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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著作編輯室與《魯迅全集》的注釋
來源: | 李楊  2026年07月20日08:24

1950年10月7日,許廣平等人在關于魯迅先生著作出版座談會上討論建立魯迅著作編刊社,由馮雪峰擔任總編輯,這一建議得到中央宣傳部的回信,并調來王士菁、孫用、林辰、楊霽云協助馮雪峰工作,其后魯迅著作編刊社在上海成立。1952年7月,魯迅著作編刊社搬到北京,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改為魯迅著作編輯室(按:下稱“魯編室”),承擔起1958年版和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任務。七十年來,學界對于《魯迅全集》的研究,集中于“版本研究、注釋補注/正、注釋誤注、注釋商榷/質疑以及其它與注釋關系甚微的文章”[1]等五個方面,有關《魯迅全集》的注釋問題可以說是研究的重心所在。不過,相關研究側重于豐富注釋內容和修訂注釋錯誤,注目于探討注釋“應當如何”,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注釋“為何如此”,也即對于注釋組何以這樣對《魯迅全集》進行注解缺乏討論。有鑒于此,本文擬以“魯編室”為切入點,進一步考察《魯迅全集》注釋方針、體例和內容方面的變化,進而審視全集注釋領域的相關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魯編室”于1974年開始嘗試采取“三結合”模式,并選擇以《吶喊》和《且介亭雜文末編》成立注釋組,及至1976年底先后完成、直到1979年“全部完成出版”[2](除《日記》、《書信》外)的“征求意見本”(共二十六種),在1958年版和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起了橋梁作用”[3],可以說是研究《魯迅全集》注釋問題所不能忽略的存在。故而,這里選擇以1958年版全集、“征求意見本”和1981年版全集的注釋內容為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通常只關注各版全集有所區別。

《魯迅全集》1958年版

一、工作方針的調整與《魯迅全集》的編注設想

1950年11月,“魯迅著作編刊社”在上海成立,專門負責魯迅著作的編注工作。同年12月,編刊社正式開展工作,并在十個月的時間里,完成了六七種魯迅作品注釋的“最初的初稿”[7],開展對于魯迅生平有關人物的訪問,出版了影印本《魯迅日記》,同時認識到搜集注釋所需材料的困難,無法執行先前規劃的工作進度。1952年7月,魯迅著作編刊社搬到北京,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下屬的魯迅著作編輯室。1956年8月,馮雪峰在《〈魯迅全集〉(新版)出版計劃》中言明,將自1956年8月出版第一卷,直至1957年9月出齊十卷,而注釋則“附在每卷末尾”[8]。不過,這樣的出版計劃也未能實現,此版《魯迅全集》第一卷在1956年10月出版,直至1958年方才出齊。

馮雪峰先生

從1958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的最終呈現面貌來看,大體遵循工作方針所擬定的基本原則、涵蓋內容和資料搜集。然而,與注釋范圍的設想有所不同的是,日記并未列入全集中,“魯編室”也沒有“注釋《魯迅日記》中的人名”[9],只是在1958年前后調查過相關人事。而收錄魯迅的全部書信的出版計劃,也因“反右”斗爭發生改變,以“擇取較有意義的,一般來往信件都不編入”[10]為由進行篩選,僅收錄已發現的1165封信件中的334封。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擾,對比前六卷與“反右”之后出版的七到十卷,不難發現“工作馬虎草率多了”[11],涉及實質性內容的注釋大幅減少,多參看前六卷已有注釋內容。

1974年2月5日,“魯編室”草擬《關于出版〈魯迅全集〉注釋本的請示報告》,內容包括“注釋工作的具體方案”和“出版附有注釋的《魯迅全集》和魯迅著作單行本”[12],卻未得到“出版口”領導小組的任何回復。1976年5月,“魯編室”經過與各注釋組的討論,對注釋體例草案做出修訂,突出了單行本與全集本之間的差別,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單行本“各篇都作簡短題解”,全集本“一般不作題解”;二、單行本在全集本注釋范圍外,需對難懂的“字、詞、成語、難句、反語等”加注,并為難讀的字注音;三、單行本可對難以理解的文言文“譯述大意”,而全集本則“一般應引用原文”[13]。截止1976年底先后完成的“征求意見本”,遵循的正是草案中對單行本的規劃。而單行本與全集本出現差異的根本原因,與兩者對服務對象的設定有關:前者以“相當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讀者為對象”,注釋較為通俗詳細;后者以“中等文化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為對象”[14],注釋更為精煉簡明。

