“優雅古典之筆”所創造的樸素典雅的敘述風格,以及“把現實主義近乎完美詩化”的“詩化現實主義”敘事方式,在新時代文學現場顯示出強烈的獨異性,既承繼著孫犁等前輩作家所開創的敘事傳統,又融入個人特色,自成一體,在鄉土文學經典的延長線上續寫新章。

作為其最新長篇小說,《青枝》仍然圍繞“芳村”展開敘事,但作者并未在《陌上》《他鄉》《野望》的基礎上繼續切進當下,而是以一種回望的姿態,反向切入1980年代的中國歷史,聚焦改革開放初期城鄉結構分野最為鮮明的歷史時刻,從鄉村少女的視角書寫城鄉差異,接續了路遙等作家關于“城鄉交叉地帶”的書寫傳統,延展了其“芳村”敘事的歷史縱深性。同時,又以對鄉村女性的深刻凝視與關注,獲得了新的敘事空間和意義維度。

一   1980年代與城鄉中國

付秀瑩在談到《青枝》的創作初衷時說,“試圖為一代人的青春記憶留念。”“她(米子)走過的道路滿是一代人跌跌撞撞的腳印,她的身上有很多人包括你和我的影子。”這里所謂的一代人,正是與其個人生命經驗高度重合的在鄉村中成長的“70后”一代人。她們與劉米子一樣,以少年身份在1980年代展開個體的生命故事,親身感受過1980年代歷史洪流涌動的過程。可以說,《青枝》飽含著作者自我的生命體驗,而非一種源自外部的觀察式寫作。付秀瑩將自身的生命經驗以及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融入《青枝》的寫作中,呈現了1980年代城鄉中國的復雜形態以及置身其中的“具體的人”的生命感受。

小說開篇寫道,“時間的車輪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鄉下的生活雖然不大寬裕,但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一夜之間,仿佛是轟隆隆一片大潮,涌動著奔騰著,席卷了大江南北。廣播里天天喊著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包產到戶,生產力,整個國家被一種熱氣騰騰的激情鼓脹著,激勵著。人們的眼睛閃爍著光澤,人們的臉龐也閃爍著光澤。”這既是小說的開端,也是整個敘事的開端。盡管小說并非宏大敘事的寫法,仍然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故事和個體命運,但這樣一個帶有總體性意味的敘述,清晰地標明了小說及其人物所處的時間節點和歷史方位,其所直面和處理的正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當代中國經驗,而這一歷史時段無疑是“后革命時代”中國社會變化非常劇烈的時期之一。在“芳村”,這股浪潮通過廣播這一特定時期的傳播裝置和政治組織方式傳遞進來,形成上層與基層、城市與鄉村不同空間的對照與對話。對1980年代鄉土中國經驗尤其是城鄉關系結構的書寫是《青枝》的重要主題之一,這一主題呼應著文學史中有關城鄉敘事的重要歷史傳統。

城鄉關系書寫是中國文學的一條重要敘事脈絡,從文學史的視角進行考察,有論者認為,大概走過了一個“之”字形的歷史軌跡:“在古代和近現代文學中,城鄉生活形態雖迥乎不同,但空間區隔并不明顯,作家及其筆下人物經常往來于城鄉兩處。到了當代文學時期,尤其1950年代至1980年代,城鄉兩處人員的往來才稀疏起來,出現了將近三十年的阻隔。1980年代以后城鄉區隔逐漸松動,許多作家紛紛把目光投向‘城鄉交叉地帶’或‘城鄉結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紀,中國文學力圖實現真正的城鄉融合,超越最初設定的‘城鄉交叉地帶’,朝著‘城鄉共同體’演化。這也可以說是在更高意義上向著古代和近現代的城鄉關系回歸。”《青枝》所敘述的1980年代,正是剛剛經歷了近三十年阻隔的城鄉二元結構和邊界最為明晰的歷史時段。“城鄉交叉地帶”成為這一時期非常重要的社會結構特征,也由此影響和形塑身處城鄉兩端的人的精神觀念。對于這種交叉狀態的描寫,文學史中已有許多經典文本。比如,路遙的《人生》、高曉聲的《陳煥生上城》等。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引領新的時代風氣,社會結構的重構和人口的流動成為可能。路遙《人生》中高加林的故事,清晰地勾勒出作為一種社會普遍情結的“進城敘事”,也寫出了這一敘事的復雜性和實現難度,高加林的命運正是一代農村青年的普遍困境。高曉聲的“陳煥生”系列小說則呈現出改革開放初期變革中的農村生活狀態和農民的精神變化。《青枝》接續了路遙等前輩作家的敘事傳統,呼應這一重要歷史主題,但它與《人生》等經典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付秀瑩通過更為少見的女性視角展開,更為側重從心理感受層面書寫城鄉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在鄉村女性內心形成的觀念結構和精神沖擊。

