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情為根基的總體性世界——論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共同體
路遙在《人生》中通過講述高加林這一出身農村但富有才華的青年在升學和就業過程中遭遇不公的故事,表達了對城鄉二元體制下不平等身份的批判,體現出改革時代特有的任人唯賢的普遍主義和平等主義精神。在《人生》中,人情幾乎等同于腐敗和“不正之風”。比如村支書高明樓利用手中權力安插自己的子女,將高加林從村民辦教師的崗位上擠下來,就是此類“不公正”的一例。而高加林自己利用任勞動局局長的大伯的關系,被勞動局副局長馬占勝以“走后門”的方式安排到城里當通訊員,最后因被人檢舉而被革職回村,也展現了路遙對于“裙帶關系”的批判。路遙作品中蘊含的平等主義政治已被許多研究者探討。不過,很多研究者發現,路遙在現實中卻是想盡辦法托關系讓弟弟在城里工作,這似乎與他的小說敘述構成了反諷性的關系。然而,這不能簡單歸結于文學與現實的反差。細讀《平凡的世界》可以發現,在小說的人物關系和情節設置上,同鄉情誼、鄰居的人情紐帶成為推動情節、決定人物命運的重要裝置,也構成了文本中有意義的社會關系的重要部分,考察路遙生平事跡也可發現,路遙本人在升學和就業過程中受到了人情的托舉和幫助,他對于后輩和同鄉也不遺余力地積極提攜。可以說,在路遙所設想的理想世界中,人與人的情義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許多評論者注意到了人際關系在路遙作品中的顯著地位。張喜田用“人情”來概括路遙小說中的主題,認為路遙善于“將農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農村家庭生活、人倫關系的溫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經濟、政治關系中,讓嚴酷的人生氤氳著溫暖的人情味”[1],不過,他將這種人情歸因于路遙的農本主義思想,指出“這種家庭本位思想,盡管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包含著窒息人性(如壓抑個性)的封建毒素,但對農村父老的愛和理解、同情,卻使作者寧愿給予另一種詮釋:人情”。[2]另一些人則反對路遙的“戀土情結”這種說法,旗幟鮮明地肯定路遙作品中的現代啟蒙精神,指出“他的大多數作品事實上展現的恰恰是一代人離開土地的歷史進程,而不是相反”,“反映了向傳統的農村經濟、封閉的土地文化告別這一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3]究竟路遙作品中體現的是改革時期的現代“普遍主義”,還是一種“戀土情結”,眾說紛紜。這些研究雖然注意到了路遙作品中倫理情感的重要地位,卻對“人情”“走后門”在路遙作品中的特殊表現少有探討。本文擬結合經典成長小說的模式,對《平凡的世界》中呈現的“人情關系”的獨特內涵進行考察。
一 走出鄉土:從庸俗人情到普遍情感
與《人生》相似,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身上體現出了鮮明的現代個體意識。在村干部權力壟斷之下,農村中有知識的青年才能被壓抑,因而憤然出走。這個出走農村的過程,也意味著超越原有的血緣、地緣關系,成為獨立的個體,這在現代性話語中,對應著個人(勞動力)的解放。因此,孫少平在小說前半段的成長,就表現為對原有的鄉村社會以家族關系和現實利益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否定,和一種對于人與人之間“普遍情感”的認同。肖云儒指出,路遙“傾注于刻畫精神超越型的人物”,田曉霞、田潤葉、孫少平等人物往往“具有強烈的自我超越欲望”,“證明了作者心中對生命的精神超越的偏愛”,“宣示出一種積極的生命哲學”。[4]
小說中用孫少平為金家孩子補課的例子來表現他身上這種超越狹隘鄉土關系的普遍情感。孫少平高中畢業后,回村小學當了民辦教師。在班上的學生中,金光亮的孩子語文成績很差,因此少平決定到金光亮家去輔導他。這一舉動震動了全村,因為自從“文革”孫玉亭上金家造反以來,金、孫兩家素不來往,“現在,孫玉亭的侄兒竟然要到金光亮家給他的兒子去輔導作文,對于雙水村的公眾來說,就像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國那樣富有爆炸性”。[5]孫少平此舉卻得到了另一個村辦小學教師姚淑芳的大力支持。姚淑芳是個外來者,由于丈夫成分不好,在村里顯得格格不入,但孫少平卻與姚淑芳建立了親切的感情。“盡管她家和孫家有深刻的隔閡,甚至都互不搭話,但兩個有文化的人都自覺地超越了農民狹隘的意識,在高一級的層次上建立了一種親切的信任關系。在她和少平之間,已經絲毫感覺不來他們是屬于兩個相互敵對的家庭。”[6]小說指出這種普遍情感的根源是文化知識,這種因共同的學識、觀念、志向而建立起的關系,往往比血緣、家族、村落關系更為牢固。
小說中普遍情感超越地緣關系的另一個例子,是孫少平從同是老鄉的包工頭手里救下一個素不相識的小女孩。少平在黃原做攬工漢時,包工頭胡永州念少平同是原西縣的老鄉,就把采買伙食的輕省差事交給了他。少平每天只需要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飯的老漢一塊到街上采買東西,生活過得輕松愜意。但某天夜里,少平發現胡永州欺凌負責做飯的十幾歲的女孩子小翠,在勸阻無果后,孫少平辭了胡永州的工,帶小翠一起離開。這令胡永州十分詫異:“我念老鄉之情,好心待你,讓你做的輕省活,給你開的是大工錢,你恩將仇報,卻和我過不去!”[7]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以地域為單位結為共同體,憑著老鄉的關系而獲得包工頭照顧,是改革時期的常見現象。[8]孫少平與小女孩非親非故,卻為了她而斷絕與胡永州的老鄉情誼,顯示出他對地緣關系的超脫。有意思的是,激發孫少平正義感的,是他這段時間正在讀的艾赫瑪托夫的《白輪船》一書,孫少平深深地被小說打動:
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劇烈地顫動著。當最后那孩子一顆晶瑩的心被現實中的丑惡所摧毀,像魚一樣永遠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淚水已經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調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說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話……[9]