1977年5月間,“魯編室”考慮到進度相對遲緩,決定放棄先出單行本、再出全集本的打算,將兩者合為一體。同年12月初,“魯編室”與林默涵、秦牧就注釋的工作方針和體例形式進行反復討論,提出取消“題解”,統一全集本和單行本的注釋等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與1976年4月《關于〈魯迅全集〉注釋修訂工作的意見(草案)》突出以“階級斗爭為綱”[15]所不同的是,此次探討強調“嚴格掌握敵、我、友的界限”,不混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對待較為復雜的問題要“嚴格掌握分寸”[16]。12月12日,“魯編室”提交《關于〈魯迅全集〉注釋編纂工作的請示報告》給胡喬木,這份文件被視為標志著全集注釋編寫的“原則、方法的轉變”[17]。關鍵之處在于,報告明確新版注釋以1958年版《魯迅全集》為基礎,增補“全部書信、日記、輯錄古籍及譯文序跋”和新見全部佚文并加以注解,這就將注釋范圍和注釋基本內容確定下來。與此同時,對作品的意義和題旨“不作評論”,以向讀者提供“有關歷史背景、人物、社團、事件”[18]等資料為主的意見,意味著“魯編室”力圖真實地還原歷史現場。1978年9月,為統一全集注釋體例,“魯編室”草擬《有關注釋條例的補充規定》,對涉及報刊、數字、外國人名、引用古籍、社團和流派等注釋的格式問題作了嚴格限定。在出版局和有關單位的支持下,“魯編室”借調大量補充人員,通過擴充定稿組的方式加快進度,終于在1980年3月正式發稿全集第一卷。

由始至終,“魯編室”對新版全集(1981年版)的注釋方針雖幾經調整,卻始終堅持全集不加“題解”,同時強調直接引用原文,從中不難見出“魯編室”對客觀真實原則的堅守。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關于〈魯迅全集〉注釋編纂工作的請示報告》特別注明,針對注釋工作中將遇到的復雜問題應“隨時請示”以確定“如何掌握分寸”[19],而注釋人員用實際行動捍衛還原歷史現場的信念。單就《三閑集·序言》中的“封建余孽”的注解來看,陳早春多方考證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的作者杜荃即郭沫若,并在注釋“被五次劃掉”的情況下,仍堅持向“定稿小組的負責人申述自己的意見”,終于得到周揚和胡喬木的批復,在“接近于定稿的《魯迅全集》第四卷中”[20]加上此條注釋。當然,1981年版《魯迅全集》并非“難以逾越”,不乏誤注、漏注之處,諸多注釋存在“科學性和準確性”[21]方面的問題,但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初魯迅注釋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在整個《魯迅全集》出版史上占據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

二、注釋體例的變革與《魯迅全集》注釋的檢索方法

在參加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感言中,林辰認為十卷本全集的最大貢獻在于保存資料,為日后的增補提供線索,同時希望后來者能在既有成果上“糾偏訂訛,補闕拾遺”,以期“更能適應讀者的需要”[22]。從某種角度來看,“魯編室”對于編輯和注釋體例的不斷變革,目的正是通過對排版、布局和格式的合理化改進,從而滿足讀者更方便地閱讀查找的需要。

林辰先生

1958年版全集采用卷末注釋的形式,將注釋與正文內容一分為二,在每條注釋后標出原文頁碼。多數時候,不列出注釋的詞條名稱,直接進行解釋。這樣一來,讀者在翻閱正文過程中,對標注詞條產生疑問的情況下無法直接查到注釋頁數及內容;而瀏覽注釋時,亦無法根據注釋內容明確所注對象,使用起來多有不便。以《花邊文學·讀書忌》為例,《翁山文外》上標注3,但具體注釋內容需要下拉瀏覽整卷注釋才能找到。與此相對,僅看同篇文章注2解釋為:“參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注13和注14”[23],根本無法確定要注解的詞條。意識到卷末注釋的缺陷,“征求意見本”采用文后注釋,即將注釋直接附在每一篇文章后面,并詳細標明注釋詞條,為讀者查詢提供了極大便利。以《華蓋集續編·不是信》為例,注51《太平廣記》可直接翻到文后查找:“‘類書’名,共五百卷。宋朝李昉等輯。書成于太平興國三年(公元九七八年),內收六朝至宋朝初年的小說、野史很多,引用書約四百七十余種?!盵24]而解釋為“李四光給《晨報副刊》編者徐志摩信中的話。參看本文注[31]”的注6,也可從詞條名稱“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25]中直接確定。

