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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順風耳” ——《四渡》背后的神秘情報部隊軍委二局
來源:北京日報 | 楊麗娟  2026年07月22日06:56

電影《四渡》正在熱映,毛澤東口中的“得意之筆”,正以光影重現銀幕。1935年,赤水河兩岸,紅軍在十倍于己的敵軍中忽西忽東、迂回穿梭,兩次入川,兩占遵義,大戰婁山關,四渡赤水河,從絕境中撕開了一條生路。

成就這個軍事傳奇的,除了毛澤東的用兵如神,還有一支長期隱身幕后的力量——軍委二局。電影中多次出現這樣的臺詞:“二局情報顯示”“這是我們二局得到的消息”“我手中這兩份情報,是二局剛剛破譯的”……說的都是這支神秘的隊伍。

長征路上,他們如同“千里眼”和“順風耳”,用破譯的敵軍密電為中央提供最可靠的情報。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這支隊伍:“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但因其工作的絕密性質,這盞“燈籠”長久隱于歷史的暗處。今天,借著《四渡》,二局的傳奇故事終于有了被講述的契機。

“曾希圣同志有個妙計”

電影《四渡》中有這樣一幕:1935年3月,四渡赤水后的紅軍主力抵達金沙縣安底附近,準備南下渡過烏江。指揮部里,馬燈昏黃。聽到毛澤東說要“南下”,朱德先開了口:“要不得,中央軍現在離我們非常近,迎頭撞上就麻煩了。”

他的顧慮確有依據——此刻,國民黨的周渾元、吳奇偉六個師距紅軍準備渡江地段,只剩一天路程。而紅軍全部過江,至少需要三天。要是迎頭撞上,烏江很可能又成了湘江。

毛澤東卻沒有片刻遲疑,他回答道:“曾希圣同志有個妙計,二局可以模仿蔣介石的語氣和國軍發報手法,給中央軍發電,改變他們的行軍路線。”

假電報發出,周渾元、吳奇偉部果然奉命向泮水、新場方向前進。紅軍與中央軍錯開了100里,順利渡過烏江,一場不利的血戰由此避免。

這個情節讓不少“軍迷”眼前一亮:那個隱于幕后的神秘“二局”,終于被鏡頭照到了。

二局是做什么的?曾希圣又是誰?對于不太熟悉歷史的觀眾來說,或許略顯陌生。二局的全稱為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第二局,是紅軍專門從事無線電技術偵察與密碼破譯的部隊。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這支隊伍:“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可因其工作的絕密性質,二局極少在影視劇中現身。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僅有一次提到情報來源,還虛構成了并不存在的“八局”。而作為二局第一任局長的曾希圣,很長一段時間內,更是隱蔽戰線的一位無名英雄。

1904年,曾希圣出生于湖南鄉紳家庭。16歲那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在那里,他積極投身學生運動,而對他影響最深的,是一次毛澤東的講演。

當時,毛澤東剛參加完中共一大,到衡陽發展黨員。在第三師范,他向300名師生作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的講演。在講演的最后,毛澤東說:“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都先后失敗了,根本原因是沒有一個先進階級的政黨領導……”一句話,讓曾希圣茅塞頓開。

此后,他加入青年團,報考黃埔軍校,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形勢急轉直下,他卻選擇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后來評價,曾希圣是我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早在1930年年底,他就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部諜報科科長。

在上海,為了掩飾身份,他與黨內交通員黃杰、老同志何叔衡組成一個“家庭”:何叔衡當父親,黃杰扮女兒,曾希圣則假稱黃杰的小叔子。黃杰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曾希圣經常一個人關在家里,不知他搞什么。以后才知道他是搞機要工作的?!?/p>

其實,曾希圣關在房間里,主要是通過報紙分析敵軍動向。至于“機要工作”,還是他到達中央蘇區后才碰的。

1931年,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相繼叛變,上海中共中央不得不緊急疏散。這年11月,曾希圣化裝成一個推銷員,從上海乘船,經香港、廣東,輾轉抵達閩西蘇區。

說來也巧,他剛到不久,恰逢中革軍委加強情報部門建設。在上海歷練多年的曾希圣,被任命為新組建的總參謀部偵察科科長。后來,偵察科升級為偵察局,又改名為情報局。因其在總參下設部門中排序第二,故稱之為“軍委二局”(為方便敘述,以下均簡稱“二局”)。