這里,孫少平在讀小說時的哽咽和哭泣,是一種現代情感的表現。李海燕指出,情感在現代性轉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代主體首先且首要是一種情感性的主體,而現代民族則首先且首要是一種同情式的社群”;“通過訴諸一種普世的人性概念,而將自身與諸如家庭一類的排他性結構區分開來”,人便獲得了現代主體的能動性。[10]因此,在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都會看到情感迸發的文學作品,五四時期對于浪漫愛情的書寫,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浪漫愛情書寫等,都是這類情感現代性的體現。
促使孫少平做出救下小翠的舉動的,是被小說所激發的同情。在目睹小翠被欺凌的情形后,“他眼前出現了那只美麗慈愛的長角鹿母和它被砍下的頭顱;出現了那個小孩以及最后淹沒了他的那冰冷的河水深不可測的湖……他在黑暗中咬牙切齒地想,他要教訓胡永州,并且把那孩子從水深火熱中搭救出來”[11]。而這種超越特定地緣關系的普遍情感,來自西歐啟蒙時代的人道主義。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指出,同情是現代主體性的標志,當一個人可以超越他所處的特定位置和立場,去感同身受地體驗另一個與自己沒有利益關系和血緣關聯的人的處境和情感,意味著一種關于普遍人類的現代觀念的誕生:
一個人并非苦難的直接承受者,卻有能力通過同情而間接成為苦難的第二承受者,并以一種社會干預的形式將這一苦難記錄下來,這樣的人便占據了現代主體的位置。換句話說,觀察苦難的時刻也是在一個抽象的一般人類身上進行自我辨認的時刻。就仿佛一個人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一般人類那樣,他也能在特定的受苦者身上辨認出人類的一般處境。[12]
對他人苦難的體認和同情,也即,在與己無關的人身上看到一個一般人類的形象,這在啟蒙思想家洛克和休謨看來,是只有受過教育、具備理性的人才擁有的看到抽象和一般事物的能力,與之相對,慣習和習俗(habit and custom)會抑制人類天生就有的同情心。[13]孫少平為了一個非親非故的小女孩而與胡永州斷絕關系,并掏空身上所有錢給她買車票,這種“反慣習”“反常識”的舉動正是典型的啟蒙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是超越特定的利益、血緣關系而上升到普遍人類的高度去思考的立場,是現代人道主義的體現。由于這種同情心是一種只有經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才擁有的能力,因此孫少平與胡永州道德上的優劣之分實際上也印證了其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在小說中,類似出于同情而無私助人的舉動還表現在孫少平救助被困于河中央的“跛女子”侯玉英、在百貨公司幫助郝紅梅脫困,甚至表現在田曉霞為救助河中落水小女孩而犧牲的舉動上。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庸俗的人情,它是基于地緣、血緣、利益關系而形成的紐帶。這種庸俗的人情體現在孫少平在黃原市的遠房舅舅馬順身上。孫少平剛開始到黃原市謀生時,父親讓他投奔“他舅一個叔叔的兒子”,認為“盡管這親戚關系很遠,但總算還能扯上一點,比找純粹的生人要強”。[14]但這個遠房舅舅對待少平態度很差,不僅使喚他擔水,還催促他去干活掙錢,“兩口子都黑喪著臉,幾乎把他看成了上門討吃的叫化子”。[15]由于少平向主家曹書記提醒了石頭上有血跡的事,得罪了舅舅,因此被趕出了他家。
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對他的情義,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的友愛,并不在于是否是親戚。是的,小時候,我們常常把“親戚”這兩個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長大成人,開始獨立生活,我們便很快知道,親戚關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設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難也常常是親戚們造成的;生活同樣會告訴你,親戚往往不如朋友對你真誠。見鬼去吧,親戚![16]
在小說中,孫少平與詩人賈冰、雇主曹書記、同學田曉霞等“外人”的交往,顯然比他與遠房舅舅以及同鄉包工頭的交往要更為順利。詩人賈冰與少平僅有一面之緣,卻允許他留宿。曹書記夫婦由于賞識少平的性格和才華,特意安排他干更為輕松的工種,并且給他開出最高的工錢,甚至最后幫助他在陽溝落戶。他們對于孫少平的欣賞和愛護,都是出于對有文化、有才能的青年的愛護,這突顯了一種“任人唯賢”的平等主義導向,即對人的評判是基于他的受教育程度和才能。
不過,我們也會發現,前者是受過教育的階層,具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后者則只看物質利益,十分粗俗,兩個群體的區別不僅是教育水平上的區別,也是社會階層上的區別,即大隊書記、大學生、知識分子與陽溝農民、包工頭的區別。在路遙的筆下,雖然城市文明并不一定比農村文明高級,但文學教育賦予人的高貴品性卻是不容置疑的,由此,路遙在“受過教育”和“沒受過教育”兩個群體之間建立起的等級關系,與城鄉結構、工商階層與農民之間的階層差異或許是不自覺地重合了。
同時,從另一個角度看,“普遍的人”的樹立,也是一個合格的勞動者形象的樹立,孫少平離開雙水村是自由勞動力擺脫土地束縛、走向市場的過程,他忠誠于雇主更甚于忠誠于舅舅,也是雇傭關系逐漸占據社會關系主導地位的體現。如金理所說,孫少平身上體現出的“忍耐、韌性、敢冒風險、吃苦耐勞、自我犧牲”等品質,使他“被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社會工程所接納,最終將成為市場經濟結構中的勞動力模范”。[17]但我們會發現,他并非完全孤獨,他“走向大世界”的過程,也是他締結新的社會關系的過程,并且在他的旅程中,與同鄉、同學的情誼會作為有意義的社會關系一再出現。那么,將要結成的是怎樣的社會關系呢?
