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字 一個學派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這是1929年,陳寅恪給北大史學系畢業生的贈詩,鼓勵他們專心學問、超越東鄰。其中魯仲指胡適為首的“整理國故派”,田巴則有爭議。
據《史記》:“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指戰國時辯士田巴,否定三皇五帝說,誰也辯不過他。學者王東杰認為與“古史辨派”開山者顧頡剛近似。
“古史辨”是新文化運動后出現的以“疑古辨偽”為論題的重要學術活動,20世紀中國最大的新史學學派,是現代史學轉型的重要標志。自1923年提出后,立刻引起巨大爭議,此后十余年,胡適、柳詒徵、容庚、李玄伯、傅斯年、張蔭麟、魏建功、繆鳳林、周予同、陸懋德、錢穆、李鏡池、羅根澤、劉節、郭沫若、范文瀾、馮友蘭、呂思勉、楊寬等紛紛發表意見,論辯文字多收錄于1926—1941年的七冊《古史辨》中。
學者羅義俊稱:“其(“古史辨”)影響之大,已經超出了古史學界,可謂久盛不衰,風靡學界。‘古史辨’以運動的革命的疾進的方式,取得新史學登場的規模效應。”今年是《古史辨》首卷出版百年的紀念,由此仰望前輩們創造、堅持、真誠與勇氣。
本文主要參照學者汪修榮的《古史辨派第一人:顧頡剛》、學者趙光賢的《顧頡剛與〈古史辨〉》、學者馬建強的《“古史辨”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三文寫成。

1937年顧頡剛辦公照
從“疑古”走向“古史辨”
1893年,顧頡剛生于蘇州,本名頌坤。
康熙曾賜顧家“江南第一讀書人家”題字,顧家后雖蕭條,門風猶在。據學者汪修榮鉤沉,顧頡剛2歲,祖父便教他識字,至六七歲,已“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上街能盡識路邊招牌,行人驚嘆。
顧頡剛3歲時因尿床被母親趕下床,從此“跟著祖母睡,直到結婚乃止”,致“自理能力極差,6歲上私塾時還不會端碗,一輩子都不會吃魚”。
少年顧頡剛便喜標新立異,曾寫下:“余讀書最惡附會,更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
上中學時,顧頡剛想從文,“懷了創作的迷夢約有10年,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方始認識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質直的,描寫力是極薄弱的……從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鵝肉’了”。
1909年,顧頡剛在中學老師張伯南書架上首見清末姚際恒著《古今偽書考》,手抄后贊“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聞于世俗者”,或由此開啟了他的“古史辨”志業。
1913年,20歲的顧頡剛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經同學毛子水介紹,去聽章太炎講座,驚嘆:“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我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教師,我佩服極了。”講座不足一個月,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顧頡剛仍覺收獲頗豐:“從此以后,我敢于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
顧頡剛上預科時迷京劇,“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致未按時畢業,失升學機會,遂改名“頡剛”,于1916年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學系。
大二時,剛從美國學成歸來的胡適任北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胡適從周宣王以后講起,而非從虞夏商開始,顧頡剛回憶:“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疑古”不是新說,宋代鄭樵和清代姚際恒、崔述、王國維、康有為都對顧頡剛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只有胡適教給了他現代的學術方法,使顧頡剛從“辨偽書”走向“辨偽史”,從“疑古”走向“古史辨”。
胡適還推薦了崔述的《東壁遺書》,顧頡剛稱“我弄了幾時的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自以為創獲的,但他的書已經辯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
1920年11月10日左右,胡適致信顧頡剛,僅48字,提出“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后被顧頡剛收為《古史辨》首篇,認為是“古史辨”的正式起點。胡適后來說:“我這四十八個字居然能引出這三十萬字的一部大書,居然把顧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終身事業的大路上去,這是我當日夢想不到的事。”
編的課本就險遭重罰
早期“古史辨”止于顧頡剛、錢玄同、胡適的書面討論。顧頡剛27歲畢業后,留北大當助理,漸形成“層累說”,核心觀點是:
其一,“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其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1923年,顧頡剛決心公開“層累說”,將寫給錢玄同的信,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為題,送《努力周報》發表。該信已寄出2個月,未見錢的回信。選擇《努力周報》,因它由胡適創辦,通過討論“好人政府”“科玄論戰”等,發行量達8000份。發表回信可“逼上一逼”錢玄同,誘其爭論,以收當年《新青年》“雙簧信”之效。
