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語言符號學視域下當代漢詩“互文寫作”的建構及可能——以“70后”詩人育邦為例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董迎春、陳甜甜  2026年07月22日10:05

“互文性”又稱作“文本間性”,本文旨在探討語言哲學理論影響下的“互文寫作”。早在18世紀,亞歷山大·蒲柏在翻譯和詮釋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作品時,就發現了其與古希臘荷馬史詩之間存在“互文寫作”的文學特質。浪漫主義占主導時期,詩人的主體性被過度拔高,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企圖校正這種對個人性的吹捧,他認為“詩人沒有什么個性可以表現”,并將詩歌定義為“許多經驗的集中,集中后所發生的新東西”(1)。這恰恰體現了“互文寫作”的早期萌芽??死锼沟偻奘馨秃战稹皩υ捓碚摗钡挠绊懀教岢觥盎ノ男浴保骸叭魏挝谋径际菍ζ渌谋镜奈蘸娃D換。文本間性概念取代主體間性概念,詩歌語言具有兩重性?!保?)由于“互文”概念的包容性、含混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在轉型的當代漢詩,呈現出復雜多維的“互文寫作”景觀。

“當代漢詩”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海外葉維廉、張錯、奚密等人提出的“現代漢詩”概念(3),也包括了全球視野中當代詩人用漢語創作的詩歌?!皾h詩”既指以漢語寫作的現代詩歌,更是在全球視野下,當代詩歌立足于語言本體,對世界性與現代性觀念的深度融入與演進。

“詩歌在語言中發生,因為語言保存著詩的原始本質”(4),詩歌并非語言的簡單應用,而是語言深層次潛能的展現。語言的詩性潛質使得詩歌能夠在語言的層面上激發人類情感和認知的共振?!八囆g,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5),符號的功能在于承載、解釋意義,意義本身也需要符號的傳遞才得以表達,“有意味的形式是所有藝術的本質”(6)。符號學作為帶有跨學科性質的研究,其自身的發展歷程標志著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的深刻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拓寬了符號學本體的研究視野,也加深了其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影響力。在當前全球文化迅速蛻變的背景下,語言符號學的形式研究早已跳出對文本結構的分析。學者趙毅衡就多次宣明:“任何意義表達和解釋必須使用符號,符號學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公分母?!保?)

育邦是“70后”代表詩人之一,先后出版了作品集《憶故人》《伐桐:育邦詩選》《止酒》《草木深》(8)。自開始創作以來,他的詩歌均呈現出語言本體的詩性追求。顯然,詩歌語言區別于日常實用語言,是一種超脫庸常,展現審美意識的語言,其意義在不同的文化語境和讀者解讀中不斷生成和嬗變。古典文獻學專業出身的他,既汲取傳統古典詩學精華,也對外國文學有著廣博的研究與汲取,其詩歌呈現出一種融匯古今、縱貫中西的跨文化與跨文體的復雜多維互文結構。他的創作為傳統詩學的現代轉化和中西詩學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更將當代漢詩與更寬廣宏大的世界文學相聯結。本文將從語言符號學視角出發,跳出單一文本分析,在整體文學圖景下,探討當代漢詩“互文寫作”的建構及可能。

一

偽托:“影響的焦慮”互文

“偽托”一詞,出自晉代袁宏的《后漢紀·桓帝紀下》:“違背經義,偽托神靈?!贝颂幍膫瓮幸鉃榧俳杷嗣x或神靈之名的行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尊古、仿古的風氣,作者為了使自己的作品獲得更高的認可度,會選擇偽托古代名人進行創作。在西方,偽托現象常見于歷史文本、宗教文本、古典文學和哲學著作中。某些作品雖是偽作,但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思想和學術特點,包含了重要的歷史信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學術環境中,雖然偽托作品的價值也逐漸被認可,但探討大多仍局限于古代詩歌作品的歷史真偽問題,幾乎沒有將偽托視為詩歌創作技巧的文學批評研究。其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高質量的偽托詩歌作品本就稀少,加之教育的普及及互聯網科技的發展,降低了創作門檻,導致當下“口水詩”泛濫。但優秀的偽托作品雖“偽”仍存“真”,其文學性、藝術性的呈現,不但需要詩人有較好的文學底蘊和熟練的技巧,更需要詩人對所偽托之人有深透的研究,并且應當從前人仿作的“舊”體中,生發出當代詩人自我指涉的“新”,而偽托作品就是“互文寫作”的一種表現形式。