1981年版《魯迅全集》沿用了“征求意見本”的文后注釋方法,并在第十六卷中增加注釋索引。具體來看,全集注釋索引分“人物類”、“書籍、作品類”、“報紙、刊物類”和“團體、流派、機構類”等十個類別,每組由“首字檢索表”和“注釋條目”兩部分構成。其中,“首字檢索表”按首字筆畫為序排列,“注釋條目”后的數字分別代表“該條目所在的卷次、頁碼和注碼”[26],如“王守仁”條目旁列“③131.7;⑨254.7”[27],指“王守仁”詞條出現在《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31頁注7和第九卷第254頁注7。

對于出現在不同篇目的相同或相關詞條,1958年版全集、“征求意見本”和1981年版全集都采用“參看”式注法。在此之中,1958年版“一律不再重復注釋”[28],相同卷次格式為“參看本書某篇”、“參看本書某篇注某”和“參看本書某篇及其注某”等,不同卷次間的參照格式為“參看某篇”、“參看某篇注某”等。相較而言,同一卷次之間的“參看”尚不難查找,只是由于篇目位置難以確定,需耗費頗多精力。至于不同卷次間的參照,非常不便于讀者檢索,尤其是諸多參看篇目只提供了篇名,省略了相關信息。茲舉一例,《三閑集·怎么寫》注10的解釋為:“參看《而已集》《扣絲雜感》注9”[29],這就需要先將《而已集》定位到全集第三卷,再翻閱整卷注釋找到《扣絲雜感》一篇,進而根據第九條注釋核驗內容。

不同的是,“征求意見本”是對單行本作注,不同卷次的注釋任務相互獨立,客觀上造成不同卷次之間的相同或相關詞條重復加注的情況,“參看”式注法多出現在同卷次不同篇目之間,格式為“見本書某篇注某”和“參看本書某篇注某”等。再加上文后注釋的方式,查找起來相對便利,如《而已集·談“激烈”》注1“鐵窗斧鉞風味”解為“參看《通信》注17”[30],翻閱目錄定位《通信》篇,文后注17可查:“指坐牢和殺頭的滋味。鐵窗,安上鐵柵的窗子,指監獄;鉞,古代兵器,形狀象大斧?!盵31]1981年版全集吸收了“征求意見本”的經驗,針對不同卷次的相關詞條,采用一律加注的方式,只是詳略和側重有所不同,以更好地理解文意為重心。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卷次間的參照,1981年版全集增加了頁碼,將格式改為“參考本卷第某頁注某”,而頁眉上標出卷目名稱和文章篇名的設計,彌補了未注明“某篇”的不足,這種標注方式為精準查找和核對提供了條件。如《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注4:“陳鐵耕 木刻家。參看本卷第49頁注[9]”[32],直接翻至49頁查詢注9可得:“又村 即陳鐵耕(1906-1970),廣東興寧人,木刻家”[33],并根據頁眉確認此篇為《〈木刻紀程〉小引》。

如前所述,1958年版《魯迅全集》收入書信334封,按照收信人排列,并在目錄處標明收錄信件的數量和起始時間。落實到具體注釋,則將同一收信人所錄全部書信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解析。舉例而言,從書信目錄許壽裳一欄可以看出,全集收入魯迅寫給許壽裳的信件計18封,時間是自1910年10月14日至1936年9月25日,注釋即以許壽裳為章節標題,對信件正文標注的26個詞條進行注解,每條注釋末尾標注相對應的正文頁碼。且不說書信的失收問題,單就這樣的排列方法和注釋形式來看,魯迅書信中蘊含的時間邏輯被打亂,而書信篇章的獨立性也與對收信人進行整體化注釋的方式相抵牾。有鑒于此,1981年版《魯迅全集》收錄其時發掘出的魯迅全部書信1456封(另斷簡12則),以年代先后為序,按寫作時間加以排列。每封信的標題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是代表年月日的六位數字,后一部分統一格式為“致某某(收件人)”,如“190130 致錢玄同”,即1919年1月30日寫給錢玄同的信。注釋附在每一封信的后面,直接對獨立的信件進行解釋,如“300503 致李秉中”信后附有6條解析正文內容的注釋。

