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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知識考掘與譜系建構 ——王德威的“知識/文化”研究法與文學史“典范”的重構
來源:《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 黃云霞 楊陳媛  2026年07月24日08:43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1954—)一直被視為自夏志清和李歐梵之后,以華裔學者身份介入歐美漢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氏的中英文著述都頗為豐富,包括《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后:點評當代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等等。王德威相對繼承了哈佛大學漢學研究中由夏志清所開創的“小說”研究路向,但王氏的視野比夏志清和李歐梵更為開闊:一方面,他把現代中文小說的范疇推廣到了“晚清”,他所謂“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結論,強調的正是晚清小說中所蘊含的諸多深層元素直接構成了促使中文小說實現其現代性轉換的內在契機;另一方面,在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全面解讀當代中國大陸小說以及對夏志清“小說史”做出補充的同時,他也將臺港及海外的中文小說納入了考察的范圍之內。由此形成的“華語語系文學”的宏觀圖景重新勾畫了文學的版圖,對于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審視現代中國文學具有根本性的開拓意義。而在此基礎上組織編寫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則從更為廣泛的“文化”層面上對“文學史”著述的書寫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嘗試。

一、“知識學”的理論視域

就理論觀念來看,王德威并沒有為自己設置一種相對“固定”的理論模式,他的思考和解讀雖然也是根植在“現代性”的基礎之上的,但他所理解的現代性具有更為開放的一面。也許是由于早年曾專門譯介過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知識的考掘》(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王德威的研究路向帶有較為明顯的“知識譜系”梳理的色彩。

“知識譜系”(geneaology)的描述不同于“歷史”的敘述。如果說“歷史”是一種依據既有的理性原則而書寫出來的“線性(時間序列)”圖景的話,那么,“知識譜系”則重在從知識、權力、話語等層面上重新發掘和質疑“歷史”合法性背后的所謂“正統規范”及其來源與影響。“在傅柯的定義里,‘考古學’(archaelogy)應與傳統的‘歷史、史料學’(history,historiography)相對立。一反以往史家依賴時間坐標所沿襲的延續性、敘述性史觀。‘考掘學’從空間坐標出發,強調歷史的斷層性及物質性——就像考古學的遺址遺物一樣,層層積累、錯綜零碎,有待我們不斷地挖掘拼湊。借此傅柯申明每個時期的‘精神’‘文明’‘意義’的流變不是自發連續的,而總是具有橫向的、矛盾的、擴散的特征。‘考掘學’的用意,即在于描述這些特征,從而再反思‘人為’知識和歷史的有限性與無常性。”[1]換言之,對“知識譜系”的“考掘”是從“歷史”的確定性轉向了“知識”的不確定性,從“同一性”轉向了“差異性”;任何完整的知識系統都是依賴“語言”組合起來的,而任何“語言”本身都屬于隱含著不同“權力”向度的“話語”。“所有知識訊息之有形或無形的傳遞現象,皆為話語。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其特定的話語存在。這些話語互相推衍連結,形成一個可以辨認的‘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2]而從“話語”自身內部來看,“話語”包含有一種“稀釋”(Rarefaction)的功能,即表面上似乎清晰有序的形態實際上可能由于“話語”的介入而變得混亂無序,其中包括“評論”(commentary)、“作者”(author)和“規律”(discipline);“評論”以所謂“創見”遮蔽了其自身的偶然性,“作者”以“唯一來源”作為“標識”遮蔽了“作者群”存在的可能形態,而“規律”則以“真理/原則/定義”等方式掩蓋了其自身可能存在的“謬誤”趨向。以“考掘”的策略來厘清“話語”的來龍去脈,目的正在于展示話語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斷續性(discontinuity)、特殊性(specificity)和外延性(exterioricity)。重新“考掘知識”有利于使我們真正意識到,所謂“歷史”的連續性、真理性等不過是人類以“話語”的方式為自身創造出來的幻象。各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檔案”匯編,探究話語及其結構即是翻查“檔案”,由此,以“時序”為基準的“時間/歷史”研究就轉向了以橫斷面為基準的“空間/知識”的細密剖析。