有關城鄉差異的敘述在小說中成為重要主題,其中寫到“芳村”對于城市的認知頗具癥候性,“鄉下孩子,自古以來,就知道讀書是一條出路,一條,怎么說,正路,光明大道。沿著這條光明大道,一直能闖到‘外頭’去。‘外頭’這個詞,對于芳村人來說,其實就是城里。說誰家有人在‘外頭’哩。不得了,這家人的腰桿子就格外硬,人前行走,下巴頦兒抬得老高。”這段帶有普遍性的鄉村觀念的表述涉及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鄉村中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存在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相比于1950-70年代對于勞動的尊崇,1980年代鄉村的文化觀念中更加認同知識和教育的意義,讀書被視為一條“光明大道”,連接著鄉村和城市。而這條道路所開辟的“進城敘事”也正是新時期以來當代中國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方向。二是鄉村中對于城市的認知和想象。“外頭”(城市)作為一種高級文明形態具有強烈的召喚作用,既意味著優越的物質條件,也是一種身份標識,激發著鄉村人的奮斗動力和未來想象,成為一種集體愿景。但由此處敘述亦可看出,彼時的城市之于鄉村,是一種想象性的、被神話化的存在。大部分芳村人沒有進城的經驗,對城市缺乏具體的感知和客觀的認知,城市是一個想象中的龐然大物,被嚴重賦魅和神話化了,這種神話化正是城鄉差異的典型體現。

城鄉差異成為《青枝》的重要敘事起點,也由此建構起“進城敘事”這樣一個敘事結構,深嵌在人物的觀念、行為和命運之中,成為具有主導性的力量。在小說中,諸多人物都有由鄉及城或由城返鄉的在城鄉之間流動的經歷,這種流動既是個體性的,也是整體性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時代征候。比如,從城市中回到芳村小學任教的小張老師、努力通過結婚的方式實現進城的楊老師、完成了“進城敘事”的小釵,等等,這些人物的故事及命運均與城鄉關系有關。換言之,1980年代的社會變革以城鄉關系結構的方式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命運,“進城敘事”成為鄉村人共同的生活命題。

事實上,在付秀瑩既往的鄉土小說創作中,對于城鄉關系的思考和處理也一直都是貫穿性的主題。比如,《陌上》雖然更多聚焦芳村內部的生活和故事,但通過不同代際人的觀念和生活差異,依稀可窺見作為他者的外部城市生活對鄉村的影響;《他鄉》中著力塑造的翟小梨則是經由知識成長完成“進城敘事”的典型代表,書寫了新一代鄉村女性進城后的故事。同時,也呈現出對于城鄉關系的辯證思考,“在付秀瑩這里,‘故鄉’和‘他鄉’是互相造就而不是彼此隔絕對立的: 正是因為‘他鄉’的存在,‘故鄉’才成其為‘故鄉’并永遠如是; ‘我’進入‘他鄉’,‘他鄉’中有了‘我’——‘我’的生活、家庭、情感、思緒,‘他鄉’就不再是‘他鄉’而成了‘故鄉’——‘我’的故鄉”。《野望》則是鄉村振興背景下“有關新鄉土世界的敘述”,展現了新的時代背景下城鄉關系的深度融合,呈現了“進城-返鄉”的新敘事結構,這是最切近當下狀態的“進城敘事”。因此,對城鄉關系的思考以及對“進城敘事”的書寫,始終是付秀瑩鄉土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和結構性存在。《青枝》既延續著付秀瑩個人創作譜系中的核心命題,也與文學史的城鄉敘事傳統形成呼應和對話關系。

