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家
我舅舅十五歲那年,外公給他一串鑰匙,說以后這個家由他來當。沒有錢,沒有百寶箱,沒有傳聞中埋在后院的銀元大甕,家徒四壁,連鐵鍋和灶臺都扒干凈了。只有一句話:你當家。
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舅舅和全國學生一樣,已經兩三年沒上學,學歷永遠停留在高小二年級。兩年前那個夏天,學校宣布停課,后來同學們分成兩派。他個子矮,瘦瘦小小,且為人像外公一樣正直,家族遺傳,好講大道理,兩邊都不想要他。受不了他苦口婆心長篇大論,有人偷來一把嗩吶,往他嘴里一堵。從此,他成了個嗩吶手。后來每次有人問起那些年的事,他只說:“我嗩吶吹很好哩。”
一個吹嗩吶之外什么都不會的少年,突然被通知要開始當家,錯愕驚恐可想而知,卻也別無選擇。因為那時外公整個人已經垮了,原本腰板筆挺的一個人忽然腰彎了,背也駝了,整個人向下向內蜷縮,似一只煮熟的蝦。此后漫長的大半生,他都在持續萎縮彎曲,再也沒好。
怎么當家?海邊人唯一的出路是討海。偏偏那時又不許下海,海涯沿岸路口都有人看守。只能想方設法繞遠路躲開,從山頂密林穿過去,再從海岬山腳爬下灘涂。舅舅跟我爸年少相識,有時半夜兩人也趁閘橋開閘,偷偷駕小船去海灣下網捕鰻魚。傳聞鰻魚生于海底深溝,一生貪戀鹽的滋味,每當開閘就會群集而來,在港口舔咸水。鹽是它們的癮頭,為了那點咸味,它們甘心自投羅網。人也有自己的癮頭和羅網,要想活,只能往海邊跑。就算沒被戴紅袖圈的人逮住,被海港邊村民發現了也很危險。海邊人慣于搶地盤,跑到人家地盤捕鰻魚如同偷盜,被抓住會被打個半死。
過兩年,禁令稍弛,又可以討海了,海邊傳承千年的捕魚販魚行當又重新興盛起來。年少的舅舅和我爸媽開始“擔鮮”生涯。擔鮮,就是挑海鮮,深夜趕往海岬盡頭的深水漁港,從歸港的漁船上買下新鮮漁獲,裝滿兩個大竹筐,連夜挑擔趕往附近鎮子,賣給集市的海鮮販子,或者沿途挨個村子叫賣。
我們所在的那個鎮子位于海灣中間的小塊平地,稱作垟,往東往北十公里有一個深水港,往東往南十公里繞過海岬到福建地界也有一個,兩個港口各據海灣一端,隔海相望。那個年頭少有車,通常去時連夜坐海船,省時省力,回時徒步挑擔,可以挨個村鎮賣過去,一直走到海船抵達不了的區級大鎮,那里有大集。深夜挑著空擔子從埠頭坐船出發,次日下午挑著空擔子走路回來,一趟能賺兩三塊,對于窮瘋了的舅舅和我爸媽來說堪稱巨款,簡直值得為之拼命。
有時他們也會反著來,深夜挑著垟里種的瓜果蔬菜上船,次日在港口小鎮沿街叫賣。兩個港口小鎮都是地形險要的明代抗倭重鎮,依山而建,縱橫街巷都是陡峭臺階,漲潮時泛泡沫的海浪卷上來,拍打著山腳一級級臺階。肩挑百十斤擔子來回上下臺階,不到中午就累得走不動。舅舅個子小,十六七歲還不到一米六,挑擔子走路總會碰到臺階,比別人累得多。走不動就坐在臺階上吆喝:“蔥啊,蔥啊,買蔥啊!”旁邊房子里有人探頭罵:“讖什么讖,讖我呀!”(閩南語“蔥”與“讖”同音)舅舅換了吆喝:“蒜兒啊,買蒜兒啊!”又有人罵:“食落放臭屁,鬼欲買哩!”繼續換吆喝,不管吆喝什么,總有人罵。