傅柯認為,長久以來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均強調在時間的延伸線上,將各種散亂的史實資料重新歸納排比,以期根據邏輯推演的順序,重新建立某個事件或時代的意義。然而這種治史的方法往往過分重視“體系”“源始”“傳承”等觀念,在研覽史實時易蹈入削足適履或一廂情愿的歧途,不但無法重現所謂歷史原貌(事實亦不可能),反將史學范圍局限于少數主題、事件或人物的重復研究中。由是,史學過分突顯某些事件和人物承先啟后的樞紐地位,熱衷鉆研某一時期的“時代精神”,強求某些意識理念的來龍去脈,乃至重塑理想主義式的世界史觀等舉動,傅柯均毫不留情地大加撻伐。傅柯強調,我們不是只有“一”個歷史,因此也不應在史學研究中汲汲營營地尋找“一以貫之”的“中道”。由于傳統史學囿于“思維主體”(subject;cogito)“因果邏輯”“完整結構”等所形成的“中心”(center)執念,因而難以顧及主體、邏輯、結構以外中心體系鞭長莫及的領域。但這一混沌黑暗的領域其重要性決不下于傳統“統合歷史”(totalhistory),而傅柯的“考掘學”與“宗譜學”,正是針對此史學死角所展開的努力。[3]

“考掘”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恰恰是在“求異”,即在貌似“一致”之處尋找出“不一致”,在似乎“連貫”的地方發掘出“不連貫”的因素,借以呈現一種事件、制度、體系相互混雜排擠,彼此重疊沖突或并置的可能狀態,借助其對四散分離的“現象”的“描述”來尋找“之所以如此”的根由及其間可能存在的復雜關系。

“譜系”研究可以看作是“考掘”的延伸,其目的在于就某一現象探究其衍生、演化直至形成“知識制度”的過程。“譜系”研究不再如“歷史”研究那樣關注其本質或作為先行前提的形上觀念,而是以“解釋(及其循環)”取代了“歷史”的所謂真理性的客觀呈現。如果說“考掘”所關注的主要是分立自處的現象,那么,“譜系”則更注重相關現象之間可能的聯系及其所形成的整體“知識圖景”;“考掘”強調對“話語形態”的描述,而“譜系”則重視對“話語運作”過程的解釋。以此而論,“考掘”和“譜系”的勾畫就不在于“重建過去”,而只在于為“現在/當下”書寫出一種“歷史”;換言之,它更加強調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今天/現在/當下”之境遇的發生或轉變,或者說,“過去”對于“當下”還具有何種的“意義”。這一點與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等的建構式的“新歷史主義”已經較為接近了。

王德威的小說研究,一方面在縱向上將“現代”中文小說推衍到了五四之前的晚清(他對于“現代性”問題的考察甚至可以推溯到明代),其所謂“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和“被壓抑的現代性”的論斷曾引起了廣泛的熱議;另一方面,他又始終關注著當代中文作家的小說創作,同時也兼顧對茅盾、老舍、沈從文等人的小說的重新解讀,由此,既對夏志清和李歐梵等人已有的小說研究給予了有效的補充,并相對完整地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種“譜系”式的“史述”輪廓。而在橫向上,他在考察中國大陸的小說創作之外,更為廣泛地把臺港地區及海外華裔的中文創作也納入了視線之中,這樣就形成了一種中文小說“多元共存”的眾聲喧嘩而又彼此“對話”的文學格局。其在縱、橫兩個向度上極大地擴展了中文小說的視域。雖然這一更加開闊的文學圖景不是以既有“文學史”的模式來展開的,但這一文學圖景卻在“線性時間”序列之外,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有關中文小說的可能曾被遮蔽的豐富“知識”。

