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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哲貴:故鄉是土壤,也是出發點
來源:潮新聞 | 鄭夢瑩 尤建明  2026年07月22日11:55

說起來,7月15日這個時間,的確很巧合。就在這天,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浙江省作協副主席、《江南》雜志主編哲貴的《彼此》榮獲短篇小說獎。7年前的這一天,哲貴從溫州一家媒體調任到浙江省作協工作,成為專職文學工作者。

近20年里,哲貴的創作很大程度上圍繞一個地標展開——信河街,這是溫州老城區的一條街巷。他把這里稱為“故鄉,是土壤,也是出發點”,以文學的視角反復“回到”信河街。《彼此》同樣延續了“信河街系列”的脈絡,把故事鋪展在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

獲獎后,他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仍然是上班、下班、寫作。工作仍然忙碌,還有數百條“恭喜”的消息還沒來得及回復。在一份難得的空檔中,本報記者獨家對話哲貴——

   

       說說《彼此》

記者: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哲貴:我其實不是第一個感受到獲獎的,我的手機才是。中國作協官網的消息公布,過了十幾分鐘,我的手機就要癱瘓了,各種信息涌進來,一下子接近一千條。我的第一反應是“完蛋了”,這么多消息,得回好幾天。

另一個真實的感受是,人到中年,經歷了一次期中考,過關了,但人生還得繼續,文學還在繼續。這兩天,我和平時一樣,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打開電腦寫作500字左右。這次獲獎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總結完了,還得面對接下來的寫作和生活。

記者:我關注到,在《彼此》的文末,您附上了寫作開始與完結的時間。您創作這篇小說,一共用了一個月多一點。就是每天500字這樣寫出來的嗎?

哲貴:是的。這篇小說一共一萬兩千多字,是我正常的寫作節奏。每天寫500字這個習慣,我堅持20年了,跟我練習跑步的時間重合。以前在報社工作時,要輪著值班,時間不固定,我要么中午寫,要么早上或晚上寫。中午其他人休息時,我就寫1個小時。除非特殊情況,基本沒停過。文字就這么慢慢積累起來了。《彼此》也是一樣。

 記者:《彼此》的核心故事和創作緣起是怎樣的?

 哲貴:這部作品主要以信河街倪家三姐妹和父母為核心,通過四次家庭會議勾連家庭記憶,展現中國式家庭的溫情。小說人物不多,一家五口人。

 我寫的每一部小說幾乎都有原型。這個故事來自我的一個朋友。一次聊天時他說到家里父親和小妹的關系。他的父親是傳統的中醫師,小妹在互聯網大廠工作。小妹從小到處鬧事,每天都有鄰居來告狀。為了懲罰小妹,他的父親就讓她背誦《古文觀止》,這對小孩來說是極大的痛苦,他還會用蜜蜂的蜂針去蜇她,以示懲罰。小妹害怕極了。其實他的父親養蜜蜂是為了給女兒治病,治療一種喉嚨里的炎癥,這是深沉的愛。所以這篇小說最開始就叫《蜜蜂》。

 記者:那后來為什么改成“彼此”了呢?您希望通過這一篇名傳遞怎樣的思考?

 哲貴:以“蜜蜂”為名當然也好,因為故事最觸動我的就是蜜蜂這個細節。但指向性太明確,反而把意思做小了。蜜蜂僅僅指代父女關系,或者是愛與恨的關系。而“彼此”除此之外,還可以把時代、代際的意思也納入進來。父親跟女兒,完全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從事的職業一個傳統一個時髦,這里面本身就存在著張力。換成“彼此”,外延更豐富,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也多一些。

 始終“回到”信河街

 記者:您的代表作,包括《猛虎圖》《金屬心》等,構成了一個“信河街系列”。信河街已經逐漸成為您的“文學地標”。這條街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

 哲貴:信河街是溫州老市區很著名的一條街道,南北走向。這里算得上是溫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主干道”。我好多做生意的朋友,都是在信河街起家的。他們最早在這里開店,有做裁縫的、做百貨的、做化妝品的,后來逐漸做成大公司。

 我喜歡信河街,還有個原因是這個地名里有個“信”,“信”代表契約精神。這在商業文明中非常重要。

 記者: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信河街的?

