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的父母可以“與時俱進”嗎?——試論許玲的創作脈絡與現實關懷
來源:《文藝風》 | 石韞琦  2026年07月21日16:40

縱觀近年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說,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對家鄉與人情的深情回望。龔萬瑩的中短篇小說集《島嶼的厝》可謂個中翹楚。作者從遙遠的陸地不斷回望家鄉的小島,以一種近乎夢囈的口吻講出了一個個鮮活的人,孜孜不倦地用不同質地的情織出一張張綿密柔軟的記憶網絡,直至過往的溫情逐漸積淀為潮濕的鄉愁。蔡崇達共享著與龔萬瑩類似的海島經驗,卻以一種更為疏淡冷靜的筆觸寫出了老家那些拼命綻放的小人物。從這些人物的際遇與精神中,我們看到了某種故鄉的筋骨與氣質。

相比之下,同屬這一“回望”序列的湖南作家許玲似乎并沒有特別顯著的地域意識。在她的筆下,故鄉的地方文化品質被更為濃厚的個人情感所覆蓋,不同的地理坐標都重疊為同一個凝聚著沉重記憶,氤氳著懷舊氣息的“家”。故鄉之所以會變成這樣一個擁擠不堪的情感空間,當然是因為那些來自故鄉的人,所以,比起故鄉,許玲似乎總是更習慣于返回到另一個人生的起點——父母。這足以證明許玲不但富有情懷與誠意,還有著非比尋常的勇氣與魄力。人與故鄉的關系已經足夠復雜凌亂,人與親人的關系更是筋骨相連、血肉模糊,這對作家的筆力與分寸感提出了極為嚴苛的考驗。下筆過輕,對親情的書寫便會流于扁平和潦草,下筆過重,便有煽情之虞,而我們今天又特別警惕煽情,似乎這是對理智與邊界的終極冒犯。讀許玲的作品,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她的誠實與踏實。她筆下的那些人物、那些父母,是真實的、復雜的,他們身上既有著生活摩擦出的粗糙紋理,同時也具備著令人為之一顫的抒情能量。面對如此誠懇、質樸的作品,我想過分精致圓熟的分析與過于學理化的闡釋都有失妥當;唯有以一種與小說旨趣和氣質相契合的方式接近它,才能夠真正與它發生碰撞。所以,我想從一個較為實在的角度進入許玲的創作,比如談談她筆下的那些父母。

一、衰老的父母與衰敗的故鄉

許玲對親情的關注從她的早期作品《救贖》中便可見一斑,但小說講述的焦點實際上并不是親情。小說講的是做慈善的故事,既然是做慈善,那么其中就必然會有偽善與真善。“偽善人”即唐易和老伍,他們將慈善當作裝點自己的勛章,將公益事業變為牟利的工具;“真善人”即魯奇和高珂,他們時刻奔往救援一線,在各種艱險的境況中向有需要的人伸出雙手。比起別有目的的“偽善人”,“真善人”自然良心雪亮,然而細看之下,他們的發心卻未必就比偽善者更加純粹。在魯奇近乎忘我的付出背后,是對“行善方能積德”這一樸素因果規律的無條件信賴,以及對前妻與兒子的責任感。這兩者看似無關,實際上相互關聯。說到底,積德不就是為了讓自己與家人過上好日子嗎?所以,在魯奇得知兒子因試圖救助他人而不幸溺亡后,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為何他會那樣咒罵他曾經篤信的福報。這是一個信念破滅的時刻,同時也是一個人物的底層邏輯浮出水面的時刻。在做慈善這件事上,魯奇的無私與私心早已糾纏在一起。所以,當魯奇在機場崩潰大哭時,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信仰崩塌的人,還是一個正經歷喪子之痛的父親。我們當然不能因此便十分世俗地將魯奇的善舉曲解為某種利己行徑。為自己與家人謀求福祉固然是魯奇投身公益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魯奇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也不容忽視。不過,或許正是無私中的那么一點私心,賦予了這個幾乎無可挑剔的老好人血肉感與復雜性,并讓小說所描寫的善行良知變得更加真實可信。比起魯奇,高珂與公益救援的關系或許更為隱秘和曲折。當這個痛失原生家庭的青年奮不顧身地救起一個又一個孤立無援的孩童時,他所試圖拯救的不也正是童年的自己嗎?若非如此,何以他心上那塊早已結疤的傷口,會被另一個同樣失去了母親的孩子所流露出的惶惑與痛苦牽扯,隱隱作痛呢?而當高珂暗中譴責那位選擇輕生的年輕母親時,他真正無法理解和原諒的,不也正是他自己的母親嗎?那個無法忍受家庭暴力而最終被迫自我了斷的可憐女人是高珂的心病,她的離去奠定了高珂與世界的相處方式。破碎的原生家庭與無法釋懷的童年陰影不僅讓高珂試圖通過拯救他人完成自我救贖,同時也導致他將自己禁錮在“殘缺之人”這一標簽中。原生家庭之觴構成了高珂的某種人生基點,似乎只有踩在這一基點之上,世界才能夠被看見、被認知。

