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喜歡我文章——也不喜歡我這個人” ——補記“汪曾祺在上海”
1947年7月15日至16日,汪曾祺連續兩次給沈從文寫信,訴說自己“被一種難以超越的焦躁不安所包圍”,“現在有的只是全無意義的聲音,不祥的聲音!”
這自然不單指信中所謂“我似乎真教隔壁這些神經錯亂的汽車聲音也弄得有點神經錯亂”(十幾天前完稿的小說《綠貓》開頭也大肆渲染“三輪車”和“汽車們”的噪聲對“我”的侵擾)。好在這封信的下文很快就暗示交通工具的噪聲引起的不安只是一個引子,所謂“不祥的聲音”乃是因為汪曾祺看到“上海的所謂文藝界,怎么那么烏煙瘴氣!”這種才子氣十足的抱怨都是概乎言之,并無確切所指,頂多屬于彼時汪曾祺道聽途說的“有人”的“聲音”。
汪曾祺這兩封信唯一明確提到對自己文學活動有所不利的人,只有時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西南聯大老同學劉北汜。“劉北汜去年九月有兩稿,迄無下落。他偶爾選載我一二節不到千字短文,照例又不寄給我。”劉北汜和汪曾祺關系冷淡,在當時一些欽佩汪曾祺的“小作家”圈中似乎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他們憤憤不平,“說我們是同學,他不應太用力壓我稿子。極為我不平。我倒知道他不喜歡我文章——也不喜歡我這個人。”
但汪曾祺并未交代他和劉北汜究竟如何關系緊張,也未提供劉北汜從文學角度對他說三道四的具體內容。上海時期汪曾祺至少經劉北汜之手在《大公報》發過三篇小說(《磨滅》《廟與僧》《醒來》),三篇散文(《蔡德惠》《歌聲》《背東西的獸物》),不多也不少。三篇小說均為頭條。散文《背東西的獸物》也是作為頭條發表于上海《大公報》“星期文藝”。汪曾祺說劉北汜壓他的稿子,實在證據不足,所以在給沈從文的第二封信中,他又后悔不該對劉北汜“說了些很卑下市井氣的話!”
但劉北汜、汪曾祺的私人交往確實相當稀疏。上世紀40年代后半期二人同在上海,并未留下頻繁走動的記錄。劉北汜與許多初識者倒是一見如故。比如“七月派”青年作家賈植芳攜妻子任敏1946年夏輾轉來到上海,不久便遭牢獄之災,但賈植芳在滬上短暫逗留期間,很快就與一班青年文藝家如黃永玉、余所亞、韓尚義、尚丁以及西南聯大出身的方成、劉北汜等交成莫逆。劉北汜還讓賈植芳結識了出版人韋丘琛,并幫助賈植芳編出小說集《熱力》(署名“楊力”),作為劉北汜主持的“工作文叢”之一,由韋丘琛的中興出版公司后身“文化工作社”于1949年6月出版。1948年底賈植芳出獄,為逃避再次被捕而秘密離開上海轉赴青島,臨行時劉北汜見賈植芳穿得單薄,還脫下自己的呢大衣給賈植芳。
相較于劉北汜與新朋友賈植芳如此熱絡的交往,他和老同學汪曾祺當時的關系真可謂過于冷淡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劉北汜很少混跡于汪曾祺在滬期間有限的交友圈,卻經常現身在對汪曾祺并不以為然的青年作家群。作家豐村是韋丘琛前后多個小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1948年4月至6月為韋丘琛的“新豐出版公司”主持過三期《同代人文藝叢刊》,其中就有署名“上官雨”的文章激烈批評汪曾祺《雞鴨名家》。劉北汜雖無文章見于《同代人文藝叢刊》,但他和豐村一樣都是韋丘琛的特約編輯,且與當時圍繞豐村、吳嶠夫婦周圍的一群左翼激進青年作者過從甚密。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憶及西南聯大師生文藝社團之一“冬青社”的文章中,劉北汜和汪曾祺基本上都屏蔽對方。劉北汜八九十年代回憶他和汪曾祺共同的師長及文學前輩如朱自清、李廣田、沈從文、巴金的文章,也刻意規避“復出”之后已然如日中天的舊時同窗汪曾祺。
若說汪曾祺、劉北汜在文學觀念和文學趣味上“素不相能”,倒也無需提供什么特別的證據。上世紀40年代后期劉北汜、汪曾祺小說創作風貌迥乎不同,大可一望而知。
其實小說家汪曾祺不僅迥異于劉北汜,也迥異于“崇拜”他的“二三小作家”(如王湛賢、韋蕪、單復等)。甚至可以說在40年代后期短篇小說家群體中,汪曾祺的創作量雖然并不大,卻正如《華美晚報·新寫作》所言,特別注重“文字的新的運用”。在這方面他幾乎獨步一時,很難再找到第二個。差可比肩的或許只有專寫歷史小說的李拓之,但汪曾祺、李拓之畢竟屬于兩個不同的小說領域。
因此在上世紀40年代后半期文壇,贊賞汪曾祺的固然不在少數,“不喜歡”他的也絕非只有劉北汜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