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尋找指紋的人
我寫作多年,但在科幻創作領域,我算是晚入行的遲到者。將科幻納入我的寫作范疇,實際上是被現實倒逼出來的。
我第一次寫出帶有科幻色彩的小說是在2011年,那時我在出版社工作,上班打卡從紙質卡片改成了指紋打卡。我意識到,科學技術已經開始更加精準地管控我們的身體。在這種思考之下,我寫了一篇小說,叫《沒有指紋的人》,設想如果一個人沒有指紋,他是否就能脫離這套系統的管控。沒想到數年之后,小說里的設定就被現實超越了。現在大家都是遠距離打卡,在指定范圍內就能完成,再加上攝像頭人臉識別,全是無接觸式遠程識別,不再需要肢體與設備直接接觸交互。在我看來,這種無接觸遠程識別,從文化層面來講,是一次非常本質的跨越,目前針對這一點的深度闡釋還遠遠不夠。
在這之后,我意識到,如果想寫出深度的現實,就必須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范疇里面來思考當下,換句話說,就是要有一種近未來的想象力。否則,就這么描摹著現實來寫,會很容易產生一種陳舊感。在這種感悟中,我開始加快進入科幻的疆域,因為傳統的現實主義很難獲得超越當下的想象力。
尤其是今天,我們已經站在了“文明2.0”的門檻上。我們不妨把孔子至今的時代稱之為“文明1.0”時代,其中雖然也包含大量解釋性的科學話語,但都是已經融入人文表述的舊時代科學認知。話語體系的更迭,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僅是詞語的替換,它背后是一整套對世界認知的深化。古人常說“文以載道”,這個概念現在很少提,但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提及。所有文學創作都承載著“道”,這里的“道”,就是文明最根本的內核。
我在2023年寫了一篇文章,叫《未來詩學的三組關系》,發表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上,文章的核心是建立三組關系來重新理解我們時代的文學處境。
第一組關系是自然現實、文化現實與科技現實的三重關系。自然現實是人類誕生前后不受人干預的客觀世界,是文明的終極參照;文化現實是人類長期積淀的人文、倫理、傳統體系;科技現實則是數字、識別、人工智能等技術建構的全新現實維度。傳統文學只側重前兩者,但未來寫作必須三者并舉。我們已經置身于科技現實的結構內部了。如果完全沉溺于科技現實,忘記了文化現實的維度,更忘記了自然現實的維度,人類文明可能會產生某種危機。
第二組關系是科幻與荒誕的互釋關系。荒誕是現代主義文藝哲學的核心觀念,是現代人從形而上學秩序中跌落出來的基本感受。但傳統文學將荒誕作為主觀隱喻,科幻則可以把荒誕轉化為科學邏輯下的客觀現實。以卡夫卡的《變形記》為例,格里高爾一覺醒來變成甲蟲,在純文學課堂里,我們只把開篇第一句當成虛構設定。可是,放到今天的科幻視角下,我們完全可以把它改寫成標準科幻敘事:主角的DNA被人為改造,生理上徹底變成巨型甲蟲。現代主義文本都可以借助科幻視角完成重寫,現代主義和科幻在這個意義上被徹底打通。甚至可以說,科幻就是某種“后-后現代主義”。
第三組關系是生命與身體的演變關系。縱觀人類歷史,這兩者的關系變化反映著文明最根本的變化。在古代,生命大于身體,身體可以為了更高的思想原則而舍棄。到了現代,生命開始等于身體,身體的感官體驗成了現代文化的基礎。而在AI與數字時代,生命本身的概念和價值變得更小,變成了一個終端;身體卻可以“變大”,戴上VR設備后,身體閑置在一個地方,意識卻操控著一個更大的電子身體。技術改造、遠程識別、數字分身不斷消解身體的邊界,未來寫作需要重新思考人與身體、生命的本質聯系。
在此我想進一步延伸:我們談科學話語對人文話語的影響,還涉及一個更深層的維度,那就是托馬斯·庫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科學史的研究揭示,范式的轉換對人文話語的影響遠遠大于我們慣常的想象。每一次科學范式的革命,都會從根本上重塑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進而重塑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敘事、我們理解自身的框架。而人文話語的彈性幅度之大,恰恰構成了它不可替代的優勢,科學范式可以更迭,但人文話語能夠在范式轉換的裂隙中保持連續性,在斷裂中完成意義的重組與再生。
在范式的意義上,文學所承擔的文化生產功能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文學并不僅僅是一種由語言構成的符號系統,更重要的是符號之外的東西。就像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所說的:“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命題可以描述世界之內的事實,但價值、意義與倫理,始終存在于語言所能抵達的邊界之外。文學的偉大之處,正在于它始終指向“世界之外”,指向不可言說卻必須被言說的領域,指向科學命題無法窮盡的生命體驗與精神縱深。
于是,在多年以后,我不再寫《沒有指紋的人》,而是開始寫《尋找指紋的人》,從“沒有”到“尋找”,意味大為不同,“沒有”是被動的狀態,“尋找”是主動的姿態。一個人的覺醒,也許就體現在這樣的時刻,就是他想去找回那樣的身份,或者說重新發明新的身份。在技術全面接管身體的時代,指紋這種曾經定義“你是你”的生物標記(包括但不限于你的面孔、身形、虹膜、掌紋……)正在失效,因為它們的獨特性能夠讓系統更快識別你,從而把你變成系統的終端。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種失效中,重新尋找那個無法被技術編碼的“人”。
所以,如果科幻寫作沒有當下的警覺,它所提供的未來想象是令人生疑的。我們必須追問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果身體可以無限擴展,如果意識可以脫離身體,那么“我”的邊界在哪里?如果技術能夠重塑一切,那么不可被重塑的是什么?