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開創性地對日記進行注解,排于每月日記之末,并將人物與書刊的相關注釋單獨拉出,總附于《魯迅全集·第十五卷》末尾。以人物注釋為例,先按首字筆畫,標注由人物名稱首字和相關注釋出現頁碼組成的首字檢索表,如九畫欄中“施(506)”,意指在魯迅日記中出現的以施為首字的人物注釋可在506頁查到,翻閱可知有施樂、施君、施宜云、施復亮和施蟄存等人。落實到具體注釋條目,則先對人物進行注解,而后以破折號頓開,再按照年月日(月份為帶圓圈數字以示區別)依次標出該人物在魯迅日記中出現的時間。如全集對王希禮解釋是:“蘇聯人。一九二五年在馮玉祥國民軍第二軍俄國顧問團工作,《阿Q正傳》俄譯本的最初譯者。魯迅曾為之作《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1925⑤9。⑦10。⑧11。⑩25,28。1927⑤27”[34],意為王希禮的名字出現在魯迅日記1925年5月9日、7月10日、8月11日、10月25日和28日,以及1927年5月27日之中。

就注釋所在位置來看,“魯編室”實行了卷末注到文后注的轉換。針對不同篇目的相同或相關詞條,“魯編室”不斷完善“參看”式注法,由一律不重復注釋到不同卷次一律加注,并用頁碼代替篇名以便精準查找。落實到書信日記,則將按收信人排列改為按寫作時間羅列,并將日記中出現的人物、書刊單獨列出。這些編輯和注釋體例的變動,彰顯出“魯編室”探索更為合理有效的注釋方法的努力,同時相關經驗教訓也為包括2005年版《魯迅全集》在內的注釋組所吸收。

三、校注內容的完善與處于“未完成時”的《魯迅全集》

在魯迅著作的排印和出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差。早在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出版說明中,即強調“本版中全部作品,這次都經過了一番校勘;凡在過去各版本中印錯的字或標點而為我們所已經發現的,都已經加以改正”[35]。其后各版全集,都進一步推進了魯迅作品的校勘。值得一提的是,孫用以初刊本、初版本和謄清稿勘校了第一至七卷,足可視為《魯迅全集》??鳖I域的扛鼎之作,如根據原刊及謄清稿,指出《病后雜談》“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一句中的“想到”應作“想起”,此處“系沿襲初版之誤”[36]。除卻排校方面的問題,在魯迅的寫作、講演和書信日記中,難免出現錯漏和疏忽。針對這種情況,“魯編室”選擇以注釋方式點出,在保留原文完整性的前提下加以說明。舉例而言,1958年版全集《墳·從胡須說到牙齒》一篇,注釋人員根據魯迅1923年的日記,推斷注26中的“民國十一年秋”應為“民國十二年春”[37]?!罢髑笠庖姳尽敝?,編注者查詢1926年4月1日的北京報紙,判斷《華蓋集續編》里的《可慘與可笑》中提到的“三百多人”應為“二百多人”[38]。1981年版全集更是對《中國小說史略》中的引用做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如指出《第一篇 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注23中的“職方氏”應作“訓方式”[39],《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上)》注13中的“貞元”應作“建中”[40],《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說(下)》注6中的“韓愿妻”應作“韓愿女”等[41]。

就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內容來看,除書信外,各篇第一條注解多是對文章發表出處的介紹。由于時間限制,加上人手不足和相關材料缺失,諸多篇目的出處并未標明,甚至直接標注不確定,如《彷徨·長明燈》注明:“本篇最初可能發表于1925年3月的北京《民國日報》,因為一時還未找到這一時期的該報,所以未能確定?!盵42]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版全集中有些文章在出處和署名之后,還專門對文章的主旨作了“題解”,如《墳·我之節烈觀》的注釋解析此篇“是針對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和社會上復古主義者提倡‘節烈’的反動潮流而作的”[43]?!罢髑笠庖姳尽敝苯映欣^了1958年版全集“出處”加“題解”的注釋方式,并在每一篇文章的標題下方以腳注形式標注出來,與附在文末的正文注釋相區別。需要注意的是,為避免影響讀者的閱讀和判斷,“征求意見本”中耗費大量人力的“題解”在1981年版全集中刪除殆盡,但其對于文章出處的搜索在1981年版中保留下來,并統一作為各篇第一條注釋。而從1981年版《魯迅全集》留存的一些“題解”中,不難見出三版注釋之間的關聯,如對《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所作注解。