索緒爾將語言結構分為兩個基本的軸——橫組合軸、縱聚合軸,使符號文本的組合呈現出更多元、立體的結構。雅各布森進一步闡釋并區分了橫縱雙軸的功能,他認為聚合軸主要通過分析相似性和差異性進行比較和選擇,組合軸則承擔著連接和整合的功能??v軸上的聚合雖隱而不顯,卻也有跡可循,互文性理論核心不只局限于探究文本如何相互影響,還進一步關注文本的生成機制,涵蓋了縱軸上符號代碼的來源,以及傳統文化對文本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此,詩的語言功能的衡量標準和互文建構的更多維可能,也能被放置在符號雙軸上。育邦深厚的文化底蘊充盈于其詩歌的組合軸,也成就了他早期作品“知識分子寫作”的特性。受到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影響,其詩歌中典型的荒誕性、幻想性、先鋒性又不斷地拓寬著聚合軸的可能性。因此,育邦是詩壇罕見的鐘愛并擅長偽托手法的詩人,他曾說:“向一位偉大作家致意的最好方式就是模仿他的風格寫一篇作品?!保?)不難看出,博爾赫斯、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偉大作品“以絕對的權威站在他的意識深處”(10)。

“影響的焦慮必然發生在前一個時代與后一個時代之間,這在第三代詩歌這里有著極其強烈的體現,裂縫、斷裂由此會被強化出來?!保?1)布魯姆提出“影響的焦慮”,他將詩人分為強詩人和弱詩人,詩人在前輩的陰影下會產生強烈的焦慮感,“當一種完美的詩歌成為永遠不可企及的規范,它同時也意味著是這種規范造出了自身的美學危機”(12)。詩歌語言的形式和內涵都在傳統的規訓下趨于固化,需要懸置所有先驗的基礎,從語言內部掙脫,尋求突破。因此,偽托作品是“知識分子寫作”型詩人在“影響的焦慮”下,如阿波弗里達斯一般的“死者回歸”。育邦較早出版的詩集《憶故人》的第一輯中就有不少偽托詩作。普通讀者可能會被育邦偽托詩歌下煞有介事的注釋給唬?。骸俺鲎浴豆抛鹚拚Z錄·臧禪師卷》第九章”“出自《薄伽梵歌·遺逸部分》,原文為梵語”。在所有偽托作品中,《金針》極具代表性:“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雨夾雪/你在山上刈草除木/拿起背棄已久的瓦礫敲擊竹筒”。“金針”通常與佛教曼陀羅中的“金剛針”菩薩有關,其名稱象征著一種無堅不摧、銳利無比的智慧,能夠穿透一切無明,達到真理的境界?!督疳槨芬蕴囟ǖ恼Z境預設縮小了聚合軸的范疇,確保了詩歌符號能被順利解讀,“聚合系文本往往透露出中介文本的文化價值,是解釋者追溯意義之源的需要”(13)。因此,在預設語境中很容易對“刈草除木”進行解碼,佛教中常常用“雜草”指代塵世的煩惱,通過斬斷無明達到更為純粹和本質的覺悟狀態;“竹筒”則表示清凈、謙遜和內在的一種空靈性;“瓦礫”很明顯也可以令人聯想到著名的禪宗公案“尤帶瓦礫在”。這多個意象的意義指涉契合禪意、佛教觀念,生出或隱或顯的“互文寫作”特征。育邦用詩歌“振身”,摒棄了淺薄直觀的教化功能,用荒誕幻想建構了具有清晰情節性的文本,在平實質樸的語言下密集地使用了大量與佛教相關的意象,用具體、日常的辭藻引發縹緲、形而上的禪意,詩境之中智識和感性、明朗和隱秘共鳴交響,形成復雜的張力場,展現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和博思。

