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煒:當代科幻小說中的古典時刻
引言:拯救詩人屈原
遠在《三體》現象引起中國科幻的全球影響之前,夏笳就在2008年靜悄悄地發表了小說《汨羅江上》,作品不僅是向屈原致敬,而且也是為了紀念剛剛去世不久的科幻作家柳文揚(1970—2007)。小說設想一種跨時空的Tmail,敘事者X在未來與現在的作家小丁交流,小說情節則是從未來回到兩千多年前,這是一個拯救屈原的故事。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屈原之死是一個經典時刻,政治忠實、道德高潔、文學不朽,這是一個由此建立起中國文學傳統的完美的古典時刻。[1] 小說中最終拯救屈原的,是經過小丁和X的一次次交流與重寫,在確定性的屈原自沉的經典時刻中,打開了無限的多樣可能性。屈原最終在汨羅江畔停下步子,他面對時空的無限復雜,在唯一性之外看到了無限多的另類可能。
科幻小說本應指向未來,然而在中國大陸科幻新浪潮中,許多作家的小說卻充滿了與中國古典文化相關的豐富指涉,其中包括夏笳、長鋏、錢莉芳、飛氘、寶樹、張冉、程婧波、顧適、雙翅目以及慕明等人。如果將范圍擴展到華語科幻以及在新浪潮浮出海面之前就活躍的實驗小說作家,那么張系國、張大春、紀大偉、駱以軍,以及美籍華裔作家劉宇昆、匡靈秀等,也應納入討論。這些作家在其想象性的文本空間中對“古典時刻”的再現,主要采取三種路徑:其一,將過去的某種遺留之物作為時間中的“不合時宜之物”(如張大春的《傷逝者》和夏笳的《龍馬夜行》);其二,通過時間旅行回到古代(如張冉的《晉陽三尺雪》和寶樹的《三國獻面記》);其三,建構歷史的另類敘述,架空歷史(如長鋏的《溥天之下》和劉慈欣的《西洋》)。所有這些路徑都對科幻小說單純是寫未來的類型規范提出挑戰;在極端的意義上,當代科幻中的古典元素凸顯了這一類型在與古典主義互動中所展現出的可塑性、可重復性與流動性。
那些古老的、過時的、不合時宜的時刻,指向了科幻想象織體中的褶皺與孔洞。它們并非旨在證明某種單一的世界圖像或確認一種目的論式的未來愿景,而是去測試一切可能與不確定的事物。這些古典時刻在我們熟悉的世界圖景之外,拒絕讓世界、歷史、時間被經典化。古典時刻在當代華語科幻中的創造性再現,形成了一種元小說式的折疊,促使人們去思考和反省這一類型在切入熟悉的古典主義時所發揮的無形力量——這種力量將古典陌生化,使其成為驚奇的瞬間,重新發現自身能動性的契機,以及喚醒對越界與差異的自我意識。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記憶的保留劇目”(repertoire of memory)[2],古典主義向任何試圖與之互動的人發出召喚,使其在被陌生化的科幻語境中以獨特的音調發聲;而科幻則反過來重塑古典主義,使其呈現如宇宙中不可觀測的引力場,為每一次古典的召喚賦予“質量”與意義,無論這種召喚是出于敬意還是反諷。
夏笳的寫作以對古典時刻在時間多樣性中不斷變化形態的持續探問為標志,并且始終懷抱深切的敬意。在《汨羅江上》中,她借助可能性的想象力拯救了屈原,在改變這一歷史人物的古典形象的同時,也在故事中植入了對當下時代的一種可能的救贖。她設想的電子通信能跨越時間,實現雙向的時間旅行,既通向歷史,也通向未來。在這個故事中,對當下的救贖經由一位當代導師指引,創造了重寫屈原的古典時刻,這是作家本人的謙遜而微小的愿望,接入了古典主義的浩瀚海洋。科幻作為一種文學,由此與作為文學根基的古典主義相通。以科幻的方式“拯救”屈原這一折疊,指向了這一類型最重要的倫理與美學意義之一:即在科幻小說的想象中,在歷史單一模式、有著預定結局的敘事之中,仍可以孕育著無限的文學可能性。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將聚焦三個案例研究:飛氘關于孔子悟“道”過程的可塑性的時間旅行故事、雙翅目關于韓愈筆下《毛穎傳》的再創造——毛穎在這里被塑造成一種使“文”得以在無限重復中生成的生靈,以及慕明以巴洛克風格書寫的晚明“莫比烏斯”情節,其中宛轉環的形式見證了“情”的流動性。篇幅有限,本文無法充分展開對“道”“文”“情”的深入討論,但這三個概念在中國古典主義構成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無限接近古典的反諷:道的可塑性
