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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獎訪談 | 薛舒:“如果老爸在天有知,一定會發出‘哈哈哈’的笑聲”
來源:中國作家網 | 薛舒 李菁   2026年07月21日09:21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文學翻譯七個門類35部作品獲此殊榮。中國作家網第一時間采訪了獲獎者,深入作家創作腹地,從生命經驗到現實關懷,從個體悲歡到“國之大者”,聽他們講述獲獎作品背后的故事與思考。即日起,中國作家網將陸續推出系列訪談文章,敬請關注!

——編者

薛舒,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萌芽》雜志社社長。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收獲》《十月》《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刊物。著有小說集《成人記》《最后一棵樹》,長篇小說《殘鎮》,長篇非虛構“生命兩部曲”《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等二十余部。曾獲《人民文學》獎、《中國作家》獎、《上海文學》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北京文學》優秀作品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作品多次入選各類文學排行榜。部分小說被譯為英語、波蘭語、葡萄牙語、法語、德語等發表或出版。

《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薛舒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出版

中國作家網:在您創作、發表或出版《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的過程中,有沒有特別有意思或者難忘的故事?在促成這部優秀作品的多種因素中,您覺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薛舒:父親生病了,阿爾茲海默癥讓我那樂觀、開朗的父親成了一個“孤獨者”和“叛逆者”。他遺忘了所有親人,也遺忘了自己,伴隨而來的是各種精神癥狀,他不再是一個正常人,他在失憶、失智、失能遞進發展的路上狂奔。那段時間,我們做了所有的努力,想拽住他離去的腳步,最后我們絕望了。面對父親飛速發展的疾病,我和我的家人痛心疾首,而照護AD病人

的難度和工作量又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焦慮和痛苦,并且有種筋疲力盡的虛脫感。那段時間,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寫小說,連最普通的生活都不能安定,我還有什么能量去虛構一個個新世界?父親的疾病所表現出來的癥狀,以及整個家庭疲于應對的艱難,讓我開始懷疑那些曾經讀過或看過的講述阿爾茲海默癥病人生活的書籍和電影,過于溫馨和美好的場面被人們書寫與拍攝出來,虛構的效果的確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面對疾病時的人性。可是我所經歷的,更多是疾痛與絕望,這種感覺,讓我對虛構一度失去信心。非虛構,只有非虛構,才能寫出我的恐懼,我的悲傷,我無以應對的狼狽,以及我內心不斷質疑的愛的能力。

《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原名《太陽透過玻璃》,最初發表在《收獲》雜志。很多次參加讀書活動,我懷揣著要與讀者好好探討一下我們在應對疾病、衰老、死亡時的精神失守抑或精神依托的話題,但是,最后終歸會變成阿爾茲海默癥現場咨詢會。讀者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如何預防和治療阿爾茲海默癥,更有人當場羅列家中老人的諸多疑似癥狀,問我這是不是AD癥?還有一些讀者關心居家養老還是去養老院度過余生的問題、護工是否虐待老人的問題,養老機構的費用問題等等。我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大多時候會預先告知這些讀者,我沒有資格以個人的經驗提供任何準確無誤的解決方案,我更想告訴大家的是,當我們遭遇親人或自己的疾病、衰老,甚至死亡時,我們的掙扎、猶豫、痛苦、絕望,抑或自責、羞愧、逃避,乃至自私的流露,都沒有錯。我們不僅要去經歷生命的過程,同時也要承擔生命賦予我們的一切。當然,我的書如若給讀者帶去了安撫與慰藉,或者恰巧為一些人提供了解決問題的辦法,那我會非常樂見,也會因為自己的職業從“無用之用”變得有那么一點點用而感到高興。

中國作家網:對于您這部獲獎作品,讀者現在看到的是已成定稿的“從從容容、游刃有余”。但我們更想知道您創作過程中的那些“匆匆忙忙、連滾帶爬”——比如您深愛卻最終刪掉的角色、一個推翻掉多次的結尾、反復刪改掉的那幾萬字。現在回頭看,這些“舍棄”對您意味著什么?

薛舒:我的電腦文檔里保存著一堆沒發表的章節和文字,比如在寫《生活在臨終醫院》時,我還記錄了不少病友的狀況,家庭矛盾,以及護工與病人家屬之間的矛盾,包括護工自己的家庭矛盾,有些是因為夫妻不和,獨自跑到上海來打工,有的幾經結婚離婚,依然找不到好的歸宿,等等。完稿后修改,重新梳理,就會發現,有些內容,可能是我由著自己的思路脫韁野馬般隨意奔跑,但終歸還是需要回到我想表達的主題上。也有可能,一些記錄、呈現或思考,是帶著情緒化傾向的,不夠成熟,需要再沉淀,再保持一段時間的距離,讓自己站得遠一點,才能看得更全面,更立體,更深入。刪掉已經寫好的文字,當時是有點心疼的,但所有刪掉的文字都不會廢棄,它是土壤,是肥料,是花期和果實的前奏。我現在發表的不少作品,就是來自N年前的廢稿,打碎、修整、重塑,然后,以新的面貌出現。舍得刪稿,代表著還有進步的希望,有舍棄,才有獲得。

中國作家網:您曾坦言,寫《當父親把我忘記》時一度覺得“文學是矯情,是隔靴搔癢”,甚至對虛構失去信心。但從小說家到非虛構寫作者,這種“被迫轉向”反而讓您的非虛構作品呈現出極強的細節感和敘事張力,被讀者認為“更像小說”。在您看來,小說家的手藝——比如結構意識、細節捕捉——在非虛構寫作中,究竟是加分項,還是需要刻意克制的東西?