皮爾斯認為符號由三部分組成:代表物、對象和解釋項。在這個三元模式中,解釋項就是詩歌含混的承載單位,符號與對象的關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解釋項來中介,解釋項也可以是另一個符號,從而形成連續的解釋過程,符號因此獲得了動態性、開放性和社群性,消解了文本意義的靜態穩定性,使得詩歌語言中的文學性得以延異。里法泰爾對互文理論的闡釋是將其視為讀者在感知一部作品時,如何將其與先前或后續作品相聯系的過程。他進一步引入了“符意”這一術語,旨在描繪文本間那種微妙且動態的相互作用,這種作用同樣是動態的,并隨著讀者對文本的不同解讀,以及對不同文本關系的理解而變化。在《金針》的第二節,育邦再次提起意象“金針”,他寫道:“我翻遍口袋,盲目尋找那根必然屬于我的金針/直到黑暗降臨/我才開始不慌不忙地學習女紅的技藝”。此處的“金針”似乎很難與上節既定的語境預設歸為同一個意義指向,但結合“金針”“女紅”“技藝”,或許可追根溯源到唐代馮翊子的《桂苑叢談·史遺》,其中也寫到織女給了采娘“金針”,其“金針”象征著極高的技藝或智慧。再仔細品讀《金針》,不難發現它還有著大象征的更深層次的意味,就如傅元峰形容這首詩是“一個關于新詩語言的隱喻,是因詩證得的漢語的命運”(14)。在詩歌符號雙軸的選擇上,育邦在散文、小說創作上的長期積累,與其在詩歌中的表現方式也形成互文的內文本關系,其顯現的敘事性使組合軸的幅度變窄,但聚合軸上詞語的巧妙選擇,使詩歌的能指和所指距離拉遠。其詩歌的內涵遠超個人情感的界限,具有更深遠的思想指向。詩歌的符意在不同的前文本間流動,產生出一種發散式的復雜互文,詩歌產生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神秘詩意。

育邦在他的偽托作品中始終保持著知性寫作的幽深哲思。他在組詩《特隆世界詩選》里直接化用博爾赫斯特隆世界的諸多意象,并未對陳舊典故進行稀釋或二次闡述,跳脫出純粹的寫景、直白的抒情、淺露的說理,整體風格和展現出的世界觀都趨近于博爾赫斯的先文本,“作為特隆唯一的藝術家/我的生活經驗全部來自于遺忘”“在接近無限的辭典中/詞語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在與先文本呼應、互文之外,其符意又在育邦富有情節性的荒誕幻想中重構、延異,“當花開的時候/我知道我該去收集花瓣了/當天即破曉之時/我知道我該去收集露水了”。特隆世界是由“天文學家、生物學家、形而上學家、詩人”等經營創造出來的,它具有令人驚嘆的統一性和連貫性。其運行的內在規律卻又是以“任意的方式”“人的自發的沖動”完成的。育邦巧妙地融入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莊哲學,“收集花瓣”“收集露水”也承載、暗示著中國古老的民族意識,詩歌中西方的先文本意象的象征意味,被或深或淺的朦朧暗示聯結到中華民族集體意識中的經典意象里,產生出一種更加復雜、多維的互文特性。

二

用典:前后文本的耦合互文

趙毅衡將前文本定義為“一個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對此文本生成產生的影響”(15),與“文本間性”相近。從狹義上講,偽托、戲仿和用典等也可以被視為前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爸袊娜讼灿玫牡涔蕦嶋H上是重復先前文本的某種可識別因素,是一種最明顯的互文性?!保?6)此處的互文性也正是育邦寫作中的互文特征。用典自中國古代就是具有重要地位的詩歌修辭,黃庭堅提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法,袁枚在其著作《隨園詩話》中曾言:“用典如同在水中撒鹽,只覺其味,不見其形?!备鞣N典故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國古詩的豐富內涵和文化底蘊,也是中國古詩輝煌千年的自信源泉之一。用典意味著典故作為前文本,在后創作的詩歌中的合宜與巧妙暗示變成后文本,形成了古代用典詩歌前后文本的耦合互文的知性審美特征。