飛氘在2014—2019年之間,用微型小說的形式,書寫了一部類似于百科全書式的人類未來史。這組小說體現了作者對文學經典的致敬,例如《奧德賽》。這些精巧、細膩的文本中深藏著不同尋常的理念: “道”是一種可塑性的體現。[3]在題為《希格斯鏤刻主義》的小說中,作者構造出一種類似于元敘事的思考,在本文的語境中,文學實驗必須同時與我們可以辨識的“古典時刻”、與文學的原初混沌之間持續不斷的互動,而不屈從于“古典時刻”被經典化確定的規范。彼得·希格斯的理論是用來解釋物質的質量如何生成的,如果宇宙中有一個所謂的希格斯場,希格斯玻色子使物質基本粒子在與希格斯場的交互作用中獲得質量。從哲學意義上來看希格斯的理論描述,這是關于物成其為物——以及人成其為人的生成描述,這里發生的事件,不是場域中心控制的霸權話語,而是從無數個粒子位置發生的獨異事件。飛氘用來描述宇宙藝術的希格斯鏤刻主義,呈現出一種猶如新巴洛克式的文本生成方法。同時,這也是一種不斷重復的回返——無限次地返回到曾經所在之處,以及曾經存在之物。飛氘所描述的“希格斯鏤刻主義”(Higgs Carvingism),正是這種新巴洛克美學的一個絕佳隱喻。
讓我們來看飛氘的描述:“……由此產生了‘希格斯鏤刻主義’,這種藝術常令人誤解,以為這些瘋子用一把看不見的粒子刀把宇宙挖得千瘡百孔,只為能夠把時空鏤刻成某些具有數學方程式美感的結構……宇宙本就在進行自我鏤刻,鏤刻家只不過在此基礎上做些小調整……于是每個人都開始夢想著擁有一個‘虛擬宇宙球’,并在其中過一把創造者的癮。這種新玩物的流行使古老的鏤刻術外泄,變成時尚人士的必備技能之一。人們沉醉其中,終日雕琢著自己創造的小宇宙。和我們的‘真宇宙’相似,它們同樣是有限而無界的,其中的粒子星辰,一樣聚合離散,生死往復……銀河中央的那個‘黑暗核心’,是否就是一塊更大的‘宏虛空’?多年前,從那里向太陽系發出的那串神秘召喚信號,莫非是為了召喚人類進入其中,填充它內心的空虛?而我們,作為包裹著虛空的皮囊,是否只是寂寞的創造者手中的一場推箱子游戲?虛空和實在,不正是光明與黑暗的翻繩嗎?所謂有一種叫作人類的實在生物,從太陽系的地球出發,朝著黑暗之心一步步邁進,反過來看,其實就是‘銀心’深處的巨大空虛,由內而外地流淌。我們不過是宇宙的寂寞漣漪……空虛并非完全消極,在一定程度上,它為我們保留了彈性,為未來的填充或擠壓留下了空間。”[4]
在悲壯的人類遷徙背景下,悲壯被推到了很遠的位置,在拒絕傷情主義的密集文本層面,文字作為一把“希格斯鏤刻刀”,打開了“不可見屏障”之下的猶如一片混沌的時空(或所有概念與思維都尚未定型的場域)。我對“希格斯場”的理解,以及飛氘對“希格斯鏤刻主義”這一帶有反諷意味的命名,都指向他作為一個“后來者”的位置——甚至可以說,是其所寫作的類型,即科幻小說作為“后來者”的位置——這樣一種創作的能量,正是在與整個文學總體的互動中所激發出來的。當飛氘開始認真從事科幻寫作時,他在文學場域中遭遇的是最為沉重,也最具分量的互動:一方面是卡爾維諾,其作品扭曲了時空,另一方面在其背后則隱現著魯迅,幽暗意識在天空中鑿刻出深淵,而最終又回返博爾赫斯——在一種冷靜卻被掏空般鏤刻的古典主義之中,將所有這些影響重新加以編排。