“一部半”電臺立大功

重任在肩,曾希圣沒料到,二局初次上陣,就栽了個大跟頭。

1932年紅軍強攻贛州。本該為作戰提供情報的二局,卻倍感挫折:派出去的諜報員,要么杳無音信,要么情報不夠及時、準確;國民黨的電報不再使用明碼,開始加密處理,二局的電臺偵聽一時成了“聾子的耳朵”。

贛州一戰,紅軍苦戰33天,城沒攻下,反倒折了數千人。雖說冒險主義是主因,但敵情不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讓曾希圣陷入了深深的自責。要知道,在他抵達蘇區前,眼前這些七拼八湊的電臺,可是立過大功的。

這一切,還要從第一次反“圍剿”時期說起。

1930年12月30日,江西龍岡,大霧彌漫。紅軍在這里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全殲國民黨軍第十八師,活捉了師長張輝瓚。大捷之后,毛澤東詩興大發,吟出一首膾炙人口的《漁家傲》。“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這幾句詞讓龍岡戰斗廣為人知。

相比之下,此役的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收獲,常常被忽略。打掃戰場時,紅軍戰士沖進敵軍發報間,看見桌子上擺著個木頭箱子。誰也沒見過這東西,一名小戰士掄起槍托砸下去。這一砸,留下一部只能收報、不能發報的15瓦電臺。這便是我軍最早的無線電通信設備——“半部電臺”。

與殘損電臺一起被俘的,還有十八師無線電隊的十名技術人員,21歲的吳人鑒就在其中。這個黃埔軍校畢業的年輕人,早看不慣國民黨內部的等級森嚴和腐敗作風,被俘后與紅軍同吃同住,他很快被折服,沒多久便主動要求加入紅軍。為了明志,他還特意改名王諍,取“諍言篤信,剛直不阿”之意。

1931年1月3日,毛澤東和朱德親自接見王諍等十名“新兵”。與王錚一同入伍的劉寅,一直記得朱德接見他們時說的話:“外面有的東西,我們這里現在沒有,將來也會有,有人會給我們送來的。”

果不其然,就在接見當天,紅軍在追擊國民黨軍時,又繳獲一部完整的電臺。王諍和戰友們便靠著這“一部半”電臺,開啟了人民軍隊的無線電事業。

因有半部電臺發不了報,只能收聽。一開始,王諍和戰友們就干兩件事:一是抄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二是監聽國民黨各部隊電臺的“QRC”。

所謂“QRC”,就是電臺自報所在的位置。劉寅后來回憶,王諍對國民黨軍的電臺太熟了,“一聽就知道是張三、李四。他們一到宿營地都要出來聯絡,都要問QRC……一翻譯出來,送到總部,領導同志看了那是高興得不得了,因為這個比什么都準確?!?/p>

就這樣,紅軍的無線電偵察,竟先于通信起步了。沒多久,由王諍擔任隊長的紅軍無線電隊正式成立。

1931年4月,蔣介石調集20萬大軍,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王諍帶著無線電隊晝夜監聽,5月15日黃昏,終于捕捉到了一段關鍵信息——國民黨28師師部與吉安留守處的明碼通話。

師部說:“我們現駐富田,明晨出發?!?/p>

吉安留守處問:“你們到哪里去?”

敵師部回答:“東固?!?/p>

情報火速送到毛澤東和朱德手中,兩人喜不自勝,連夜調動部隊,集中優勢兵力,在敵人必經之路上設下埋伏。次日拂曉,敵人果然大搖大擺如約而至。紅軍猝然出擊,一舉殲滅了國民黨28師主力和47師的一個旅。

首戰大捷,紅軍乘勝向東橫掃七百里,五戰五捷,最終以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的輝煌戰果,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

慶功大會上,毛澤東把年輕的王諍請上主席臺,高興地說:“我們工農紅軍也有了千里眼、順風耳,這是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p>

彼時,國民黨還不知道紅軍有無線電,各部隊通信普遍使用明碼——也就是每個漢字對應公開碼本上的一組4位數字,只要有電報碼本,就能直接譯出內容。就算個別部隊用了密碼,王諍這些原國民黨報務員也熟悉規律,再加上繳獲的密碼本,還原電文內容不算太難。