二、“知識的考掘”:被遮蔽的現代性

從“考掘”的層面來看,王德威的中國文學之“現代性”的發掘主要顯示在對晚清小說的重新解讀上。他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最早由斯坦福大學于1997年出版,其所謂“晚清”大體是指自鴉片戰爭以降至民國建立之初的這個時段,基本設想是希望在學界所習慣確認的“四大譴責小說”和梁啟超的“新小說”等“文學史定論”之外,重新考察狎邪艷情、俠義公案、譴責黑幕和科幻奇譚等以表面的“傳統(章回體)”形式呈現的小說創作所隱含的“現代”質素。在王德威看來,正因為它們屬于一種“被壓抑/被埋沒”的“文獻/檔案”,所以才需要重新給予“考掘”。“將晚清小說視為一個新興文化場域,就其中的世變與維新、歷史與想象、國族意識與主體情操、文學生產技術與日常生活實踐等議題,展開激烈對話。”[4]“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文學啟蒙與文學革命的教訓,我們(又一次)重寫文學史的活動必須在文學及歷史千絲萬縷的對話關系中,化簡為繁,迂回前進。而介于新舊之交的晚清小說,恰好提供了最豐富的研究對象。”[5]由此,他所選擇的四類“考掘”對象就不單純是四種“文類”了,而是與欲望、正義、價值和真理(知識)相互呼應的四類“話語”,對晚清這四類“話語”的“考掘/分析”正意味著對中國文學乃至文化之現代性肇始之初所蘊藏的關鍵要素的重新發現。

王德威認為,“晚清”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傳統”沒落的“尾聲”或者西學東漸的過渡性“先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的不斷推陳出新的實驗沖動的“開創性”應當先于甚至超過了五四時期。

這些作品的題材、形式,無所不包:從偵探小說到科幻奇譚,從艷情紀實到說教文字,從武俠公案到革命演義,實在令人眼花繚亂。它們的作者大膽嘲弄經典著作,刻意模仿外來文類,筆鋒所至,傳統規范無不歧義橫生,終而搖搖欲墜……而從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看,晚清文人的大舉創作(或捏造與制造)小說的熱潮,亦必要引起文學生態的巨變。這是一個華洋夾雜、雅俗不分的時期,而讀者不論有心無心,也樂得照單全收。中國現代文學的大規模量販化、商業化,非自今始。稱小說為彼時最重要的公眾想象領域,應不為過。借著閱讀與寫作小說,有限的知識人口虛擬家國過去及未來的種種——而非一種——版圖,放肆個人欲望的多重出路。比起五四之后日趨窄化的“感時憂國”正統,晚清毋寧揭示了更復雜的可能……晚清世紀末也許是作者自甘頹廢、憊懶因襲的征兆,但更可能是他們不耐傳承藩籬,力圖顛覆窠臼的訊號……西方的沖擊并未“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而是使其間轉折更為復雜,并因此展開了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這一過程才是我們定義“現代性”的重心。[6]

在紛紜浩繁的創作之外,晚清文人還借“翻譯”之名對域外文本的意識形態與情感取向給予了意測、重寫、刪改、合并,進而在西洋/東洋、傳統/現代的混雜交匯中,不只是帶來了“說部”自身的質變,更是衍生出了各自迥異的“現代”視野。

王德威認為,理解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向,不能只是狹隘地局限于新文學的文以載“新”道、文學的家國想象與政治趨向等所謂“主流”的歷史性論斷。“在這個所謂‘放逐諸神’、‘告別革命’的時代,再高唱‘推翻’典范、‘打倒’傳統,也無非是重彈‘五四’的老調。要緊的是重理世紀初的文學譜系,發掘多年以來隱而不彰的現代性線索。”[7]“憑借‘被壓抑的現代性’這一題旨,我想追問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說堪稱現代,并以之與‘五四’傳統所構造的現代話語相對應?又是什么阻止我們談論晚清時期被壓抑的多重現代性?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后現代性成為風行話語之一種的時代,凸顯晚清小說現代性之種種,此舉策略性的意義何在?”[8]王德威的用意不在于“重述”一段歷史,而是嘗試挖掘“現代”在中國萌生之初的眩目景觀對我們“當下”的“(后)現代”境遇還具有何種的意義與“再思”的可能。