飛氘擅長用概括的敘述方式,在緊密的文字編織中嫻熟地使用與文學場域發生交互作用的鏤空雕刻法。飛氘此前有另外一個系列的作品,這是他自己獨樹一幟的“故事新編”系列,包括《蒼天在上》《榮光年代》《一覽眾山小》等,他甚至將中國經典故事融入好萊塢科幻大片,寫出微型小說系列《蝴蝶效應》。他在這些作品中內化了卡爾維諾和博爾赫斯的文本寄居風格,文字猶如希格斯刀鋒,雕刻出不同尋常的奇異雜糅景觀:屈原的 “少數派報告”、嬴政的“星球大戰”、曹操的“生化危機”、杜甫的2012年末日嘆息、梁山好漢的“X戰警”、蘇東坡流放月球之旅……所有這些故事,都通過與整體古典主義場域的互動而獲得新的意義,從而實現對古典敘事的科幻性轉化。這種互動為敘事過程注入能量,承諾奇觀的爆發,塑造出具有可塑性的隱喻形象,或生成性的人造之物,游走于古典與科幻這兩個語義領域之間。
《一覽眾山小》卻很不一樣,這篇小說是飛氘的代表作,“也是最具有魯迅筆法的,深切地結合了魯迅的幽暗面的“也是最具有魯迅筆法的,深切地結合了魯迅的幽暗面的力量。寫孔子登頂泰山,與子路失散了,孔子陷入一個幽深的洞穴,這個洞穴的縱深不是空間的,而是時間的無盡感。如何超脫一時一代的困頓,如何覓得‘道’,使之‘道’傳諸后世、不絕于世,如何看清當世之史、看見未來之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只能望洋興嘆,無法在知識層面解鎖。在洞穴里,孔子遇到時間上的未來人,得知了‘史’的另類可能:‘終于有了個法子……有些機器,可以另辟一塊時空,在那里,史,從過去一個起點重新開始,直到全人類都滅亡,就再從頭來過,一遍一遍,每次又千變萬化,“萬虛”就變成了“萬實”……有了“萬實”,就可以相互比較,就能明白“道”了。’原來泰山即實驗,二百七十次實驗中孔子沒有登上泰山,也就沒有得道;但第二百七十一次,孔子來了……飛氘將泰山鏤空雕刻成一個思想實驗機器,萬事皆有始終,孔子在這里看到了‘萬實’——萬千種現實,萬千種歷史,時空中沒有一個恒定的道,也沒有一個恒定的史”[5]。
孔子的經驗在此,猶如與宇宙希格斯場的接觸,他在不自覺的奇遇中,與宇宙真實本質的“全知之場”發生了接觸。飛氘在泰山之中,以希格斯刀鋒雕刻出一個中空的世界。孔子在那里預見到無數分岔的未來。他醒來之后,對老子說,自己夢見一個教他得“道”的世界,但他已經忘記了那究竟是什么。在小說中,夢醒的孔子放棄了登臨泰山的念頭。在這一條時間線上,是否意味著孔子未能完成這場實驗?但如果他失敗了,這個科幻故事是否也就未能與賦予其意義的“古典時刻”建立連接?飛氘書寫孔子時,試圖創造一種無限逼近古典、卻又不被其固定與抵達所束縛的戲仿——正如一則偽托老子的引語所暗示的那樣:“善行者無轍跡,善游者無定所,亦無意于抵達。”[6]在這一科幻化的形象中,孔子始終在路上,在途中,通過與一個超越人類、貫穿多重時間線、構成歷史復雜性的萬物之網的互動,去探尋自己的“道”。飛氘的敘事,正是在展示“道”的可塑性,也即“古典時刻”脫離經典定義束縛的多樣性,一切都尚未被決定,即便是古典的仍然懸而未決。在這個意義上,飛氘寫孔子,完結了無限接近經典的諧謔。
二、永恒回歸的隱匿工具:“文”的差異性
我曾在《看的恐懼》中將雙翅目作為中國科幻2.0的代表作家來推出,之所以會說她代表了“第二浪潮”,是因為她“超越”了劉慈欣。此處的“超越”并無質量比較的意思,而是說當很多作家還在劉慈欣巨大成功的光暈中寫作,試圖在劉慈欣的方向上超越劉慈欣的時候,雙翅目已經另辟蹊徑,在追求文本復雜性的方面完全走向劉慈欣的反面。在這個意義上,雙翅目的出現,猶如當年劉慈欣、韓松一代用科幻之光照亮不可見的世界,她的文字重塑了一個新宇宙。這個宇宙是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她更自覺地重塑了一個文字的宇宙,甚至是一個“文”的宇宙。例如《太陽系片場:海鷗》這部最初引起我關注的小說,就可以說是對“文”的自覺實驗,整個文本是關于如何“表現”的一場天文級別的實驗。這篇小說在文字上的密度甚至超過飛氘的作品,而詞語的秩序更具哲學意義的脫序現象;小說文本看起來像是對于契訶夫《海鷗》的模仿和重寫,但突顯波粒二象性無法確定的文本(波和粒是小說里扮演《海鷗》中兩位女主角的孿生子女演員),在重復中突出的是一種悄無聲息中爆炸性的差異。[7]作為哲學出身的學者(原名馮原,任教于南開大學),雙翅目的研究對象正是德勒茲理論,她在打開永恒回歸的差異線上不僅有著高度自覺,而且有著訓練有素的紀律性。
