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寫作的“基因突變”往往出現在失控的剎那
東西,本名田代琳,著名作家;1966年3月出生于廣西天峨;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回響》《篡改的命》《后悔錄》《耳光響亮》;中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我們的父親》《你不知道她有多美》《私了》《天空劃過一道白線》《飛來飛去》等,曾獲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首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作品被翻譯為多國文字出版,多部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廣西作家協會主席;現居南寧。
寫作不是一個指令,而是一場勞動、修行
胡游:AI現在很熱門,東西老師,請問你用AI寫作嗎?
東西:AI很聰明,能夠容納海量的數據,提供包羅萬象的知識,也能展開聯想,它遲早會代替大多數人的寫作。但目前,AI的強項是寫總結、做PPT,搞策劃……它給真正的文學寫作還留有足夠空間。查資料的時候我會用到AI,但寫作,每一個字我都必須親自敲。我寫作是因為我感同身受,在沒有任何指令的前提下對現實做出敏感、及時的反應,尋找新的角度、新的材料、精確的字詞。我的學生嘗試使用AI以我的風格寫一篇文章。他們把用AI寫好的文章打印給我看,其中有幾句有一點像我的,但大部分都不像。
AI對藝術作品的賦能可能更強,對視覺藝術、聽覺藝術可能幫助更大。對于文字創作,目前我感覺對我個人幫助不大。將來,當AI普遍使用時,人的價值也許就是要抵抗AI對人的全面格式化。作者就是要通過閱讀,通過獨特的寫作來對抗這種高度理性化、科學化甚至有可能同質化的思維。
胡游:你一直在強調獨特性、創新。它可能更多的是來源于你的一個生活經驗。你有獨特的生存體驗,有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獨特的思想。但是AI只要給一個指令,它就會去生成一個文本。
出現AI后,所有初寫者都成為AI寫作的嫌疑人。這是AI給初寫者帶來的最大問題。AI也給他們帶來了機遇,用它查閱資料,就像以前作家去圖書館閱讀海量書籍是一樣的。AI現在可以代替那部分的工作,但人的構思、創意、思想,AI是無法替代的。
東西:就像米沃什說的:“經由五官核實的基本接觸,比任何精神建構都更為重要。”這樣才有寫作的價值和快樂。它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任務,不是把貨物從A送到B,而是故事或者內心的百轉千回,是情緒或者人性的旁逸斜出。寫作不是一個指令,而是一場勞動、修行,你得親自下場參與,流汗、喜悅、傷感……
在AI到來的時候,我們要保持大腦的正常,而不是萎縮。寫作是維護大腦健康,保持智力、情商的有效運動方式。這幾年,國外有關機構調查發現,當我們迷戀刷屏,過度依賴搜索引擎后,人類的平均智商下降了。這引起了部分人的思考——當AI變得越來越聰明時人會不會越來越笨?
胡游:面對新現象有喜悅也有擔憂。傳統的寫作,也就是你剛才說的要用五官去感受的寫作,你更愿意使用視覺,還是更愿意使用聽覺,哪種會多一點?
東西:普魯斯特的小說是有通感的。聽覺、視覺、嗅覺、觸覺全部都使用起來,這一特點在莫言的小說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動用人體的所有感覺來感知這個世界。我出生于鄉村,早期創作的小說里格外側重描寫大自然的聲音,鳥鳴、蟲叫、狗吠、風聲、雨聲常常出現,其中夾雜著關門聲、罵人聲、悄悄話等其他聲響。由于家鄉風光的美麗與開闊,我也經常用“我看見”這樣的句子,這是視覺的表達。嗅覺也得用上,因為童年時饑餓,早期小說時常寫到肉香、飯香什么的,當然也寫到牛屎狗屎的氣味。所有的“覺”都是來幫助你寫作的,只不過每個人的側重點不同。我在《后悔錄》中有一段專門寫鄰居的聲音,以此判斷家庭的沖突。
小說是非常自由的
胡游:好像小說普遍還是視覺和聽覺用得更多一點。
東西:這是我們的“主覺”。往往是先看見,再聽到,然后才是聞到什么,摸到什么。當然如果用視覺和聽覺能把故事寫清楚了,有可能會忽略嗅覺與觸覺。其實寫作時你不會考慮主要使用哪一種“覺”,各種“覺”是自然冒出來的。
胡游:你最后修改潤色的時候會考慮到這些嗎?