可“圍剿”接連失敗,蔣介石開始警惕。曾任二局破譯科副科長的鄒畢兆回憶:“蔣介石在屢遭失敗后,意識到無線電保密的重要……國民黨軍隊使用的密碼,很快就變換了。幾乎完全不用明碼電報本作底本,全改為自編密碼本……”

敵報加密,成立不久的二局陷入了困境。

“破譯三杰”讀“天書”

焦急之中,曾希圣想起早年一位電報局的報務員說過的話:無線電的密碼有規律可循,是可以猜譯的。這句話讓他的思路一下子打開了,他決定破譯國民黨軍的密電碼。

可真要上手,才知道破譯有多難。國民黨各派系的密碼全是自編的,文體古怪、內容繁雜,就連他們自己的譯電員對著密碼本譯電都得費半天勁,更何況是破譯?

葉劍英曾把密電比作“天書”。蔣介石甚至一度認定,紅軍的破譯能力必有外援。上世紀80年代,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在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他認為紅軍之所以擁有破譯密碼這個“秘密武器”,是因周恩來曾安排特工到蘇聯學習“研究制造和破解密碼”。

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后,周恩來的確挑選了一批中國留學生,讓他們改學無線電通信。不過,這些留學生在蘇聯學的只是依明碼收發報務,或組裝、維修電臺等機務。真正啃下“破譯”這塊硬骨頭的紅軍“密碼天才”,實際都是在根據地的山溝溝里被逼出來的。

1932年5月,彭德懷為二局送來一個“天才的小鬼”。小鬼名叫曹祥仁,1914年出生于湖北一戶貧苦農民家庭,15歲參加紅軍,17歲被選中參加紅軍無線電訓練班。訓練班還沒開課,他就追著教員問摩爾斯符號,等到正式上課,早已把10個摩爾斯數字碼背得滾瓜爛熟。

結業后,曹祥仁很快成為紅三軍團最優秀的報務員。他的耳朵尖得像裝了雷達,能通過報務員的發報手法和不同機器的聲音差異,直接分辨出是哪個敵臺在工作,哪個報務員在值班。幾千字的常用明碼,更是熟記于心,聽到電碼,立刻就能轉換為文字,速度簡直堪比今天的同聲傳譯。

曹祥仁從紅三軍團調到二局時,偵察臺抄下的密電已經堆了幾大筐,行軍時得用扁擔挑著,卻全是看不懂的“天書”。他開始與曾希圣一起,苦苦尋找突破口。兩人一邊讓偵察臺盯緊敵臺抄報,一邊找投誠的原國民黨電臺人員了解密碼規律,同時還不停地比對繳獲的零星密碼本和電報底稿??烧垓v了幾個月,進展寥寥。

轉機出現在1932年8月20日,紅軍攻克宜黃。曾希圣帶著二局的人翻遍了敵軍遺棄的文件堆,密碼本沒找著,卻在兩大箱亂七八糟的文書里,扒出一份譯了一半的電報。

這是國民黨第九路軍司令孫連仲發給守城部隊的,使用的密碼是國民黨新換的“展密”。令曾希圣喜出望外的是,電報中有30多個字已經譯出,每組數字旁邊都清清楚楚地寫著對應的漢字。

憑借這條難得的線索,曾希圣和曹祥仁結合敵情形勢,開始猜譯余下的部分。碰到疑難軍語,朱德、周恩來也湊過來一起琢磨。熬了一個多月,不僅把這份密電全部譯了出來,還破譯了“展密”全本。這是紅軍破譯的第一部國民黨軍密碼。

第一次拿著完整破譯的敵軍作戰命令送往前線時,大家心里還有點沒底,特意在情報末尾標了“僅供參考,不知確否”。結果朱德按情報部署兵力,打了個大勝仗,事后摸著曹祥仁的頭連連稱贊:“還是你這個小孩子行!”