薛舒:《當父親把我忘記》寫的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我擔心太真實,就削弱了文學性,或者說,寫的時候我過于沉浸在真實生活中,顧不上文學性,這可能會影響作品的藝術品質,所以,我在后記中進行一番“文學是矯情,是隔靴搔癢”的解釋,其實是怕讀者批評我不夠文學,于是先作出一番“我在這部作品中可能不太文學”的表達。寫《當父親把我忘記》是在2013年到2014年,當時我對非虛構沒有太明確的概念,我只是記錄那些發生在家人以及自己身上的事,以及我內心涌動的思索。一開始,我是當日記寫的。寫了一段時間,發現快要變成一個長篇的體量了,對于父親的疾病,我也在心理上有了更多的接受度和應對方法,于是想,不如讓這些亂糟糟的日記變成一本書吧。于是重新梳理,重新構架,重新修改。當時就認為這十多萬字,都是發生在我們家的真實故事,并不是小說,那就是非虛構了。我更多的是寫下一些情感、情緒、生活困境,寫下對發生的一切的自我的思考。

但是寫小說,我就必須要賦予小說一定的高于真實的部分,從個人創作的感受來說,寫小說更有趣味。當然,創作兩種體裁的作品,更大的不同在于作為當事人的心理和態度。寫小說時,我考慮更多的是角色情節以及故事構架,同時也是對作者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意趣的考驗。我對自己的最基本要求是,不直接輸出思考和觀點,而是通過角色去呈現。思想隱藏在角色和故事的皮肉之下,投射到讀者,可能有的人在看故事,有的人關注人物,故事背后的思考,也會各不相同。寫非虛構時,我可能更多地去呈現事實,也發出一些屬于個人的觀點和質疑。但同時,我也在不斷地與內心的“羞恥感”撕扯。因為,小說的觀點是屬于角色的,我躲在角色背后,以逃避對自己的懷疑和批判。但非虛構不是,當我決定這一部作品是非虛構時,我就要承擔起欲望、自私等人性暴露之后的被懷疑、被指責、被批評,我會有羞恥感,但同時覺得,既然決定要寫,那就克服這種羞恥感,承認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會有人性弱點,并承擔這一切。

中國作家網:在“生命兩部曲”中,您一方面以第一人稱記錄了面對父親患病“最為黑暗的日子”,包括對母親的抱怨、對自己的責問;另一方面又以冷靜的筆觸書寫臨終病房的眾生相。從“私記錄”到“公共書寫”,這個跨越是如何完成的?寫自己與寫他人,哪一種更難?

薛舒:《生活在臨終醫院》這一部,是我以個人視角對臨終病房的呈現,是我的“看見”、“聽見”,以及感受。除了我的父親,我還寫到了我父親的病友、病友家屬、護工、醫生等旁人。寫自己與寫他人的難度不同,寫自己,難在看不清自己。當我們成為旁觀者,我們往往是清醒或客觀的。但我們在描述自己的時候,我們總是帶著各種各樣的濾鏡或局限,成長環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甚至遺傳基因,都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可能我還是沒有及時把這一次的書寫定位為“公共書寫”,所以,我覺得自己是有局限的。我在豆瓣上看到有讀者批評我“優越感”,比如書中寫到與母親的爭執,寫到“夏奈爾香水”“復旦大學”,寫到護工的長相,口音,來自哪個地區等等。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真實,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真實被公諸于眾,那會被認為是一種“冒犯”。所以,寫非虛構,尤其是以個人視角介入的非虛構,我需要時刻記得,我身在其中,但我不是主角。

“跨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生活在臨終醫院》還有很多需要修正提高的地方,我的非虛構創作,也還有著很大的學習和進步的空間。

中國作家網:獲獎后您說,想“對著夜空告訴已經‘升天’六年的父親,‘他用他的生命,賦予了我文學’”。從2012年父親確診,到2020年離世,再到2026年獲獎——這14年間,寫作這部作品對您而言,經歷了一個從“療愈自我”到“成為公共文本”的演變過程。父親如果在天有知,您覺得他會如何理解或看待這部作品?

薛舒:獲獎名單剛公布,澎湃記者羅昕就催著我給一句感言,我當時想,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感謝上海作協一直以來對我的扶持,還有出版這本書的上海文藝出版社,以及《收獲》雜志。《收獲》雜志是這部作品的首發,還登上過那一年收獲文學榜長篇非虛構榜榜首。這份認可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我由衷感激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但是羅昕只讓我說一句話,我就想,這部作品,是我父親用他的患病,以及他的逝去,給了我一次劇痛的生命經驗,我才有足夠的不吐不快的動力,要去寫出來。這也是我真實的想法,感謝我的父親,他用他的生命,賦予了我這樣一部文學作品,賦予了我文學的生命。如果老爸在天有知,一定會發出“哈哈哈”的笑聲,他是一個愛笑的人。他還是一個開明的父親,我在任何人生階段的選擇,他都沒有直接去評價,所以,我想他也不會來評價我的這一部作品,但笑聲代表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