東西:寫作有直覺。我要表達時來不及考慮怎么去分配感覺,就像一個運動員或者消防隊員,沖著目標就去了。我唯一要解決的就是先把它表達清楚。為了完成表達任務,我靠既有的寫作技術、直覺把它先寫下來,然后在修改的過程中慢慢地完善,看看哪些部分漏了,再彌補。
胡游:你靠直覺寫作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失控的情況?
東西:AI的寫作是人為設計的,是理性的綜合思考,它不容易犯錯。但是,人沒有這樣的設計,寫作失控是每個寫作者的家常便飯,失控的寫作往往能出彩。寫作的“基因突變”往往出現在失控的剎那,而不是在一個規范的、套路的、理性的軌道里。恰恰是在失控的地方,可能更有機會產生那些天馬行空的、才華橫溢的、意想不到的文字或者構思。
胡游:作者萬一寫跑題了,怎么辦?
東西:小說是非常自由的。不能說寫小說就在一個規范的路徑里不能跑偏。比如說我們去爬山,從A點到B點這是一條直線。導游告訴我們這條線是最便捷的,風景是最好的,或者大部分游客是這樣走的。如果另一個旅游者走錯路了,他看到了另一種風景,那么這種風景是不是也是很美的?寫作不怕偏題,有時讓它偏一會兒,萬一偏得太離譜了再把它扭回來。
胡游:之前你在訪談里面提到過你追求卡殼式的寫作,跟這種直覺性的寫作不會有沖突嗎?
東西:直覺的寫作對我來說只是方法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有可能是最少的部分。如果創作的元氣充沛、靈感飽滿或者寫得很順手,那就憑直覺往下寫。但是寫著寫著,會有一個意識在控制自己,好像有另一個自己在扯我的衣袖,提醒我,讓我猶豫、卡殼,甚至停頓。直覺式的寫作在早期出現得多一點,成熟之后就不敢放任直覺了。直覺就像百米短跑,啟動快,結束得也快,適合寫短篇小說,而寫長篇小說是跑馬拉松,不可能都是百米沖刺。
胡游:所以你寫長篇小說時經常卡殼?
東西:是的。寫作一旦卡殼就說明選擇多了,你在選擇中產生困難了。而一旦寫作遇到了困難,也許就要出現好的情節或者細節了。所謂困難就是回避模式化套路化的寫作,猶豫就是讓你在寫作中選出一條最佳的路徑。許多作家都談到過寫作中的自我提醒。寫作速度太快可能會降低質量,放慢速度就是自我監督。這是理性在起作用,也是在為讀者考慮,是在為喜歡你作品的朋友考慮,或者是為一個你喜歡的作家考慮——比如說我喜歡托爾斯泰、卡夫卡、薩特、福克納、馬爾克斯、加繆、魯迅這樣一些作家,那我寫作的時候他們就是監視我寫作的人。
胡游:對很多初學者來說,卡殼式寫作挺痛苦的,他們不愿意一開始就出現這樣一種狀態。
東西:剛寫作的時候能多快就多快,能多順暢就多順暢,最好是一氣呵成。我常常鼓勵我的學生,如果有了寫作沖動就盡快寫。對初學寫作者來說順暢感特別重要,寫作的沖動特別寶貴。像我這種寫了幾十年的人,卡殼式的寫作是卡不到我的。即使停幾天寫不下去,經過思考總會找到辦法。寫作就像爬山,難免遇到阻擋,但我們要有勇氣克服,只要翻過這座山,邁過這道坎,可能就柳暗花明了,文章就更好了。初學者的寫作沖動是珍貴的,不要一開始寫就故意去追求慢工出細活、過度的理性。
胡游:如果作者寫出來的稿子故事性不是很強,也可以一直往下寫嗎?
