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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嵇康與君子人格的自然向度
來源:光明日報 | 張盈盈  2026年07月20日08:12

提起嵇康,人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他的核心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他“非湯武而薄周孔”、視六經為“蕪穢”、斥仁義為“臭腐”,言辭之激烈,仿佛成了儒家的對立面。然而,嵇康卻鄭重地給出了一個關于“君子”的定義:“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釋私論》)即以“自然”為內核,為君子人格奠定了新的根基。

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晉玄學家中,談論“君子”者不乏其人。當嵇康重新界定這一概念時,他所面對的儒家君子理想已然陷入深刻的困境。魏晉之際,司馬氏集團挾名教以令天下,名教被異化為籠絡與威懾士人的工具,“尚名”之風在當時極為盛行,士人多競逐忠臣、孝子、廉吏之名,言行雖不出名教規范,卻專力于名號的經營,德性涵養則退居其次。“俗士”“禮法之士”之流尤甚,以名教為梯,遂一己之名利者層出不窮。阮籍曾諷刺道:“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裈中乎?”(《大人先生傳》)在他的筆下,“君子”一詞已然淪為反諷,這雖非嵇康本人的態度,卻足以折射當時有識之士對虛偽之風的普遍鄙薄。

從《周易》“厚德載物”的品性,到《禮記》“敦善行而不怠”的踐行,“君子”始終指向一種以德為本的理想人格。《白虎通義·號篇》將“君子”概括為“道德之稱也”,以“道德”二字統括君子的品格,成為兩漢時期對君子內涵的權威界定。儒家認為君子的德性體現于不同的社會角色之中,在家為孝,在朝為忠,居官為廉。孝、忠、廉是特定情境中的呈現,而非君子內涵的全部。在這種理想的圖景中,名教以勸善興賢、敦厚風俗為旨歸,是培養君子人格的土壤。相應地,君子注重超功利的一面,強調道德行為是“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的結果(《孟子·離婁下》)。然而,在嵇康所處的魏晉時期,這一理想已難以為繼。嵇康對那些表里不一的偽君子深惡痛絕。他們表面上追逐仁義之名,言行無不中規中矩,內心卻為利害得失所驅,早已喪失了君子的實質。嵇康因此作《釋私論》,以勸世人去除私心偽裝,坦露真實性情。

嵇康所針砭的現象,并非始于魏晉。據《禮記·檀弓》載,樂正子春遭母喪,依禮應為母喪“三日不食”,他卻勉強堅持了五日,因過度追求外在的“孝名”而陷入“矯情”。事后痛悔道:“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可見,當外在規范與內在真情相悖時,即便真誠如樂正子春者,亦難以幸免。東漢以降,名實分離之弊愈演愈烈。王符痛斥那些“言方行圓,口正心邪”(《潛夫論·交際》)之輩,荀悅以“偽”為“四患”之首(《申鑒·政體》),他們雖意在匡正,卻未能遏止此風。與前人不同,嵇康沒有停留在名教內部修修補補,他出身儒學之家,卻以“老莊”為師友,得以跳出名教之外審視其本質。他指出“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難自然好學論》),名教是人為的造作之物,其運作方式不過是依賴外在規范,以人的言行是否合乎名教來明是非與行賞罰。這極易衍生矯偽之行,使人真假難辨。于是,他轉向了老莊,在《釋私論》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君子的“自然”之維

這一轉向根植于嵇康自身的生命體驗。在他的詩中,常以懷有理想的“飛鳥”意象自喻,時而“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時而矯翼高翔卻困于“網羅”之間。此處的“網羅”,所指正是當時被異化的名教。飛鳥困于羅網,正是他對名教壓抑人之自然本性的切身體認。那么,何謂“自然”?“自然”是嵇康思想中的本體性概念,呈現于不同的維度中,如“順天和以自然”(《答難養生論》),指向宇宙萬物的和諧秩序。又如“沖靜得自然”(《述志詩》),指向內心恬淡的狀態。自然是人人稟有的本然真性,“任自然”則是復歸這一真性的根本路徑,“任”即因循、隨順,是讓自然作為本體在生命中顯現。嵇康認為,唯有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者方稱得上君子。

從人性的角度看,每個人生來都稟有“自然之質”(《釋私論》),即人的原初稟賦,尚未被智巧與私欲遮蔽的狀態。嵇康稱之為“真性”,強調它是一種未被偽飾的本然之性,其特點是“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養生論》)。將“自然”理解為人的本性,其來有自。《莊子》有“常因自然”之說,王弼主張“萬物以自然為性”(《老子注》),郭象持“任萬物之自然”,皆以“自然”為萬物的固有本性。嵇康則據此勘定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小人之心“匿情矜吝”(《釋私論》),為利害與算計所占據,真性遂失;君子則“顯情無措”(《釋私論》),不以世俗之是非毀譽為意,任真性自然流露。