遺憾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希圣和曹祥仁相繼去世。出于保密,兩人終生沒有對外透露密碼破譯的細節。好在與他們并稱為“破譯三杰”的另一位破譯能手鄒畢兆,晚年留下一份萬言手稿,揭開了讀“天書”的秘密。

鄒畢兆在“破譯三杰”中年齡最小,也是彭德懷親自推薦的“好腦袋”。他只讀過四年私塾,卻有著驚人的記憶力,摩爾斯明碼背誦如流。1932年11月調入二局時,“展密”剛破,曾希圣、曹祥仁正乘勝追擊。鄒畢兆加入后,二局很快又多了個“密碼專家”。

在手稿中,鄒畢兆復盤了破譯密碼的一些邏輯:“密碼有它自身的發展過程……展密不過屬于低級水平,幸好我們從蔣介石密碼的低級水平,就掌握了破譯的本領,也就便于在蔣介石密碼的難度不斷增大時,能夠緊緊抓住。”“破譯的根本依據是重復。一篇文章、一份長一點的電報,必然有不少單字要重復使用多次……破譯的密碼越多,發現這類可破譯的根據,就會更多?!?/p>

研究二局歷史的學者伍星發現,這群沒念過洋書的紅軍破譯員,自己摸索出的“綜合分析法、頻率分析法、復合猜字法”等方法,竟與今天國際上的密碼分析學原理不謀而合。

“破譯三杰”強強聯合,到1932年年底,已連續破譯敵軍密碼17本。次年“八一”建軍節前,這個數字達到100本。二局副局長錢壯飛給這些成果起了個雅名“百美圖”,局里還特意割了肉,給大家加餐。

鄒畢兆的手稿中,開篇就寫道:“毛澤東說:‘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里押寶,看得準,贏得了?!@個玻璃杯就是破譯敵人密碼工作?!弊源艘院?,中央紅軍對敵軍所有密電都能破譯。正如鄒畢兆回憶的那樣:“蔣介石的首腦機關和凡配有電臺的師旅以上的司令部,他們干什么,只要通過電報,我們也就知道什么!”

最令人稱奇的一樁事,莫過于紅軍險些捉住蔣介石。那是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蔣介石親赴崇仁中路軍指揮部督戰。二局從破譯的敵軍電報中,得知蔣介石定于日間取水路回去。鄒畢兆在手稿中寫道:“周副主席立即派遣了截擊的兵力??上Y介石臨時改乘汽車,僥幸地走脫了,沒有捉到他?!?/p>

“進軍貴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長征開始前,無線電偵察已經成為紅軍最重要的情報來源之一。別說是作戰命令,就連國民黨將領的私人電報,都逃不過二局的耳朵。

原國民黨軍第十師師長李默庵在回憶錄《世紀之履》中記過一樁趣事: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之后,他奉命率部駐守西安。一天,與他在黃埔軍校有師生之誼的周恩來突然造訪。

未及寒暄幾句,周恩來突然說:“我記得你有一句詩,寫得不錯嘛,‘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始干’?!蔽衣勓詣t大驚失色,忙不迭反問:“主任何知我有此詩句啊?”周恩來則放聲笑了起來。

“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始干”,是1933年二三月間,在江西第四次“圍剿”紅軍作戰時,我有感而發的。周恩來又是怎樣得知此詩的呢?

見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樣子,周恩來告訴我說,這詩句是當時作戰期間,紅軍從電報中截獲轉呈他的。因為詩句寫得形象生動,又表達了厭戰心情,他一下便記住了。

周恩來的直言相告,讓李默庵震驚不已:原來自己發給夫人的私電,竟被紅軍輕而易舉聽了去。

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對中央蘇區這套“聽風”的本事也印象極深。當時,他幾乎每天都能拿到國民黨軍最新的電文抄件。有一次到前敵指揮部,才驚訝地發現,竊聽和破譯國民黨無線電報的,竟是一群被親熱地稱為“小鬼”的年輕娃娃——大的不過二十出頭,小的十六七,日夜輪班守著電臺,耳機里的電碼聲從沒斷過。

李德非??粗剡@些情報,他的俄文翻譯伍修權回憶那時的工作程序:“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李德的住處)來。首先由我們翻譯成俄文,并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而接到電報的李德,就“圍著他房子里的大地圖繞著圈子,一邊不停地吸煙,一邊冥思苦想,拿著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勾來畫去……”

問題在于,僅有充分的情報,并不能保證一定打勝仗。李德徒有軍事理論素養,卻拘泥于教條,不懂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

1934年7月,國民黨軍突破紅軍外圍,直撲蘇區腹地。此時,中央紅軍兵力不到10萬,糧彈兩缺,加之半年連續作戰嚴重減員,每個作戰師已不足4000人。面對險惡的敵我態勢,李德卻要打消極防御戰,命令紅軍“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口、御敵于國門之外”。血戰到9月,中央蘇區只剩七八個縣城,紅軍只剩下一條路——突圍。