二 成長小說:在世界上尋找家園
蔡翔指出,《平凡的世界》是一個成長小說。[18]成長小說以主人公的游歷為線索展開,他的旅程也往往是他追尋意義的過程。盧卡奇認為,小說是超驗性意義已經失落的現代世界的史詩。在現代世界,意義不再直接呈現自身,而是隱藏在紛繁的碎片化的現實中,因此小說取代了總體性的史詩,通過塑造人物的方式,為這個碎片化的、散文化的世界賦予意義。[19]因此,小說主人公往往是一個“探索者”,對他而言,“不管是目標還是道路,都不能直接地被給予”[20];他是一個“成問題”的個體,因為“他想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在世界上真正加以實現”。[21]因此主人公對意義的追尋往往體現為他試圖在現實世界中找到適應于自己的內心需要的生活方式,而由于“外部世界的劃分,職業、等級、階級等等”構成了他“社會行動的基礎”[22],因此,主人公的最終成長就體現為他進入一個符合自己志趣、氣質的職業、階層。盧卡奇指出,這里的“家園”體現為一種“內面的共同體”,即“從前固執于自身的孤獨個性的”個體相互磨合、相互適應,通過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聯結在一起,“它是一種豐富而充實的聽天由命的結果,是一種教育過程的成就,是一種通過努力和斗爭獲得的成熟”。[23]最終,主人公將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進入一個符合自己志趣、氣質的職業、階層,也即,在塵世中找到家園。
莫萊蒂接續盧卡奇的這一思路,認為經典成長小說的旨歸是個體的“社會化”,也即個人必須融入社會。“只有當個人生命歷程的時間節點能彼此形成內在的相互聯系,并且向外部世界——一個更廣闊、更深厚的、與‘人的事物’形成外部聯系的網絡——打開時,生命才是有意義的。”[24]在這類小說中,“一個人首要和最重要的事,就是規劃他自己的人生,每一個時刻都要加強他對一個更廣大的共同體的歸屬感。時間必須用在尋找家園上。如果這一工作沒有完成,或個人沒有成功的話,就是生命的浪費:無目標的,無意義的”[25]。因此,成長小說往往呈現為“出走—游歷—回歸”的結構,在小說的結尾,個體先前的所有經歷、所有片段,都將連綴起來,形成一個“生命的閉環”(ring of life)。[26]主人公結束漫無目的的漂泊和游蕩,進入婚姻,建立家庭,過上幸福安穩的日常生活。
如果以這樣一種角度去看《平凡的世界》,我們會發現孫少平的“世界之旅”具有相似的特征,即在結尾處構成一個“意義的閉環”。孫少平旅程的起點是脫離黃土地的渴望和對“世界”的向往,讀著田曉霞帶來的書籍和報刊,“他的靈魂開始在一個大世界中游蕩”。[27]“他突然感覺到,在他們這群山包圍的雙水村外面,有一個遼闊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朦朧地意識到,不管什么樣的人,或者說不管人在什么樣的境況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28]帶著這樣的向往,他離開雙水村,開始在這個世界上探索自己的位置。不過,他很快認識到真實的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處的位置,即一個農村出來的“勞動力”。
小說呈現了一個正在浮現的市場經濟的喧囂景象,“從早到晚,大橋四周的空場地和街道兩邊的人行道上,到處都擁擠著北方各縣漫流下來的攬工漢”,“耍猴弄棒的、賣貓販狗的、行醫算卦的,小偷、騙子、乞丐和暗娼,紛紛潛行于其間”。[29]在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人們往往會經歷盧卡奇所說的“物化”或者說“客體化”[30],感到自己是一個自身意志無法把握的世界的一個碎片,個人的內在精神和道德品質變得無關緊要。因此,少平感到了迷茫:“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時候才能結束這種流落生活而有一種穩定性?”[31]但寫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平凡的世界》終究還是呈現出經典成長小說特有的光明樂觀的基調。莫萊蒂認為,資本主義上升期的成長小說致力于創造一種“家園感”,它“描述并再建了一個與社會總體性的關系,這一社會總體為‘親切、甜蜜的幸福感’所滲透,充盈著平靜而令人信賴的‘在家的感覺’”。[32]因此,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在游蕩的過程中始終沒有脫離溫暖的人情紐帶。楊曉帆借用雷蒙·威廉斯的“共同文化”,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家園感和“社會化”特征:“小說中每個人物的意識行動,始終處于與他人乃至整個社會分層結構的關系之中,因而也攜帶了可能被納入某個共同體中去的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個人成長的終點必然是一個在對共同文化的分享中完成的‘社會化’過程。”[33]
那么孫少平最終找到的社會歸屬是哪些人呢?在經典的成長小說中,主人公的婚姻對象往往會標識其最后的社會歸屬,進而表達對社會階級關系的想象性重組。同樣,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的戀愛對象是田曉霞,其父田福軍是出身于雙水村的干部,她從小成長于縣城,后來考上大學,成為省報記者,可以說代表了孫少平理想的社會集團歸屬。小說中,田曉霞傾心于孫少平主要是出于對其學識和品格的敬佩。她發現高中“班上現在還沒有一個男生能代替少平和她在廣闊的范圍內交流思想”[34]。雖然高中畢業后兩人分道揚鑣,但在黃原街頭偶遇孫少平后,田曉霞卻久久不能忘懷,從“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少平身上看到了令人敬佩的品質。[35]“孫少平為她的生活環境樹立了一個‘對應物’,或者說給她的世界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坐標’。”[36]可以說,孫少平為田曉霞所處的城市文明打開了一個勞動人民的生活世界的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孫少平和田曉霞的重逢是在黃原最大的影劇院門口,當晚正在放映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改編的電影《王子復仇記》,可以說,是對文學的共同興趣(或者說相似的文化資本和文化趣味)使這兩個職業和境遇迥然不同的人在這里重逢。小說強調兩人精神上的平等:“是的,她和他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處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這種關系只有在共同探討的基礎上才能形成。”[37]伊格爾頓認為,在資產階級成長小說中,“精神上的平等遠不能提供一套全然不同的倫理標準,但它是能夠幫助你向上攀爬、跨越階級系統的一種力量”[38]。換言之,現代愛情中所包含的精神平等可以成為跨越階層的工具。因此,少平與曉霞的戀愛(以及這個過程中所包含的互相改造),無疑將代表著兩種社會集團的和解,從而象征性地實現社會階層力量的重組。