在之后的寫作中,許玲對父母的書寫逐漸形成了某種自覺,她的寫作主題也從社會事件轉向了家庭倫理。在我看來,這并不意味著寫作視域的窄化,反而彰顯出深入與鉆研某一關鍵問題的決心。這是在告訴我們:現在,許玲要開始認真尋找她自己的寫作語法了,她要試著對我們說出她心中最重要的那些話了;現在,父母不再只是連接人與世界的某種接口,他們就是世界本身,是所有人都必將面對的一座迷宮,或者高墻。于是,她為我們帶來了《在他們走之前》,帶來了《一面墻》,帶來了《七日談》,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問題”家庭與親情難關。而說到“問題”家庭,還有什么是比生病的父母更能讓一個家庭感到頭疼和無助的呢?《在他們走之前》開篇便向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個窘迫和混亂的場景:

清晨時候,熟睡的父親從床上摔了下來。他“哎喲”一聲,跌坐在地上。那茫然無辜的樣子像足了一個突然被驚醒的孩子。我先是一驚,隨后大笑,母親也跟著大笑。父親問道:“這是哪里?”

父親從床上摔下,醒來后不知今夕何夕,身處何處,這樣的父親是狼狽的,同時也是滑稽和可愛的,也難怪母女二人見此情形會忍俊不禁。然而,之后的內容立刻止住了我們的笑聲,也解釋了何以父親會產生“這是哪里”的疑問。父親摔下的并非他自己的床,而是快捷酒店窄小陌生的單人床,這里是醫院附近較為方便和經濟的住處。透過這一家三口,我們能夠看到很多為了在大城市看上病,將自己塞入了快捷酒店、民宿、廉價賓館、醫院走廊以及各種犄角旮旯的病人和病人家屬。盡管我們總會見到或聽說這類人,但這并不會使理解或共情他們變得更加容易。簡陋艱難的生存條件已然令人不忍直視,那些會讓人們不遠萬里拖家帶口來到大城市求醫的疾病更是難以想象。的確,父親得的是疑難雜癥,但或許更能令人感到心酸的是父親就醫時的種種情景。面對醫院中龐大、冰冷的檢查儀器,父親變成了一個任性懵懂的小孩子。他起先拒絕檢查,隨后又像一個小學生那樣,對醫生的指令無比順從,每完成一項檢查,還會流露出孩童式的揚揚得意。對這樣一個不明事理的“孩子”,高度發達的現代醫學顯然無話可講。沒有任何一臺機器或醫生可以告訴俞星和母親,這個曾經身手矯健的父親為何如今腿腳無力,變成了“一顆長在沙發上的土豆”。這種不算結果的結果或許比確鑿的診斷報告更令人郁悶,因為這意味著,對于這個世界而言,父母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解釋也或許無需再被解釋的謎題。不知從何時開始,父母的行為與性格開始變得陌生。即便被未知病魔的陰影所籠罩,他們仍會執拗地根據自己的習慣,小心翼翼地將所有值錢的家當裝入大大小小的旅行箱中,然后拖拽著這些累贅的行李,步履蹣跚地走進一個并不十分歡迎他們的地方。所以,令俞星和讀者感到難過的,并不只是父親衰邁的身體,還有父母的擰巴、固執、謹小慎微,以及與大城市的格格不入。正是這些令我們驚覺,父母老了。

從什么時候開始,父母從子女的記憶中出走,變成了現在這副陌生而蒼老的樣子呢?在《一面墻》中,謝雪梅的衰老因阿爾茨海默病而顯得最為觸目驚心。疾病使她的身體與記憶加速腐朽,將這個歷盡風霜的老人變成了一個頻繁離家出走,生活不能自理,處處遭人嫌棄的“孩子”。疾病不僅捶打著母親的身體,還反復碾壓著她的尊嚴,讓本就對她頗有微詞的兒媳李婷更為直白地表達出自己的怨懟。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和諧,于是,張康便不得不像對待一個兒童或者一頭動物那樣,將母親圈在一個有限的活動范圍內來換取片刻的安寧。然而,這一看似無奈的舉動或許并非僅僅是出于妥協。事實上,張康也早已對母親心懷怨言;他不喜歡她的“孩子氣”,不喜歡她那“滿嘴黃牙與牙齦”所折射出的粗俗與落后,更不喜歡母親的出現所帶來的他的一切歷史。妻子對母親的不滿甚至可能恰好為張康積壓已久的情緒提供了宣泄的出口,使他可以義正詞嚴地拋棄母親、背叛母親、遺忘母親,仿佛她是一個理應被趕走的麻煩,一個必須被遮蓋的傷疤。