按原定計劃,突圍要等到10月底11月初。但在真實的歷史上,紅軍長征提前了近1個月,其中一份功勞還要記在二局身上。

關于這一點,李德在回憶錄中倒是實事求是:“我們從破譯的電報中獲悉(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情報),蔣介石指示把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約一個月……由于我們的偵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黨和軍隊的領導才能及時對計劃作出相應的修改。”

10月中旬,中央紅軍倉促上路。二局的幾十號人一邊行軍,一邊還要抬著幾十斤、上百斤重的充電機、蓄電池和收發報機。到了宿營地,別的部隊能歇口氣,他們卻要立刻架電臺、拉天線,抄收敵軍的密電。多年后,曹祥仁被問及當時的心境,只說:“我一閉眼,眼前就出現那些在戰場上犧牲的人。我就是要拼命工作,減少前方的犧牲?!?/p>

長征路上,隊伍日均行軍六七十里,遇著敵情有時一天要趕百十里。為了不間斷獲悉國民黨部隊的動向,曾希圣把二局人員分成兩支隊伍,一支隨著大部隊先走,另一支留在原地架設電臺,偵收敵軍信號。到了約定時間后,前方隊伍停下來,開始監聽,后面隊伍則收起設備,追趕隊伍。如此循環,機器的嘀嗒聲從未斷過。

1934年12月11日午夜,湖南省通道縣,二局破譯了國民黨軍的一份密電。密電內容讓毛澤東坐不住了:在通道以北的綏寧地區構筑封鎖線,防止紅軍北竄。他連夜找到周恩來和博古,激動地說:“我軍如繼續北出湘西,正中敵人下懷,不是往死洞里鉆嗎?”

十幾天前的湘江戰役,8萬多人渡江,最后僅剩3萬余人。伍修權那句“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道盡了中央紅軍彼時的彷徨。

12月11日,損失慘重的中央紅軍進入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縣。白天,博古、李德仍堅持紅軍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現在,二局送來的情報無異于當頭棒喝,繼續北上,擺明了是自投羅網。

危急關頭,毛澤東當即要求召開緊急碰頭會。這就是長征途中偉大轉折的開端——通道會議。

會上,爭論依舊激烈。最終,在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黎平方向進軍。

時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后來在《回顧長征》中寫道:“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通道會議是長征以來毛澤東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數人的支持。此次會議后,紅軍改變路線,進軍貴州,一舉攻克黎平,隨后搶渡烏江,打下遵義城,才有了后來的遵義會議。

這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澤東還對曾希圣說過一句話:沒有你的情報,博古可能只會“博古”不會“通今”,不會同意改變行軍方向;不去貴州,何談遵義,遑論遵義會議了!進軍貴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青杠坡絕地逢生

赤水河畔,土城東北三公里處,當地人叫青杠坡。這一帶形似“葫蘆”,中間是約2平方公里的狹長壩子,周圍有老鷹石、營棚頂等山峰,無疑是一個理想的設伏地。然而,這個在軍事地圖上近乎完美的伏擊陣地,卻讓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決定從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與川西北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北渡長江,得先奪土城、搶占赤水縣城。

可大軍到了土城才發現,川軍劉湘已經派重兵封鎖了長江,紅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也在進占赤水縣城時受阻。前路不通,后面又來了追兵,川軍名將郭勛祺已經率部尾追而至。

一場惡戰在所難免。中央決定,利用青杠坡的有利地形,打一場伏擊戰,吃掉尾追的川軍,再輕裝北上。

1935年1月28日清晨5點,青杠坡戰役打響。紅三、五軍團在彭德懷、董振堂指揮下向川軍陣地發起猛攻。可打了一上午,敵人非但沒被打退,反而越打越多。伏擊戰打成了消耗戰,紅軍陣地一連數次幾乎失守。電影《四渡》中那動人的一幕就發生在此時:朱德抓起槍,要沖到最前方去指揮。毛澤東認為太危險,不同意,朱德卻微微一笑,說了一句:“敵人的子彈,打不中朱德?!?/p>

對于二局在此次戰役中的角色,電影幾乎沒有著墨。那是因為,此時的二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伏擊戰最需要準確的情報,敵人有多少兵力、從哪條路來、什么時候到、后續有沒有增援,都至關重要。偏偏這時,二局遇到了長征以來最棘手的難題。