二   “流動的人”與空間敘事

對于1980年代城鄉結構及其所生成的不同生活經驗與文化觀念的書寫是《青枝》的重要敘事內容,在表現方式上,《青枝》是通過人物的流動、以空間敘事的方式予以呈現的。小說細致描繪了鄉村、縣城、省城等幾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空間,通過主要人物劉米子的流動和觀察,寫出內蘊其中的差異性。

列斐伏爾在談論空間時指出,“空間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既是均質性的又是斷舍離的。”是“社會關系的生產和某些關系的再生產”。在《青枝》中,付秀瑩對于不同社會空間的建構也是多維的,既寫出不同空間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的外在物理景觀差異,也通過人物的故事、觀察和感受,寫出不同空間所生成的復雜的社會關系,以及這種關系之下所被塑造的人的精神觀念差異。

對于鄉村空間的塑造依然是《青枝》的重要著力點。在此前的長篇小說《陌上》和《野望》中,付秀瑩以獨特的日常生活敘事方式,構建了一個元氣充沛、自洽自足的芳村。在看似無故事的故事中,將沉積在鄉村社會中的生活習性、文化觀念書寫出來。在《青枝》中,付秀瑩以其一貫的綿密細致的筆觸勾勒鄉村生活,呈現1980年代鄉土社會的內在肌理與文化傳統。在對鄉村空間的塑造中,主要聚焦于教育空間和文化空間的書寫。

作品用了大量筆墨寫芳村小學,這既是作為人物主角劉米子的主要成長空間,也是鄉村接通城市、融入時代的重要通道。在對芳村小學的敘述中,作品涉及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鄉村教育。劉醒龍曾在《鳳凰琴》中處理過這一主題,小說中青年教師張英才的經歷以及界嶺小學的處境就是一個時代鄉村教育的生動縮影。《青枝》也在呼應這一種重要的歷史主題,寫了不同的鄉村教師的命運。比如,被迫分到芳村小學的楊老師,帶著一種有點“找”的口音開始她的職業生涯,后又通過與城關小學副校長戀愛探索進城的道路;像高加林一樣嘗試通過與城市女孩戀愛留城但失敗的小張老師,不得不回到鄉村任教、結婚生活。他們均是1980年代教育體制的產物,也是城鄉關系影響下的個體代表,顯現著鄉村教育本身的困境,也映射出城鄉關系結構對于青年一代在就業選擇、婚姻選擇等方面的普遍性影響。

《青枝》對芳村空間的構建還體現在對鄉村文化傳統和生活觀念的書寫中。盡管作為少年人的主角人物對鄉村生活的參與有限,但通過她的觀察視角,依然寫出了一種穩定的鄉村日常生態。那些隨著節氣流動而起伏變化的日常生活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構成一種敘事上的獨特“節氣美學”。那些千百年來傳承下來的婚喪嫁娶的生活習俗,以及某些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勾勒出隱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差序格局”和“禮治秩序”,呈現出鄉土傳統的重量和分量。如同作家本人所說,對于她小說中的所有人物,“芳村,是他們的出處,是他們的來路。他們的城市生活,無論是成是敗,是光鮮亮麗還是破敗不堪,都是同芳村生活有著對照和互文的”。無論是在芳村生活還是跨越城鄉結構進入城市,他們都是芳村這一空間的現實產物,帶著芳村的文化基因。付秀瑩筆下的芳村呈現出歷經時間沉淀而形成的穩定狀態,四時交替,秩序井然,成為她筆下人物和故事的最穩固根基。