東西:寫故事不是唯一目的。有很多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從頭到尾也沒有多少故事,但是你仍然覺得它是一個好小說。只要它的思想、語言、情感在流動,即使你沒看到故事,也會覺得這樣的小說是好小說。短篇小說大都是橫切面,是一個切片,它不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一些意識流小說,如福克納、卡夫卡的一些小說,它的故事性不強,但是你看下去還是覺得它好。所以不能說我的故事不行了,我就不寫了。不是這樣的,短篇有時候就沒故事,小說不等于故事。
我踩在了文學熱鬧的尾巴上
胡游:你寫了這么多年,有沒有廢棄的小說稿子?
東西:有的。那時候剛開始寫作,才19歲,我在河池師專上學,吃完晚飯就關在文學社辦公室里寫短篇小說。一個通宵,我寫完了一篇6000多字的短篇小說,很興奮。我就想這個小說明天投出去,然后想象它兩三天之后到達哪里,再過兩三天又到達哪里。最后想象這個稿子到達一個編輯的案頭,編輯會對小說很欣賞,馬上就決定發哪一期,甚至給我回一封信,說你的稿子被采用了。我就想我的作品發表了,我一夜成名了。但事實是兩個月之后一個厚厚的信封把稿子給我退回來了。
胡游:退稿的情況發生過幾次?
東西:起碼有四五次。上學的時候我就開始投稿了,被退過幾次。工作以后,被退過幾次。這些小說我仍然保留著。開始我寫得少也寫得慢,因為要工作,只能利用業余時間或者假期來寫,即使假期也還得回鄉下幫父母干農活。時間越緊寫得越謹慎,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把時間浪費了。以上說的是短篇小說,至于那些投給報紙副刊的豆腐塊文章,大多被采用,也常有退稿,退了多少記不清了。
胡游:你從河池師專畢業后就分配到家鄉天峨中學教書,那時候每天都要上課嗎?
東西:每天都有課,還當班主任。那時候周末只是單休,留給個人的時間很少。如果在有限的時間里寫過多的廢稿會打擊寫作的積極性,幸運的是我工作之后寫的小說廢稿不多。有一篇沒被采用的短篇小說叫《大塊頭的幽默》,以我的某個同學為原型,寫他因感覺認知錯位而產生的幽默感。我當時覺得還挺有意思的,但編輯說寫得不夠幽默。還有一篇沒被采用的短篇小說叫《天之涯地之角》,寫愛情的,具體情節已經忘記了。
胡游:之后你投出去的小說都發表了?你是怎樣做到廢稿少的?
東西:構思的時間長,就是反復琢磨,想清楚了才寫,和剛開始寫作時不管不顧的沖動寫作有區別。工作的閑暇我也會構思,會想一些情節和細節,還不斷地否定自己的想法。想多了,寫的時候就順手了。其次,在選材上和寫作的角度上盡量找到創新點,獨特的作品,編輯比較喜歡。另外,我有投稿策略。我當時在天峨中學教書,兩年時間只寫了三個短篇小說。第一個是參加《廣西文學》的征文比賽,發出來了。第二個投給《中國西部文學》,發表了。第三篇投給《西藏文學》也發表了。我的投稿有一個由西向東的過程。發了三個短篇之后,我開始向東北的《作家》雜志,向廣東的《花城》雜志,向上海的《收獲》雜志投稿,最后都無一例外地發表了。不要一開始就投那種要求非常高的雜志,全國名家都在那兒擠著排隊呢。所以不如先投一些偏遠省份的雜志,這樣被采用的概率高一些。
胡游:如果僅僅是有投稿策略,用碎片的時間寫作,投稿的成功率就會很高嗎?新大眾文藝的寫作群體,他們可能也同樣具備了你說的這些因素,投稿成功率不一定很高吧?