又過兩三年,運動到了尾聲階段。很多人偷偷趁亂外出,北上寧波或者南下福建石獅,弄些布匹、衣服、手表、收音機回來賣。舅舅也跟隨一個同鄉大哥坐船出海,去了福建石獅。沒人知道他具體做什么,他從不提,只知道從石獅回來后他有了點小錢,翻新了海邊老屋,又在鎮上建了新房。他沒再去石獅,轉而在公路邊開了家木材鋪,走海路從福建寧德和建甌運來木材,賣給建房子的村民和打家具的木匠。不久又順便做木材加工,生意繁忙,鋸機整日轟鳴,木屑四濺。
我爸曾替舅舅去過幾次建甌。從山區收購原木,小卡車裝了運到建溪邊,卸車裝船,泛建溪而下,至閩江口換海船,再渡浮鷹洋北上,在海灣入口等潮漲,抓緊時間運到埠頭,最后雇人推板車一車車送到公路邊木材鋪。幾十年過去,我爸一直記得當年押車下山,繞盤山公路的驚險。數十根原木裝滿卡車后斗,幾無立足之地,只能抓著車斗橫桿吊在車尾,經過急彎處,人常被甩出去,全靠雙手握緊橫桿,雙足騰空,繼而撞向木樁,只能趁勢屈腿蹬一下避免受傷。饒是我爸長年出海拉網打魚,體格強健,也時不時會受傷,難以想象瘦小得多的舅舅又是怎樣一路押車下山的。
頗耐人尋味的是,少年時代曾暗自蔑視外公的舅舅,在生意越做越大后,有意主動籠絡鎮領導,當了小干部,點頭哈腰的樣子讓人想起外公當年被壓彎的脊背。隨著自信連同財富迅速增值,舅舅天生的那種鎮定自若的氣度越來越光芒閃耀,他依然好講大道理,動輒長篇大論,之前被人嫌棄的同一種東西,到了這個新時代反倒成了智慧的象征。由此,舅舅成為鎮上一些頭面人物的座上賓,得以升入外公曾夢寐以求的某個階層。舅舅頗有些沾沾自喜,為了匹配新的身份地位,言行舉止愈加莊重,附加一點親切和藹,黑西裝藍條紋領帶加一個夾在胳膊下的黑皮包,走路邁大步,忙碌且堅定,頗有實干型新領導的風度。
八十年代初,蒼南從平陽劃出來,獨立建縣,幾年間新縣城發展迅速,當地農民趁機出售村屋、宅基地。嗅覺敏銳的舅舅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傾力籌措了五萬元,買下一間剛剛由村屋改建的三層小樓,搬家去縣城。
溫州各縣鎮各種小作坊小工廠相當發達,除了傳承千百年的織布、裁縫、制鞋產業,還有印刷、五金、吹塑等新興行業。即便在六七十年代,這些小作坊小工廠也從未消失,只是轉入地下,一直暗中運轉。可能是分工需要,也可能是為了隱蔽,各行業產銷分離,通常由職業銷售在外找客戶,拿到訂單和定金后,回溫州找小作坊小工廠定制出貨,人稱“跑業務的”。舅舅為人可靠,口才也好,很快成為一個頗有信譽的“跑業務的”,足跡遍及寧波、福州、石獅、廈門。主要做印刷品,印水洗標、鞋盒、塑料購物袋。鼎盛時期,舅舅自己也開起作坊,在后院加蓋小樓,雇傭左鄰右舍干活,按件計酬。
“跑業務”在九十年代中開始衰落。其時,制造業在沿海一帶興起,供不應求,不再需要中間跑單銷售。舅舅的生意陷入困頓,身邊朋友或轉行炒宅基地,或者干脆豁出去到溫州、廣州開工廠,兩者都需要大量資金。舅舅猶豫不決,跟風買下一座待拆遷村屋,又不確定何時才能拆遷變現,焦慮中又去福建跑一圈,盡力維持舊生意。運氣不錯,拿到一個訂單,為一家大型臺資鞋廠印制一批鞋盒和塑料包裝袋。那時,我爸媽也因賣掉海鮮攤位陷入困境,四處找生計,兩家人商量后決定去福州開一家供應鏈完備的鞋材店。(鞋材店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詳細寫過,不再重復。)每當生意艱難,大家開始動搖時,舅舅就站出來,語氣鏗鏘,一刀斬斷后路:“開弓沒有回頭箭,到福州就是上了戰場,要么好好做生意,賺錢發家,要么破產,回蒼南賣房子還債!”