縣城是這部小說的另一個重要空間場域。在中國文學的城鄉敘事中,縣城是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存在。它具有一種城鄉之間的過渡性特征,類似于列斐伏爾所言的介于近端秩序與遠端秩序之間的“城邑”,既與鄉土社會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尚未真正成為現代都市。因此,在文學敘事中,縣城“往往更多成為鄉土題材和城市題材的一種補充和過渡,僅僅被捎帶著提及,很少被真正意義上作為一種‘主體’進行表征”。《青枝》中的大谷縣城具有1980年代北方縣域空間的典型性,正處于城市化的過渡狀態之中。但于鄉村少女劉米子而言,進入縣城讀書已然是其生命的高光時刻,是她個人“進城敘事”理想的階段性兌現。盡管這一階段的敘事仍然受限于主人公的年齡和學生身份,主要講述學校生活。但通過實驗中學與芳村小學的對比,以及城鄉往返路途中對于城市生活的觀察,作者建立起關于1980年代北方縣域城市的空間構型。首先是學校層面,新的學校環境對于主人公形成一種陌生化效果,“米子在校園里走來走去,內心里充滿了新鮮的喜悅。她喜歡她的新學校。不僅僅是學校的名字,聽聽,實驗中學,帶著一種滿不在乎的城市氣質。還有這學校的新和大,比起芳村小學,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城市的美好首先以教育環境的改善提升在劉米子這里獲得切身感受。無論是硬件條件還是教師的水平,都遠非鄉村小學可比。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他者的城市文化給鄉村少女帶來的壓力。劉米子通過城鄉學生在姓名、興趣愛好、生活習慣等諸多方面的不同,深刻感受到一種差距:“真切感受到那種打擊,怎么說,城市對鄉下的打擊。其實也不是打擊,或者叫做傷害?其實也不是傷害,是挫敗吧,是碾壓吧,總之是,這些鄉下孩子們,簡直是灰心喪氣。”因此,她對城市的態度由過去的單一憧憬演變成一種交織著失落的復雜情感。米子對于縣城生活更具體的感知通過她在城鄉之間往返的觀察中獲得,盡管這種觀察不免帶著少年人的理想化濾鏡,但作為城市的他者,依然讓米子感受到本雅明在談論波德萊爾時所提出的“震驚”體驗,獲得了對“人格有決定意義的重要經驗”,在與縣城互為他者的映照中,縣域空間獲得了更具體的形象,人物獲得了更清晰的自我認知。

相比較而言,省會城市則是更為典型的城市空間。休學在家的劉米子抓住招聘的機會來到省會城市打工。盡管她的主要活動場所是在新南商場,但通過這個特殊的商業交易場所,作者構造出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城市空間。某種意義上,新南商場就是一個微縮型的城市文化交匯地,成為劉米子等人體驗城市生活、觀察城市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平臺和窗口。這是一個混合型的空間,城市人與鄉村人在此匯合,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在此深度碰撞與交融。偉剛、劉米子、青青等鄉村人以服務的方式介入城市生活,與城市人結成購買銷售關系,也力圖形成逸出這一工作關系之外的更復雜的關系。比如偉剛與小李子之間糾纏不清又終究無果的感情、劉米子與小詹之間朦朧的情感。她們通過工作觀察城市生活,也試圖真正與城市結成一種深度關系。而這種努力的失敗,深刻地展現了城鄉關系跨越的難度。新南商場猶如一個復雜的容器,將城鄉之間多維度的差異熔鑄在一起來呈現,構成一個語義極為復雜豐富的社會空間。城鄉差異在這里體現得更為鮮明,尤其是在人與人深層情感關系的構建上顯現出跨越的難度。

從芳村到大谷縣城,再到省會城市石家莊,三種不同的空間,清晰地顯示著1980年代中國城鄉之間的差異性,尤其是當這種差異通過一個正在成長中的鄉村少女的視角和體驗來表現時,獲得了更深刻和清晰的心靈鏡像。與已然經典化的《人生》等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路遙等人是置身于劇變時代的經驗河流之中書寫時代,而付秀瑩是以回望的視角來重述經驗、重構歷史。這種回望視角既因為時間的距離而飽含著深情與緬懷,也因為后設視角而充滿更多的歷史理性。