“群選的經典更新,實是連接、連接、再連接。主要是在橫組合軸上的粘連操作。”(17)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為了打破舊詩中僵化、迂腐、陳陳相因的詩歌現狀,適應新時代新詩反映現實生活、表達真實情感的現代性和創造性,胡適提出了“八不主義”,準備從傳統舊詩歌的古老問題中重構新的詩學,但他很快也意識到完全不用典是不可行的,又對用典進行了狹義與廣義的分類,以便分別闡述。可見,作為傳統詩藝的用典,從新詩誕生至今一直都富有爭議,不同的典故蘊含著特殊的背景、思想,甚至文化,詩人巧妙地將不同的引用、象征和典故編排在一起,相互碰撞、融合,形成多聲調的跨文本效果,其實都屬于淡去了前文本語境的簡化互文。1930年代,中西方大量典故涌入新詩,甚至某些新發生的、現代性的經驗碎片也可入詩。中國詩歌受到西方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影響,又繼承了以晚唐含蓄抒情、幽玄深隱風格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用典在詩歌中的作用不再是增加古典韻味,而逐漸變為前后文本耦合互文的扭結,成為使傳統歷史厚重感和現代先鋒性并存的詩歌技巧。

“原型”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遺跡,種族記憶的體現,重復是對思維生命活性的延續與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自然機制。經由不斷回溯、再現、喚醒對原型文本的記憶,時間軸上的意象遙相呼應,不僅促進了意象群的統一與傳承,而且實現了藝術作品的文化傳承與內在秩序的構建,人類文明得以跨越時空的界限,實現文化生命力的延續與發展。隨著西方典故運用于新詩這一技藝的日臻成熟,生僻典故的巧妙嵌入打破了傳統詩歌中典故運用的既定規則。逐漸放下“知識分子寫作使命”、走出焦慮的育邦,也正進行著自覺的詩學革命,其詩歌中的聚合軸逐漸放寬,從傳統詩歌的古典意味中洇出零星、碎片的現代性。

《晨起讀蘇軾》中育邦寫道:“在時光的潰敗中/我們拈花,飲酒/在玉蘭花的花瓣上/你寫下詩句/有時,你也會寫一封信/與草木交談,用行草書寫我們的夢境”。符號文本的解釋需要橫縱雙軸共同作用,需要從上下文字與詞、句、段千絲萬縷的關系中,找尋被省略的前文本。詩人對聚合軸的選擇十分精妙,“玉蘭花”意象與蘇軾前文本《題楊次公春蘭》中的“春蘭如美人”對應;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的《寒食帖》又呼應詩歌中的“與草木交談”“用行草書寫”;“雪泥鴻爪”則是對蘇軾的《和子由澠池懷舊》中的名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的巧妙化用。通過大量的直引用典,育邦創造了跨越時空和文化的思想空間,將自我與蘇軾、自然與人文、現實與幻境交互重疊在一起,構建出多層次、富有奇妙張力的文學空間,呈現出前后文本的耦合互文。他將典故中的傳統古典韻味融于現代生活,甚至更進一步打破東西地域、文化之間的隔閡,把“月魄”“海水”這樣幽深的自然意象與科學概念并置,“無處安心的居士”后承接著“他者的故土”,巧妙運用了多種文化元素。他廣博的文學知識為其詩歌帶來了深刻性和跨學科的“互文寫作”特征。最后一節“你手持虎鳳蝶,被釘在十字架上/哦,納博科夫的虹膜里倒映著一個詩人的葬禮”,通過強烈的視覺沖擊和象征性語言,將代表東方文化的“虎鳳蝶”與西方宗教的象征物“十字架”融合,隱喻蘇軾和納博科夫間跨越時空與文化的“遙相呼應”,在龐大的張力下產生“任意門”般穿越時空的超驗詩意,呈現出文學藝術間的跨文化共鳴。

漢詩形式的探索突破是文學革新之初的首要議題,摒棄了古典詩歌的傳統范式后,現代詩人致力于尋找新的表達途徑,旨在構建一種能夠融合中西詩學精髓的現代詩歌形態。《晨起讀蘇軾》中開篇引入“時光的潰敗”這樣抽象而宏大的概念,與結尾“在時間的灰燼中,我們共同舉杯/飲下朝云,最后一杯梅花酒”相呼應。育邦詩歌前后文本的“互文寫作”不但體現在向外連通古今中西,向內的文本前后也常常形成互文、回環,呈現出“現代漢詩的環形結構”(18)。在《葉小鸞——過午夢堂遺址,兼呈蘇野》中,“煙霞升起的地方即是她的歸宿”暗示她的結局,與詩歌最后一句“升起一位永恒的少女”形成環形的、隱晦的框架,意象的重復仿佛從終結流轉回起始,在時間之維上制造出一種立體的包裹感。育邦對于這種環形結構的運用得心應手,環形結構中意象的再現,確保了他充滿荒誕和幻想詩歌文本中的連貫性和敘事性,增強了文本內在的互文效果,又使得詩歌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拓展和深化。