福州生意很快做了起來,舅舅又讓舅媽去廈門開了分店,一邊雄心勃勃準備讓我媽去廣州再開分店,一邊回鄉鼓勵幫助各路親朋好友外出開店。私心是一方面,畢竟多一個熟人開店,就多一個穩定客戶。但更重要的是,舅舅骨子里就是一個講究家族擔當的人,自十五歲就把自己視作當家人,慷慨熱忱又有責任感。每一個初來乍到的老鄉都可以從他這里借得一筆錢,少則幾千多則上萬,此外還幫忙找店面、簽合同、搬家安家,再賒出一車鞋材,寒暑假還會幫忙從家鄉帶留守的孩子們南來團聚。因為很多老鄉賺到錢,舅舅在家鄉聲名愈加響亮,每次回鄉都有一群人簇擁著,請求同去開店,包括不少剛剛趕海回來,滿身爛泥、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泥腿子”。舅舅來者不拒,總是笑著鼓勵“同去同去”。后來,鞋材生意漸漸沒落,兩家人又轉戰上海開批發鞋行,不少老鄉也跟隨同來。上海開店成本更高,幫扶成本也水漲船高,即便這樣,每當有人求他,舅舅依然笑著說“同去同去”。
當然會有麻煩。很多同鄉從未做過生意,對皮鞋也一竅不通,連虧一兩年,連欠款也還不上。舅舅就出錢盤下他的店,讓他接著看店、占個小頭,事無巨細教他,算是合伙開店,待生意做起來,再讓他贖回去。有些人性格木訥,并不適合做生意,怎么幫都扶不起來。舅舅也不嫌棄,干脆讓他關了店,雇他們夫妻倆在店里做幫工。做不成生意的人大多死板又頑固,難以溝通。比如有一個三十多歲的阿姨總是臭著一張臉,對客戶從來沒有好臉色;我媽屢次提醒不銹鋼盤子不能放進微波爐,她從不理會,照樣放進去,事后還揚揚得意地說“看,放進去也沒壞呀”,直到微波爐徹底壞掉。我爸媽對此頗有微詞,覺得花錢雇人是為了做事,這種人只會添亂,還不如給他們一筆錢好好送走。舅舅總是說出門在外生意失敗太不容易,我們生意做得好應該多擔待,給人家一條活路,吃不了多大虧。
舅舅負責跑廠家看貨源,常回蒼南,出門在外的老鄉們常托他給留守的孩子們帶東西帶口信,舅舅因此熟識很多孩子。熱心腸的他又關心起孩子們的學習,幫忙找輔導老師,幫忙建議上高中還是上中專,誰家考上高中、大學,沒有學費,他總是慷慨相助,動輒幾千元,從不吝嗇。一個遠房表弟從小父母離婚各忙各的沒人管,三個哥哥當小混混接連去坐牢,眼看十五六歲的他也輟學開始混社會,舅舅專程去福建把他接到上海,讓他在店里當學徒。幾年后表弟長大獨立,從一家小網店起步,后來成為溫州商貿城的大批發商。
說不清是家族遺傳還是時代后遺癥,我媽、外公、舅舅在這方面極其一致,儼然以圣人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如同一個心懷仁慈的傳統儒者,信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自然,不是每個人都會領情。相識于微時或能心懷感激,想著知恩圖報,一旦飛黃騰達反倒覺得低人一頭、處處不自在,見了恩人只想躲得遠遠的。失望是難免的,但舅舅并不太在意,對他來說,力所能及拉別人一把,似乎只是出于自己內心的需要,當初去做了,自己的良心因此安落了,就夠了。
他還想接著做下去。只是今時不同往日,大多數人的日子都過得去,同樣的舉動放在以前會被視作仗義出手,而今只會讓人覺得管太寬、愛指手畫腳,很多人表面恭恭敬敬,扭頭就嗤之以鼻。頗令人意外的是,一輩子聰明能干、嗅覺敏銳的舅舅,對此感覺頗遲鈍,全然沒有察覺別人藏在恭順笑容背后的嘲諷。可能是心地太敞亮太開闊,如同360°無死角的無影燈,沒有陰暗角落去容納這些東西。簡單說,就是太天真。難免要挨幾刀。
如今舅舅已經年過七十,時移世易,當年的一大攤子生意已經大幅萎縮,剩下的也轉交給兒子了。曾經交游廣闊,每日有人宴請,到哪兒都前呼后擁、儼然族長的生活,也一去不復返。朋友越來越少,生活越過越小,先是在三個省五六個城市間奔波,慢慢地只待在一座城,接著又失去其中的幾個據點,生活半徑持續縮小,最后僅剩小區方圓五百米范圍。
大約是當慣了家,舅舅依然當家。從要不要買第二套房子、生意要不要從上海轉移回溫州,到孫子孫女在哪里上學、要不要學鋼琴,他都要操心過問,哪怕明知同住的兒子兒媳暗自反感。即便遠在上海,老家的事他也件件要管,從翻修祠堂的攤派額度、兩家親戚糾纏不清的恩怨,到遠房侄孫大學報什么專業。每天四處打電話,來回居間協調,從不嫌麻煩。也不能怪他,畢竟從十五歲那年兩手空空地開始當家,他從來無法撂挑子不管。就像交出鑰匙的外公再未能挺直腰板,接過鑰匙的舅舅也再未能卸下一些東西,哪怕扛著已不再有任何意義。或者他是故意不卸下,只要扛著,就還有一點意義。
偶爾閑來無事,舅舅會拿出九十年代收藏的VCD看《紅燈記》,跟著熒幕上的李鐵梅一起唱得鏗鏗鏘鏘,順便說起六十年代吹嗩吶的事。瘦瘦小小的他仰頭吹嗩吶,肺活量驚人,聲音圓滾粗壯似柱子拔地而起。他繼續吹,閉著眼睛收緊腹肚,滿臉漲紅,整個胸腔傾倒一空,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