三   革命、勞動、知識:鄉村女性成長的可能

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誕生了許多經典之作,也塑造了許多經典人物。然而以性別劃分,男性人物占據絕大部分比例,從魯迅筆下的閏土,到柳青筆下的梁生寶、路遙筆下的高加林,一系列男性形象帶著特定時代的豐富內涵在文學史中卓然而立。相比較之下,具有經典性的女性人物則要少得多。這一方面與千百年來女性“作為歷史盲點”的社會處境有關。正如有論者所指出,“將人類默認為男性,是人類社會結構的根本。這是一個古老的習慣,像人類演化理論一樣深入人心。”這一性別差異在農耕文明為主的鄉土社會中更為突出,因而,鄉土文學敘事的焦點往往更向男性傾斜。另一方面,也與作家中男性寫作者本身占比較大有關,女性寫作者以及充分書寫女性經驗的寫作都是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而逐步出現和增多的,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在既有的文學創作中,即便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也較少真正作為敘事的主體出現。比如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具有異質性的黑妮、柳青《創業史》中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徐改霞。她們或者作為敘事的一個結構性元素存在,或者作為一種提出“問題”的方式出現,未能獲得真正的主體性。付秀瑩鄉土書寫的重要價值之一,就在于始終把鄉村女性放在中心位置來觀察和處理,深入到她們的身體經驗和精神生活中,賦予她們充分的主體性和表現空間,書寫她們不斷覺醒的自我意識,呈現她們艱難卻又頑強的成長之路。

而對于鄉村女性的自覺書寫,因了付秀瑩個人的女性身份與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呈現出極為扎實和細膩的效果。有論者認為,付秀瑩是一位“心思細密的小說家”“特別會寫女人的小心思”,具有“細密敏感的藝術氣質”,擅長寫“以小見大”的小說,這種風格特質既與其女性寫作者的身份相關,也與其個人小說筆法有關。更重要的是,付秀瑩有著豐富的鄉土生活經驗,即便在個人生活層面完成“進城敘事”之后,仍與鄉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系和觀察,“我傾聽他們的瑣細心事,拆解他們的心靈疑難,我到村人勞作的現場去觀察,去農戶家里翻看他們的家庭賬本。”通過返鄉體驗生活、電話交流等各種方式不斷地回到鄉村,保持了一種面對鄉村的生活感和在場感。這一特質在當下的寫作者中尤為稀缺。盡管當代小說敘事的理論和技法在不斷豐富和成熟,但在場感缺失和經驗匱乏成為當下鄉土寫作最大的問題與癥候。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在于,近幾十年來的城市化進程在整體上推動著鄉村人不斷涌入城市,作為寫作者的作家也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中轉變為城市人,由此造成對當下鄉村生活的隔膜。在這樣的語境之中,付秀瑩這種扎根于鄉村生活經驗的寫作就變得尤為珍貴。

在《青枝》中,付秀瑩依然將女性作為敘事的主體,但著力呈現的不再是翠臺、素臺等中年鄉村女性的生活,也不再是翟小梨等通過求學實現了進城的新一代知識女性,而是一個尚在求學階段的鄉村少女劉米子,書寫其成長心路歷程,形成了對于既有人物譜系的有力補充。在小說中,劉米子的故事始終與成長相關,這也是現代以來,文學始終在處理和表達的一個重要命題。“五四”時期,魯迅筆下的娜拉、丁玲筆下的莎菲都曾將這一問題提出,但在不同的時代和語境中,所獲得的可能性其實是不同的。現代時期,啟蒙與革命成為女性突破既有身份位置的重要方式,劇烈變革的社會整體提供了這種斷裂式的改變自我身份的可能性。現代文學中的許多女性知識分子形象,以及女性革命者形象,均體現出這一路徑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勞動成為女性獲得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尤其對于鄉村女性而言,在工人話語和勞動政治被尊崇的時代,勞動成為獲得身份認同的重要路徑。比如,丁玲小說《杜秀蘭》所探討的就是1950年代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其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杜秀蘭是一個鄉村少女,在升學和勞動之間選擇了后者,而她“選擇留在農村的‘主動性’”成為這一人物形象的主要特點,也是對彼時具有普遍性的時代命題的回應。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通過知識獲得現代意識并進而實現自我價值成為一種新的成長路徑。《青枝》的重要意義在于對1980年代鄉村女性成長問題的深入探討,凸顯了由革命敘事、勞動認同到知識成長的轉變。