育邦的詩歌更多是從自身的生活經驗出發,不論是直接對偉人的致敬,如《陶淵明》《勒內·夏爾》《馬可·波羅小傳》,還是游記詩歌,如《與仁波切夜游錦溪》《與商略訪王陽明故居》《謁施耐庵墓》等,他都能在深諳傳統古典美學的基礎上,通過隱晦的暗示和含混的象征,探尋到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意象與西方象征之間潛在的可連接性,使表面上看似迥異的意象相互滲透交織,形成看似紛繁復雜卻又充滿內在聯系的互文張力場,賦予詩歌更開放的想象性與多樣性。

但是,此時的詩歌文本仍然停留在表面上的寬幅,實際上的窄幅,即“假性選擇”中,“似乎有很多選擇,實際上可選的屬于副本符號,沒有足夠寬的聚合操作”(19),因為“用典,正是一種基于集體記憶的作詩法”(20)。詩歌密集地使用了借詞、借事和借境,讀者可以通過集體記憶喚醒聯結著的共通文化記憶,從而隱微折射出集體意義上的情感心理,以此更好地理解、接受詩歌中的組合關系。符號文本完成后聚合軸就會被遮蔽,讀者只能看見創作者在聚合軸上精心挑選的某個成分,不同的選擇會使文本呈現不同的風格與意義。提取育邦這個階段的詩歌意象群可以看到,雖然他以深厚的文化積淀打破了中西文化壁壘,巧妙地將中西方典故交織滲透在一起,實現了跨文化的意象互文構建,但為了保證詩歌文本中的意象能產生集體記憶層面的共鳴,他不得不審慎地停留在較窄的聚合軸上。這實際上也是他對詩歌情感及內涵深度廣度的極致追求。

三

刺點:詩性、靈性及神性的“標出”互文

“刺點”概念源于羅蘭·巴爾特在《明室》一文中對攝影問題的探討,意圖揭示圖像敘事的焦點、痛點和中心?!罢姑?刺點”(21)是趙毅衡根據符號學縱橫聚合雙軸的可見性、理據性所翻譯的。近年來,“刺點”理論被引入當代詩歌批評理論的建構中,“詩歌‘刺點’及其‘刺點詩’寫作,在當下表現出更為寬泛、穩定的寫作可能”(22)。“刺點”就是一種詩歌作為文本、詩意觀照的“標出”。當代漢詩創作與探索早期就存在著隱喻理念的“標出”。隱喻是詩歌創作的核心修辭手法和思維工具,隱喻通過將抽象概念與具體形象相對應,對詩性起到極強的建構作用。但隨著當代漢詩的發展,從詩的戲劇性追求,到當代漢詩的敘事“刺點”的發展,形成了詩歌語言作為認知理念的“標出”。隱喻是文本維度上的互文,育邦的詩歌就具有很強的隱喻色彩,陳義海稱贊他是“當今詩壇最會用隱喻‘講故事’的詩人”(23)。在他通篇的隱喻里,常有令人驚奇的“刺點”觸發強烈的情感反應。他詩歌中的意象跳躍無固定章法,想象空靈而荒誕,“刺點”的“標出”展現出幽玄深隱的禪思,理據性的突然下滑、聚合軸上的突然拓寬,又構成詩性、靈性及神性的互文“標出”。

第一,“刺點”的介入是“文化‘正常性’的斷裂”(24)帶來陌生化的奇異詩意。在現代文學與藝術的語境下,當口水詩歌、網絡詩歌等缺乏深度和文學性的作品泛濫時,泛藝術危機不斷加劇,古典藝術形式在日常中逐漸失去其純粹的藝術性,向單調、重復的實用符號意義滑落。因此,藝術作品對陌生化的追求顯得尤為重要。