事實上,仔細觀察可發現,《平凡的世界》中對人與人在物質、階層上的“不平等”的描寫無處不在,但真正的友誼、愛情、社會關系也總是發生在不平等的階層的人之間。比如少平和金波是同村和同班同學,金波的家境比少平要好,金波的父親是地區運輸公司的汽車司機,但金波經常救濟和資助貧困的少平,給吃不上飯的少平塞白面票,還在上學路上共騎一輛自行車,從而使自行車早早報廢了。小說中金波對少平的救濟,潤葉對少安的幫助,曉霞對少平的幫助,都體現了超越物質差距的、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平等性。
不過,我們看到,小說中的“階層和解”并沒有實現在少平和曉霞身上。成為煤礦工人后,孫少平痛苦地意識到:“一個井下干活的煤礦工人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記者生活在一起?這不是夢幻又是什么!”[39]“曉霞!曉霞!現在我越來越明白,我們是不可能在一塊生活了。無疑,我的一生,就要在這里度過。而你將永遠是大城市的一員。我決不可能生活在你那個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這個世界來生活呢?”[40]
真正實現了跨越階層的愛情的,是少平的妹妹蘭香。蘭香考上北方工業大學天體物理專業后,與她的同學、高干子弟吳仲平相愛。吳仲平的父親是省委常務副書記,而蘭香的父親是農民,階層可謂迥然有別,但他們卻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愛的基礎是他們能相互對話。兩個高才生經常陷入到一些艱深理論的探討之中”[41]。仲平的母親起初還擔心蘭香身上會有農村人的習性,但很快就發現,蘭香是個“瀟灑漂亮(的)姑娘”,“言談舉止沒一點農村人的味道”,立刻就歡喜地接受了蘭香。在經過高等教育之后,蘭香似乎洗刷掉了“農村人”的趣味和氣質,順利地融入了城市高干子弟的家庭中。
可以說,孫少安/潤葉、孫少平/田曉霞、孫蘭香/吳仲平這三對情侶,循序漸進地體現了農村人“進城”的三個階段。孫少安與潤葉青梅竹馬,孫少安在小學的成績名列前茅,但卻因為家庭困難而放棄上初中,回家務農,與當上小學教師的潤葉分道揚鑣;孫少平與高中同學田曉霞相愛,卻因為沒考上大學成為農民工、煤礦工人,與曉霞之間存在巨大的時空和階層阻隔而無法結合;最后,蘭香考上了大學,以平等的身份與高干子弟吳仲平戀愛并真正融入城市家庭。通過設計三兄妹“進階式”的教育經歷和際遇,路遙表現了“文革”后期至改革開放十年間,農民文化水平不斷提高,一步步跨越階層、實現平等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實現平等的手段,而教育背后的經濟基礎不可忽視:蘭香之所以能比兩個哥哥更順利地完成學業,不僅是因為兩個哥哥在經濟上的支持,也來自少安一家物質條件、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由此,小說表現了農村經濟改革不斷縮小城鄉差距的成果。
除戀人田曉霞外,孫少平所歸屬的“內面的共同體”主要是他的高中同學。畢業后,他們雖然散落在社會的不同角落,做著不同的工作,甚至在不同的階層——金波去青海當兵,潤生做了卡車司機,郝紅梅回村嫁人,田曉霞做了省報記者,潤葉在地委工作——但他們或是書信來往,或是串門探望,經常保持著精神上的伙伴關系。小說也基本上以這群農村出身、受過高中教育后走到社會上謀生的人為主線展開,如路遙所說,他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知識階層”[42]。其中,金波和少平關系特別要好,“從小一塊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學”[43]。兩人畢業后,金波去青海當汽車兵,復員后回到黃原城,在郵政所當臨時工。在青海遭受了愛情的創傷后,金波渴望跟少平傾吐心中的苦惱:“他很想念孫少平。所謂和別人談一談,那就是和少平談一談。如果這世界上沒有孫少平,他就只能把他的故事連同自己一齊葬入墳墓中。”[44]此時金波心里涌現出的傾吐的渴望,使他們超越了一般的同鄉關系,而帶有了精神上的“知己”和“同伴”的意味。“內面的共同體”的關系也正形成于這樣一群人之中。
像所有經典成長小說一樣,孫少平最后有了穩定的歸宿,成為有正式戶口的銅城礦務局的一名煤礦工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孫少平從未與煤礦上的人發生過真正的精神聯系,雖然他與王世才師傅一家在生活上互相支持,但這家人的心理活動從未直接呈現于小說之中,惠英嫂并未與孫少平發生太多的心靈上的關聯,而更多的是對他生活上的照顧。在小說最后一部分,田曉霞犧牲后,與孫少平結成“內面的共同體”的,是蘭香、金秀、顧養民、吳仲平等人。少平到省城去看望他們并與他們在湖上泛舟的一幕,體現出其精神上的親密。這些人既是孫少平的家人、同村人和同學,同時也是在省城讀書的大學生;這個群體既包含了天然形成的血緣關系(妹妹蘭香)、地緣關系(同村的金秀、好友金波的妹妹),也包含了后天形成的同學關系(孫少平與顧養民是高中同學,蘭香與吳仲平、金秀與顧養民是大學同學),是一種包含了地緣、血緣聯系又有著共同精神追求的、既傳統又現代的共同體。雖然蘭香是少平的妹妹,但在考上大學之后,就已不再是單純的親人,而成為可以在精神上對話的“內面的共同體”的一員。少平因礦難受傷后,吳仲平還提議利用父親的關系,將少平調來省城工作。雖然孫少平拒絕了留在省城的提議,選擇回到煤礦,但它仍然表明了孫少平理想的社會歸屬其實是一個受教育的階層,而非煤礦工人。
三 分開的岔路口的重新彌合:總體性世界的還原
