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基層文學寫作共同體的形成
北京東五環外的皮村,是無數外來務工者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城鄉接合部。這里沒有繁華的都市景觀,只有低矮的出租屋和穿梭不息的勞動者。二〇一四年九月,新工人文學小組在皮村成立,經過長期堅持,孕育出一個獨具特質、充滿生命力的基層文學寫作共同體。這些年先后出版《勞動者的星辰》《久別重逢》《大口呼吸春天》《我在北京做家政》《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多部廣受好評的文學作品,是最早以文學為媒介、鼓勵普通人從事文學創作的共同體,也是新工人文學、素人寫作和新大眾文藝的典型代表。文學小組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以文學為紐帶,匯聚了范雨素、小海、李文麗、施洪麗、郭福來、李若、苑偉、馬大勇、潮白等一批喜愛文學的勞動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著不同的人生際遇,卻有著共同的文學追求,以自身的生存經驗為源泉,用詩歌、小說、非虛構、散文等文體展現豐富多彩的人生,逐步形成具有凝聚力、生命力和影響力的基層文學寫作共同體。
最早住在皮村附近的工友并沒有開始創作,感覺文學離自己的生活很遠。有的工友向社區工會借書的時候提出想學習寫作,圖書室的負責人付秋云就在工友之家的支持下成立了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邀請高校老師、記者、編輯等當文學志愿者,每周末開一次文學寫作講座,范雨素、苑偉、李若等是最早的成員。這些勞動者雖然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文學訓練,但有著強烈的文學表達和真摯的情感。他們想通過文字記錄自身的經歷,通過寫作找到精神寄托。文學小組成員分成兩類,一類是喜歡閱讀、看書,但沒有創作過的,如范雨素、李文麗等;還有一類是在家鄉、工作之余進行文學創作的,如郭福來、小海等。從喜歡文學到開始寫作,離不開志愿者老師的鼓勵以及文學小組成員之間的相互學習。
文學小組最溫暖的時刻是每周六晚上的講座課,也是最受成員歡迎的活動。這些年,有百余高校學者、知名作家、編輯等志愿者來為勞動者講解文學創作和閱讀。勞動者褪去平時的疲憊,每周拿出兩三個小時,在簡陋的會議室,與志愿者老師們學習文學寫作的方法。課上的知識學習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彼此見面、交流,談談對某個作品、問題的看法。疫情期間,小組將線下活動轉移到線上,通過微信群、騰訊會議等平臺,開展線上講座、線上創作交流。場地拆遷時,小組積極尋找新的活動場地。這些年,學習空間換了好幾個,但大家的熱情不減,每年都有新朋友加入。文學小組讓每一位寫作者能在群體中獲得歸屬感和認同感,意識到“不是一個人在寫作”,這種凝聚力是皮村文學小組發展、壯大的基礎。
二〇一五年以來,付秋云把大家的作品投給一些媒體,一開始在“網易人間”等自媒體發表,后來也登上《北京文學》《十月》《中國作家》等專業刊物,再后來就是出版社的編輯主動策劃圖書。如世紀文景的楊沁老師已經策劃了兩本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一本是偏“非虛構”的《勞動者的星辰》,一本是詩集《大口呼吸春天》。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的創辦,成為文學小組與更多勞動者聯絡的載體。這本內部交流的刊物,每兩月推出一期,由付秋云和文學小組的骨干成員承擔編輯,范雨素和馬大勇擔任主編。他們從投稿中認真選出合適的稿件,發表了很多文學小組成員和全國各地勞動者的優秀作品,涵蓋散文、小說、詩歌、批評等多種文體,推廣了新工人文化和勞動者主體的價值觀。文學小組從二〇一九年每年舉辦一次“勞動者文學杯”征文比賽,吸引了大量一線勞動者投稿,參賽作品表現了打工生活、鄉村變遷和生命感悟,獲獎作品發表在《新工人文學》的專刊里。二〇二五年還每月舉辦主題寫作,鼓勵寫作者圍繞特定主題進行創作,挖掘身邊的故事,優秀作品也會發表在《新工人文學》上,給予寫作者以鼓勵。
這期“皮村小輯”共收錄了八位文學小組成員的近期作品,這些作品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對苦難的抗爭和對未來的向往,既有真實生存狀態的寫照,也有對精神自由的表達。范雨素是文學小組最早加入的成員,二〇一七年因《我是范雨素》成名。她愛好閱讀,喜歡寫作,形成了自己的文學風格和對文學的獨到見解。她擔任《新工人文學》電子雜志的主編,幾乎每期都撰寫卷首語,這已經成為刊物的特色之一。這些卷首語將個人經歷、社會觀察與文學思考融為一體,如《土谷祠的孩子》中對流動兒童生存狀態的探訪,《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中對女性命運與教育意義的思考,還有寫作讓自己從被動式活著變成主動式活著、文學是生命開疆拓土的工具等觀點。