在這里永恒回歸的差異線,或一種延異(Différance)策略,一種差異性(Iterability)的文學方式,是筆者對于德里達和德勒茲在雙翅目小說中產生影響的一個有意識的提示。但如果不僅僅是從西方的角度來說,永恒回歸的重復,不斷產生差異線,從而在重復與差異中產生意義,這也正是章太炎在“鼎革以文”的復古運動中放大的“文”的意義。回到中國的古典語境:對于反對現代性之目的論和進化論的章太炎而言,“鼎革以文”就是要用古代文字的深度、斷裂的時間觀和文本的復雜性,來構筑一種獨立的批判性立場。[8]章太炎眼中的“文”不是透明的意義載體,他堅持使用艱澀的古語,讓文字處于不斷被重新解釋、處于流動中,這樣做的同時,“文”保持了相對于“白話文”的自由,后者更容易淪為現代宣傳工具。
在《毛穎兔與柏木大學的圖書資料室》這篇小說中,雙翅目也嘗試在回到古典的同時,在重復中制造差異線。小說的核心意象正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象征——毛筆。所謂“毛穎兔”,故事來自韓愈的一則“志怪”筆記小說《毛穎傳》,寫的是神話中的兔子,在秦始皇統一中原的戰爭中,被大將蒙恬獵獲,拔毛做筆,被封在管城(需要有筆管),人稱“管城子”,“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惟上所使……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9]。但后來用禿了,這支筆就被拋棄了,韓愈譏諷說,這筆為秦滅諸侯立功,秦卻沒有對它懷有多少恩情。對這篇古文,嚴肅的解說都認為韓愈是用毛穎的故事來諷刺“文”“文學”以及“文人”被政權利用,是“諧隱”之文,甚至推導毛穎是韓愈自比,此文有政治諷喻。而結合在寫此文之前,韓愈與友人論辯中曾說“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柳宗元為此文辯護,便扣準“善戲謔焉”,作為韓愈知己,為“以文為戲”正名。[10]至于毛穎原本是上古神物,無論是作為兔子、毛筆、文人,毛穎自古已有,被秦始皇使用,不過是不斷重復之中的一次,正落入“永恒回歸”的命運。韓愈寫《毛穎傳》卻是在永恒回歸中制造了一次差異線,韓愈一方面在諷喻文人,但另一方面也用“以文為戲”的方式,大方地給“文”賦予另一層意義,是獨立于政治天地之外的游戲意義——文學就是游戲。
雙翅目的小說背景是當代中國學術界,毛穎變成了一支“神筆”,被一位在柏木大學任教的年輕教授意外發現。年輕教授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哲學,需要查找的資料極其稀缺,他在柏木大學圖書館里發現一個深不可測的地下世界(chthonic):地下藏書室層層疊疊,陰暗無光,只有一些古舊的機器人出沒其中。找書的過程,也根本像是在詞與物斷裂的世界之中,編目根本不存在,書也從來不在固定的位置。整個地下世界是一個流動的宇宙,神秘莫測,毫無規律可言。與其說年輕教授找到了毛穎,不如說毛穎自己送上門來。他在地下書庫中意外看到一只白兔,隨即就看到一冊《毛穎雜記》,這本看似薄薄的書卻并不簡單。他每次打開,書的內容都不一樣,因此作為枕邊書讀上一個月,都讀不重樣。每次重復打開同一本書,卻總是讀到不同的故事。永恒回歸的差異,讓故事的主人公開始進入一個異世界。
圖書管理員提醒年輕教授,他的領口有兔毛,他此后有意在書庫中搜集兔毛,找到一位老先生,請制毛穎筆。他當晚趕寫論文,不慎睡著,“不知何時,他的筆自行涂抹……他心有戚戚,懂了毛穎筆自有意志。他于白日嘗試兩次,任毛穎筆自行書寫。文章果然漂亮,他自愧弗如。他動過念頭,不如直接任毛穎代筆,完成學業”[11]。 其后他因父親生病入院需要治療費用,用毛穎筆干起“代筆”行當,毛穎無所不能,變成“神筆”(mythological pen)。他因此放棄自己思想。自己思考,毛穎筆反而不寫;自己不想,毛穎筆便可自由發揮。