米子的人生之路既是對于鄉村女性成長可能的探索,也體現出這一群體成長的難度。作為一個在學習上天資優秀的學生,經歷了在芳村小學的輕松學習之后,進入縣城學習,是其成長的一個重要蛻變。縣城教育以及縣城生活在不斷打開她的視野,但一方面,縣城生活帶給她新鮮感和自豪感,同時也給她的成長帶來壓力。尤其是青春期所引發的生理變化,將壓力進一步放大。在這一階段有一個別具意味的情節:劉米子突然生病并導致了休學。從小說整體來看,這是促使其選擇到省會城市打工的重要情節轉折點。但這一情節設置或許并不僅僅是敘事的需要或者偶然性的身體層面的變故,也是其這一階段在縣城生活和學習的一種精神和心理變化的表征。在小說敘事中,疾病具有強大的隱喻功能,這種隱喻有時指向政治、道德,有時也指向心理、人格精神。從表面來看,導致疾病發生的原因是青春期的生理變化和學習壓力的增大,是身體層面的變異,其實也是生活環境整體變化產生的心理后果,是鄉村少女在陌生化異質化的城市文化和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內在心理沖突的投射。在實驗中學的學習生活雖然相對封閉,但城鄉差異仍以多種渠道多種方式滲透進來,參與到鄉村少女的成長之中。從實驗中學的休學到轉向打工生活,實際上是一次成長的轉向,是一種成長方式的調整。此后,劉米子曾嘗試直接融入縣城生活(找振興推薦到縣城做臨時工),后又到省城打工,受挫后又選擇重新入學。這樣的一個過程,正是1980年代鄉村女性探索自我成長和價值實現的反復探索。劉米子的經歷顯現了成長的艱難性,以及缺乏知識支撐的前提下所能獲得的成長空間的有限性。

《青枝》中另一個重要女性人物是小釵,這是一個同樣出身鄉村的女性,在城市站穩腳跟的她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富有的家庭,成功的事業,讓她成為一個鄉村女性成長的范本。但小釵的故事所揭示的是另一個殘酷的真相,她的成功是以對理想愛情婚姻的放棄為前提的,她與趙飛的結合充滿實用主義,某種程度上是以婚姻換取經營事業的資源。米子的失敗和小釵的成功,共同指向的都是鄉村女性如何成長的命題,顯示了鄉村女性成長的不同路徑及其難度。

除了兩個主要人物之外,小說同時塑造了青青、環環等一眾鄉村女性形象,這些人物都在一種艱難成長的狀態中,都尚未成為“翟小梨”。付秀瑩對于這些女性人物的塑造顯現出對于鄉村女性成長可能性的理性思考。現代鄉村女性的成長固然有多種路徑與可能,但歸根結底,知識教育的賦能、自我認知的提升才是根本性的,是實現自我成長的關鍵因素和方式。

結  語

從整體來看,中國文學對于鄉村女性的書寫是不足的,尤其是將鄉村女性放置于主體位置展開的敘事比較匱乏。這也正是《青枝》的重要意義之所在。它所呈現的1980年代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社會經驗,既構成對1980年代文學敘事傳統的接續和對話,也為當下不斷延長的鄉土寫作提供參照,它們是當下“城鄉共同體”式鄉土寫作的歷史來路,也是諸多鄉土敘事的邏輯起點。作品中對于鄉村女性成長的細膩書寫有力深化了當代女性敘事,塑造了具有典型性的鄉村少女形象,如果說經典作品《哦,香雪》表達了1980年代鄉村女性對于城市和遠方的想象和期待,《青枝》則推進和實踐了這種想象,讓她們與不同的現實相遇合,在成長的磨礪中綻放自我。她們既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是一個時代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