1958年版《魯迅全集》定下了注釋的對象,是魯迅作品的“寫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歷史事件以及社團、書籍、報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語、引文出處等等”[44],其后各版《魯迅全集》都是圍繞這些基本注釋對象加以“新注、補注、訂正”[45]。而注釋內容的完善,主要體現在對這些對象的補充、修訂和統一格式上。

魯迅作品中涉及大量古今中外的人物,對于這些人物的注解可以說是《魯迅全集》注釋工作的重要一環。而涉及古代、當代和國外人物時,注釋所包含的基本內容不盡相同。就1958年版《魯迅全集》來看,古代人物的注釋大多包括人名、生卒年、表字、籍貫、朝代、官職和相關評價,如《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對羅隱的注釋:“羅隱(833-909),字昭諫,余杭人,唐末詩人,著有《甲乙集》10卷、《讒書》5卷等?!盵46]當代人物的注釋與之相近,主要區別在于為切合魯迅文章的理解,增強了關于人物事跡的描述和背景身份的介紹,如《準風月談·“感舊”以后(上)》注釋施蟄存為“江蘇松江人,1932年至1934年之間曾主編《現代》雜志,在當時是文藝界所謂‘第三種人’之一”[47]。外國人物的注釋則通常由譯名,外文名,生卒年,國籍,職業和相關評價組成,如《花邊文學·商賈的批評》對“亞波理奈爾”的注釋:“(G.Apollinaire,1880-1918),W.A.Kos-trowitzky的筆名,法國詩人及小說家?!对伩兹浮肥撬秳游镌⒀栽娂分械囊皇锥淘??!盵48]“征求意見本”對于人物注釋的最大改變,是統一刪去了外文名,只保留譯名,這或是為了避免1958年版全集未能統一運用所在國文字或通行語言注明外國人名而造成的注釋內容的混亂。1981年版《魯迅全集》在人物注釋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對書信、日記中許多難于知曉的人物作了疏證。承擔日記注釋工作的“魯編室”和復旦大學等單位,通過查閱書籍檔案和訪問與魯迅有關的人物的方式,積累起豐富的材料。茲舉一例,對魯迅日記中只出現過一次的潘漢年,“魯編室”先后去信湖南米江茶場、湖南省公安局和公安部,詢問其“下落”和“情況”[49],最后才有了相關詞條:“潘漢年(1905-1977) 江蘇宜興人,作家,‘左聯’成員。潘梓年之弟。一九二七年底與葉靈鳳籌編《現代小說》月刊?!?927?13?!盵50]

對于歷史事件、書籍、報刊、典故、名物和引文的注釋,不免征引大量的材料。在此之中,“引用古籍的文句與掌故”和“引用外籍文句、學說與掌故”[51]一開始即被馮雪峰列為草案的首要注釋內容,而這也是注釋工作中較為繁重的一部分。舉例而言,為查找1958年版全集《南腔北調集·〈蕭伯納在上?!敌颉分小按蚴遣淮?,不打是打”的出處,王士菁用兩個星期翻遍宋人筆記,終于“從張耒《明道雜志》中查出”[52]。而在我國駐匈使館和匈牙利專家的幫助下,“魯編室”在1981年版全集中明確了“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出處,進而解決了“《野草·希望》中幾十年不得要領的一個問題”[53]。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版十卷本收入卻沒有加注的《漢文學史綱要》和《中國小說史略》,在1981年版全集中增加了800多條注釋,不過這或許并非“一次首創性的工作”[54],早在“征求意見本”中已對這兩部文學史著作作了注解。