東西:當然還要有寫作的自我訓練和提升。我自從進了河池師專就加入了文學社,經常參加各種征文比賽,每得一次獎就是一次鼓勵。我非常喜歡寫作課,老師有時候在課堂上把我的文章作為范文讀。我記住了當時老師的一句話:“如果你要從事創作的話,一定要沾當代文學的浪花。”所以我不僅閱讀世界經典作品,也閱讀當下那些比我大幾歲的作者寫的作品,看他們是如何觀察現實,描寫現實的。那時候我密切關注《收獲》《人民文學》《十月》《當代》《花城》《作家》《世界文學》《小說選刊》上面發表的作品。
胡游:這些刊物你都有訂?
東西:我在學校的時候是不需要訂的,圖書館都有。畢業工作了就得自己訂一些,中學的圖書館也有一些。由于我經常讀這些雜志,對當時文壇的基本狀況有基本了解,包括作家們在寫什么,這個題材在什么樣的一個水準線,都有判斷。有了判斷我的寫作才有自信心。沒有坐標,沒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就容易失敗。有時候自己覺得寫出了一篇驚世駭俗的天才式作品,但在別人的眼里可能什么都不是。
閱讀對人的滋養是潛移默化的
胡游:你指的寫作訓練具體是?
東西:我強調的寫作訓練是要練筆和閱讀。練筆就是多寫,先不管寫得好不好。只有動筆了才知道自己哪兒不行。閱讀就是找不在場的寫作老師,看到喜歡的作品就細讀,研究這位老師為什么寫得這么好。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不是每個人都有幸能跟著名的作家老師們直接交流,但通過對他們的作品的閱讀,對那些世界上經典作品的閱讀,你也能間接地學到一些寫作方法。如果寫作者敢于打開偏見,盡量多地閱讀不同風格的作品,即便沒有名師的指導也有可能學到寫作技法。閱讀是不受地域限制的。
當時,《世界文學》是一扇奇妙的窗口,像福克納、普魯斯特、馬爾克斯的作品我都是從上面最先讀到的,有的讀的只是片段。這本雜志讓我知道全世界的作家在寫什么,為什么這樣寫。那時候,學校的收發員是我最親切的朋友。他向我走來時如果笑瞇瞇的,那我知道有稿費單來了;如果他的表情很平靜的,那就可能是來了一本新雜志或者一封普通的信件。
胡游:1980年代之前,有關福克納的作品譯介很少。1950年代至1960年代只有幾篇有關福克納小說的評論文章。1980年代首次推出福克納的專輯則屬1988年第5期的《世界文學》。那么你第一次讀福克納是不是《世界文學》的這個專輯?
東西:好像是。一讀就印象深刻。我不記得這個專輯里發沒發表他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反正這個小說讓我讀得驚心動魄,一個人跟一副骨架睡在一起,這是愛情或是孤獨?我在《世界文學》雜志上還閱讀了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福克納的其他小說比較晦澀,但這一部好讀。福克納的敘述很迷人,包括他語言的繁復,包括細節的精彩。
自從讀了《我彌留之際》,我就喜歡上了福克納的小說,而且還記住了翻譯家李文俊的名字。普魯斯特《追憶似水流年》的片段也是在《世界文學》上讀的,現在我還保留著那些雜志。只要雜志上面有我特別喜歡的作品,我就在雜志的書脊上貼一個紙條,寫這部作品的名字。我保留這一本雜志就是為了這一篇,而這一篇在這本雜志里也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
胡游:你早期的閱讀情況是怎樣的呢?
東西:我早期的閱讀是從語文課本開始的,比如魯迅的作品《藥》《孔乙己》《故鄉》《狂人日記》,契訶夫的作品《變色龍》《套中人》,這些都是在中學的語文課本里讀的。在鄉村我能接觸到的閱讀資源有限,而語文課本上的這些作品吸引了我,我甚至模仿他們的寫作風格來寫作,慢慢地學習技能。后來到了縣城中學才有圖書館,才借到更多的書。
胡游:對于名著的閱讀,你除了學習到他們的寫作技法,還學到了什么?