這個故事可以讀作針對當代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諷刺,猶如《毛穎傳》對文人的諷喻。但雙翅目在一個算法崛起的時代寫“毛穎兔”的故事,當然不會重復“文以載道”的舊傳統。她在這個小說中也在尋找一個“文學”的位置——有關當代科幻的烏托邦或惡托邦想象、有關科幻的政治學解讀,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媒體,都已經作出充分解讀;將“黑暗森林”作為真實的國際政治關系理解的讀者,甚至可以從中孕育新的政治意識。但雙翅目做的,也如韓愈和柳宗元,是“以文為戲”;將文學作為一種游戲,將科幻作為一種游戲。然而,這個游戲在今天有著另一層含義:游戲亦可以獨立于人,而“文”也可以獨立于人。
小說中的年輕學者的開題報告題目是《宇宙崇高與人心惟危》:“啟蒙與科學打破舊思。宇宙為虛空,黑暗即無限,地球位于偏僻軌道,人類并非出于上帝之手……科學規則的底部,未知仍洶涌蓬勃,沖擊人類心靈。上至科學星圖,下至民間戲作……繪畫暗示,穩定體系總風雨飄搖,崇高不仰仗規則,而來自規則外的世界。人心惟危,無法離開自身界限,只能想象崇高,但沒法真正理解宇宙。”[12] 熟讀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研究德勒茲哲學的雙翅目,早在《猞猁學派》《我們一起徒步穿越太陽系》等作品中就建構了超越人類中心視角的虛擬學術世界。在毛穎筆的故事中,年輕學者也將在訪問歐洲的時候,最后在愛丁堡大學——蘇格蘭人自認為的啟蒙的真正發源地——任由毛穎筆隨著自己的意志,打開別有洞天的新世界。年輕學者與蘇格蘭老研究員交流,對方講述的猞猁學派,人類科學家只是跟隨猞猁,才洞悉宇宙,正如他講述的韓愈寫過的《毛穎傳》。然而,自此以后,毛穎筆就離開主人公了。它成功地設計了一個又一個世界,人類的世界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它自有想法,“按需所取,迭代物種、人類與社會”。正如蘇格蘭的老研究員看到毛穎筆后說“它能改造芯片”,而從此被毛穎拒絕的年輕學者再遇到圖書管理員時,對方勸他:“人類才不是萬事緣由,你更不是。或許,毛穎只是借著你跑出來,看看世界,順便為自己修了一道數字化和智能化的門戶。這樣,它就可以通過算法書寫世界,閑雜人等也更難干擾它自己的自由世界。”[13]
從韓愈到雙翅目,文/筆的故事,雖然都有人間的部分,但更廣大的世界遠遠超過人類的權力、知識和感覺。這是一個更大的游戲,這是一個不以人類為中心的游戲,甚至可以說,宇宙本身即游戲。對于韓愈來說,游戲始于神話,文/筆自神話中來。對于雙翅目而言,這個游戲到了算法這一步,文/筆融入算法。這可以是一個輕松的喜劇嗎?《毛穎兔與柏木大學的圖書資料室》代表著一次最輕盈的文學革命,它融入綿長無盡的時間之中,在無限的重復中“鼎革以文”——在當下的差異線上,涌現一個遠離人類意志的世界,“文”已經自由起飛。
三、講故事的高維拓撲學:“情”的流動性
生活在紐約的慕明(原名顧從云)曾經以處理算法為業,但她也精通中國古典文學,迄今為止,慕明發表的最為重要的一篇小說是《宛轉環》,這篇小說標志著慕明的古典時刻。小說依據的是明末文人祁彪佳《寓山注:宛轉環》中記載的一個故事:“昔季女有宛轉環,丹崖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游其間。”[14]在此故事后面,祁彪佳還有一番呼應莊子《齊物論》中關于夢與覺之詭異關聯的議論:“夫夢誠幻矣!然何者是真?吾山之寓,寓于覺亦寓于夢。