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為何開放?——讀《胡適研究長短錄》
拜讀楊天石先生近著《胡適研究長短錄》,感慨頗深。此書集結他歷年來關于胡適研究之長論短章20篇,追蹤胡適自青年至晚年與政、學兩界各類人物的交游糾葛,深入探索其一生思想、事業轉變的重要節點,于其思想中不易為常人所知的側面尤多發覆。其文簡約辨潔,讀來如聽老友談古,紛繁歷史似于談笑間謋然而解。
楊先生談胡適的一大特點是極其重視追蹤新史料,又熟諳近代史,故能迅速接榫新材料與舊圖景,重釋人物與事件,俱皆合情合理,恰似拼圖之嵌套適當。例如,楊先生在臺灣蔣介石檔案中發現一封陶希圣致陳布雷函及所附條陳,據字跡確定條陳為胡適親筆所撰,由此斷定在盧溝橋事變后,胡適確曾錯誤地建議蔣介石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滿洲國,期望以此換取日本撤兵,恢復7月7日以前疆土原狀,保障東亞之和平。楊先生從四個方面展開分析:首先,蔣介石在國防聯席會議上否定了陶、胡上書,因為日本無信義,絕無可能以“局部的解決”得永久和平。其次,此次上書并非胡適臨時起意,而是自1935年以來便有籌謀。胡適在1937年7月29日得知中國軍隊慘敗后更加力主和談,且與南京的“青年智囊團”及周炳琳、蔣夢麟等商議后最終提出。再次,胡適、蔣夢麟等人的用意在于,與其戰敗求和,不如戰前求和,或許國家可得喘息之機,能再和平發展十年。最后,胡適意識到求和未必能成,在提出求和方案的同時,也提出了苦戰以待國際大戰的主戰方案,故而,在淞滬會戰爆發后,胡適才能迅速轉變態度,拋棄和平夢想,投入抗戰外交。楊先生的條分縷析揭示了胡適做出錯誤抉擇的復雜緣由:胡適是一個愛國者,也是一個一切從現實情況出發考慮問題的實驗主義信徒;由于其國際主義視野,他比一般國人更能清楚看到中日兩國實力懸殊,但由于思想和立場的局限,他看不到人民戰爭的巨大潛力,故而,他推斷中國絕無可能在沒有國際勢力援助的情況下戰勝日本,由此認為在國際大戰爆發之前應采取一切外交手段避免與日本正面開戰,以保存實力。
其他如利用美國胡佛檔案館藏《宋子文檔案》論述宋子文在對美外交中排擠胡適,并最終促使蔣介石免去胡適駐美大使一職;利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藏《陳光甫檔案》論列胡適與陳光甫的交往,尤其兩人聯手爭取美援的過程;利用錢秉雄先生家藏《錢玄同日記》梳理錢玄同與胡適二十多年的交誼與相互支持;利用《蔣介石日記》談論蔣介石與晚年胡適的交往博弈,皆首尾連貫,有條不紊,各色人物性格分明,事件起伏轉折畢現,要言不煩而細節豐贍,翻陳出新又生動可讀。
還有一些新發現楊先生未及展開,卻在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楊先生于1991年最早指出胡適曾于1926年前后充分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這一發現基于他對于胡適《歐游日記》的發掘(時以縮微膠卷形式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故不為學界所知。)?!稓W游日記》是胡適1926年7月17日至8月20日取道蘇聯、赴英國參加“庚款咨詢委員會會議”時所記。楊先生指出,7月29日至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三日訪問令胡適深受震動,認識到社會主義主張的正當,但不接受階級斗爭的方法,并在蘇聯政治試驗的感召下,計劃出來組織“自由黨”,以改革內政。這一發現引起國內學界的重視。五年后,耿云志先生請人抄錄校閱這35天的日記,刊載于《胡適研究叢刊(第二輯)》,并斷言“這是胡適思想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插曲,很值得深入研究”。稍后,羅志田先生撰長文《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論述胡適1926至1941年間對社會主義的推崇和向往,指出這種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并不矛盾,反而聯系緊密,甚至被胡適稱為“自由的社會主義”。實則,像胡適這樣的轉向并不罕見。杜威1930年代的著作《新的與舊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同樣表現出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如胡適所言,這代表了杜威一派的政治哲學對于二十年代資本主義狂歡與三十年代經濟崩潰的回應。