在明白孫少平的社會歸屬之后,就可以對小說中的“人情關系”進行更進一步的審視了。在《人生》中,人情關系大多呈現為“不正之風”“走后門”,它體現為干部利用職權為自己的親屬謀取好工作,比如高明樓以自己的權力壟斷高家村、將高加林從民辦教師的崗位上擠下來,也體現為高加林以不正當手段(通過勞動局副局長馬占勝的操作)進入報社工作,體現為他利用與黃亞萍的戀愛關系而前往大城市發展。雖然高加林的個人奮斗精神是出于他對村干部的不公正的“人情”關系的不滿,但他個人奮斗的道德合法性同時也被他的另一種“人情”所削弱,即他企圖借與城市姑娘黃亞萍的浪漫愛情關系而獲得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這個“成問題”的個體和他極具破壞性的個人主義引發了許多社會熱議。因此,出版了《人生》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王維玲建議路遙續寫《人生》的“下部”,即高加林如何在農村中重新開始生活。[45]不過,路遙對續寫高加林在農村奮斗的故事沒有多大興趣,他向王維玲分享了自己的深思熟慮:“我感到,下部書,其他的人我仍然有把握發展他(她)們,并分別能給予一定的總結。唯獨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發展趨向以及中間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現在還沒有考慮清楚,既不是情節,也不是細節,也不是作品總的主題,而是高加林這個人物的思想發展需要斟酌處,任何俗套都可能整個地毀了這部作品,前功盡棄。”[46]“既然下部難度很大,已經完成的作品也可以說是完整的,那么究竟有無必要搞下部?”[47]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另外的長篇構思”上,這次,他寫出了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它是對王維玲建議續寫《人生》的一個回答,也即,一個農村青年,如何在避免極端自私而極具破壞性的個人主義的前提下,通過個人奮斗,在城市中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它與《人生》在許多方面形成了鏡像和對話關系。它分享著前者的幾個重要的主題,如個人奮斗、本地干部、人情關系,但將它們導向了更為積極的方向。
在《平凡的世界》中,“人情”在少平的前途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少平在曹書記家做攬工漢時,曹書記欣賞少平的人品和才華,先是懷著讓他做上門女婿的私心,幫他在黃原城郊區的陽溝村落下了空頭戶口,后來,銅城礦務局要在黃原市招收二十來名農村戶口的煤礦工人,曹書記便向公社要回了一個指標,將孫少平推薦了上去,從此孫少平便有了煤礦工人的正式工作。這個指標的獲得方式正是“人情”——曹書記能夠得到指標,是因為“他們公社的領導人是他的酒肉朋友,跑來問他有沒有什么親戚要去”。[48]之后,由于少平落的是空頭戶口,市上和地區的勞動局可能會找麻煩,于是少平找到了田曉霞幫忙,田曉霞利用身為地委書記的父親的關系,順利辦成了事情,“各個‘關口’知道她是田福軍的女兒后,趕忙都開了‘綠燈’”。[49]當市上主管招工的勞動局副局長問田曉霞,這個孫少平是他們家的什么人時,田曉霞故意把孫少平說成是田福軍的大哥的兒子,就這樣“孫少平以‘一號種子選手’列在了市勞動局副局長的私人筆記本上——這比寫在公文上都可靠”。[50]有意思的是,這個因領導關系給孫少平幫忙的市勞動局副局長,正對應著《人生》中的勞動局副局長馬占勝,但對比《人生》中高加林丟掉工作、被遣回農村的結局,路遙對孫少平的處理顯然溫和了許多。
類似的“人情”和“門路”在小說中無處不在。少安的創業之路,也離不開同學劉根民的幫助。在少安困難時,時任公社副主任劉根民介紹少安去原西縣城的工地包工拉磚,并指導他到公社信用社貸款買騾子,按特殊情況給孫少安批了700元貸款,這個活使少安一次性凈賺了2500元,他以這筆錢為基礎開起了磚窯。當少安想擴大磚窯規模,需要向銀行貸款一萬元買制磚機時,時任石圪節鄉鄉長劉根民又幫了他忙,給石圪節鄉的信用社打了招呼,又給周文龍縣長打電話,讓他在縣農行通融一下。“按往常,縣農行的審批少說也得半月二十天”,但“剛過三天,石圪節的信貸員就跑來說,他申請的貸款縣農行已經批復了。信貸員驚訝地對少安說:自他當信貸員以來,縣農行還沒有這么快就批復這么大宗的貸款!”[51]
應該如何理解在小說中頻繁出現的這些人情關系呢?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解釋為路遙的小說對20世紀80年代普遍存在的“走后門”現象的現實主義反映。80年代初期延續了此前的人才推薦制度,即城市和公社的招工需要依靠基層生產隊長、大隊干部的推薦,“由于勞動市場并不開放,村干部在分配工作機會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集體企業或國營部門的最好的工作經常通過公社或鄉政府來進行分配,他們將需要招收的工人的指標名額送到鄉或村里,集體中的每一層級遂向下一級分配這種工作機會。地方干部有很大的權力將他喜歡的農民推薦上去”[52]。這就出現了《人生》中村干部高明樓壟斷權力的不公現象。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后,由于政府仍壟斷著部分原材料,導致了市場不均衡的資源配置,農民個體戶在自己創業和經營的過程中,需要跟政府的不同部門打交道,同時,由于農民缺乏對市場供求和價格的了解,在采購途徑、銷售渠道、招工指標上,都需要依賴干部的資源和關系。[53]雖然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力市場逐漸放開,但并不意味著“關系”的消失,相反,親戚關系和朋友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干部推薦。[54]在現實中,路遙也利用自己的關系幫農村的家人做了不少事。路遙在幫弟弟王天樂找工作時,先是委托時任延安縣委書記張史杰,將王天樂以延安縣闖莊公社劉莊大隊的農村戶口,招到銅川礦務局鴨口煤礦采煤四區當采煤工人,隨后又委托《延安報》總編銀笙的關系,把他調到《延安報》,后來又調到《陜西日報》當記者。[55]路遙幫弟弟王天云找工作,使其成為延川縣農機局施工隊的一名合同制推土機手,還托好友海波通過熟人委托其做農機局局長的父親,請他多關照。