許玲顯然有意將張康塑造成一個不討喜的人物,可或許我對他的評述還是有些過分苛刻了。面對一個疾病纏身、意識混沌的老人,恐怕很少有子女能一直保持百依百順、面面俱到。或許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子女最初的包容與孝心會在無止無休的意外和挫折中逐漸破碎,從而讓可歌可泣卻同時意外脆弱的親情變成一些更為泥濘的情感。實際上,張康也并非真的狠心決絕。當他看到母親在養老院遭到怠慢時,他便毅然決然地將母親帶回了家。對于這樣一個“久病床前無孝子”的平庸案例,我們難道就有資格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去批判他嗎?我們難道真的自信能比張康做得更好嗎?更何況,對于張康而言,母親遠不止是母親,她還是被疼痛折磨至死的父親,是只有兩歲的蛋蛋,是“貧困閉塞的故鄉”,是所有讓張康遍體鱗傷的人與事。而這些張康諱莫如深的往事,又何嘗不是母親必須忘記的創傷?只有遺忘才能使這個不幸的母親勉強地活下去,也只有遺忘才能遮蓋住這道從母親一直延伸到故鄉的傷疤,讓這個“平安庸常的中產家庭”恢復母親到來前的安穩寧靜。在此意義上,母親是城市的闖入者,是中產生活的破壞者,更是一個從農村進入城市,試圖在此落地生根的中年男人的心理陰影。她的存在時刻提醒著張康:相比安居于城市中的妻子和兒子,他和同樣來自農村的母親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他們被李婷和岳母從菜市場買來的廉價衣服打上了相同的價格,共同在城市的白眼和譏諷下強顏歡笑。沒有了母親,張康便可以將過去的困苦與辛酸放回記憶暗處,繼續與城市出身的妻子舉案齊眉、歲月靜好。

母親身上的“鄉土氣”使她備受傷害,而鄉土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所在?當張康終于在老家鄰居的提點下回到家鄉探望老母時,這個習慣并接納了都市景致之人眼中的家鄉便在城市的照耀下變成了一道暗影:

市區是常綠的樟樹和桂花樹,鄉下則是在冬天里黃了頭發的水杉,曲曲折折的河流嵌在兩岸人家之間,低矮而枯黃的藤蔓植物互相糾纏,和野草一起占滿了夏天的那些小道。隔一段就會有一座或舊或簇新的橋一閃而過,鄉村特色的別墅、普通的兩層樓房、低矮的平房互相交錯,各種自然的力量參差不齊地發著力,這才是他成長的地方。

樟樹和桂花樹終年常綠,清香四溢,它們在城市中的繁盛折射出現代的生態發展理念與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城市不但是美麗的、生機盎然的,還是宜居的、富有秩序的。在精細、嚴格的規劃與組織下,城市有條不紊地向著時代的前方走去。反觀張康的鄉下老家,此地的植物枯黃雜亂,它們在風格迥異、新舊參半、缺少條理與審美的建筑之間亂竄,在無人打理的小道和岸邊野蠻生長。故鄉既沒有完全停留在歷史的后方,也沒有走向任何明確的未來;它不存不濟,不喜不悲,雖然“各種自然力量參差不齊地發著力”,但這些蕪雜的力量所做到的或許只是相互抵消。于是,故鄉陷入了幽深的混沌中。在混沌的邊緣處,張康家破舊的房子以及身處其中顯得格外老朽的母親瘦成了故鄉的一道影子,凝聚著這個地方最尖刻的貧困與孤獨。此時再回看段首對于城市的描寫,便不由得感到另一種心酸。貧瘠意味著落后,落后則勢必引發遺忘,這似乎是一個無法躲避的規律。可忘記了“回家之路”的,真的只有張康一人嗎?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進程促使城市飛速擴張,在此過程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發展落差日益增大,最終造成了城鄉之間的諸多不平等。在此情形下,鄉村就如同記憶混沌的母親,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當張康目睹妻子與岳母百般呵護罹患肝癌的岳父時,多年前因病去世的父親突然鬼魂般出現在他的面前。父親與岳父患的是相似的病,二人的命運卻截然不同。父親深知家中拮據,于是他拒絕治療,用“最廉價的止痛片和最劣質的燒酒”麻痹疼痛,獨自走到一旁等死。所以,當生病的岳父在生活中變得格外重要時,張康自然會感到不適——憑什么我的父母只能活活疼死,只能被送走,而你李婷的父親卻可以安心看病,享受子女無微不至的照顧?讓張康憤憤不平的不只是妻子對待母親與岳父的雙重標準,還有城鄉、階級與貧富差異所導致的命運殊途:“他突然意識到,他是在替那個發現癌癥,將自己活活痛死也不愿意花一分錢的張大新嫉妒。”在鄉村日益衰敗、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冰冷現實下,一輩子面朝黃土的父母又怎會不變老呢?

