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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兩種文化”:科技人文的生成邏輯與實踐向度
來源:文藝報 | 李廣益  2026年07月20日13:58

①2025世界機器人大會上,小觀眾與仿生陪伴機器貓互動。 ②游客在長安十二時辰主題街區體驗“夢回大唐盛世”VR視覺項目。 ③中國科學家團隊繪制的小鼠三維腦區和立體定位圖譜,進一步解開腦科學奧秘。 圖均源自新華社

在人工智能強勢崛起、科技加速發展的今天,人文學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也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機遇。人文學的對象、問題、工具、方法都在擴展甚或重置,其研究成果發揮作用和產生意義的方式與路徑也在發生巨大變化,作為新興交叉領域的科技人文由此浮現。近年來,以“科技人文”命名的研究機構和學術期刊相繼創立,體現了這一領域的前沿屬性和豐沛活力。然而,縱觀國內外相關研究,比較普遍的理解仍局限于“涉及科技的人文學術”或“運用新興技術開展人文研究”,從而妨礙了潛能的充分釋放。因此,有必要立足既有成果,把握當代技術社會發展趨勢,對科技人文這一概念進行清晰的界定和整全的詮釋,為這一新興領域建立必要的理論自覺。

“兩種文化”與科技人文的由來

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時期,對世界的探究與對人的思考向來是一體的。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與倫理學共享同一套目的論框架,達·芬奇式的通人是這種一體性的典范。工業革命以來,社會分工的細化推動了學科建制化,知識生產的高度分化與邊界壁壘構成了現代知識型的內在邏輯,科學與人文各自建立了獨立的話語體系、方法標準和機構建制。

1959年,C·P·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命題,指出科學家與文學知識分子之間的鴻溝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深層危機。此后60余年,跨越鴻溝的努力從未停止。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威爾遜在《知識大融通》中呼吁知識的統一,但其方案實質上是讓人文歸化于進化生物學的解釋框架。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以行動者網絡理論試圖消解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但其方案的影響主要是在科學技術學內部。這些努力各有貢獻,但共同的局限在于:它們要么以一方統攝另一方,要么止步于對二元結構的批判,未能真正建立科技與人文雙向互動、相互生成的實踐機制。

時至今日,技術變革的深度已遠超斯諾時代。技術不再僅僅是“工具”或“對象”,而開始滲透到人的本體構成之中——腦機接口、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等技術正在改寫“人”本身。這就要求一種超越“兩種文化”框架的新的綜合:既不是回到前現代的渾然一體,也不能停留在現代性的學科分立,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科技與人文的關聯進化。

科技人文的內核與特質

科技人文是一個在當代技術變革深度重塑人類存在本體、知識生產機制與社會實踐形態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具有獨立問題域、方法論自覺與價值坐標的前沿交叉領域。其內核是科技與人文的關聯進化:一方面,科技對人類本體邊界的突破,推動“人”從自然演化的“原人”向技術中介的“新人”轉化,這促使人文學進行存在論層面的自我調適與方法論層面的主動更新;另一方面,人文學以批判反思、倫理建構、創意推演等不同方式融入科技創新的全周期,不再是科技發展的外部約束或事后校正,而成為內嵌于技術生成邏輯的前置性條件與構成性要素。

在上述定義中,有幾個關鍵術語需要特別說明。“關聯進化”是指科技與人文之間的關系不是一方決定另一方的外部因果,而是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各自發生深層結構性變遷的協同過程。所謂“原人”,即自然演化形成的智人;所謂“新人”,指經由技術深度中介而在物理、生理、心理層面發生了本體性改變的后人類主體。這一區分旨在標示:科技人文所關注的,是科技對人之為人的本體論改寫,以及與之相應的理論與實踐的改變。

在此,有必要將“科技人文”與若干相鄰概念略作區分。數字人文致力于運用計算技術提升人文研究的效率與規模,乃至于改變其路徑,本質上是技術工具對人文學的加持。科學技術學側重對科技實踐的社會建構分析,其現實介入主要體現在科技政策、倫理監管等社會治理層面,而非技術本身的創制。后人類研究聚焦技術對人的本體論沖擊,但主要在哲學和文化批判層面展開,較少涉及人文思想對科技創新的反向生成。三者各得其一偏,而科技人文的特質在于:它試圖整合三者的視野,建立科技與人文雙向互動的整全框架。近年來,國內已有學者從跨學科教育、文化與科技融合等角度展開探索,本文則嘗試在原理層面,提出“關聯進化”的動力學框架與“原人—新人”的演化論坐標,以期形成一個更具統攝性的概念結構。