這些年我看了太多的科幻小說,見識了很多跨越時空的驚悚的預言,比如,英國作家E.M.福斯特在100多年前就寫了《大機器停止》這樣的科幻小說,人們因為地表無法居住,然后進入地下蜂巢式的隔間當中,被一個無所不能的大機器所接管。人與人之間無法真實接觸,靠著類似視頻通話的方式,分享和交流二手經驗。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寫實。那么在當年來說,這些都是對人類的某種警示,但顯然人類還是順著技術的洪流,不斷地向著大機器世界在前行。今天,我們依然需要這樣的小說來提供警示,但坦率地說,我們在主題的深度上已經無法再超越前輩。何況我們已經生活在比這些小說描述的更加“完美”的新世界當中,卻習以為常,失去了任何驚恐的感受。
我在這里要著重談談兩部我特別喜愛的科幻小說,它們有著與眾不同的質地。一個是波蘭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萊姆的《索拉里斯星》。小說中,人類來到一顆被神秘海洋覆蓋的星球,試圖與這個外星生命體建立溝通。但索拉里斯海洋以一種人類完全無法理解的方式回應他們,它讀取人類最深層的記憶,將逝者具象化為實體投影,送到科學家面前。這些“訪客”有著逝者的面容、聲音,甚至體溫,但他們并非真正的人,而是海洋對人類意識的某種鏡像式回應。人類窮盡了一切科學手段,建立了龐大的“索拉里斯學”理論體系,卻始終無法穿透這個他者的本質。萊姆用這個故事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人類面對一個完全超出自身認知框架的存在時,我們引以為傲的理性、語言、科學,全部失效。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在宇宙的廣袤面前不堪一擊。不過,小說最動人的地方是科學家凱爾文最終選擇留在空間站,繼續與這個不可理解的海洋相伴。這讓我想到,當科技發展不斷動搖我們舊有的人文大廈時,我們與其退回前技術時代傷感懷舊,不如在新的認知邊界上,重新學習如何與未知共處,在斷裂中重建意義的連續性。
過去的人類之所以知道“人是什么”,是因為一整套人文話語,古希臘的“認識你自己”、康德的“人是目的”、儒家的“仁義”、道家的“逍遙”……都在支撐著對人性的理解。這些話語建立在科技水平相對有限的基礎上,自然、社會與人文之間保持著某種可把握的均衡。但今天,基因編輯已經可以改寫生命的密碼,人工智能在模擬意識的運作,虛擬現實重構了感知的邊界,那套曾讓我們人類社會穩固運轉的人文根基,在科技的加速度中被不斷搖撼,這時我們需要科幻提供一種獨特的認知路徑。科幻會暫時拋開固有的人文概念,直接讓新技術成為一面鏡子,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人性假設。我們是誰?我們何以成為我們?有沒有真正的他者?在宇宙的沉默面前,這些問題不可能有確切的答案,它是必須用不同的假設來反復提出的追問。這對我來說也是科幻生成的方式。
另一部讓我常讀常新的科幻小說是美國作家雷·布拉德伯里的《華氏451》。在那個世界里,書籍被禁止,消防員的工作不是滅火,而是燒書。焚書的火焰并非來自強制,而是來自人們自己的選擇,就像大眾媒體提供了更輕松的娛樂,全是即時的滿足,人們逐漸厭倦了書籍帶來的思考重負,主動放棄了閱讀。“比燒書更可怕的罪行是不閱讀它們。”那些把自己變成活書的流浪者,在文明崩潰的邊緣,憑借記憶守護著人類最后的知識火種。
這也是我最后想說的,人對自身存在的探尋,并不一定是發明某種知識,而一定是一種堅韌的守護、一種切身的實踐。文化和生命一樣,是鮮活和流動的。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在盡力表述著自己。而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文明1.0時代關于“人是什么”的精華,并在各種極限情形下去親身守護以及實踐。只有這樣,才能在無限繁華又空空蕩蕩的技術眩暈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指紋。
(作者系作家,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