一方面,路遙的現實主義小說在描寫農民創業、農民招工時,繞不開對現實中這類“關系”的描寫。路遙在其他地方也表達了對這種現象的批判,他對海波說:“這一切太庸俗了,可為了生存,現實社會往往把人逼得在某些事上無恥起來。這是社會的悲劇,你自己也許體會更深。”[56]小說也借敘述者之口批判了少安為了貸款而不得不“走后門”的現象——“現在這社會,即使辦正經事,也得走旁門拐道”[57]。另一方面,小說從另一個層面上肯定了劉根民對少安的幫助的合理性,因為這種幫忙是出于同學情誼,“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學;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農民的時候,他一直像過去一樣把他當朋友對待”[58]。這時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中幾乎所有正面意義上的“人情”關系,都發生在同學之間,比如少安和潤葉、少安和劉根民、少平和田曉霞、少平和金波等。也就是說,它的根基是同學情誼——一種平等主義的關系,而且接受幫助的人往往是基于其自身真正的才華和品格而獲得賞識,比如曹書記之所以幫助少平落戶和推薦他去煤礦工作,是因為他被少平的才華和品格打動。可以看到,這些“人情關系”實際上還是基于對主人公才華的認可,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任人唯賢。
甚至可以說,這種基于昔日同學情誼的“關系”和“人情”是平等主義的,是對本就不公平的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不平等身份的補償。正是這種城鄉不平等,使得少安與青梅竹馬的潤葉分離。小說中,少安和潤葉的家境原本相差不大,田福堂和孫玉厚在舊社會都給富人家攬過工,因此解放初期兩家關系相當親密。“少安早上一起來,就哭著要到潤葉家去。潤葉晚上又哭著要到他們家來睡,田大嬸就只好把她送過來;兩個孩子常常在被窩里打鬧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誰家吃一頓好飯,大人也總要給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來吃。”[59]但在小升初時,學業優秀的少安卻因家境困難而不得不輟學務農,與潤葉分道揚鑣。小說這樣描述兩人的分離:
是的,他和她的感情本來就像蘋果樹上完整的一枝,在那上面可以結出同樣美麗的、紅臉蛋似的蘋果來;現在卻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從上面剪下來,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樹上——天知道那會結出什么樣的果實來。生活的大剪刀是多么的無情,它要按照自己的安排來對每一個人的命運進行剪裁![60]
在這段文字中,潤葉和少安被描述成一種類似雙胞胎的關系,平等、親密,甚至互為鏡像。他們原本青梅竹馬、資質相近,卻因家境的不同導致教育程度的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職業道路——潤葉成為公家人,少安成為農民。他們的分道揚鑣仿佛也隱喻著城與鄉的分離(值得注意的是,田福堂家與孫玉厚家在解放初期家境相當,后來才逐漸拉開差距的這一事實,仿佛也在隱喻著城鄉差距在20世紀50—70年代的逐漸拉大)。這種由于城鄉不平等而導致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斷絕和破裂,在小說中被比喻為“蘋果樹上完整的一枝”被“剪下來”,“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樹上”,從而表達了對這種不公的嘆惋:“生活就是這樣。在我們都是小孩子的時候,一個人和一個人可能有家庭條件的區別,但孩子們本身的差別并不明顯。可一旦長大了,每個人的生活道路會有多大的差別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別!”[61]這是一種富有啟蒙主義色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的體現,表現了路遙對城鄉不平等的批判。
事實上,少安和劉根民、少安和潤葉、少平和曉霞等能夠成為同班同學,本身就說明了他們智識和能力相當,只是其中的某些人由于家境或城鄉差距而沒能繼續升學,這樣一來,家境優越的人對窮困的同學的援助,就不再是負面意義上的“走后門”,而成為對這種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糾正和補償。比如潤葉給少平介紹地委組織中小學夏令營的臨時工作,孫少平以他的才能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獲得了孩子和家長的好評,團地委書記武惠良大加贊賞,說:“咱們團委正缺乏這樣的人才!”但把少平招到團地委來工作的計劃卻因政策上不允許招收農村戶口的人而作罷。武惠良感嘆:“吃官飯的人哪怕是廢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無法招來。現在農村的鐵飯碗打破了,什么時候把城市的鐵飯碗也打破就好了!”[62]同樣,田曉霞為少平的才能被埋沒而憤憤不平,積極地幫少平活動進入煤礦,認為“這種后門大敞開,也沒多少人愿意進去”[63]。也就是說,孫少平完全勝任城市相關部門的工作崗位,只是城鄉之間的制度性不平等使他淪為了攬工漢。
這也呼應了《人生》中高加林的境遇。高加林的學識和能力是勝任報社記者的工作的,卻因被張克南的媽媽舉報“走后門”而被打回原籍。但反過來看,克南一家作為城里人擁有的物質上的優越和特權本就來自不公平的城鄉制度,因此,高加林的遭遇在當時引發了社會熱議。現在,在《平凡的世界》中,“人情”成為糾正這種政策不公的重要手段。這也呼應了現實中路遙幫弟弟王天樂“走后門”找工作的動機。路遙惋惜王天樂有文學才華卻被埋沒到城市做攬工漢,因此“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幫助這位在老家弟妹們中學歷最高、最有前途的弟弟”。[64]在路遙看來,弟弟的才華被埋沒,是不公平的城鄉二元制造成的結果,他有義務幫助弟弟到達應得的位置。