 哲貴:大概從2006年起,算起來正好20年。我從1994年開始寫小說。在此之后的12年里,我經過了兩個階段的摸索。最開始的幾年,我以兒童視角寫小時候的生活,比如鄉下的生活,校園里跟老師、同學之間的故事等等。其中反響比較好的是《音樂課》。到了后來,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農民工大規模進城。當時我是一名記者,就把筆頭對準這個群體,寫了和春運、打工等相關的一些作品。2006年左右,我發現,這條路肯定走不通,就轉到寫信河街了。

 記者:為什么覺得走不通了?

 哲貴:因為我不生活在他們的生活里,只是通過一些報道接觸到農民工群體。比如有一年報社里做了個活動叫“別讓打工者哭著回家”,過年幫助農民工討工資。盡管能夠感受到他們的不容易,但我拿起筆寫作時,仍然覺得自己是個旁觀者,并不充分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想法,甚至不知道他們晚上回家后,和家人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那時我就在想,為什么不寫寫自己生活的地方呢?當時我有好多朋友已經成為溫州的第一代創業者,年齡偏大的有的已經成了大企業家。雖然我不做生意,但他們的生活我知道,內心的想法我了解。我想寫寫他們不為人知的一面。當時的第一篇作品《陳列室》,發在《人民文學》上。

 記者:與以往的“信河街系列”作品相比,《彼此》在題材選擇和敘事方式上有哪些新的變化?

 哲貴:在此之前,我的很多作品主要寫企業家的經濟生活、精神生活。但在《彼此》這里,經濟生活不明顯,側重點是人與人的關系。

 這個轉向在七八年前就開始了。因為信河街不僅僅有商人,還有各式各樣的人,所以我寫菜場賣菜的人、賣魚的人,開書店的人……普通人的生活,更容易讓普通人感同身受。

 在熟悉的土地上落筆

 記者:您的作品中,地域性非常明顯。這讓我想到之前您說過的一句話,就是創作者要“向內了解腳下的土地”。

 哲貴:創作者很重要的一個點,是找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我從哪個地方走出來,或者雙腳踏在哪一塊土地上。比如說作為一個浙江人,我對這塊土地上長出來的花、草、樹都很了解,甚至知道泥土里的水分、空氣里的濕度有多少。但如果寫陌生的邊疆地區,不熟悉當地人的生活習慣、思維習慣,就很難寫出好作品。

 在《彼此》中,我就寫到了餐桌上的菜單,像魚餅、鴨舌等等。這個是特意寫進去的,就是希望作品更有真實感,更有地方特色。

 溫籍作家林斤瀾先生生活在北京,我叫他林爺爺,有次打電話我問他,有沒有想吃的東西。他最開始說,沒什么想吃的。過了一會說“魚生有嗎?方便的話,寄一點。”魚生是一種溫州食物,比小拇指還細的帶魚,拌著蘿卜絲、酒糟生腌。吃不慣的人說這是黑暗料理,但在游子心里這味道千金不換。

 記者:您說的這個“向內”,有什么核心的涵義?

 哲貴:有兩個維度。一個是認識自己,不斷尋找自己,判斷自己到底屬于什么樣的人,最有感觸的、最能表達的是什么。

 還有一個是文化的維度。決定一個創作者走多遠,決定一個生意人把生意做到哪里去,內里都是文化的作用。我每天上班都要經過六和塔,每次就會想到魯智深圓寂前在六和寺聽到潮水聲后說:“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還有西湖邊的梁祝化蝶等故事,都成為我寫作的滋養。

 記者:您接下來的創作計劃是什么?

 哲貴:最近,我手頭正在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叫《十二個商人故事》(暫名),其中有改革開放的故事,也有AI機器人的故事,還是把他們放到信河街的背景下。每個短篇獨立成章,互相之間又有一定關聯。目前我還在構思兩部長篇小說,準備明年動筆。長篇小說可能會成為我以后寫作的重心。

 記者:這一轉變的背后,有什么考慮?

 哲貴:以前我也創作過長篇小說,但自己都不太滿意。現在我更希望自己能靜下來,慢一些、甚至平庸一些。我年輕時留長發,就是要表現出跟別人不一樣。但年過半百,發現這個時候自己的內心已經平靜了,不需要刻意通過外在的東西來體現自己的不一樣。生活可以平庸普通,但在藝術創作上,我給自己設定了目標,知道自己有一塊想要夠一夠的地方,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