二、回望故鄉,或堅守傳統

在許玲的筆下,父母與故鄉血脈相連、休戚與共,這不僅是對一個時代的普遍生命體驗的呈現,同時也是作者自覺選擇的敘事技法。《一面墻》告訴我們,在現代都市中,這些來自鄉村的父母只是過去時代光禿禿的一截尾巴。因此,只有背靠故鄉,潛入記憶,小說才能夠將父母人生中的褶皺一一打開。在此意義上,講述父母實際上也是在講述故鄉。《在他們走之前》中,現代醫學對父親的病束手無策,于是父母回到了故鄉,回到了他們生命的源頭,似乎唯有如此,命運的某種奧秘才能夠被發現。所以,當父母與俞星一同漫步于由故鄉建起的記憶隧道中時,他們不僅是在回首往昔,同時也是在尋找秘密。比起張康那個不堪回首的荒涼故鄉,俞星的老家洞庭湖顯得寧靜而祥和。這里鄉道平整寬闊,植物競相生長,樓房與別墅鱗次櫛比,一派富有朝氣的樣子。即使在過去,洞庭湖的田野也是明亮而開闊的,因此俞星與父母記憶中的生活點滴也同樣生動而溫馨。可如果美好便是故鄉的全部,尋找還有何意義?似乎是早已料到讀者的滿腹狐疑,許玲讓回憶突然調轉方向,從日常生活急速轉至長眠于樹林中的死亡陰影。論及此事,父親意外地克制與淡然,只嘆一聲:“三兒,一個人在這里住了好久了。”幾十年的時間里,小兒子的死已經變成了林中的一片落葉。然而這個被祖父不慎壓死的孩子,卻曾是父母與祖父心中最深的一道傷,它使父母與祖父和大伯的關系冰凍了數十年,使父親與情同手足的朋友老吳斷絕了來往,并最終讓一直心懷悔恨的祖父用一碗摻了滅鼠藥的米飯了結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小兒子的死僅僅是一場意外嗎?幾十年的是非恩怨、糾纏別離,僅僅是一次無心之失的慘痛代價嗎?可是,如果故鄉不是多災多難的,如果祖父與父親沒有日夜在大堤上巡防,他們又怎會借酒澆愁,失手殺死孩子呢?小兒子的死從另一個角度讓我們看到了鄉村困苦的一面,因此這場悲劇不僅是一個家族的創傷,更是整個故鄉的沉疴。而當父母身上壓著整個故鄉的重量時,他們的傷口要多久才能結痂呢?固然,時間如流水,可父母究竟等待了多久,喪子之痛才終于被稀釋為一聲嘆息?在此之后,父親還要等待多久,才能原諒那個曾經怨恨祖父的自己?父母對這個苦樂參半的故鄉的復雜感受,到底經過了時間多少次的淘洗,才變成了如今這般柔軟的鄉愁?如此看來,衰老反而是一種幸運,它意味著對歲月的克服或者淡忘,意味著一線生機。在此意義上,洞庭湖今日的朝氣實則難掩其衰老的事實。鄉村的路是越走越寬了,可與之相伴的是年輕人的集體離去與老年人的陸續離世。煥然一新的鄉村背后,是支離破碎的宗族結構,是無法再喚起與分享的集體記憶,是“笑問客從何處來”式的惆悵迷離——這些或許能讓我們從“更新迭代”中品味出幾分感傷的意味。面對故鄉的失落,面對自己必將消逝的生命,父母又怎會不產生后代“忘本”的憂慮呢?正因時間如流水,才需要不厭其煩地講述。講述是打開,亦是回歸——回歸父母、回歸大地、回歸傳統,以回望的姿態從容應對不斷向前滾動的時間。

然而,當回望從姿態變為執念,這是否會造成另一種意義上的短視?如果說,陷于現代化進程洪流中的子女遺失了看見故鄉、看見父母的能力,那么固守鄉土,獻身傳統的父母是否也會在對這一洪流的堅決對抗中變得保守、狹隘,乃至于不近人情?這便是許玲在《齊物論》中思考的問題。與《一面墻》中無法走出鄉土與創傷的謝雪梅相比,《齊物論》中的父親老齊顯然是不值得同情的。畢竟,老齊是有選擇的,而他不僅選擇堅守故鄉,還選擇為此傷害自己的親人。他在故鄉的土壤中種滿了自己鐘愛的“老的東西”,將曾被洪水沖垮的故鄉改造為自己的自然王國。然而,這片富有詩意的田園卻并非故鄉固有的樣子。在被洪水摧毀前,這里也有過學校、菜市場和鄉道,它也曾走在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上。因此,老齊復活的與其說是現實中的家鄉,不如說是一種對故鄉的浪漫想象。比起現實中變動不居的鄉村,想象中永遠寧靜豐美的家園自然更容易讓其子民的熱愛變為信仰。可當信仰達到了極端,偏見便會破土而出。老齊越是愛故鄉,便越是反感城市以及一切現代科技的產物。他輕蔑地將城里的食物稱作“洋垃圾”,并斷定孫子齊小遲無法在這種“惡劣”條件下茁壯成長。這或許還只是老人普遍持有的偏見,然而當老齊用不下蛋卻占著窩的母雞影射難以懷孕的兒媳時,情況便變得不同了——這不再只是挑剔,而是建立在陳舊性別觀念上的人身攻擊。更何況,導致夫妻二人多年無子的并不是何燕,而是老齊的兒子齊君,可老齊非但不理解這對夫妻,還鼓動齊君借腹生子,只因他堅信“你播了種,沒有收成,你得怪那塊地!”其中當然有一個父親對兒子天然的偏愛與包庇,有一位老農民對土地經驗的篤信,但在久居城市、長年接受著現代思想熏陶的后輩看來,老齊對兒媳的鄙夷更多源自對傳宗接代的這一古老價值觀的執著——這也正是為什么,何燕眼中的老齊“就是一個頑冥不化和不可理喻的老人”。此處,老齊儼然一副封建大家長的樣子,而他的腐朽和蠻不講理也讓我們看到了故鄉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若想維持美麗與“原生態”,故鄉就只能保持封閉與排外。