“現代”或許有多重的定義,但“求新尚異”卻是“現代”的相對共同的特質。“新”意味著有別于過去的“變”,而在“陳規”已棄,“新規”未立之際,一切“創造”的可能性都會自然地生發出來。晚清時代,人們所嘗試完成的就是一種在“傳統”與“西潮”夾擊之下的“自我重塑”。一方面,民主思維的介入、心理及性別意識的初醒、都市與鄉土圖景的分離、制度體制的構想,特別是線性時間感的滲透,引發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整體焦慮;另一方面,文學之充滿偶然性的“求新尚異”的“現代”取向卻又以“區域/地方”的“空間”想象方式消解著線性時間的現代性“歷史”景觀。由此,如何確認文學現代性的“中國”特質就成為了需要細加剖析而非“文學史”式籠統概述的核心問題。歷史的偶然脈絡中總是會隱含多種未曾被推進的走向,而當這些被遮蔽的走向獲得某種契機之時,就很可能凸顯為一種“全新”的景觀——“考掘”這類“新”景觀的“舊”源頭,才是王德威的真正策略。“每一個時代皆充斥著復雜的矛盾與沖突,而這些矛盾與沖突所構成的諸種形態,有待文學考古學家殷殷探問。當晚清作者面對歐洲傳統的同時,他們已然從事對中國多重傳統的重塑。即便在歐洲,躋身為‘現代’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而當這些方式被引入中國時,它們與華夏本土的豐富傳統雜糅對抗,注定會產生出更為‘多重的現代性’。但這多重的現代性在‘五四’期間反被壓抑下來,以遵從某種單一的現代性。”[9]王德威認為,由五四所確立的以寫實主義為核心的“典范”相對“窄化”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多元路向,而重新發掘晚清時代的“多元現代性”圖景,或許能見出諸多被遮蔽的文學路向在未來中國文學中的“新”拓展。“被壓抑”并非意味著未曾存在,而是指被“人為”地“無視/剔除/排斥”。事實上,那些“被壓抑”的因素總是在以滲透、挪移或轉換、變形的方式延續著它們的生命,它們以其特有的“支脈”形成了別種的現代性“譜系”。五四時代的啟蒙、革命、情理、寫實的表述實踐(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其實正與晚清小說中所透露的啟蒙與頹廢、革命與“回轉”(involution)、理性與濫情、模仿與謔仿彼此遙相呼應。狎邪小說以同性愛欲、性別倒置、無欲至情、欲望政治等等,僭越了“情色/感傷”的成規,重新界定了愛欲、情感的范疇,并開拓了影響深遠的中國有關情欲主體的頹廢美學想象;俠義公案小說以其對尚俠行為的自嘲改寫了正義、公理、法度乃至革命的既有定義;譴責小說的狂歡式的“夸飾”暴露出的是對正統儒家仕途的失望和對“文學職業”(商業化趨向)的認可;科幻奇譚藉神魔載體所做出的“科學”想象更是構成了傳統與西方在“知識”與“真理”層面的對話。而呈現于20世紀末期的中文小說的種種“新”的性愛、武俠、諷刺和科幻,既非晚清想象的線性歷史延續,也非對過去時代的有意識呼應,而恰恰可以視之為諸種被壓抑的文學因素由于“再生產”而引發的新的“文學場域”。它們同樣需要給予一種“譜系”式的“考掘”;既有價值觀念的解體、典律的傾頹、體系的坍塌,同時也將意味著諸種新的可能性的滋生。

三、譜系分析:以寫實主義為例

如果說“考掘”重在發現被遺棄或被忽視的“文獻/檔案”在其原有的語境中所存在的諸種意味的話,那么,“譜系”則側重于尋找各個分散的“文獻/檔案”之間所可能存在的被遮蔽的關聯。王德威所嘗試重構的即是以“考掘”和“譜系”為兩翼的新的批評“典范”,以此才可以消解以“線性時間”為主軸的那種“歷史現代性”之“魅”。從“譜系”的層面來看,王德威藉對于茅盾、老舍和沈從文小說的解讀,重新分析了“寫實主義”的3種形態及其彼此間的內在關聯,此一研究模型可視為王德威之“譜系”分析的典型案例。