進一步,我們會發現,小說中不少人物有著少安和潤葉一般的“雙生”關系。比如同為兄弟的田福軍和田福堂,田福軍在城里當干部,而田福堂在村里當書記。小說中不少人物都出身農村,甚至有著“同鄉”的關系。出生于雙水村的潤葉中學時代起便進了城跟二爸田福軍生活;田曉霞是雙水村出生,但從小在原西城里長大,17歲之前都沒回過村里。高朗的父親是省城的副市長,爺爺是中央紀委常委高步杰,但“高朗實際上也是原西人,和曉霞是同鄉”,從小在北京長大,沒有回過原西縣,故鄉觀念十分淡薄。[65]吳仲平的父親吳斌是省委常務副書記,但他也是農村出身,在老伴瞧不起蘭香的農民身份時積極地為她辯護:“農村人怎?我也是農村出身!”[66]李繼凱指出,“在路遙的筆下,人們可以發現‘孫少平’一幫同學、熟人多與農村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他們來自鄉間,每有‘鄉黨’之情,這對省委書記、地區專員都不例外”,“他們只有先后進城的時間差,而他們的文化之根往往仍留在農村”。[67]這仿佛隱喻著城鄉的同根同源性。小說中的理想配偶也都是城市背景的人與鄉村背景的人的結合,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出身農村但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人與城市人的結合,比如蘭香與仲平、金秀與顧養民等。由此,路遙似乎用人與人的情誼和關系,將被制度性分隔開的城與鄉彌合了起來,從而完成了一個總體性的世界。
如果和路遙的傳記對照便可發現,路遙在成才的過程中,除了他自己的勤奮和天賦外,也得益于來自他人的幫助。比如,在小升初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的路遙,在因為家境困難而無法升初中時,求助于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劉俊寬,劉俊寬集合全村之力為其湊齊了兩斗黑豆,換成錢幫他交學費,從而使路遙順利入學,路遙由此悟到了“情義無價的重要性”。[68]家境貧困的路遙能夠走上文學道路,也與許多人的幫助分不開。詩人曹谷溪在延川縣文化館創辦的油印期刊《革命文化》上看到路遙發表的小詩后,十分欣賞他,便說服城關公社領導,用了路線教育積極分子的名額,抽調路遙到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進行培訓;在路遙無法留下時,又幫助路遙以代理教師的身份進入縣文教局成立的“延川縣業余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使路遙能夠在文學創作中施展身手。[69]1973年高校恢復招生后,采取的是推薦選拔制,即上級把大專院校的招生名額分配至縣上,公社給縣文教局上報推薦對象,文教局負責政審及向大專院校推薦。路遙報考大學得到了縣文教局的大力支持,在路遙由于在“文革”中的政治問題沒有被報考的高校錄取時,縣委書記申昜親自去延安大學找當時在延大中文系負責招生工作的堂弟申沛昌,證明路遙在政治上沒有問題,最終使路遙被延安大學錄取。可以看到,在路遙成長過程的重要節點上,他得到了諸多人的托舉,厚夫因此用“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來形容路遙的成才,[70]他評價道:“路遙在不斷奮斗的過程中,一直有‘貴人’相扶”,“可以這樣說,路遙能一路走來,成為我國當代著名作家,與眾多有名與無名人的幫助分不開!”[71]
路遙在工作以后也以同樣的“人情”去扶持和回報他人。路遙的很多朋友都是跟他一樣出身農村愛好文學的青年,其中不少是他的同鄉。比如他的好友海波就是他在《延河》當編輯時認識的投稿者,因為同樣出身農村而受到路遙的鼓勵和幫助,兩人成為很好的朋友并長期保持著通信。路遙之所以“全力以赴地幫扶海波”,因為“他是在海波身上看到了自己奮斗的影子”,“同是農村的‘草根’奮斗者,路遙始終認為海波是可以信賴的自家兄弟”。[72]董墨回憶:“路遙對那些處境困難的作者的稿子,給予更多的關注,想各種辦法,使其稿件達到發表的水平。這可能與他自己曾經經歷過艱難的處境的體驗有關吧。”[73]這些朋友后來也成為路遙生活中的重要關系。比如在路遙病重、無法親自裝修房子時,他委托了清澗老鄉、同在《延河》的見習編輯航宇幫他裝修房子。由此,“人情”不再像在《人生》中那樣充滿負面色彩,而成為人與人之間真實情誼的承載。這種“人情”可以被視為鄉土倫理關系在更廣大的時空中的擴散,但這并不能被簡單解釋為路遙的“戀土情結”,而是一種經由教育而獲得“普遍情感”后升華了的同伴關系,是受過教育的農村青年在脫離鄉土之后結成的更高層次上的、具有精神意味的內面共同體。如黃平所說,“在‘改革’的語境中,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改造‘個人’,以‘體制改革’的方式改造‘世界’,‘改革’所展開的‘新世界’,充滿著巨大的可能性”[74]。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借由孫少平、孫少安的故事而展開的對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想象,展現了改革時代的巨大可能性。
結 論
《平凡的世界》體現了資產階級經典成長小說的敘事結構,即小說主人公脫離原有的鄉村的血緣、地緣共同體,在廣大的世界中游歷,尋找家園,建立自己新的社會關系。但不同于歐洲成長小說的完全脫離鄉土,在孫少平游歷的過程中,源自鄉土社會的“關系”或“人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這可以理解為文學對一個市場關系尚未充分發展的社會現實的現實主義反映;另一方面,在《平凡的世界》中,它具有更積極的思想內涵:家境優越的人對農村出身的同學或同鄉的幫助和扶持,更像是對現有的不平等的城鄉關系、財富秩序的某種“糾正”或“補償”,它建立在經由教育而獲得的人道主義的普遍情感上,以人在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為前提。這既是路遙自身受惠于他人幫助的成長經歷的反映,也寄托了路遙對一個富有倫理情感的美好世界的展望。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體現了對改革時代以教育為主要上升渠道、以勞動為基礎的啟蒙主義價值,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型人際關系的展望。不過,盡管路遙通過描寫一群“農裔城籍”的年輕人的同鄉同學情誼,構建出一個城與鄉之間的差距得以縮小和彌合的“總體性”的世界,突出了教育所帶來的機會平等,但他忽視了快速市場化環境下的教育資源可能會導致的城鄉和階層的差異。而小說中孫少平與惠英嫂一家及礦工群體在精神上的隔閡,也揭示出體力勞動(礦工)與腦力勞動難以克服的差距,孫少平與田曉霞的愛情悲劇,則暗示了城鄉差距難以完全彌合的困境,暗示了共同體潛在的破裂可能。在《平凡的世界》寫出以后的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展開,階層差距迅速拉大,文學快速邊緣化,似乎也驗證了這一想象出來的總體性世界的短暫性和脆弱性。
注釋:
[1][2]張喜田:《論路遙的農本文化意識的表現》,雷達主編:《路遙研究資料》,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頁。