伏案工作的王士菁先生

容易為人忽略的是,不同時期編注者征引材料的方式有所區別。1958年版全集直接征引原文;“征求意見本”會對征引文句加以解釋,甚至以解釋代替引用;而1981年版全集則與1958年版相近,基本采用引用原文不加解釋的注釋方式。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正踐行著《關于出版〈魯迅全集〉注釋本的請示報告》(1974)有關單行本和全集本注釋的規劃。以《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為例,在對“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加注時,1958年版和1981年版全集選擇以曹丕《典論·論文》的原文作注,而“征求意見本”在引用后加上“意即文章有助于治理國家,是不朽的偉大事業,所以古代作家的名聲一直流傳于后世”[55]的解釋。更有甚者,在對“服散作假”注解時,1958年版與1981年版全集征引《太平廣記》卷二四七所載侯白《啟顏錄》的原文,而“征求意見本”并未引用,直接將其大意概括為“說當時因大臣貴族多服五石散而發熱,于是有些并不富裕的人也假裝發熱,說是服了五石散的緣故”[56]。1981年版全集關于引用的理念,在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中得到貫徹,“只提供與原作內容直接相關的資料,力求準確貼切,簡明扼要”,同時強調“不能把注釋當成辭典寫,注釋不承擔辭典的任務”。此外,2005年版全集的注釋組還注意到,魯迅引用時想要表達的意思,某些時候與原文有所出入,故而在統稿中注重補足原文,并“征引古代學者的經典性解釋”[57]以供讀者參考。

因資料欠缺,“魯編室”會對應注而無法查明的注釋增設“待查”或“未詳”條目。這些“未解決的遺留問題”無疑是“注釋的難點”[58],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見證著編注人員充分利用新發掘的資料和成果,對注釋內容作出補充和完善的努力。根據“魯編室”1976年5月對注釋體例草案的修訂,“征求意見本”可以對“一時尚難查考而對理解原文十分重要的問題”注明“待查”,留待“查明后補全”,同時強調“正式出版時這種情況應盡量減少”[59]。事實上,這種標注“待查”的傳統,早在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已實行。以《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為例,注14和16分別是“G參事,待查”和“C參事,待查”[60]?!罢髑笠庖姳尽睂Α癈參事”加以注明,解決了一項遺留問題,并為1981年版全集所沿用:“指蔣維喬,字竹莊,江蘇武進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盵61]遺憾的是,直到2005年版《魯迅全集》,“G主事”仍標注“不詳”[62],這也成為《魯迅全集》注釋中的一道歷史難題。不過,“征求意見本”諸多標注“待查”的詞條,在1981年版全集中遭到舍棄,如《而已集·反漫談》中“待查”的注7“教育總長”與注10“總長”[63],而這或許與此類官職在原文并未具體指向,只是借以指代某一類人有關。換句話說,1981年版全集對“征求意見本”中“待查”詞條的必要性進行了核驗。

校注內容的完善,體現在“魯編室”對魯迅作品不斷地??保瑫r表現在對包括古今人物、典故、書籍、報刊和歷史背景等注釋對象的糾偏、增補和豐富上。新的歷史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現,會被注釋組吸納進全集之中以深化注釋內容。這些共同決定了,《魯迅全集》始終處于不斷修改的“未完成時”,而“魯編室”在編注過程中的留下的經驗和教訓,也成為后來者修訂《魯迅全集》無法回避的部分。

余論

在最早倡議為魯迅作品作注的林辰看來,“對魯迅的作品加以注釋疏證,俾能更為一般讀者所了解所接受,就成為研究和學習魯迅工作中最基本最需要的一個項目了”[64]。這暗示了《魯迅全集》注釋的兩重功用:一是“幫助一般讀者閱讀以至讀懂魯迅著作”,二是“為研究者提供某些研究資料和研究線索”[65]。前者重心在于“閱讀”,這就要求注釋組明確何處該加注,何處可不注,同時注釋內容應詳略得當,以服務于原文的讀解;后者則突出“研究”,強調注釋材料的準確可靠,經得起時間考驗。誠然,這些標準理應成為《魯迅全集》注釋的題中應有之義,遺憾的是,由“魯編室”所注1958年版和1981年版《魯迅全集》,包括“征求意見本”,距離上述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其中的缺陷和不足同樣對后來者產生深遠影響。