東西:我講講電影《郵差》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智利詩人聶魯達當時流放到意大利的一個小島,島上有一個給他送信的郵差。郵差對聶魯達非常崇敬,要跟他學習寫詩,并請求聶魯達為他寫情書去追求小島上最美麗的姑娘。聶魯達幫他寫了封信,他把這個姑娘追到手了。他要學習寫詩,聶魯達教他詩的格式、韻律,教他寫詩的技法。后來聶魯達回國了,郵差成為當地的一名詩人。多年之后,聶魯達路過小島去探訪這位郵差,他只見到郵差的夫人以及郵差的孩子。郵差因為參加島上的抗議活動已經犧牲了。聶魯達告訴郵差的只是寫作技巧,但郵差在學習寫詩的過程中有了理想。閱讀對人的滋養是潛移默化的。
胡游:在你剛開始寫作的年代,網絡不像現在這么發達。現在很多寫作者因為有才華或者抓住了好的題材,有可能在網絡上一下就寫出來了。而像你當年那樣的環境能夠走出來,是不是特別艱難?和今天作家的成長道路有什么不同?
東西:確實不一樣。那時候沒有電腦,需要手寫,如果寫一部長篇小說,會把人寫出肩周炎來。所以我特別害怕修改,一旦修改就得重新抄一遍。這是寫作工具的不同。投稿就更不一樣了,我那時投稿需要投原件,需要編輯認可再往上提交,直到主編認可才可以簽發。而那時投稿的人多,編輯能不能看到你的稿件還是一回事。如果被看見,那是幸運。許多人投出原稿不被采用,結果這篇稿子就永遠消失了,因為當時連復印機都還沒有普及。作品被雜志發表出來,也不能保證讀者會看,因為讀者不一定篇篇都看。如果你發表得足夠多,是雜志的常客,那讀者就會對你產生印象,開始關注、閱讀你的作品。那時候一個寫作者要出名需要慢慢熬,一夜成名的也有,但概率不高。這種“熬”,能熬出不急功近利的心態,能培育寫作者的耐心和毅力,能鍛煉出平常心,也就沒有那么多僥幸、一夜暴富的心理。
當年在紙刊發作品,大多數紙刊的發行量也就幾千冊,而看你作品的也許才幾個人或幾百人,而今天的寫作者,很可能一發朋友圈就有上千人甚至上萬人點擊,閱讀量一下就上去了。今天作品傳播的速度很快,覆蓋面比從前廣。
我1985年畢業后開始正兒八經地寫作,寫了7年,直到1992年作品才登上《收獲》《花城》《作家》這樣的名刊。1996年我在《收獲》發表了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后被《小說選刊》轉載,獲得《小說選刊》年度優秀作品獎,接著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直到這時,我才被評論家和讀者關注。
學文學史讓我有了文學的坐標
胡游:1996年之后應該有雜志跟你約稿了?
東西: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之后約稿就多了。我在寫作之初看到一些作家成名了,約稿信雪片似的飛來。那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但我獲獎時文學已沒有了十幾年前的熱鬧,或許我的名氣還不夠。約稿信沒有像雪片似的飛來,但也有百來封。最多的是報紙副刊編輯的約稿。那時報紙副刊特別活躍,稿費也比文學雜志高。很幸運,我踩在了文學熱鬧的尾巴上。我寫了十多年才有幸被更多的讀者看見,這個結果對我這樣一個鄉村的作者來說挺幸運的。
胡游:能說說你曾經的鄉村生活嗎?