一般認為,“寫實主義”無疑是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主軸”,人道寫實主義、批評的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鄉土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及新寫實主義,幾乎可以構成一部完整的“文學史”線索。但人們在描述這一“文學史”圖景的同時,實際上并未體察到隱藏在作為“話語”的“寫實”觀念背后的迫切的時間感、對“真”的盲從,以及意識形態召喚等意味。寫實主義確實是考察中國現代性的一條最佳路徑,但是,當現實之“實”與小說文本之“虛”被共在并置時,悖論和誤解也就產生了。“比起其他文學流派,寫實主義更訴諸書寫形式與情境的自覺,也同時提醒我們所謂現實,其實包括了文學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審美技巧的取舍,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實和虛構的持續思考辯難。”[10]“小說原為虛構,是不必當真的文字書寫。但在寫實主義的大纛下,小說赫然成為政教機構爭取發言權力的所在,或個人與社會相互定義、命名的場域。由此產生的文本內外的互動和抵牾,信仰和禁忌,為一個世紀的文學史鋪陳出一則又一則驚心動魄的故事。”[11]以此而論,茅盾對革命政治的“寫實”、老舍對價值觀念錯位的“寫實”、沈從文對烏托邦式“原鄉”心靈圖景的“寫實”,就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話語趨向,或者如王德威所言,它們所呈現的其實是寫實主義的3種不同的面向:茅盾對歷史、政治與敘事虛構之間關系的凸顯,體現的是“寫實/小說”在內蘊上的高度不穩定性;老舍的作品則指向了寫實主義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動人感(affectivity),及其人與我、表與里、疏離與參與的重重辯證倫理學意味;沈從文的作品在建構“原鄉”空間的同時也顛覆了這一空間,這是否意味著寫實主義敘事在窮盡了客體物象之后就不再留有抒情主體的想象余地?循此路向,盡管3位作家都相繼中斷了自己的書寫,但楊沫、趙樹理和劉紹棠與3位前輩之間卻仍然存在著“譜系”式的連接,甚至余華和張大春等也曾與前輩有著更深層面的對話。“譜系”分析不在于重新確立“典范”,而在于追究這一“典范”經久不衰的內在“動因”,以此揭示這一“可持續”的“傳統”之于當下和未來仍舊存在的意義。如果說現代中國文學的“寫實”取向是由魯迅開創性地確立了一種敘事“典范”的話,那么,茅盾、老舍和沈從文在歷史政治、人性及鄉土等不同層面的“實驗”,“將魯迅勾勒的中國視景加以延伸,為其后的寫實和現實主義的實踐指出不同道路。在歷史交匯時期,這個更廣闊的寫實/現實主義的領域,也恰恰是年輕一代創作者的新起點”。[12]

在王德威看來,“寫實”是一種充滿“吊詭/悖論”的話語:

寫實主義一方面質疑事物必當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卻又對內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換句話說,他們一方面將從前奉為神圣的金科玉律歷史化,動搖了任何內化的信仰;另一方面卻又忙不迭地開出替代品,泄漏其對“定律/真理”(real/Real)本體論式的渴望。他們強調像“客觀”“距離”這類寫作律條,卻又希望以此律條激起同情,博取承擔……魯迅的小說原本立意與舊的、不寫實的文學傳統劃清界線,卻因此見證了任何奉現實之名的寫作所引起的辯證——為動態的現實賦予形式與為該形式找到歷史脈絡的辯證,超越時間與銘刻時間的辯證,美學凈化作用與規范性的、追求“模仿”(mimesis)與“逼真”(verisimilitude)效應的辯證。在此,“模仿”指的是對世界客觀存在亦步亦趨的仿擬,而“逼真”則強調任何仿擬行為中,讓人“信以為真”的文化/歷史動機。當然兩者都必須包含語言媒介的介入……為現實(thereal)命名的努力或引生了對“真實/真理”(theReal)的逾越,或是否定。魯迅所形成的寫實主義論述于是引發了一個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一個寓言式的潛文本,并泄漏出真實的應然與真實的實然之間的緊張關系。魯迅的故事將社會現況做了動人的呈現,也同時告訴我們“真實/真理”(Reality)是如何透過文字的媒介,一再地消失與重現。[13]