網上流傳一種說法,在青杠坡戰役中,紅軍截獲敵人的電報,不知何故把“旅”翻譯成了“團”,導致我軍情報有誤。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由于進軍四川并不在原來的計劃內,紅軍到土城時,二局對于初次接觸的川軍電報密碼還不熟悉。更糟糕的是,川軍使用了號稱“密碼之王”的“來去本”,令破譯人員一時難以破解。

所謂“來去本”,就是發報和收報使用的不是一個密碼本,用作發報的叫“去”表,用作收譯報的叫“來”表。伍星解釋過破譯它的難處,“它完全不按照偏旁部首排列,全部打亂字序,完全無從下手?!?/p>

二局雖然截獲了敵人的電報,一開始卻無法完全摸清川軍各部的番號和確切兵力。鄒畢兆回憶那時的情形:“……邊戰斗邊破譯郭勛祺的密碼。密碼叫正密,是自編本,還是復雜的來去本。曾局長、曹祥仁同志和我緊張地日夜破譯……”

曹祥仁記得,臨近中午時分,周恩來、王稼祥滿臉塵土地趕到二局,對正在緊張工作的幾個人說:“你們趕快搞清情況,我們來幫你們弄飯。”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三人苦苦思索,埋頭苦干到28日下午,終于破解了川軍密碼??勺g出的電報卻讓所有人倒吸一口涼氣:敵人正從四面八方層層包圍上來。許多年后,曹祥仁跟家人談起那天的情形,仍禁不住后怕:“形勢好險,周圍都是敵人,包圍圈只有一個不大的口子還沒有合攏?!?/p>

看到破譯的準確密電,再結合前方報告,毛澤東當即提議開會。這是長征途中唯一一次在戰場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判定,原定在這里北渡長江的計劃已不能實現,決定放棄渡江,迅速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機行事。

當時的情況有多緊急,時為二局報務員的賀俊偵講過的一個細節可以印證:“敵人打到我們的后面來了,我們在收天線的時候,他們在那邊拉,我們在這邊拉,結果我們天線不要了,趕快到赤水河,趕快過河?!?/p>

29日拂曉,中央紅軍兵分三路,第一次渡過赤水河。這一渡,雖是被迫撤退,卻讓中央紅軍絕處逢生。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傳奇,也由此拉開了序幕。

四渡赤水建奇功

1935年初春,一渡赤水后的紅軍正在云貴川三省交界處的云南扎西休整。

似乎預料到了紅軍可能轉進云南,2月6日,蔣介石給“云南王”龍云封了個新頭銜——“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龍云新官上任,第二天就以密電發出“作戰方略”,詳細部署了川軍、黔軍、滇軍的防堵任務。電報末尾,還鄭重地署上“總司令龍云”的大名。

殊不知,當天晚上,這封密電就被二局截獲,并成功破譯。通過這封密電,毛澤東敏銳地發現,敵人包圍圈最薄弱的地方在黔北遵義,那里只有黔軍王家烈的5個團據守。

2月9日的扎西會議上,他提出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戰略,“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兩天后,國民黨軍向扎西地區逼近時,紅軍突然掉頭東進,從敵人的空隙中穿插而出,二渡赤水,奇襲婁山關,一周之內再占遵義城,殺了敵人一個回馬槍。

這一仗,紅軍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3000多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靶坳P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寫的就是這場酣暢淋漓的勝仗。

然而,遵義大捷后,求勝心切的情緒在軍中蔓延開來。3月10日凌晨,紅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發來電報:建議主力進攻打鼓新場和三重堰,殲滅駐扎在那里的王家烈黔軍。

一封電報,引發了中央的激烈爭論。

此前,紅軍兩克遵義,王家烈已被打成驚弓之鳥。多數人都支持林彪的提議。唯有毛澤東一人堅決反對,他的理由很明確:盡管打鼓新場只有戰斗力不強的黔軍,但周圍有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的8個師,有滇軍孫渡的4個旅,還有隨時可以撲來的川軍。紅軍進攻打鼓新場,這些敵人都會來夾擊。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勢必陷入重圍。