能解夢覺皆寓,安知夢非覺、覺非夢也!環可也,不必環可也。”[15] 祁家所建園林名為寓山園,寓既是寓所,也是寓言,寄托之所依,家中小女孩手握宛轉環,夢見山川名勝,珍木奇禽,瓊樓瑤室,這一切是夢中的,還是真實的,寓山園的風景是寄托于覺醒所知的現實,還是一番夢境。在晚明背景中,曾經官拜蘇松巡撫的祁彪佳忠于大明,清軍入浙之后,他自溺于自家的寓山園水池中,留下遺言“山川人物,皆屬幻形。山川無改,而人生則倏忽一世矣”。《明史》列傳有其生平行狀,記載南明歷史的《明季南略》有“祁彪佳赴池水”一則記敘其從容就義的情景,在此文最后寫祁家小女名“德茞,字湘君;年十三、四,即韶慧絕人。其哭父詩有句云:‘國恥臣心在,親恩子報難’。時盛稱之”。[16]
慕明的小說選取祁德茞(乳名茞兒)的視角來講述寓山園的秘史,山河巨變之際,少女茞兒理解爹爹憂國,但她在慕明故事中給予其父的不僅是深明大義的覺悟,而是打開宛轉環夢境的密鑰。茞兒從異人手中獲得宛轉環,這是一個異常美麗的玉環,環內雕琢著精美的景致,其父只覺得非人力可為,但更令祁彪佳吃驚的是,茞兒手握宛轉環,做了一個夢,“夢見在畫一樣的山水間,但是活的,不是畫。山里一個人也沒有,我走得飛快,像在飛……轉過亭子去,又是一片紅褐色的山巖,只是這里,茶樹卻長在了山崖下面,天地好像活過來,翻了個身,腳朝天了”[17]。 這引起祁彪佳極大的好奇,他仔細打聽夢中情景,并根據茞兒的描述,用一長條紙頁扭轉粘貼成了一個我們今天有命名的莫比烏斯環,景致連綿到內外兩面上,因此宛轉環夢境中的山川景致,也是連綿在不分內外、不分上下的時空中。內就是外,上就是下,這個時空體與我們尋常所知被視覺根據遠近大小內外類分的景致不同,是一個高維度時空體。祁彪佳此后造園的隱秘計劃,便是將自家園林依照宛轉環中的拓撲來建造,他要將寓山園造成萬事萬物皆可寓居其中的莫比烏斯時空,國破家亡之際,山川歲月都會有所藏之地。但國難來得太早了,臨終之際,沉入池水中的祁彪佳看著“水面如鏡,面容隨水紋蕩開。比起在群星間隱匿,又與世間萬物交纏的義理,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幸與不幸,就像分開又合上的漣漪。在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網上,這園子,這生命,是否也如夢一般?”[18]
江山易幟,世變流轉,三十年后,祁德茞從苦寒的極北之地重回江南,她又一次走進如今已經荒蕪的寓山園,想起已經丟失的宛轉環,在園中她閉眼想象兩只宛轉環粘貼之形,再睜開眼睛,她突然知道如何去看這個平時如畫一般平面的世界,她看到世界無限多的側面,這世界中一山一石都置于一個高維度的世界,真正是大千世界,她想起小時候的宛轉環夢,天地顛倒,是真實,還是夢幻。在時空移轉之中,她聽見父親呼喚自己的喊聲,看到年輕的父親,也看到了在北方變得垂老的自己,宛轉之園還是造成了,不僅扭轉空間,也扭轉了時間。父親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看到了茞兒將在苦寒中度過余生,父親看到了故國被蹂躪,文明被荒草覆蓋,她也明白了父親赴死的決心,父親看到了世界的本質,如何還能再回到“世界”中。山川人物,皆幻形也,父親的遺言解釋了“世界”的虛妄。如寄的人生,就在寓山園中消逝,她分不清自己是夢是覺,便對這天空中的湖水坐下來,“無限的時空,從虛無盡處,傾瀉到她的肩頭上”。[19]
這是一個精美的故事,而且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不僅僅是小說中的人與事皆本于歷史記載,而且在于小說敘事的過程就是一個思想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慕明打開了世界的無限可能性。故事本身也就是莫比烏斯時空,在高維度的層面提出新的認知世界的可能性,并以故事發展本身提供了聯結萬事萬物的跨維度拓撲,慕明的敘事依托在思維方式的改變上,這既是科幻小說真正最有力量的地方,也是小說作為思想能夠塑造真實的虛構本義。