東西:我在鄉村長大,父母都不識字。父母送我上學不是說要我將來能夠有一份體面的工作,而是讓我不要成為文盲。他們吃盡了文盲的苦。那時候生產隊集體勞動,每隔幾天社員們要湊在一起記工分。農忙時節,隊里要抓緊生產,有時十天半月才能記一次工分。社員們要回憶十天半月前在干什么不容易,有人就虛報自己參加了勞動,而有的人因為記憶不好,即使參加了勞動因為記不住而被記為沒參加勞動。從我上小學三年級開始,母親就叫我幫她記每天在干什么,有時寫不全字就寫一部分,只要能喚醒父母的記憶即可。就這樣,我從小就參加了生產隊的評工分活動。有時全村人都記不住某天他們在干什么,我翻開本本一看,說我媽那天在干什么,大家哇的一聲都記起來。因為是集體勞動,我媽在哪塊地干活大家都在哪塊地干活。勞動的場景被他們講述,誰誰那天站在什么位置,誰誰誰那天請假了、吵架了……我上學的目的開始只是為了幫父母記錄他們的勞動。但沒想到我讀了課本上的文章后,上癮了,共情了。比如讀了魯迅寫故鄉的文章腦海里就浮現自己的故鄉冬天的景色,蕭瑟的寒風像極了我家鄉的冬天,還有閏土,我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同學不就是閏土嗎?我跟他們也慢慢產生了隔閡,就覺得文學太美妙了,它能夠把這些微妙的東西都寫出來,忽然就有了表達的欲望。
胡游:有表達欲望還要有表達的平臺。你是什么時候發現自己有寫作才華的?又是通過什么途徑表達的?
東西:高中語文老師姓湯,是從深圳下放到我家鄉的。他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生,上課上得好。有一次,他布置我們寫一篇關于校園的散文。恰巧那時我讀了幾篇好散文,就放開手腳大膽地寫。以前寫作文都是格式化的,這一次我完全用自己的感受來寫我們的校園,還有不少細膩的描寫。這篇文章被湯老師當作范文在班上朗讀分析。那時我才隱約地發現也許我有這方面的能力。另外,當時縣城電影院的櫥窗除了貼電影海報就是貼當地作者寫的電影觀后感,我的同學張柱林和金化倫都寫了影評貼了上去,貼一篇得四張電影票。我受他們啟發,也悄悄寫了一篇影評,結果貼了出來,也得了四張電影票。這四張電影票是我人生的第一筆稿費,而我的發表平臺是課堂上老師的朗讀,電影院門前的櫥窗。
胡游:是不是和后來在名刊發表文章的興奮相似?
東西:那時更興奮,畢竟是人生第一次。尤其是湯老師的那次朗讀分析對我的沖擊比較大。我第一次意識到什么叫自主性寫作,什么叫發自內心的寫作,原來自己的觀察和體會在文章中那么重要。
胡游:從發現自己有寫作才能到成為一個作家,中間有很長的距離,你在這期間做了哪些努力?
東西:熱愛,我從此愛上了語文課并愛上了中文專業。凡是與文學有關的話題我都特別留意,凡是與寫作有關的課程我都認真聆聽。考上河池師專后,我參加文學社,參加征文比賽,把小說塞給老師看,向他們請教,同時也加大了自己的閱讀量。
我記得有一個暑假,我父母在等我回家參加勞動,但是我推遲了十天。這十天我躲在學校,借了圖書館的書,看了莫泊桑的小說,還看了雨果的《悲慘世界》。這十天我非常充實,好像自己一下就有了寫作的本事。回到家,父母說別的小孩早都放假回來了,你為什么這么晚才回來?我說我在讀小說。讀這些小說我就接通了世界文學。我慶幸讀的是中文專業,因為中文專業要學世界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古代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學文學史讓我有了文學的坐標。
胡游:為什么很多人跟你一樣讀中文專業卻沒有成為作家?
