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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中文讀者與同聲傳譯初接觸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姚斌  2026年07月23日08:17

同聲傳譯是目前國際會議上使用最多的翻譯形式。一般認為,同聲傳譯最早出現在1927年召開的國際勞工組織會議期間。巴黎和會后,國聯成立,1920~30年代的歐洲國際會議日益頻繁。交替傳譯的使用部分地解決了會議上不同國家代表之間的語言溝通障礙,但隨之而來的是效率低下問題。

1926年,常參加國際會議的美國商人愛德華·費林(Edward Filene)要發明一套能夠讓代表能在演講同時聽到翻譯的設備。于是他找到IBM公司的工程師,一起設計出了最早的同聲傳譯系統。該系統在1927年的國際勞工組織會議上首次試驗。而幾乎與此同時,蘇聯和德國也分別開始用本國生產的設備進行同聲傳譯實驗。這一年也通常被視作同聲傳譯的開端。

國內報刊對同聲傳譯最早的報道之一是英文報《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在1929年8月18日刊發的新聞“語言翻譯員得到耳機的幫助——日內瓦會議廳安裝設備解決演講語言難題”。但中文讀者要等到1930年才首次了解到同聲傳譯的使用及其給國際會議帶來的便利。

1930年6月15~23日,第二屆世界動力會議在德國柏林召開,來自61國的代表近4000人。6月15日開幕式當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應邀作了“物理空間與以太問題”的主題演講。而應邀發言的英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斯坦利·愛丁頓則這樣告訴與會代表:“能源供應的前景是遠大的,遠超工程師們最不羈的想象。”

這次會議上,德國會議組織方采用西門子公司生產的同聲傳譯設備,而我國的中文讀者也由此次會議與這種當時最先進的口譯技術形式有了最初接觸。

此次會議國民政府派出了以朱懋澄(工商部勞工司司長)、王繩善(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院長)和黃伯譙(上海市公用局局長)為主要代表的19人參會團。雖然中國代表團人數跟德英美法等國動輒上百人的規模相比不算大,但考慮到當時政府財力所及,以及國內政治軍事形勢,可以看出國民政府相當重視此次會議。當時的報刊也對會議情況多有報道,會議上使用的同聲傳譯設備成了一些報道中的獵奇點。

例如,《東方雜志》1930年第27卷第15號上發表的“柏林世界動力會議瑣談”一文中就這樣描述了當時會場的情形:“專門會議場中各座席上,各備有一無線電話用之聽筒一副。演說的內容,以德法英三國語言同時發出,各人可擇其所好隨意聽取。譬如聽德國話覺得討厭時,即把桌上的開關一捺,就可以聽得英語或法語的演說辭了。而其間三種語言,絲毫不致混亂,這還是一種新設備,卻已獲得很大的成功。”而《鐵道公報》(1931年第133期)上的一篇報道中,一位參會代表在介紹了大會所用的“無線電聽機”設備后也言道:“此法為世界第一次應用,頗覺便利。”無論是“新設備”,還是“世界第一次應用”之語,都足以說明當時的中文讀者是因為這次會議而初識同聲傳譯的。

不過,真正讓中文讀者全面了解同聲傳譯系統工作方式和原理的還是包可永發表在1930年第3期《電工》雜志上的“柏林世界動力會議的翻譯設備”一文。該文詳細介紹了會議上使用的同傳設備及其工作原理,并附有示意圖。

包可永是民國時期電氣工程界的名人,他1927年從柏林工業大學畢業后,進入西門子公司工作,至1930年回國任教于國立交通大學,后歷任上海電報局局長、福建省建設廳廳長等職。其父是民國時期著名報人、文學家和翻譯家,“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包天笑。據可查中國代表團名單,包可永并不在其列。他撰文向中文讀者介紹同聲傳譯設備,可能是出于他作為西門子中國籍工程師的職業行為。

由于當時尚未出現同聲傳譯這一術語,因此作者稱這個新生事物為“多國語言的設備”,也即可以實現在多國語言之間進行即時傳譯的設備。文中首先介紹了當時召開國際會議的情況,稱“現在的時代,簡直可稱為會議的時代......一年總要有幾十次”。但會議遇到了一個普遍問題——“每一次演講完畢以后,把剛才的意思,翻譯了各國的文字,宣讀一下,因此時間耗費不少”,這顯然是指會議上采用的交替傳譯工作方式。

簡要介紹國際會議在翻譯方面遇到的問題后,作者首先描述了同聲傳譯設備的基本功能和效果:“多國語言的設備,可以使在演講的同一時候,每一位與會的代表,可以聽到他自己所懂的語言,完全好像演講者直接用他所懂的語言,講給他聽一樣。”

具體到這次會議,工作語言是德英法,所以譯員座位也有三席。每個譯員席都準備了兩副聽筒,這樣譯員之間換班時,不致發生停頓。話筒不用的時候,就掛在鉤上斷電,用時一提起來就會通電,且語言頻道信號燈也會亮起,現場聽眾能夠清楚地看到譯員在翻譯何種語言。可以說,這樣的設備已經具備了今天同聲傳譯系統的主要功能,而且還考慮到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多種需求,例如譯員之間換班時的流暢銜接,通過信號燈來向現場聽眾顯示語言頻道等。在現代數字設備出現之前,這套精巧設計的機械和電氣化系統給當時參會的中國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直至二戰前的一段時間里,又有一些國際會議采用了同聲傳譯。國內報刊也有零星報道,例如1932年出版的《小世界:圖畫半月刊》第1期上就刊登了在奧地利召開的世界和平會議的配圖報道,其文曰:“各國代表以語言不通之故,特用無線電傳音器,同時傳譯各國語言,使各人均可能明了,無感語言不通之苦。”不過,在1945~1946年德國紐倫堡審判以前,同聲傳譯并未成為國際會議語言服務的主流形式。多數會議仍然采用交替傳譯。紐倫堡審判上,同聲傳譯在提高審判效率,加速正義實現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其獨特價值得到了普遍認可。不久之后的1947年,聯合國大會正式決定采用同聲傳譯,并在總部大樓建設規劃中納入了專門的同傳室。自那以后,同聲傳譯作為最高效的國際會議語言服務形式進入了更多普通讀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