可惜,他的意見沒有被接受。最終,會議上20多人投票,毛澤東只得到一票。會議結束后,他回到住處,左思右想,感到這一仗絕不可打。此時,窗外夜色已深,山間小道漆黑一片,他沉默許久,突然起身,提著一盞馬燈,步行兩公里,敲開了周恩來的房門。

許多年后,周恩來還記得那晚的情景:“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p>

說服大家的,其實還有二局破譯的敵軍電報。3月11日《關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中,清楚地寫道:“據昨前兩天情報,猶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見我大部則續退新場。滇軍魯旅已到黔西,十二號可到新場,安龔兩旅則跟進。依此,我主力進攻新場已失時機……”

“猶旅”屬黔軍,“魯旅”“安龔兩旅”屬滇軍。由此可見,黔軍、滇軍大部已紛紛向打鼓新場集結。這樣的情報,驗證了毛澤東的預判,也讓眾人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11日的會議撤銷了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紅軍主力調整方向,改打魯班場,同時在茅臺渡口架起浮橋,第三次渡過赤水河。

但這一次過河,只是佯動。三渡之后,紅軍主力悄然隱入赤水河邊的樹林。毛澤東下令,全軍無線電靜默,只收報不發報。與此同時,紅一軍團一個團奉命攜帶電臺,向古藺地區疾行,一路走一路發報,刻意保持頻繁聯絡,制造出主力要從古藺地區渡過長江的假象。

這一招果然奏效。二局截獲的電報顯示,蔣介石斷定紅軍西進“無疑”,火速調集各路大軍集結,準備在敘永、古藺、畢節一帶“聚殲”中央紅軍。然而,就在敵軍準備合圍時,毛澤東突然揮師東進,命令中央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

紅軍只用一部電臺偽裝成主力,硬生生把蔣介石的數十萬大軍騙得團團轉。這個足以載入世界軍事史的奇招,在電影《四渡》中一閃而過。這個情節背后其實有一個“彩蛋”,佯裝主力的電臺負責人,就是前文憑借“一部半”電臺立下大功的王諍。

王諍此時已任軍委三局局長。三局與二局,就像紅軍無線電部門的左右手:二局“對外”,負責偵聽和破譯敵軍電臺;三局“對內”,負責中央與各軍團的通信聯絡。用時任紅軍作戰參謀呂黎平的話說:“三局命令傳達得好,二局情報掌握得好?!?/p>

正是在兩個局的默契配合下,四渡赤水乃至整個長征期間,紅軍領導人才能料敵于先,用兵如神,一次次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對于二局、三局的重要性,呂黎平還寫過一句分量更重的話:“從我當參謀起,大家一個共同的觀點是二局、三局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丟。丟掉了我們的腦袋也沒了。”

冒充蔣介石發密電

四渡赤水,紅軍忽西忽東,忽南忽北,幾十萬國民黨軍在川滇黔一帶被牽著鼻子兜圈子,卻始終無法合圍中央紅軍。1935年3月24日,蔣介石帶著宋美齡從重慶飛抵貴陽,決定親自坐鎮,指揮“圍剿”。

被臨時封為貴陽警備司令的王天錫,撰文回憶過蔣介石初到貴陽的狼狽:“蔣介石三令五申地命薛岳迅速把紅軍主力的行動方向偵察清楚,并派飛機由空中偵察,但一連三天都得不到要領。蔣在電話里大罵薛岳,問他在前線是干什么的,為什么連敵人的主力趨向何方都搞不清楚。據蔣的衛士說,蔣介石氣得發昏,把電話機的聽筒都扔在地板上,頓足大罵不止?!?/p>

如果蔣介石知道此刻的中央紅軍正在謀劃什么,怕是要罵得更兇。

3月30日,紅軍正在金沙縣安底、沙土一帶,準備南渡烏江。突然,二局截獲一份緊急電文:國民黨周渾元、吳奇偉6個師正向安底西北方向的泮水、新場(今金沙)急速前進。軍委領導擔心,如果敵人偵知我軍情況,有可能改變方向,轉向安底猛追。那樣的話,敵軍只需一天路程,就能與紅軍正面交鋒。

當晚的紅軍指揮部里,大家一籌莫展,就在這時,曾希圣提出一個大膽的計策:仿照蔣介石平時的行文方式,給周渾元、吳奇偉發一封假電報。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不由拍案叫絕。