“何處該注”的位置問題,某種程度上與“魯編室”對讀者的預期設定有關。舉例而言,1958年版在《吶喊·阿Q正傳》的注31,對“No”解釋為“英語,‘不’的意思”[66],這樣的英語單詞在其他卷次中反復注明,或與注釋組對當時“普通初中畢業學生”可以大致看懂的認知有關。而“征求意見本”和1981年版全集沿用了此類注釋,則可見出“魯編室”對“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的理解與“普通初中畢業學生”相近。不過,遵循1981年版注釋方針的2005年版全集,卻刪去了相關注釋,從中或可看出不同時代對于同樣稱謂的讀者群體的判斷不盡相同。質言之,服務于讀者的《魯迅全集》注釋會根據閱讀群體文化素養的變化增刪內容。悖論之處在于,其他各版《魯迅全集》注釋都是以1958年版為基礎,在此之上進行增補與修訂,這就在客觀上造成對閱讀對象要求最低的1958年版全集反而因注釋內容的相對匱乏而成為理解難度最大的一版。

更大的問題是,“魯編室”對于《魯迅全集》何處該注的選擇,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也即,《魯迅全集》注釋組“注釋了正文中一部分加引號的熟語、成語或古語,而遺漏了一大部分”[67]。這并不是說“魯編室”未經過慎重考慮便作出注解,而是就《魯迅全集》注釋的呈現面貌來看,已注與未注的詞條之間并無統一標準。以《且介亭雜文末編·我的第一個師父》為例,1958年版與1981年版均對“放焰口”下了注解,卻遺漏了魯迅其后引用的“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而2005年版全集對此引語也未注釋。除此之外,篇中魯迅加了引號(有出處)卻未標示的,還有“天地君親師”、“彼眾我寡”、“如釋重負”和“小家碧玉”等。倘若因為這些是“能在普通字典、詞典上查到的詞語”[68]而不加注,何以會對同樣可以查到的“冠禮”、“釋迦摩尼”和“金剛怒目”等予以注解?事實上,各版《魯迅全集》的大量注釋,都可在字典詞典中查閱到。

1975年9月13日,林辰在看完復旦大學所注《中國小說史略》后,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和注釋的原則,交給王仰晨與李文兵審核。在復信中,林辰以“第一篇 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里“《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于芻蕘”一句的注釋為例,指出應注《左傳》所載的“輿人之頌”與《詩經》稱美的“詢于芻蕘”是為何意,而非單注《傳》與《詩》。換言之,應當“注意正文原句中心何在,在關鍵問題處作注,避免輕重倒置”[69]。這樣的意見為復旦大學注釋組所吸納,“征求意見本”對“輿人之頌”和“詢于芻蕘”[70]加以注明。遺憾的是,1981年版與2005年版全集,刪去了此處的注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林辰提出的問題,在各版《魯迅全集》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如《中國小說史略》第四篇《今所見漢人小說》中“楊慎序云,‘得于安寧土知州萬氏’”一句,1981年版全集只對楊慎加注[71],卻未對“得于安寧土知州萬氏”作解??梢哉f,如何抓住重點,確保詳略得當,以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是注釋《魯迅全集》不容忽視的問題。而林辰也將“自身的研究所得”[72],投入到《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的整理編校工作中。

《魯迅全集》的影響廣泛,其注釋內容“直接引導著讀者對魯迅的言論方式、隱含語義、針對對象、乃至精神格局的理解和想象”[73],若是準確性存在偏失勢必會帶來極大損傷。然而,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魯編室”參與注釋的全集本和“征求意見本”,都或多或少有著違背客觀性和準確性的地方。囿于政治環境,1958年版全集的“有些內容不免留下時代的痕跡,一些注釋欠客觀”[74],如《集外集拾遺·我的種痘》對丁玲的注釋是:“女作家,曾于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當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盛傳她在南京遇害,還沒有知道她已變節?!盵75]這樣的說法與丁玲被劃為右派分子有關,有違延安時期經陳云、李富春簽署的“審查結論”[76]。相較于1958年版全集,“征求意見本”的意識形態色彩更為突出,“專注于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的宣揚”[77],這從前文所述“題解”中不難見出。不過,“征求意見本”由不同的注釋組分擔情況,情況較為復雜,無法簡單概括。以《故事新編·理水》中有關顧頡剛的注釋為例,1958年版全集認為顧頡剛有關“禹”和“鯀”的闡釋是“沒有任何可信根據的議論”[78],“征求意見本”則指出這樣的解釋運用了“實用主義的考據方法”[79],其中的政治色彩相對淡化,這或與1971年顧頡剛復出并“繼續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80]有關,卻足可窺見“征求意見本”注釋情況的復雜。