《宛轉環》真正通過莫比烏斯時空的聯結激活了古典時刻,無論祁彪佳,還是茞兒,都已經不再是古人,而是聯結在我們自己的世界上,他們在永恒的時空流變中,已經無所謂真與幻、生與死。茞兒的夢、祁彪佳的夢想,在此意義上,都是當代物理學的呈現,但最重要的是,慕明筆下他們的所思所想,已經讓古典世界與當代的想象變成連綿一體的網絡。
慕明有自己的哲學和美學思考,這或許與她具有高度技術性的職業有關,不允許話語的模棱兩可。在她用了幾年時間準備、修訂完成的小說集《宛轉環》的開篇,她以一個虛構的自述聲音來表達她對文學、技術以及世界和未來的看法。文章完成的時刻標注為2077年10月19日,標題是《從猿到神》——中間跳過的“人”卻是最重要的。慕明試圖重新打開人的定義,她是這樣理解的:“用信息理學的語言表述,人的故事必須具有跨越認知維度的拓撲結構。就像一枚宛轉環。它能對我們的視野和思維方式進行調整,是我們自己神經網絡的訓練者。”[20]故事在此具有的關鍵意義,不僅在其文學性,更在于認識論和思想方式;故事能夠塑造新人,承擔使人類以及人工智能進化的重要功能,故事具有的聯結性,構成了跨維度的理解世界的全景模式。《宛轉環》是慕明精心寫作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說,故事取材自明末真實的歷史人物與文獻,作為慕明思想實驗的載體,呈現了超越時代的莫比烏斯時空,沒有始終、循環往復的時空結構,在其中,古典即當代。
慕明借用艾柯、勒古恩、博爾赫斯的描述,將森林的意象與人認知世界的方式、規劃自己的路徑、呈現世界的文本隱喻結合起來。森林也是“現代”之前的人類世界:“在世界的絕大部份仍籠罩在未知中時,我們的祖先相信人與人、人與物、生物與非生物之間并沒有不可突破的界限,天地間的一切是一個共同體,所有的部分都可以互相溝通,甚至互相轉化。他們重視、維護這種聯結,并從中得到了最初的智慧、力量和慰藉。”[21] 慕明借用托卡爾丘克諾貝爾獎獲獎演說辭中的預言,認為在現代性被摧毀的時代,人類尚未發現的能夠準確講述未來的故事,必須是一個將一切聯結,比互聯網更能聯結所有的一切,講述一個打通隔閡,聯結所有文明的如古代神話一樣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如同編織出來的網狀物:“人們幾乎是從一開始就擺脫了線性的束縛。講述者和有經驗的聆聽者都懂得,故事從來不是直線,而是一張巨大的掛毯,由無數曲折往復的線索編織而成,每一根直線都是世界之布的組成部分,但世界之布不會因抽掉任何一根線而崩潰,這讓故事具有了同時表達和隱藏信息的能力,這也是最好的故事往往由年長者講述的原因,他們從世界之布上抽取了足夠多的絲線,多到可以包裹世界本身。”[22]
《從猿到神》是一篇由論說和自述構成的元小說,最終推導出的觀點是“敘事即真實,想象即人類”,前一句打破現實有客觀的確定性界限,后一句將人的定義置于最廣泛的聯結性思維中。現實生成在敘事之中,人是借助想象力而成其為人的。如果用前面提到的希格斯的方法論來解釋,則可以說敘事是那道與希格斯場域互動從而給予事物塑形的界面,而人的意識則是在這個界面上變化不息的、流動性的力。
《從猿到神》解釋了《宛轉環》的古典時刻,但同時也解構了這個時刻的古典性,從古典到當代科幻,故事即真實,想象即人類,這是一個流動的生生不息的開放生成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夜行的雜糅中國風的神話龍馬、臨湖無法選擇未來的屈原、在泰山鏤空的洞穴中看到無限未來的孔子,以及在宛轉環中看到時空流轉、永遠變動不居的祁氏父女,他們在標志中國當代科幻中的古典時刻的同時,也將古典與科幻的二元性、古典的正典意義都瓦解了。在一個沒有始終、沒有因果的世界中,古典何嘗不會是一種新的創生時刻,或者古典所流傳至今的,皆聯結在當代性的世界之布上,如駱以軍寫《明朝》,將仇英的仕女圖投射到宇宙深空,明朝何嘗不是明朝(明天)?
