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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作家在場到文學再創,寫作如何閉環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杜佳  2026年07月21日07:31

什么是“作家在場”?什么是“文學再創”?二者之間有怎樣的關聯?7月20日下午,一場以“作家在場與文學再創”為主題的座談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小說家、《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小說家、北京大學教授李洱,非虛構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文學評論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幾位兼具創作實踐與理論素養的作家、學者與參加第17期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活動周的38位作家圍繞主題座談交流。

活動現場

肉身已經“在場”,精神呢?

李洱以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學生》破題“作家在場”的核心議題。這一篇幅極短的作品卻被契訶夫本人和親友視為最出色也最喜愛的篇章。小說通過一名神學院學生在薄暮中為寡婦母女講述《圣經》中使徒彼得“三次不認耶穌并痛哭悔過”的見聞,探討了真理、美與人類歷史的連續性。“圣經故事此前只是知識而非思維,當有人開口講述,語言才從無序的思緒變成完整的思維。”“講述發生時,古老的圣經故事,與發生在薄暮中的‘現實’接通了,當書寫發生,這一連串的聲音通過時間再次傳到‘我’的耳邊。”李洱再次確認,小說中讓無序的思緒變為完整思維的鏈條是“講述”,而這也正是作家“在場”最具價值的一面。

梁鴻從實踐角度深化了“在場”的內涵:“肉身抵達不等于精神在場”,“因為我們不可能脫離時代,那么在物理意義上,每個人都具有在場性”,但“在場”遠遠不止于肉身的抵達,“如果僅僅停留在肉身層面的‘在場’,而忽略了思想結構與情感結構的改變,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在場”。她以常年行走鄉村的經驗為例,拆解了“在場”的本質要件——“盡可能拋棄預設判斷、價值觀、知識背景”,“作為一個全然空白的人去感受和體驗”,“廣闊的現場、廣闊的行走會讓你的底色變得寬闊。即使它看起來可能沒有任何實際的功用,卻將依然構成一個人格底色中巨大的基座”,而這無疑是作家拓寬與打開自己所必需的良方。

“在一個村莊拍滿365天,起初可能覺得日常生活就那么一點無足輕重的事兒,但一年拍下來,即使對象是一些微乎其微的事物,其所呈現出時間的力量仍然令人震撼”,徐則臣分享了攝影家焦波的故事,由此引申出“在場”所需要的態度——一旦“沉下心,扎進去,盯著看”,“是否能做到讓人物和故事像從這片土地里生長出來一樣,便成了檢驗‘在場’有效性的標準,也成為創作者的使命”。

張莉以蕭紅為例分析了“具身經驗”與“在場”的關聯。寫作《她走過無數人間:蕭紅和她的文學世界》時,一個問題曾久久縈繞在她心頭,那便是,魯迅先生資助過的青年作家中,數十年過去,進入文學課本和更廣泛讀者視野的為什么只有蕭紅?“生育的慘痛、鄉村婦人的生活”——蕭紅寫的是自己的具身經驗,以此把個人經驗與危亡之際的民族生存圖景緊緊紐結在一起,當她寫出“人和動物一樣,忙著生忙著死”,就已擺脫了旁觀者的視角,而將個人經驗完全轉化成了真正的文學經驗。對此,李洱放眼世界文壇女性主義寫作,進一步回應,“之所以有評論認為安妮·埃爾諾比杜拉斯走得更遠,同樣是因為‘她把自己的肉身放置于更廣大的時空當中‘”。

當私信被一鍵轉發,該如何書寫新故事?

李洱指出,在契訶夫小說《大學生》中,故事通過講述得以升華,這一“從知識到思維的轉化”本身就是一種再創造——傳統并沒有變,但當講述者的處境變了,語境變了,傳統的意義就被重新“生長”出來,這道出了“再創”的本質——“學習傳統的方法以應對自己所面臨的新的現實”。他以《紅樓夢》續作為例,打了個更犀利的比方,“即使有一部續作寫得比高鶚還要好,也毫無價值。因為他是‘不在場的續寫者’,語言水平再高,也無法完成一部關于現實的小說。” “文學的再創造,是學習契訶夫、曹雪芹應對現實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應對我們自己的現實,而并非僅僅重復他們的故事。學習方法是‘再創’,重復故事是‘仿寫’。”他如此強調自己的論斷。

“每一個作家都是文學傳統的繼承者,同時也是文學傳統的創造者。”張莉從蕭紅的創作演變中提煉出“再創”的路徑,“多年之后蕭紅寫《呼蘭河傳》,依然在討論人如何生、如何死,但卻換了一種寫法。她從事物身上重新看到了人的生命力。一個作家對同一個故鄉、同一個主題在不同階段有了不同的理解,這也是再創的內涵——不是否定過去的自己,而是在不同階段完成自我的推倒和重建”。

在高校任教讓張莉時常思考寫作中“再創”的緊迫性,她舉了一個生活中的例子,“如今微信聊天可以一鍵轉發多條,兩人的私密對話也可以被轉給另一個人甚至陌生人。這意味著習慣了依賴微信等媒介社交的我們沒有辦法再進行親密深度的交流,因為你每時每刻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這是日常生活中習焉不察的事情,但卻鮮少出現在我們的小說里”。她注意到,外國作家已經涉獵了這類題材,引起很大轟動,這印證了“真正的再創,與時代精神的變化緊密相連,而敏銳的感知與把握將成為不可或缺的能力”。

“所有的寫作歸根到底都是地方性寫作”,但為什么其中有些“寫到最后仍然只是私人化的”,而安妮·埃爾諾這樣的作家卻“為私人化的經驗打開了世界性的格局”,談到“再創”邊界的拓展,徐則臣說,“寫一朵花,如何讓讀者讀到一個世界;寫一個村莊,如何讓讀者感受人類整體的命運……如何讓個人認知跟背后更廣大的時代建立有機聯系?這種轉化能力,才是再創的真正考驗”。

座談現場,青年作家勞佳迪對梁鴻的提問提示了“再創”中可能面臨的復雜性:她以親身經歷為素材寫成一部小說,卻被編輯質疑其文體的合法性——對此梁鴻指出,“虛構與非虛構是完全不同的語調,因此即便對同一個題材的處理,也千差萬別。小說有小說的邏輯,非虛構的處理則更加直接。寫作是個慢慢摸索和成長的過程,只要沿著主題向前,不妨多些無所畏懼,多些嘗試”。

活動現場

事實上,“在場”與“再創”并非兩個各自平行的議題,而是寫作生態中由此及彼的精神閉環。沒有“在場”的“再創”,不過是書齋里的空轉,技術再高也難免有空中樓閣之危;而沒有“再創”的“在場”,則止步于對生活的搬運,困于肉身而思想受到桎梏,難有輕盈的飛翔時刻。討論尾聲,李洱借用歷史與經濟學術語“在場地主”與“不在場地主”,勾連起“在場”和“再創”的關系——“在場與再創,歸根到底,是要重新確認誰是你土地上的人,用你的方式去說出他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