這就是文章開頭講述的那一幕。只不過,電影《四渡》進行了一點改編:曾希圣沒有出現,而是借毛澤東之口說出了他的名字。

毛澤東說,曾希圣可以用假電報“改變”敵軍的行軍路線。真實的歷史上,這封假電報不是為了“改變”,而是命令周渾元、吳奇偉按照原定方向,繼續向泮水、新場前進。這樣就可以避免敵我兩軍在安底、金沙一帶迎頭撞上。

吳奇偉、周渾元收到“蔣介石”的密電,果然深信不疑。紅軍由此贏得了寶貴的渡江時間。3月31日,除留在烏江以北佯動的紅九軍團外,中央紅軍全部順利南渡烏江。鄒畢兆后來在手稿里寫道:“二局冒充蔣介石發的這封密電,蔣介石可能至死也不知情。”

過烏江后,紅軍一路疾行,直逼貴陽,前鋒甚至一度打到距貴陽城僅20公里的機場。坐鎮貴陽的蔣介石慌了手腳,親自下令給就近駐扎的滇軍孫渡,命他晝夜兼程趕來“保駕”。

蔣介石哪里知道,這恰恰是毛澤東的調虎離山之計。紅軍來勢洶洶,只是佯攻貴陽。等蔣介石把滇軍調出云南,紅軍立刻掉頭,從貴陽、龍里之間的狹窄通道穿插南下,挺進兵力空虛的云南。

二局報務員錢江后來回憶毛澤東這步妙棋,說得很是生動:“毛主席早說過,如果能把滇軍調出云南就是勝利。于是紅軍于4月9日從貴陽、龍里間的大馬路上穿過,迅速隱蔽地折向西南……進入云南……”好笑的是,因紅軍過烏江后行軍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團還未得到上級通報,因此竟把紅軍當作中央軍來歡迎?!?/p>

5月初,紅軍抵達金沙江畔。軍委縱隊在皎平渡找到6只木船,順利渡江。可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卻在龍街渡、洪門渡遇了阻:江水湍急,架橋無望,渡船又被敵人燒了個干凈。而尾追的國民黨軍萬耀煌第十三師,只需一天就能趕到渡口。

千鈞一發之際,曹祥仁破譯了萬耀煌發給蔣介石的一封電報。這人是蔣軍嫡系中的非嫡系,對蔣介石向來陽奉陰違,為了保存實力,竟向蔣介石謊報沒有發現紅軍,決定在團街原地休整一天。

毛澤東拿到情報,大喜過望。當時在他身邊的作戰參謀呂黎平,在《青春的步履》一書中回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來到設在金沙江邊崖洞里的作戰指揮室,主席用一支紅鉛筆指著掛在壁上的地圖,幽默地對作戰參謀們說:“你們看,龍云的部隊被我們‘調’到貴州去了,現在萬耀煌的第十三師又要聽我們‘指揮’了。你們知道三國時代諸葛亮借東風的故事嗎?我們現在借用蔣介石與萬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隊調到這里來渡江。將來也讓后人寫段故事吧!”

軍委隨即電令紅一、紅三軍團離開龍街渡和洪門渡,趕往皎平渡。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到北岸,渡船就地燒毀。等到萬耀煌師10日趕到江邊時,紅軍早已遠去。

自此,中央紅軍徹底跳出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包圍圈。

1975年,葉劍英回憶長征時曾感慨:第四次渡赤水后,在龍里、貴定之間不過30公里的地方,紅軍進進出出,來回穿插,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靠二局軍事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是不容易下這個決心的。

事實上,不僅是四渡赤水后,在整個長征途中乃至后來的抗戰時期,軍委二局始終是部隊最可靠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鄒畢兆曾詳細記錄二局的破譯成果,取名為《心血的貢獻》。據他在冊中記載:“從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的6年多時間內,軍委二局共破譯蔣、湘、粵、川、桂、黔、滇、馬鴻逵、張學良等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各種密碼達1050多個,全部破譯成功。而我們紅軍的密電,卻沒有一個被敵軍破譯!”

參考資料:《曾希圣傳》編纂委員會編,《曾希圣傳》;曹冶、伍星著,《紅軍破譯科長曹祥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編,《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路福貴《紅軍“破譯三杰”之鄒畢兆》《塵封七十年的紅軍破譯英雄鄒畢兆》《無線電偵察與紅軍四渡赤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