“陌生化”概念的提出旨在破除過分依靠無意識的前經驗,以及思維自動化、機械式的習慣,以此消解預期視野中固有的接受定勢,引發新的審美體驗。在育邦的《與仁波切夜游錦溪》中,他寫道:“天鵝絨被褥/闊大,如羞恥”,“天鵝絨被褥”通常與奢華、舒適聯系在一起,詩人卻將其與“羞恥”相連接。在《過岳西惜字塔》中,“火焰如流水,惜字塔棄絕言語/飛向沉默的藍色國度”,詩人將“火焰”與“流水”、“言語”與“沉默”這些看似相反的意象并置,創造出一種奇異而深刻的詩意?!恫菽旧睢嬷露鸥Α分小笆涞幕鹧妫谒膯桫Q中燃燒”,“火焰”在“水”中燃燒,頗有魯迅《死火》中冰與火的并用對于傳統意象的顛覆和創新意味。用隱喻連接矛盾對立的意象,使得詩句充滿了詭異的張力,陌生化是以消除語言與文本經驗的“前在性”為基礎的,但又力求解構文本中的“前在性”所產生的閱讀驚奇感,可見文本中天然帶有悖論的張力美。育邦運用大量相反意象,將這種張力美發揮得淋漓盡致。育邦的詩歌通過這種獨特的編碼方式,用隱喻銜接不同意象符號間內在的聯系和互動,呈現出遠超各種所指簡單疊加的直接信息的詩意,由此確認了他詩歌中獨特的詩學內涵。

第二,詩人在作品中反復運用其鐘愛的核心隱喻,將其融入詩歌的每個角落,通過這種持續的運用和深化,成功讓意象中那些原本固化卻又深藏不露的“集體無意識”被喚醒、重構,并最終轉化為具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文本“刺點”,由此創造出一個跨越時空和文化的思想空間,使得其詩歌成為具有更深刻內涵的藝術形式。

“象征是在文化社群反復使用,意義積累而發生符用學變異的比喻。”(25)中國詩歌擁有悠久的歷史,它所積累的典型意象和象征,不僅聯結著共通的民族文化記憶,還微妙地反映了中華文化的集體情感、集體心理、社會結構。通過追溯語詞的象征意義回溯生命的本源。詩歌中的語詞和意象作為中華文化的“精神文物”提供了探索民族歷史和藝術的途徑,比如“月亮”象征著鄉愁,“黃昏”總讓人聯想到時間的流逝,“梅、蘭、竹、菊”隱喻高潔、堅韌、謙遜和純潔的美好品性。育邦在詩歌中通過對某些典型意象的吟詠不輟,使之成為風韻、意味獨具的詩歌語詞,這類語詞群建構出他富有審美意蘊的詩歌脈絡,貫穿在他各個時期的作品中,形成歷時的縱向互文。育邦用“看不見的客人”(《日暮頌歌》)和“身份不明的來訪者”(《最快修復的》),寫他的中年彷徨和鄉愁。“客人”“來訪者”是中年彷徨困惑的具象化,從生命的起源與歸宿的“泥土”中出現,帶來的是不真實、虛偽的“贗品”,顯現出詩人對生活中虛假之物的警覺和排斥。這些意象成為育邦詩歌譜系中歷時的隱晦線索,在不斷完善中蘊含了豐富內涵,可以視之為一種自足的詩歌形態,在一次次重新闡釋、互文、迭代中,進行著自我參照、自我對話與自我超越,通過自身的完整性和內在的張力,不僅獨立地傳達了情感和思想,還在讀者心中激發起豐富的聯想和深層的思考,具有承載詩歌情境的力量。

除歷時縱線上的互文之外,“虹膜”“鏡”也在育邦的詩歌中反復出現,如“他寂寞地尋找——/從他虹膜里馳騁而過的少女”(《天山騎手》),“你濕透了的峨冠,/你濕透了的虹膜。”(《良夜——致屈原》),“山坳中的鏡子,映照著莊周的舊夢?!保ā秹舻罚?。通過這些語詞能夠窺見育邦與博爾赫斯幻想文學間的橫向互文,即他與自己的“文學教主”在主題、意象及敘事手法上的共鳴與互通。在詩歌創作上的這種縱橫交織的互文追求,不僅展現了育邦對文學傳統的繼承與革新,更在不斷地自我反思與創作中,形成了其獨特且個人化的藝術“標出”。