王德威認為,魯迅的魅力并不僅僅是在于思想層面的啟蒙,更在于對“寫實”書寫行為本身所處“困境”的揭示,即一種主觀視域的現實與歷史決定的現實、作為現實工具的“語言”與斷定“真實”的“語言”之間所隱含的緊張關系,其中涉及語言、敘述形式、心理分析、認識論與意識形態、歷史與詮釋等多重層面的相關問題。魯迅沒有輕易抹平這些關系,而是清晰地指出了“寫實”在面對這些關系之時的無能為力。也正是從對這種緊張關系的自覺意識出發,茅盾、老舍和沈從文才展開了各自不同向路的探索和叩問。茅盾從客觀展示時間與歷史的綿延長河中人與社會的活動變遷入手,以事實事件、地域色彩及典型人物來突顯“真實”的效果,進而把握社會與心理的復雜面向;老舍則以“煽情悲喜劇”(melo drama)或者“鬧劇”(farce)的方式將魯迅寫實敘事中隱含的激進主義與道德焦慮等推向了極致,其文本中的嬉笑怒罵不是與“真實”的寫實主義敘事相反的東西,而恰恰可以被視為其“反諷”的近似物。與茅盾和老舍有所不同,沈從文的小說延伸的是魯迅所開創的寫實傳統中書寫“情感真實”的一面。沈從文從“抒情”視角出發,描述稍縱即逝的生命經驗及人情世事之幽微細膩的情致,以此呈現人類對家園、過去、源頭的“想象的鄉愁”。王德威指出:茅盾、老舍及沈從文代表中國現代寫實主義者處理寫實主義的三種不同層面。茅盾展現出寫實主義如何受政治與歷史因素的制約,反映現實的前提如何暗藏著掩飾與排除現實的律令,也因此顯示現實及文本間的權力斗爭。他寫作歷史小說。為這個傳統的文類注入新的可能,也為“時間”重新定義界線。老舍描畫現實的方式,則是用煽情的淚與歇斯底里的笑來顛覆。雖然他的公眾形象永遠是愛國與人道主義作家。他卻深陷非理性與混亂的暗流而困惑不已,于是質疑了他公開要維護的寫實主義的正當性。沈從文以他看似保守的鄉土作品名世,然而他抒情的寫作內蘊的一套思辨法則,遠比多數革命作家還要來得前衛。他的鄉土作品重燃我們對烏托邦的渴望,而同時又在當下的環境里不斷讓他的烏托邦產生位移。[14]

王德威對茅盾、老舍和沈從文3位作家的作品所作的細密解讀,其目的不在于解釋“寫實主義”作為原則的具體內涵,也不是為了把3位作家歸于一個統一的流派。王德威事實上是在探究一個特定的“敘事領域”(narrative domain),在這個領域內,充滿了各種文類標記,陳規與違規交互指涉,建構出了歷史書寫或煽情悲喜劇,抒情或鬧劇等等描繪現實及演繹歷史的形式要素。這些元素又不斷被重構,以此演繹出闡釋現實的種種可能。猶如同屬于一個“家族”,卻又有著彼此迥異的面目,且能夠形成一種相對清晰的“譜系”脈絡。王德威認為,3位作家在繼承和挑戰魯迅的“寫實”傳統的同時,開創了至少6種全新的敘事模式:歷史演義、政治小說、煽情悲喜劇、鬧劇、抒情表述和鄉土寫作。作家們借助這些模式思考和探索自身所處時代的“知識”或意識形態的痕跡,而這些模式本身也因為歷史環境的變動在不斷被重新定義。這一“譜系”延伸至20世紀中后期,又有了通過(重)寫歷史來選擇未來的書寫對“歷史/政治”敘事的接續(如戴厚英、馮驥才、阿城、余華等),用激進的笑聲來顛覆現實的書寫對鬧劇的呼應(如王楨和、黃凡、王文興、李喬),通過“想象的鄉愁”來發現過去則與鄉土抒情形成了有機的連接(如宋澤萊、莫言、李永平)。在同一個“譜系”中,不同作家及其作品之間不是一種“復制/摹仿”的關系,而是充滿了顛覆、對話、戲仿、反諷、調侃,甚至有意無意的“表演”,也正是這種不斷呈現的偶然性和創造性,才共同構成了以“寫實主義”之名所標示出來的一種更為闊大的“文學場域”——國家神話、文類秩序、象征體系、詩學正義、群體想象、個體欲望,以及時間、書寫、記憶等等,相互抵牾而又彼此對話的敘事網絡。王德威以張愛玲、王安憶、朱天文等人的“都市想象”小說為支點,梳理中文小說中所隱含的性別、欲望及都市的現代性“譜系”,以及從潘金蓮、賽金花、尹雪艷的形象演化中探究所謂“禍水”造型的生成機制等等,也都可以視為“譜系”分析方法的具體體現。