人文的科技化與科技的人文化

科技人文有兩個基本面向。

其一為“人文的科技化”,即人文學感應、呼應和響應科技的縱深發展。科技革命所引發的世界觀變革與工具迭代,在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雙重維度上不斷重塑人文學。從思想史來看,近代以來的歷次科學革命(如進化論、相對論、量子力學)無不引發了人文學世界觀與知識型的整體轉換。在當代,腦神經科學、復雜系統理論以及人工智能對“非碳基智能”的揭示,正在強力拆解人文學關于“意識”“主體性”與“自由意志”的傳統預設,這種由前沿科學帶來的“啟悟”,構成了人文學在認識論層面的范式革命。

在認識論的重構之外,積極運用新技術及其新方法,為人文學“賦能”,則是當下更為顯見和強勁的潮流:使用人工智能處理海量文獻,藉由腦電技術研究藝術思維,通過太赫茲無損檢測還原文物真容。這些賦能是主動的方法論更新:人文借助科技,實現研究能力的躍遷。

但更為深刻的沖擊正在發生。正如西方經濟學從“理性人假設”出發,人文學也共享一些關于人的基本預設:人壽有盡、人智有窮、人欲有根。這些預設曾經是穩定的事實陳述,也是各學科立論的地基。然而,當生命延長技術破解“生年不滿百”,神經增強技術擴充“有限認知”,情感計算和人工共情挑戰“七情六欲”的自然性,地基就開始動搖。當賽博格(腦機接口、外骨骼、神經義肢等)和基因工程(CRISPR-Cas9、合成生物學等)廣泛使用,推動人類個體日益遠離自然進化而成的智人,向“后人類”“新人類”“超人類”演化,作為人文學基本對象的人發生本體層面的改變,人文學就必須進行相應的調適,考察人性新變,回應新人訴求。后人類研究的興起正是這種趨勢的集中顯現。這種“驅動”是被動的本體論調適:科技改變人,人文被迫回應。

由此,可以辨明“人文的科技化”的深層結構:前沿科學引發的“啟悟”,促使人文學在認識論層面實現范式轉換;最新技術作為研究工具的“賦能”,使人文學獲得別開生面的研究能力;而科技改寫人類本體所帶來的“驅動”,則迫使人文學在存在論層面重新確立原點。三者由表及里、層層深入,共同構成了“人文的科技化”的完整圖景。

其二為“科技的人文化”。這里所說的“人文化”不是“人性化”,不僅不是“讓科技更有人情味”,也超越了抽象的或立意上的“以人為本”,而是“人文介入”——人文學在思想和實踐上自始至終在場、能動、有為。

相較于人文學在科技新潮中的乘風破浪,人文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新技術條件下的融合發展,是更為廣闊的理論前沿和實踐空間。人文學既可以提供批判觀察和價值反思,防止狂飆突進的科技失控,增加人類福祉——如應用倫理學為醫學、生物學等領域把關;又可通過人文創意成為科技研發的有機組成部分——如“科幻原型法”,即一些科技公司在產品開發早期邀請科幻作家圍繞技術概念進行想象推演,預見產品投放市場后可能產生的全方位影響。例如,在開發情感陪伴人工智能時,先行推演人機情感關系的多種可能走向,從而在產品設計階段即納入對倫理風險和社會影響的預判。如此,科幻不再只是文藝想象,而成為創新流程中的重要啟發。

如此一來,人文學者的角色便可以是甚至必然是多元的。可能是球場上的裁判員(倫理規范者)或場外的評論員(批判反思者),也可能成為“中場”或“前鋒”(創新參與者),還可以扮演“后衛”或“守門員”(風險預防者)的角色,將危害人類生存或動搖倫理根基的技術拒之門外。學者因其學術理路的差異,可以冷眼旁觀、批判審視,也可以躬身入局、身體力行。

需要強調的是,“人文的科技化”與“科技的人文化”是并行相關乃至糾纏共生的兩個進程。二者并非機械互補,而是雙鏈交織的協同進化:人文因科技而更新自身的問題與方法,科技因人文而獲得價值導向與想象力的注入,兩個進程相互激發、相得益彰。

新的研究方向正在開啟

科技人文既非科技的人文注腳,也非人文的科技點綴,而是一個兼具認識深度與實踐向度,能夠同時生產新知識、新方法與新的存在可能性的生成性場域。它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兩個維度上,具有傳統單一學科所不具備的整合效能與變革潛力。作為一個新興場域,科技人文可望開啟若干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在理論層面,“原人—新人”的轉型如何重構文學、哲學、史學關于“人”的基本敘事?在方法層面,“科幻原型法”等人文介入科技創新的路徑如何從個案走向制度?在實踐層面,科技人文的理念如何轉化為高校跨學科人才培養和產學研合作的具體方案?這些問題有待深入探索,但共享的概念框架已經為其提供了整體視野。由此,科技人文將在當代技術社會中成長為一個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向度的重要領域。

[作者系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重慶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哲學社會科學綜合研究大平臺子項“人文學核心問題的文獻整理與理論反思”(2025CDJSKDPT0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