那么,老齊是否只是一個思想落后、言行偏激的老人?我們是否應當與何燕站在一起對他大肆撻伐呢?如果許玲只是想寫一個老人與青年、傳統與現代兩相對立的故事,那么從前文的論述來看,她已經做到了。然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每個人都那么不同,一切聲音都那么喧囂的時代,一個著眼于二元對立、誰是誰非的故事又有什么講述的必要呢?更何況,小說的價值從來都不在于評判是非對錯,而在于展現這個世界無限的復雜性。許玲的可貴之處正在于她的包容與細膩,即便面對一些不那么可愛的人物,她也總是愿意去剖析他們的內心,發現他們的多面性。正因如此,許玲在老齊與齊君夫婦之外還設置了齊小遲的視角。比起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觀念與視角或多或少已經定型的成年人,未經世事的小孩子有著更加稚嫩而敏感的雙眼,這使他們更善于看到人性微妙的內面。在小遲的視角下,老齊對故鄉的愛不再顯得狂熱,它變小了,降臨在微小而具體的生命上,比如扁豆、花蕊,甚至是一只螞蚱。老齊對這些生靈的習性如數家珍,仿佛它們就是他自身的某種延伸。于老齊而言,故鄉并不只是一套僵硬、霸道的傳統秩序,它是老齊血肉的一部分,構成了他核心的認知與情感系統。小遲得知過世的奶奶被爺爺埋在了菜園中后,菜園中的果實便瞬間有了“奶奶的味道”。這讓我不禁去想象,每當老齊澆灌、收割、品嘗這些果實時,他是否也會想起與亡妻共同度過的數十載時光?而每當他借由敘述動植物的生死浮沉,娓娓道出大自然的總體法則時,他所講述的又何嘗不是與故鄉相依為命的情感點滴?那層層疊疊的情感不比時間更輕,它足以將一個人變成一座山。因此,老齊又怎能不畏懼那必將翻天覆地的現代科技呢?

如果說,脆弱與兇狠本就一體兩面,那么現在我們或許對老齊又多了一分理解。對于這個已經輪回了上百年的小島而言,老齊的全部歷史也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在必將席卷一切的現代性變革面前,他的一意孤行雖自有其可敬之處,卻也終究是以卵擊石。事實上,早在游客陸續登島以及政府決定在島上建立水電站前,現代便已跟隨小遲悄悄來到了這片土地上。這個從試管中來到人間,實際上沒有一丁點齊家血統且與老齊秉持的所有觀念與原則都背道而馳的孩子,卻出人意料地親近自然與傳統習俗,并因此得到老齊毫無保留的愛。這份愛使老齊放下了對血脈的信仰,改變了對傳承的看法。小遲成了故鄉的一粒種子,他包含著彌合傳統與現代之裂隙的可能,蘊含著小島千百次輪回中的又一個開端。有鑒于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解讀小說的結尾——懷揣著這粒令他滿腹柔情又五味雜陳的種子,老齊跳入了大海,卻在入水的剎那變成了飛鳥。在俯瞰的視野下,大地遼闊且無邊無際,任何一塊土壤都充滿生機,任何一寸土地都能讓種子生根發芽。陸地的大面積出現似乎也預示著,因故鄉“淪陷”而漂泊不定的老齊終將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停泊靠岸。那時,故鄉將不再是某個具體的地方或亙古不變的規矩,它將成為一種流動的精神。小說到此便結束了,而老齊與故鄉的故事仍在繼續。

三、父母可以“與時俱進”嗎?