總的來說,歷史迷魅與文學記憶一直是王德威之小說研究的焦點問題。他認為:

20世紀中國的歷史動力,不論在實證或敘事層面,都以“除魅”為主軸。在革命與啟蒙的號召下,傳統與現世中的價值信念倘若不夠清明正確,無不被打為魑魅魍魎、牛鬼蛇神。而文學,尤其是小說,往往被賦予揭露黑暗、啟迪蒙昧的功能。時移事往,一個世紀的現代經驗卻見證了歷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盡,反而以最沉痛的代價,輾轉回到我們身邊。而文學與其說是印證了歷史的獨一無二的理性邏輯,不如說提醒了我們潛藏其下的想象魆域、記憶暗流。游走虛實之間,文學將我們原該忘記的,不應或不愿想起的,幽幽召喚回來。就其極致,這樣的文學可能就是一種迷魅的演義;它甚至點出現代歷史除魅沖動的本身,已經預設了新的造神欲望,也已經是一種迷魅……檢視百年現代文學經驗,毋寧讓我們充滿感喟。唯有承認歷史神圣性的解體,文學詮釋權的播散,我們才能以更謙卑的態度,面對縈繞歷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學表象之下的記憶。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總已不斷地在重寫文學史,但這一回,“重寫”的意義不是再還原真相,而是寫出真相的種種擬態;“文學史”的目標不僅是對文學史作實證敘述,而是正視文學虛構的本質,以及由此所折射的歷史光影。[15]

“小說”文類的興起幾乎與“現代”世界的成型同步,“小說”以虛構的方式想象和敘述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圖景,而國家神話的大敘事又迫使小說去不斷地更新其自身的涵容。在虛與實、真與假、嚴肅和滑稽、痛楚與佯狂等等之間,作家和閱讀者一起從各個層面在建構和重塑著處身“現代”的經驗與感受。這個過程絕非“理性/邏輯”觀照下的“文學史”所能涵蓋的,現代性的多元面相也許才是我們所正在經歷的“當下”的景觀。

無論是“知識考掘”還是“譜系建構”,王德威的研究其實一直在嘗試將“文學”重新恢復到“大文學(人文)”的范疇之中,即以宏觀的整體“文化”的視角來看待“文學”,而非只是把文學限定在一般“社會學”(突出文學的現實意義)或單純“美學”(強調文學的審美價值)的層面上來展開剖析。唯其如此,在他2017年所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他才將西文報道、游歷見聞、軼聞傳說、創作翻譯、文學廣告、觀念論爭、市場出版、政治風潮、獎勵機制等等相互并置在一起,重構了一個文學與史實、想象與實體、現代與傳統、守承與進步、中國與世界等多元共生且彼此對話的生動的“文化場域”。在重新考掘“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等核心“知識”范疇的基礎上,建構起了一種全新的“華語文學”的“譜系”。

除此以外,他的有關現代性的論述中還間雜有“去歷史化”(或稱新歷史主義)、性別批判、族裔(共同體)想象等“后現代”理論的痕跡。或者說,他似乎有意在“現代性”(敘事的倫理擔當)與“后現代性”(消解“中心”的多元取向)之間搭建起一種可資溝通的“橋梁”,進而使兩者之間的表面“對立”能夠形成新的彼此“對話—共生”的格局。探察歷史未及的脈絡,細究作家作品更為幽深的界面,以此而論,他的“雜糅”式的解讀和論述就不是簡單的方法論上的混融,而恰恰是一種可能的“跨文化”的“創造”式批評。這種“(后)現代”式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多元“現代性”典范中的一種新的樣態。

注釋:

[1][美]王德威:《知識的考掘·序》,載[法]米歇·傅柯《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6頁。

[2][美]王德威:《知識的考掘·導讀一》,載[法]米歇·傅柯《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9頁。

[3][美]王德威:《知識的考掘·導讀二》,載[法]米歇·傅柯《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0—41頁。

[4][5][6][7][8][9][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文版序》,宋偉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4、4、5、10頁。

[10][11][美]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中文版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12][13][14][美]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6,26—27頁。

[15][美]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