在嵇康的語境中,“任自然”意味著“順性”,即遵循人與生俱來的自然稟賦。既包括“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難自然好學論》)的本能反應,也包括維持生命存續的基本欲求。“順性”并非消極地順從本能。嵇康將人的欲望分為兩類:一類是“性動”之欲,如“饑而求食”,感物而動,滿足即止;另一類是“智用”之欲,出于后天的計較與謀劃,逐物無涯,易流于放縱。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也見于如何對待這兩種欲望。小人之心為“智用”所驅,君子則不然。“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答難養生論》),君子深知智巧的無休止活動會戕害生命,對欲望的過度追逐會損傷本性。因此,君子以“恬”收斂智巧,使之歸于平靜而不逐于物;以“和”調適欲望,這里的“和”指生命本有的平衡狀態,即嵇康所謂的“中和”(《琴賦》),使之歸于中正而不偏不倚。可見,“順性”不是對本能的放任,而是使自然之質在“和”的尺度內得到恰切的安頓。

“自然”不僅是對人性本然狀態的描述,更具有鮮明的價值含義,指向了“人應當如何”。如“任自然以托身”(《答難養生論》),“自然”最終落實為一種生命實踐。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以“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君子之行不必千篇一律,只需順應自己的本真之性而動,便各得其所安。可見,君子的生命意義與歸宿都在“任自然”中得以實現。這正是嵇康為君子人格重新奠基的意義所在。

心與善的自然相遇

以“自然”為根基的君子人格,其實現路徑亦有別于先秦儒家。《釋私論》對此有段精妙的描述:君子“行賢”,非先考量規范再行動;君子“任心”,非先辨善名再去做。故曰:“傲然忘賢,而賢與慶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這正是君子在“任自然”狀態下行事的具體樣態。

“心與善遇”一語尤為值得留意。“遇”的本義是“相逢”,強調不期而遇,非刻意而為。嵇康以“遇”字關聯心與善,其意不在否定“行善”,而在批判為善而善的刻意做法。正如《孟子·公孫丑上》所言,見孺子將入于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出于直覺,不假思索。這與嵇康所謂“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確有相通之處,二者都揭示了“善”不是來自外在規范或刻意追求,而是內心自然當下的真實呈現。然而,兩者又有本質的不同。孟子“即心言善”,主張善內在于心,表現為“四端”,修養在于“擴而充之”,心與善之間存在著一種可通過工夫達致的確定性關聯。嵇康則否定了這種關聯的確定性,因為他提出“善以無吝為體,非以有措為質”(《釋私論》)所謂“無吝”,即無所隱匿、無所執守,既不隱藏真實的內心,也不把善當作某種固定的名目來把持。“善”并非具有固定內容的倫理范疇,其本質超越一切對象化的定義,不可被概念化地把握。王弼亦指出:“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老子注》)這一洞見與嵇康的看法不謀而合。他認為,任自然者不滯于善名,而執守善名者則違道。基于此,嵇康以“遇”字揭示了善不是被“求”來的,而是在“任自然”的狀態中與心不期而遇。

那么,什么樣的心才能與善相遇?嵇康的回答是“無措”。“無措”即心中不預存名教的標尺,它包含“心不存乎矜尚”與“心無措乎是非”兩個層面,前者是內心不存偏私與虛名,后者指心不預先放置名教的是非尺度。嵇康說:“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釋私論》)這正是“無措”作為君子根本的修養所在。“虛心無措”是使心從名利的追逐中解脫,復歸于自然;它與“顯情無措”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前者側重于內在的心境,后者側重于外在的表現。如此,其行為便不再是對外在規范的刻意迎合,而是內在“真性”的自然呈現。值得一提的是,嵇康并未否定名教所蘊含的仁義忠信等道德價值本身,而是批判將這些價值當作“名”來追逐,忽略了內心的真實。他認為道德行為的原初動力在于“自然”。在《家誡》中,其所標舉的“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即這種“安而體之,若自然也”的生命狀態。

嵇康對“君子”的這一番理解,并非紙上空論,其人其文,相映生輝。在《家誡》“君子不容偽薄之言”的叮囑里,在他與摯友“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的道義之交上,在《與呂長悌絕交書》“古之君子,絕交不出丑言”的決絕中,我們都能看到那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身影。他的一生,正如其臨刑前索琴而彈的《廣陵散》,不為禮法所拘,不為權勢所動,唯以一曲浩然之氣,奏響了以“自然”為內核的君子人格的千古絕響。

(作者:張盈盈,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