《齊物論》拋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雖然父母與故鄉共享著相似的命運,并在情感與精神上與故鄉難舍難分,但他們卻未必只能是傳統的一個倒影或者苦難的一個符號。如果說,守舊如老齊都具備走出故土,走向現代的可能,那么父母或許都可以走出固有的生活與思維模式,做到某種程度上的“與時俱進”。

正如《齊物論》所展現的那樣,父母突破桎梏的時刻往往是小說中親情最為濃郁的時刻,這一點在《七日談》中亦得到了呈現。在《七日談》中,齊婭母親最大膽的舉措莫過于供女兒讀大學。在那個重男輕女思想盛行,女性發展極度受限的年代,一個農村少女的出路無非三條:“一部分讀完初中或者初中半途就輟學了。一部分讀了中專,只有極少的一部分進了高中。”進入高中的女性尚且稀少,進入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可見齊婭的確天資過人,但更難得的是母親對她的支持。雖然母親聲稱是為了讓齊婭幫自己養老才供她讀書,可這真的是母親內心的實際想法嗎?對于一位渴望又羞于表達愛意的東亞母親而言,這所謂的理由是深情與體面之間必要的面紗。即使母親并沒有真的想要齊婭養老,允許女兒讀大學這一行為本身,便是對男尊女卑觀念的撼動。母親是一位久居鄉村的家庭婦女,她不大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因此,母親并不是在自覺地挑戰傳統性別秩序,而是她對女兒的愛撐破了秩序的枷鎖,這便讓母親的付出顯得更為質樸和珍貴。而比起傳統觀念,貧窮或許是更加現實也更加難以跨越的障礙。齊婭家中有一位長年患病、無法勞作的父親,還有一個在外地讀大學的哥哥,這意味著他們比村里的其他人家更加困難,因而也更加需要穩定的勞動力。這個時候送女兒讀大學,無異于雪上加霜。面對重重困難,母親依然做出了最“不理智”的決定。至于她是如何低下頭向鄰里借錢以支付兒女的學費,又是如何在女兒離開后扛起了整個家,作者并沒有告訴我們。這一筆留白是她的仁慈,亦是她的高明之處:只有將苦難的細節置于未知之中,才能渲染出母愛的不可思議。

愛讓父母變得勇敢,敢于逾越傳統與規范。然而,這種令父母不惜付出一切的愛,真的一定會讓子女快樂嗎?對此,《誰能聽懂528赫茲》提出了不同于《七日談》的觀點。小說中的兩位母親雖然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與階層,但在撫育子女的方法上卻驚人的相似。靜珠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她身上有著一切我們可以想象到的中產階級特征:高雅(或力求高雅)、知性、保守、緊繃。在家庭生活中,這些特質表現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掌控欲,不僅家中的裝修風格必須以靜珠的喜好為重,兒子小迪的教育、著裝甚至交友也會遭到母親的限制與點評。不過,靜珠并非有意控制家人,在她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愛的方式”。好在小迪已經長大成人,離開父母,這種“愛的方式”不會再對他造成過多干擾,而靜珠的丈夫志明可就沒這么幸運了。靜珠像照顧兒子那樣十年如一日地為丈夫購置他的一切衣物,像打理一塵不染的家那樣打理丈夫,并自以為對丈夫了如指掌:“她和志明幾十年的夫妻,就像左手和右手,了解對方的每一寸紋理。”可就是這樣一個看似毫無秘密的丈夫背著靜珠走向了另一個女人。在“秋”面前,志明不再是溫柔克制的完美丈夫,而是一個喜歡唱歌吟詩、敢于袒露內心的浪漫情人。這分明是在告訴靜珠:她從未真正了解過這個所謂的另一半。夫婦二人實際的相處模式正如小迪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不是心心相印,而是志明單方面的遷就。而當小說借小迪之口說出志明的想法時,我們不得不再次注意到這對父子之間的關聯。事實上,許玲有意通過制造兒子與父親之間的對位來凸顯靜珠母親與妻子這兩種身份的疊印。在此意義上,小迪首次出場于標題為“靜珠與志明”的章節就顯得別具意味。小迪不僅映照出母親的掌控欲,還提醒我們靜珠與志明并非身份平等的伴侶。當志明需要像小迪一樣承受靜珠“愛的方式”時,他便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靜珠的另一個兒子。這也能夠解釋,志明為什么會在靜珠過度介入兒子的成長時罕見地與她發生爭執——被壓抑的不僅僅是成長中的兒子,也是逐漸步入中年卻依然無法自主的志明。正是在這種壓抑中,母親和妻子的身份得以完整,中產生活的秩序也得以存續。不可否認的是,靜珠給了兒子和丈夫全心全意的愛,可倘若忽視了這份愛及其表現形式中的中產底色,便無法完全理解靜珠的強勢與一廂情愿。同樣,如果我們忽略淑芬重男輕女的婆家與坎坷的前半生,便無法理解一個來自底層的農村婦女為何會拼盡全力將女兒小登打造成一個“淑女”。淑芬望女成鳳的心情中既飽含著對獨女的疼愛與期望,也充滿了對自己的恨——這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是比愛更加強大的動力。她不想將自己悲哀的命運遺傳給女兒,不想讓女兒像自己一樣“丑”“普通”,最后“只能找個差不多的人嫁了”。淑芬對女兒的期許折射出對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我們或許還能從中嗅到一絲跨越階層的渴望——畢竟淑芬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來自中產階層的靜珠。這位嘗試替女兒打破命運的母親讓我們想起了齊婭的母親,二者雖然都在母愛的驅動下試圖突破性別秩序與階層束縛,可淑芬終究還是往前多走了幾步。淑芬用勤勞的雙手將女兒推向了更廣闊的天地,卻也長久地將她困在了名為母愛的牢籠之中。小登的遺書只有短短幾句話,卻無一不充斥著對母親的愧疚:“對不起媽媽,下輩子再來報答。”也只有在小登投河自盡后,淑芬才驀然發覺,自己含辛茹苦養大的女兒其實早已與自己走散了。在此意義上,淑芬與靜珠可謂同病相憐。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雖然沒有像許玲的其他作品那樣著重刻畫父母與故鄉之間的關聯,我們卻依然能夠從兩位母親與家人的相處中看見出身、階層與過往經歷對性格、觀念與情感表達的影響。因此,當淑芬與靜珠執著于某一套“愛的方式”時,她們實際上也是在維護某種形塑了自我的傳統。在這個層面上,她們的困境與故步自封的老齊并無二致。如果說,老齊對孫子的愛讓他最終走下小島、走出執念,因此《齊物論》實際上是在透過老齊的故事述說愛的力量,那么《誰能聽懂528赫茲》也是在通過書寫淑芬與靜珠的過失和改變追問我們到底應當怎樣去愛。在這篇小說中,愛可以分、可以合,還可以連接起兩個身份迥異的女人,使她們在對方的謬誤中找出自己的缺陷并予以矯正。正是在淑芬那句“我要成為我喜歡的自己,小登才能是她喜歡的自己”的提點中,靜珠才猛然發現自己從未與志明坦誠相待——這實際上無異于承認,靜珠從未真正做過自己。正是在對愛之方式的反省中,淑芬與靜珠放下了對付出與掌控的執著,學會了先愛自己,再愛他人。為強調人物的變化,許玲設置了一個充滿對比意味的結尾——常年為他人付出的淑芬終于“自私”了一次,在舞臺上大放異彩;靜珠放棄了對自己與家人的掌控,并遇到了一個能讓她不顧形象、開懷大笑的男人。平心而論,這個結尾似乎有些多余了。人物的心理轉變已足以佐證她們的成長,而將成長落在實處,強行將人物推入新的生活,反而使小說失去了應有的韻致,并讓本該使讀者有所回味的結尾顯得夸張而生硬。不過,倘若我們承認小說是在講述愛,那么這個過分圓滿的結尾實際上對小說的主旨進行了升華:淑芬與靜珠不但重新認識了愛,并在此過程中突破了舊有的生活模式與身份認同。“平庸”“丑陋”的農村女工淑芬變成了交響樂團中的焦點,矜貴持重的靜珠也與一個隨性恣意的男人互生情愫。在此意義上,愛成為父母實現自我超越的原動力,使他們從固執守舊變得富于變化與生機。