更關鍵的是,在時人眼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并不像冷戰后那樣營壘分明。一戰后,美國進步派在討論戰后重建時認為,無論是采取英國工黨式的理性漸進方法,還是采取列寧式的暴力摧毀方法,都是在推動世界朝著經濟民主的方向前進。羅素1920年夏訪俄時的頓悟很好地總結了時人的觀感,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過是工業文明的兩種“孿生表現”。胡適在《歐游日記》中也明確指出:“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為無產階級的爭自由?!边@構成了胡適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胡適如此輕易地轉向社會主義之所以令人驚異,是因為我們仍然不自覺地戴著一副冷戰時代的眼鏡。
在楊先生寫作的時代,追蹤海外新史料還不像當下這般便利。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限于資金和技術,學者幾乎無法像現今一樣利用項目經費或自費出國搜集材料,也還沒有條件利用網絡技術手段獲取電子版的海外史料。也恰恰是那個中美科研逐漸開放、中外學術交流日漸頻繁的年代,為學者們提供了挖掘海外檔案的基礎條件。楊先生于1990年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促進中美學術交流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構——的邀請赴美訪學,令向來不以胡適為研究對象的楊先生走近了國際胡適研究界,訪得多份稀見資料,開啟了他的胡適研究??傊m研究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漸次深入而蓬勃發展起來的,胡適海外檔案的挖掘與研究更是如此,而楊先生堪稱開辟后一條道路的先鋒。
楊先生能夠迅速深入胡適研究領域,與其在民國政治史乃至思想文化史領域的長期積累自然大有關系。因而,本書也體現出鮮明的跨學科特征,廣泛探討了胡適在政治、文化、外交乃至文學等方方面面的事功得失與博弈抉擇。其中,胡適與柳亞子關于詩歌變革的爭論、胡適應陳寅恪之請為唐景崧遺墨題詩、胡適與周作人在1934年的詩歌唱和尤有意趣,像是沉重密實的歷史幕布中突然跳下幾個活生生的人物,在眼前開始提筆寫詩。其他歷史學家引用這些詩,往往只是為了說明別的事。但楊先生寫起這些詩歌唱和來,常常忍不住鉆進字句里,細細解釋所用典故及言外深意。詩人總是會忍不住關注寫詩這件事本身。楊先生自高中起就開始寫詩,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之后,更曾將自作詩歌編為《也吟集》,中間雖一度不再寫詩,但自1998年進入中央文史研究館之后,又恢復了寫作舊體詩。(參見楊天石:《我的學詩經歷和寫詩主張(代序)》,收入氏著《半新半舊齋詩選》,岳麓書社2019年版,第1—13頁)本書所收錄的幾篇關于詩歌的文章,大多寫于他不再作詩的時期,但詩人的特質、心底的熱愛仍會不經意間于筆端流露。
楊先生自謙說胡適研究僅僅是治民國史之余所做之“余事”。這話也可看作詩人的自白,因為楊先生也引黃遵憲詩說“窮途竟何世,余事作詩人”。此書收錄篇章體例不一,有發表于專門學術期刊的論文,也有刊載于報章的短論,有收錄于文集的學術隨筆,也有從未見刊的札記和文章。然而,這些篇章有一點是統一的。它們都沒有學究氣,都不是項目的產物,也非為升等而作。它們只是一位學者的“志之所之”,恰如詩人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楊先生早年便立志走學術道路,但1960年大學畢業后的十八年內,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學教書,直到1978年4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才有機會沉潛下來做學問。筆者在近代史研究所的辦公室一度與楊先生比鄰,八年間親見他每日來所讀書、寫作,夙夜匪懈,比一般年輕同事更為勤奮,盡管他當時已達耄耋之年,已經擁有一位學者所能擁有的最高學術職稱。有人問一位教授說:“既然您已經得到這個職位所能提供的一切東西了,為什么還要如此勤奮地寫作呢?”教授回答說:“你去問問花兒為什么要開放?!睂τ跅钕壬鷣碚f,此書大概就是遲開十八年的、怒放的生命之花罷。這種花已很罕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