注釋:
[1]參見Heng Du. “The Author’s Two Bodies: The Death of Qu Yuan and the Birth of Chuci Zhangju 楚辭章句”, T’oung Pao 3/4(2019),pp.259-314.
[2]Zhiyi Yang, “Sinophone Classicism: Chineseness as Temporal and Mnemonic Experience in the Digital Er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2022),p.662.
[3]有關可塑性“plasticity”, 參閱 Catherine Malabou, Plasticity: The Promise of Explos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4]飛氘:《銀河聞見錄》,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46—248頁。
[5]宋明煒:《鏤空書寫的詩學刀鋒——飛氘科幻小說生成進行時》,《科幻立方》2026年第3期。
[6]這句話出現在許多《道德經》譯本中,卻并非對原文的忠實翻譯,例如Stephen Mitchell所翻譯的《道德經》第27章:https://terebess.hu/english/tao/mitchell.html#Kap27(accessed July 29, 2025).
[7]參見Mingwei Song, Fear of Seeing: A Poetic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68—74;pp.299—300.
[8]參見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9]參見(唐)韓愈:《毛穎傳》,《韓昌黎文集校注》(第8卷), 馬通伯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27頁。
[10]蔡瑩瑩:《莊嚴的游戲:〈毛穎傳〉人物形象與史傳敘事結構析論》,《國文學報》2023年總第74期。
[11][12][13]雙翅目:《毛穎兔與柏木大學的圖書資料室》,《水星逆行》,譯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17—18頁、23—24頁、43頁。
[14]這段文字置于小說開頭,慕明:《宛轉環》,《宛轉環》,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01頁。
[15]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2001年總第15期。有關莊子《齊物論》中夢與覺的解釋,也借自此文。
[16]參見(清)計六奇 :《明季南略》,任道斌、魏得良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81頁。
[17][18][19]慕明:《宛轉環》,《宛轉環》,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頁、148頁、155頁。
[20][21][22]慕明:《自序:從猿到神》,《宛轉環》,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5頁、7頁、11—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