李若是文學小組最早發表作品的成員,在“網易人間”發表過多篇爆款作品。她的文筆銳利、干脆,不拖泥帶水,顯示了她十多年打工生涯的歷練,以及對不同人的深刻把握。這篇《我在杭州打零工》是她二〇一八年離開北京返回家鄉、人到中年再次到南方打工的故事,反映了中年打工者的生存焦慮。文中呈現了她從十八歲出門打工,輾轉于廣東、蘇州、北京、杭州等多個城市,從事過鞋廠工人、電子廠工人、飯店服務員、超市導購等多種職業——“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呈現了女性勞動者的命運無奈。小海也是文學小組的早期成員,從事詩歌創作,現在是“詩歌商店”店長。這篇《以夢為馬——我的打工史》中講述了他十多年輾轉十多個城市的打工歷程,從深圳的電子廠到寧波梅山島的服裝廠,從杭州的印刷廠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他從事過流水線工人、搬運工、倉庫管理員等工作。他描寫車間里“和機械相似的心跳”,重復著相同的動作,身體被高強度的工作掏空。正如陳年喜的詩句“再低微的骨頭里也有江河”,小海在網吧里用詩歌來對抗工業異化帶來的麻木,他的文學寫出了無數青年打工者的掙扎,也展現了對自由和尊嚴的追求。
李文麗二〇一七年從甘肅來到北京從事家政工作,非常有文藝才能,在哪里都像一團火一樣,溫暖身邊的人。她創作了二十多萬字的作品,畫了幾千張蠟筆畫,還參演話劇表演。二〇二四年返回老家后,成為新大眾文藝的代表,讀者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為她出版了“非虛構”作品集《我在北京做家政》。在家鄉,文麗開始創作與故鄉有關的題材,這篇《她在醫院做胃鏡》講述的是一位農村老人進行胃鏡檢查,串聯起農村老人的養老困境、代際犧牲與生命尊嚴問題,那些“頭發花白、身軀佝僂”的、在醫院長椅上等待檢查的老人,成了一代勞動者晚年生活的縮影。
施洪麗也是一位家政女工,她天生開朗、快人快語,樂觀地面對癌癥的折磨,給人生命的力量。在《活著,繼續大笑》中將自身的抗癌歷程與家庭困境、鄉村變遷緊密結合,以文字為武器,直面人生苦難。抗癌四年,她依然沒有放棄對生活的希望,即便經歷了病情反復的恐懼和巨大的經濟壓力,也沒有放棄文學創作,與同樣身處困境的癌友相互鼓勵,在寫作中找到了生存的勇氣。
苑偉也是文學小組最早的成員,原來是木工,現在從事物業工作。他非常有文學才華,其作品也是文學性最強的。這部短篇小說《微笑》有點像法國的新小說,以荒誕筆法冷靜地展現物業工人的日常工作,通過描寫主人公為了工作刻意練習微笑、在工作中遭遇的窘迫,刻畫了職場生存的異化,“凍僵在臉上的微笑”成為勞動者職場生存的生動隱喻。
馬大勇是花藝師,學美術出身,從事傳統插花教學和研究工作。這篇《春池》以細膩筆觸描繪家鄉池塘的四季變遷,塘邊的花草、魚蝦和民俗既是對故鄉的眷戀,也是對田園生活的精神向往。潮白是最新加入文學小組的成員,他遭遇事業困境,以送外賣為生,文學是他擺脫現實壓力的烏托邦。這篇《接神》呈現了農村春節“接神”的民俗場景,融入了北漂者的負債焦慮、父母的衰老與鄉愁,展現了傳統儀式與現代生存壓力的張力。
這些作品沒有宏大敘事,卻以個體經驗為切口,讓勞動者的辛酸、迷茫與堅守變成可感可知的文學形象。這些作品除了書寫人生的困苦,也展現勞動者之間的互助精神。李若描寫自己生病時,同宿舍的工友夏雪琴無微不至的照顧,那是陌生城市中相互扶持、彼此溫暖的情誼。施洪麗也寫了自己與癌友之間的相互支撐,一起交流抗癌經驗,一起分享生活,在苦難中共同陪伴。小海經常提到民謠明星張楚對自己的精神鼓勵,讓他更有信心追求文藝夢想。這些作品能夠搭建起不同群體之間的理解與共情,消除人們之間的隔閡,促進社會的包容。文學小組成員之間也像家人一樣,遇到困難時一起面對,遇到挫折時一起幫助。這種情感聯結不僅拉近了文學小組成員之間的距離,更讓我們在精神上形成共鳴。
新工人文學小組成立以來,為基層寫作者提供了文學學習和成長的空間,成為聯結分散個體寫作者的重要紐帶。普通勞動者能通過寫作不斷提升自己,與他人、與社會建立深度聯系,實現了從“被動式活著”到“主動式活著”的轉變。文學小組以文學為平臺,讓漂泊的勞動者以文字為媒介彼此看見,打破了個體的孤獨感,讓寫作從個人的精神自我表達變成群體的共同發聲。文學小組具有極強的包容性與開放性,無論學歷高低、職業差異、寫作水平如何,只要熱愛文學、愿意寫作,都可以加入,獲得平等的學習與交流機會。這種生活上的扶持與精神上的滋養,讓文學小組成員凝聚在一起,堅守文學的初心,形成有機的、充滿生命力的基層文學寫作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