許玲對父母親情的所有書寫歸根結底都是在尋找愛、討論愛,并試圖從愛中找到和解與前進的力量。即便那些感情淡薄的親人,如《黑箱子》中的敘述者與其祖母,也必會在結尾時刻從對方身上找到幾分溫情與慰藉。這樣的書寫固然積極而美好,為瑣碎、冷硬的現實生活注入了希望與溫暖,然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許玲對愛的堅信不疑是否也應當予以商榷?愛固然富于能量與價值,具有超越世俗障礙的力量,然而對愛得過分沉湎是否也會導致小說流于煽情和庸俗,使之浮現出另一種意義上的淺薄和概念化?愛又是否真的強大到足以讓父母奮不顧身,逾越規范,以至于敢于打開那個長久封閉于傳統中的自我?換言之,一個人的天性與積習是僅憑愛就能改變的嗎?或許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小說為何如此執著于書寫父母,執著于從他們身上找到愛與改進的可能?

四、回望彼岸,走向未來

事實上,對父母的講述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許玲的大部分小說都采取了子女的視角,《在他們走之前》《七日談》《黑箱子》更是直接將子女放在了敘述者的位置上。那些緊貼老人或父母視角的小說,如《齊物論》《藏龍臥虎》和《誰能聽懂528赫茲》,實際上依然帶有一個內置的子輩濾鏡,因為只有在子輩那里,父母輩的生活,苦難與秘辛才會被看作是應當挖掘與認知的對象。子輩視角自然而然地賦予了小說一種青年立場,因此這些父母的故事實際上也是兒女的故事,是“青年”的故事。