[3]肖云儒:《路遙的意識世界》,雷達主編:《路遙研究資料》,第79頁。
[4]肖云儒:《路遙的意識世界》,雷達主編:《路遙研究資料》,第82頁。
[5][6]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406、401頁。
[7][9][11]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61、253、258頁。
[8]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76-177.
[10]李海燕:《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修佳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12][13]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9, 120.
[14]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01頁。
[15][16]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30、131頁。
[17]金理:《在時代沖突和困頓深處:回望孫少平》,程光煒、楊慶祥編:《重讀路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5頁。
[18]蔡翔:《1980年代:小說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第314頁。
[19][20][21][22][23]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53、54、125、122、122~123頁。
[24][25][26]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0, p. 18, 19, 18.
[27][28]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88、12頁。
[29]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63頁。
[30]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第103頁。
[31][34][35][36]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48、307、174、174~175頁。
[32]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p. 23.
[33]楊曉帆:《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頁。
[37]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78頁。
[38]特里·伊格爾頓:《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高曉玲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頁。
[39][40][41]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55、63、293~294頁。
[42]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126頁。
[43]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0頁。
[44]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67頁。
[45][46][47]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159、160頁。
[48][49]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21、422頁。
[50]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23頁。
[51]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98頁。
[52]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95.
[53][54]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13,197 .
[55][56]厚夫:《路遙傳》,第135、131頁。
[57]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99頁。
[58]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55頁。
[59][60][61]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79、183、84頁。
[62][63]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19、422頁。
[64]厚夫:《路遙傳》,第132頁。
[65][66]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84、300頁。
[67]李繼凱:《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雷達、李文琴編:《路遙研究資料》,第63頁。
[68][69]厚夫:《路遙傳》,第33、71頁。
[70][71][72][73]厚夫:《路遙傳》,第94、93、117~118、156頁。
[74]黃平:《從“勞動者”到“勞動力”——“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程光煒、楊慶祥編:《重讀路遙》,第8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