第三,江南深厚的歷史積淀和價值認同凝聚在育邦的詩歌之中,他以豐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積淀,在多元時空的交互中重構了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新江南語境,形成了地域性的“刺點”。地域從生命的源頭影響、塑造著他的性格,地域賦予他靈感與動力,詩歌一旦形成,地域便隱化、成為個性化文本的邏輯背景,使得這些具有個性的文本具備了被理解的基礎。從《憶故人》中的“江南好”,到《伐桐》里的“青花瓷片”,再到《止酒》里的“你愛過這世界”,育邦從不刻意掩蓋自己詩歌中的江南符號,他運用帶有地域文化特色和現代靈動禪思的語詞,在詩歌中重塑獨具江南風格的精神原鄉,創造出別具一格的江南“刺點”。

《忘笙山居》中他描繪了一個典型的江南庭院,“瓦罐裂縫了/而其中的鳶尾/開花了/花是藍色的//石臼里有水/印著春山的面容”。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以“瓦罐”“石臼”等小物件為載體,將小景大做,呼應江南園林以小見大的布局。“鳶尾”“茨菰”“枇杷”“南天竹”“小雀梅”等,都是江南地區常見卻極易被忽視的植物,它們不僅豐富了育邦詩歌的意象群,也成為他詩歌的地域“標出”元素。水也是江南地區的重要元素,江南水鄉以其獨特的水系和水文化而聞名。微小植物意象及水的各種形態的運用,是其詩歌中兩大顯著的“標出”。他寫道:“你苔蘚的靜默,佇立在闊葉林的陰影中”(《對飲》),“朝菌與蟪蛄,居住在石頭中。/黑暗簡化了事物的面孔”(《離歌》),“我們微笑,在雪夜登船。/從襄河,到秦淮河”(《花中少年》)。育邦不僅注重物理空間的營造,更強調文化意境的渲染,通過比喻和擬人手法,營造一種寧靜、和諧的文化意境,隱含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江南,不僅是一個地理標簽,更富含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育邦以其獨到的江南詩人視角和深厚的人文素養,將江南的溫婉與柔和融入詩意之中。他巧妙地構建了現實與虛幻、相遇與別離、傳統與當代的交匯點,讓幻想與語言、詩性與理據在此交織,形成了多層次、多角度的情境轉換與對抗的張力場,實現了古典韻味與現代審美的和諧共存與交融,從而塑造出一個既飄逸又平衡的江南詩意“刺點”。

第四,育邦詩歌語言中常有理據性的突然滑落產生斷裂的“標出”。他通過荒誕、陌生化的組合與表達方式,創造出一種反諷、理據性歸零的效果,使詩歌跳脫出傳統義理的束縛,重回生命本源,理性被暫時擱置,直覺和想象力得以釋放,其詩歌在抽象的升華中展現出深沉的克己精神和禪意靈性。

在《夢蝶》中他寫道:“蝴蝶,從悲劇的土地里飛出來。/越過叢林,云層,污水塘……//在傾斜的日光里,尋找另一個自我。/燃燒的鳥群吞噬了他?!逼湔Z法結構富有彈性,詞與詞之間的連接自由而不受約束,自然地流露出一種含蓄、朦朧且難以捉摸的美感,這與禪宗所倡導的超脫和寧靜境界相得益彰。禪詩在繼承這一風格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塑造了一種別具一格的表達形式,它追求的是一種超凡脫俗和內在平靜的境界?!昂痹谠娋持羞M行著它的修行,從地面的“叢林”到天空中的“云層”,又回到地面污穢的“污水池”,尋求著自我觀照,最終回到“莊周的舊夢”。在禪宗的哲學中,一切皆是空幻,沒有固定的自我,只有與萬物相融的大我。蝴蝶在夢中化為莊周,又在醒來后成為蝴蝶,這種自我與他者之間界限的模糊,是對禪宗“空”的哲學的生動詮釋?!坝邢薜幕?,從海面上升起。/我們明白但我們都不說:海鷗再也不會回來了?!狈鸾讨械摹盎恰蓖笳髦摶没驎簳r的居所,“化城”在此處被加上了“有限的”這一修飾語,其意義就變得更加抽象,沒有明確的物理形態或地理位置,它更像是一個隱喻,是欲言還止的“空符號”;“海面”象征著廣闊無垠、變幻莫測的未知“空符號”;“我們明白但我們不說”是沉默無言的“空符號”?!傲愫涂諢o,可以是極具意義的符號”(26)通過一系列“空符號”,構建充滿隱喻和象征的場景,形成禪意、靈性、理性互文的超驗詩意。