東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成為作家,否則一定會成為作家。熱愛是成為作家的首要條件。此外,要有表達的欲望,然后是學到表達的技巧。而我恰恰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我小時候經歷過非常多的困難,受過許多委屈,讀高中時就想把所有經歷都寫出來,但那時我沒有寫出來的能力。一個人光受委屈和痛苦還不夠,也許還需要一位善良的母親。我在渴望表達委屈的同時還想記錄母親的善良與辛苦。后來,當我學會了寫作,才明白只有作家這一職業才不會浪費生活中的苦難,這是寫作的催化劑也是寫作的資源。作家是生活的轉化器,能把能引發共鳴的、刻骨銘心的經歷轉化為精神產品。
胡游:寫作改變了你的命運。
東西:是的。在我的前面有榜樣,他們通過寫作調到了省城工作。于是我想我也許能通過寫作離開自己所處的小縣城,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闖。確實如此,我在天峨縣工作不到兩年就調到了河池地區行政公署所在地金城江,在這里工作八年后就調到了省城南寧。通過寫作我首先改變了工作環境,然后繼續寫作,我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這讓我堅定了吃寫作這碗飯。小說獲獎之后,好運氣來了,幾部小說賣出了影視改編版權,我還參與了編劇,于是把買車買房的錢掙著了。再后來,繼續寫,終于發現寫作對我最關鍵的改變是改變了我的認知、心態、情緒、格局……
胡游:你學的是中文,你覺得中文系能培養學生成為作家嗎?
東西:寫作不是由你學什么專業決定,很多文學大師都是理科生或者保險公司職員,也有很多作家是雜工出身,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就是。無論何種職業,人人都有可能成為作家。以前大學從來不宣稱培養作家,好像這是一種忌諱。但現在好多大學都開設了創意寫作課,也引進了一些作家授課,于是大學培養作家成為可能。能得到系統的寫作訓練是一件好事,因為寫作也需要技術。一般作家能培養,但大作家要靠天賦,靠自己的悟性以及生活的磨煉。培養的作家容易進入格式化寫作,野生的作家寫出好作品的概率更高。
胡游:你的寫作堅持了這么多年,而且你曾說寫作給你帶來了快樂,包括解決了孤獨的問題。在AI時代,精神產品越來越豐富,我們能從各種碎片化的視頻里得到一些精神滿足,你堅持寫作的意義何在?
東西:確實,現在的精神產品是越來越豐富了,我們有時候從短詩、微短劇、名著的梗概、長電影的解說里都能得到一些閱讀的快感,但那都不是真正的閱讀,而僅僅是得到信息。比如我喜歡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就會選擇原著一句一句地看,而任何根據作品改編的電影或者故事梗概或者片段文字都代替不了。別說長篇小說,就是魯迅、沈從文、郁達夫、卡夫卡、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也只有看原著,才能得到作品的精髓。我相信真正的讀者都會讀原著,這便是我堅持寫作的理由。寫作就是為了尋找知音、共情人,按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說法是為了讓朋友更喜歡自己。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人在讀,哪怕只有一個讀者,就會有人寫。
而且,寫作者都有追求,他要寫一部完整作品,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他要建造一座花園一個世界,而不是只種一棵植物或者只寫片段。寫作從來不是解決所有人的問題,有時甚至只是解決寫作者本人的問題,好一點那就是解決一部分人的心靈困惑。相信了這一點,外面的閱讀變化就改變不了你的寫作。
胡游:寫作還是要交給時間,交給后來人。有人說在所有的藝術作品中,文學作品的生命力是最頑強的,這是不是也是你寫作的動力之一?
東西:不敢奢求,但潛意識里肯定有這樣的動力。我在閱讀杜甫、李白、蘇東坡等人的詩句時,為什么會產生那么強烈的共鳴?這就是文字的力量。而文字的力量是建立在思想、認知、情感上的。所以,做一個有想法的人,寫一些有可能改變認知或者引起共情的文章就成了美差。當你為寫作賦予這么多意義后,你就不會因為閱讀形式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的寫作方式。
(本文為節選)
訪談者簡介
胡游,湖南湘潭人,中南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論文、作品發表于《民族文學研究》《南方文壇》《人民文學》《詩刊》《民族文學》《中國文學研究》等刊,曾獲青春先鋒詩歌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