事件發展如顧頡剛所盼,稿件發表后,“南高史地學派”(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為核心,強調史地結合)的劉掞藜、胡堇人立刻撰文反對,錢玄同亦加入戰團,劉掞藜的老師柳詒徵開炮:“若謂今人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臆妄作,則由未讀古書,不詳考其來歷耳。”張蔭麟則指斥顧頡剛過度使用“默證法”(即文獻無載,便指為假,是一種邏輯謬誤)。
爭論之激烈,讓顧頡剛感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這樣巨大的戰果,各方面讀些古書的人都受到了這個問題的刺激。”
傅斯年說:“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胡適贊:“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但顧頡剛的經濟狀況并未因此改善,一是被欠薪太多,二是祖母病重,顧頡剛曾說:“我的一生,與我關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經胡適介紹,顧頡剛入商務印書館編《中學本國史教科書》。1923年底,因經濟壓力,不得不回北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標志“古史辨派”正式形成。到1940年,《古史辨》共出七冊,第一、二、三、五冊顧頡剛編,第四、六冊羅根澤編,第七冊童書業編。共350多篇文章,批評意見也盡可能收入。
第一冊出版后,即遭山東參議院王鴻一彈劾,認為它“非圣無法”,要求查禁。戴季陶致信教育部,認為顧頡剛編的中學教材懷疑大禹有無,誤導學生,不宜做教材。還有人提議重罰160萬元(一本罰一元),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元濟只好求吳稚暉斡旋。
《古史辨》問世后,當年便翻了20版,創出奇跡。
“疑古”是為“信古”
把學術書賣成暢銷書,代價亦大。
顧頡剛曾據“禹”的字形,推測大禹是一種動物,被柳詒徵批為:“刺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于疑古,實屬疏于讀書。”在《古史辨》第二冊中,顧頡剛寫道:“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干。”可普通讀者讀不懂,仍糾纏于細枝末節,引為笑柄。
對“古史辨”,最常見的指責是只有否定、沒有建設,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
其實,顧頡剛“疑古”是為“信古”,考而后信。顧頡剛曾說:“要建設真實的歷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是大路。我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偽古文的系統上致力罷了。我很愿意向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壞之后得有新建設。”
顧頡剛解釋道:“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于長期的研究,決不能輕易便捷像民意測驗及學生的考試答案一樣。”“許多人看書,為的是獲得智識,所以常喜在短時間內即見結論。但《古史辨》中提出的問題多數是沒有結論的,這很足以致人煩悶,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書,是蒐集一時代人們的見解的。”
在諸多指責中,還有一種說法更勁爆,認為“古史辨”“抄襲”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學者李長銀在《古史辨“抄襲”公案新探》中進行了深入辨析。
白鳥庫吉的文章發表于1909年,2年后,幸德秋水發表《基督抹煞論》,兩文確主“疑古”,而催生“古史辨”的錢玄同于1906年9月—1910年5月在日留學,可能讀過白鳥庫吉的文章。所以,胡秋原在《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中,稱錢玄同“學幸德與白鳥之舌”,顧頡剛則是“抄抄白鳥等人之說”。
李長銀指出,錢玄同直到1916年,仍是極端信古,并未“疑古”。
當時王桐齡熱衷推廣白鳥庫吉的觀點,可據《錢玄同日記》:“王桐齡狗屁不通,不倫不類……此真是死做奴隸者,何怪其謂三皇五帝皆無其人。蓋不取消自己祖宗,恐為他人父而人不要也。”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已提出“堯舜禹湯皆無其人”,白鳥庫吉的觀點并非“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且很可能受崔述的《考信錄》啟發而成。白鳥庫吉只是匆匆寫了一篇文章,未深入探討,更無方法論層面的提升。
顧頡剛治學苦,筆耕多用文言文,寫白話文則先用文言寫,再翻譯,多費一倍力氣。顧頡剛不擅講,蘇州口音重,且略口吃,學生聽不懂,故上課時埋頭寫板書,錢穆曾說:“頡剛長于文,而拙于口語,下筆千言,汩汩不休,對賓客則訥訥如不能吐一辭。聞其在講臺亦惟多寫黑板。”
“拙于口語”給顧頡剛后半生帶來困擾,因學術觀點不同,他與恩師胡適、同學傅斯年漸行漸遠,而種種人間紛擾,又使他的學問之路蒙受挫折。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百年易過,“古史辨”仍是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座地標。如學者余英所說:“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蕩,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系統地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