“空靈”是中國美學的獨有概念,被視為一種超越物質形態的審美境界,通過漢語的簡約性與暗示性,構建出既具有內在張力又顯得超然物外的藝術空間?!翱辗枴钡摹皹顺觥笔怯钤姼璧囊粭l重要暗線。通過荒誕的想象力巧妙利用漢語的隱喻性、暗示性,以及寬松的語法規則,聯結為詩歌中的“空符號”,呈現出“空”意象與“空”隱喻?!端究丈健分?,育邦寫了“穿過空地”“月出空山”“兩手空空,心亦不再思空”。此外,“空地”“空亭”“空明”“空白”等意象,也頻繁出現在他的詩歌中?!翱辗枴辈⒎且饬x缺失,而是詩人對語言符號能指的巧妙重塑,不僅在形式上需要追求簡潔與留白,更要求在內容上觸及哲理與情感的深層,從而在讀者心中激發出超越現實的感悟與共鳴。“空符號”的運用不但拓寬了育邦詩歌的空間,為內在情感的表達提供了更多自由度,而且激發了讀者的“完形”心理,實現了詩歌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和對話。

結 語

通過“用典”巧妙地將前后文本進行耦合互文,在荒誕、離奇的“刺點”寫作中“標出”詩性、靈性及神性統一的互文特征,在漢語中體現語言現代性與思想的融合及審智處理,育邦為現代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審美體驗,他的詩歌寫作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知性寫作的積極建構及拓展。

縱觀育邦30多年的寫作,這既是他作為中國當代“70后”詩人的知性寫作,也是他融入世界眼光后對當代漢詩寫作的嘗試與推進。從西方知性詩歌的影響出發,他機智巧妙地將傳統古典詩學精華與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相結合,通過獨特的“偽托”技巧,在當代漢詩中融入古典文學的韻味和意境。這種跨越時空的“互文寫作”使得其作品既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又展現出鮮明的現代詩學特征。

注釋:

(1)〔英〕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艾略特詩學文集》,第6、8頁,王恩衷編譯,樊心民校,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2)〔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詞語、對話與小說》,張穎譯,《符號與傳媒》2011年第2期。

(3)臺灣從20世紀60年代以后,基本上用“現代詩”取代了“新詩”,雖然“新詩”仍在大陸普遍使用?!艾F代漢詩”乃奚密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名稱,理由是一方面它涵蓋了所有寫作地區,另一方面它對應于英文用詞Modern Chinese Poetry。見〔美〕奚密:《新詩百年:文化場域與美學典范》,《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4)〔德〕馬丁·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58頁,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5)(6)〔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第51、44頁,劉大基、傅志強、周發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7)趙毅衡:《符號學文化研究:現狀與未來趨勢》,《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

(8)育邦:《憶故人》,銀川,陽光出版社,2011;育邦:《伐桐:育邦詩選》,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育邦:《止酒》,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育邦:《草木深》,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育邦作品皆出自以上幾部作品集,不另注。

(9)(10)育邦:《潛行者》,第213、203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

(11)霍俊明:《“卡夫卡和他的前輩們”或站在餐桌旁的一代——關于“第三代詩歌”影響的焦慮與剖析》,《廣州文藝》2018年第4期。

(12)謝冕等:《百年中國新詩史略:〈中國新詩總系〉導言集》,第3-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3)趙毅衡:《論聚合系列文本——一個普遍的文化符號學問題》,《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14)傅元峰:《黑暗中的金針——育邦詩作論》,《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6期。

(15)(19)(21)(24)(25)(26)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第143、161、164、165、201-202、26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6)趙毅衡:《符號美學與藝術產業》,第181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3。

(17)趙毅衡:《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雙軸位移》,《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

(18)〔美〕奚密:《現代漢詩: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第127頁,奚密、宋炳輝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20)張世維:《用典與互文性:基于中西詩學對話的現代作詩法建構》,《寫作》2023年第1期。

(22)董迎春:《當代詩歌“刺點”及“刺點詩”的價值及可能》,《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3期。

(23)陳義海:《幻想與荒誕的變奏——育邦詩歌創造論》,《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