此種“青年”絕非《少年中國說》中“潑蘭地酒”般熱烈灑脫、銳意進取的青年,他們往往有著更加曖昧的內涵與氣質,故而我們很難一上來就將他們指認為青年——又有誰會將那個疲于奔命,被婆媳矛盾撕成兩半的張康與“青年”這一群體和概念聯系在一起呢?在許玲所有的主人公中,恐怕只有跟隨夢想走向遠方的夏至尚有幾分青春氣概,但這樣的氣概也在她對父親無盡的追思中變得潮濕而凝重。作為許玲所有主人公中最年幼的一位,《上青云》中的小池雖對世界懷有赤裸的好奇與渴望,并因此一再試圖證明自己“早長大了”,卻也無法真正走出青云里,做馳騁天地的少年。所幸的是,許玲最終還是讓小池與他那些患病、衰老的家人一同飛向了世界。那個畫著全家福的氣球象征性地放飛了常年蝸居于青云里中的一家人,并打開了小池的視野:“天空變成了地面,他在天上飛。世界的入口,就在他的眼睛里。”這種視角上的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世界的重新發現,實際上源自小池對家人的祝福與關愛。正因小池懷有拓寬家人生命邊界的純真愿景,他才得以飛上青天,俯瞰大地。愛真可謂是四通八達,它不但能改變頑固的老人,還能改變青年對世界與自我的固有認識。同樣因愛而改變的當然還有張康。正是在對母親的回憶中,張康放棄了幻想中那個更加溫馨可愛的家庭,與自己的父母達成了和解。張康的轉變或許的確有些突兀和理想化,但或許也只有理想的陡然一震,才能打破小說自開篇起便彌漫不散的悲觀主義色彩,撬動某種關于親子關系與代際更迭的現實:

張康想起給小沐采樣的那天,他一直想弄清楚一件事情,這天底下一年要走失多少孩子呢,有沒有父母在很多年后,在沒有照片的情況還能記住孩子的臉?而現在,他又多了問題,一年要走失或者被動走失多少個父母呢,有沒有孩子能記得住多少年前,父母們曾經年輕的臉和身體?

被遺忘,被拋棄,被時間的長河分解、消化,這或許才是那些逐漸變為“累贅”的父母應當走向的結局;向前走,不回頭,隨波逐流,讓前一個時代的記憶與創傷歸于沉寂,這似乎是代表著現代的子一輩理應遵守的“自然規律”。中國社會幾十年間的飛速發展造成了不同代際間的根本性斷裂,這一斷裂是現代化進程中難以避免的代價,但這并沒有讓它變得更加容易接受。今天我們之所以頻繁談論“原生家庭”,不僅因為我們不滿于父母的“不稱職”和“不思進取”,還因為我們對于骨肉相連的親人間再也無法彼此理解而感到痛苦。那一聲聲哀怨的控訴中分明回響著子輩對代溝的消極抗議和對親情的隱秘渴望。然而,并不是說誰的哭聲更大,誰就更值得同情。讓我們都捫心自問一下吧,我們真的要比“不思進取”的父母更先進、更懂得變通嗎?我們其實都明白代際斷裂是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我們也都希望能與上一代人和諧共存,但很少有人會為此付出實際行動,因為行動意味著走出舒適區,意味著對抗,也可能意味著失敗。

在代際關系緊張的地方,小說站了起來。它的身姿并不偉岸,卻扛起了現實無力負擔的人與事。許玲將一種彌合斷裂,挽救遺憾的行動力賦予她的所有人物,于是張康開始尋找母親,夏至將父親的志愿帶向了遠方,祖孫間的隔閡得以消弭,父子間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如果說青年對現實的介入總是出于對現狀的不服氣,那么這些人物對親情的執著或許是源于對“親人走散”的不甘心。所以,小說必須回首,也必須在老人身上發掘愛的力量和前進的可能,唯有如此,長久存于代與代之間的溝壑才有可能被跨越。不過,說許玲的人物都是在自覺地修復親情,恐怕是不準確的。事實上,大多數人物只是在感性的牽引之下自然而然地滑入了與親人、與自我和解的敘事軌道。因此,真正“不服氣”的其實是許玲本人。懷著對老人的憐憫和對自身晚景的擔憂,許玲曾走訪了七家鄉鎮敬老院。這些敬老院大多資金短缺,條件簡陋,老人們的生活水平與狀態可想而知,可他們卻并非人們想象中孤苦無依,身心麻木的“可憐蟲”;他們依然對生活懷有期待,甚至熱情。當許玲放下知識分子式的同情和審視,將老人們視作一個個普通人時,她反而發現了他們的不平凡,發現了“每一道褶皺里都有乾坤”。而當許玲寫下這些老人的故事,她或許便在某種意義上促成了兩個代際間遲到已久的對話。文學既無法立刻改變敬老院的現實,也難以切實改善老人們的生活處境,但它起碼能夠讓我們看見“褶皺內”的世界,打通一些長期存在的壁壘,讓原本無法相互理解的群體看到彼此之間的共通之處。在這個層面上,許玲對親情的反復書寫就是要表達對于代溝的不滿和修復代際裂痕的決心,這就令那些看似過于圓滿的故事充滿了向上的、不服輸的勁頭,做到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與時俱進。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