1981年版《魯迅全集》在注釋方面,竭力根據“公正、客觀,還歷史本來面目”[81]的原則進行定稿,這從“魯編室”刪除“題解”,以及對“兩個口號”論爭、“革命文學”論爭和“左翼”評價等“敏感”問題的處理上均可看出。不過,1981年版全集注釋在內容上直接承繼1958年版和“征求意見本”,其中的很多意識形態元素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下來。以《墳·題記》中對“君子之徒”的注釋為例,1981年版全集解釋為“指當時現代評論派的人們。《現代評論》周刊是當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大學教授所辦的一種同人雜志……這派人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北洋軍閥以及后來的國民黨反動派有密切的關系”[82],這些內容基本是對1958年版全集的沿用。直到2005年版《魯迅全集》,注釋中的政治色彩進一步淡化,力求以客觀態度展現歷史情境,這從注解內容的變化可見一斑:“指當時現代評論派文人。《現代評論》周刊是當時一部分留學英美的大學教授所辦的同人雜志,1924年創刊于北京,1927年7月移至上海出版,至1928年停刊?!盵83]

毋庸置疑的是,由“魯編室”發起并不斷完善的《魯迅全集》注釋工作,集中體現于注釋方針的調整、編釋體例的變革和校注內容的完善等諸多方面,可以說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魯迅傳播與接受作出了不可預估的貢獻,幫助一代又一代讀者走近魯迅、閱讀魯迅,同時成為研究者進入魯迅研究領域無可替代的基礎性材料,這也是研究者提出“魯編室”版《魯迅全集》概念[84]的重要因由。而為何處該注提供統一相對的參考標準,確保在理解文意的關鍵處作注,并將真實客觀作為評價注釋內容的基本原則,則是“魯編室”在反復實踐中為后來者留下的有關修訂《魯迅全集》注釋的重要經驗。

參考文獻:

[1] 李宗剛、謝慧聰:《70年來〈魯迅全集〉注釋研究熱點與前沿動態分析——基于1949-2018年超星數據的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2] 謝慧聰:《〈魯迅全集〉編注史上的“征求意見本”》,《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3] 王仰晨:《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是怎樣進行的?》,收入朱正編:《魯迅研究百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頁。

[4] 一士:《魯迅著作注釋工作起于何時》,《紀念與研究》1982年第4輯。

[5][64] 林辰:《魯迅著作需要疏證》,《大公晚報·半月文藝》1947年10月25日。

[6][51] 馮雪峰:《魯迅著作編校和注釋的工作方針和計劃草案》,《文藝報》1951年2月25日。

[7] 馮雪峰:《關于魯迅著作的編校注釋和出版》,《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0日。

[8] 馮雪峰:《〈魯迅全集〉(新版)出版計劃》,收入《馮雪峰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33頁。

[9] 馮雪峰:《致陳則光》,收入《馮雪峰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頁。

[10] 魯迅:《魯迅全集·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11][76] 朱正:《略說〈魯迅全集〉的五種版本》,《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4期。

[12][13][14][16][59] 王仰晨:《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收入《王仰晨編輯人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282-284、282、288-289、284頁。

[15][18][19][68] 李宗剛:《現代教育與魯迅的文學世界》,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第295、297、298、296頁。

[17] 謝慧聰、李宗剛:《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體例及其文學史意義》,《江西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20] 徐慶全:《“杜荃(郭沫若)”:驚動高層的〈魯迅全集〉一條注釋》,《縱橫》2004年第4期。

[21] 馬蹄疾:《81年版16卷本〈魯迅全集〉是“難以逾越”的“定本”嗎?》,《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

[22] 林辰:《二十年的愿望——參加〈魯迅全集〉(十卷本)編注工作感言》,《文藝報》1956年第19期。

[23][47][48] 魯迅:《魯迅全集·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530、568頁。

[24][25][38] 魯迅:《華蓋集續編·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59、54、94頁。

[26][27]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六卷(附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72、87頁。

[28] 孔昭琪:《評八十年代版〈魯迅全集〉——兼論目前魯迅著作出版的混亂狀況》,《山東科技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29][46] 魯迅:《魯迅全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98、566頁。

[30][31][55][56][61][63] 魯迅:《而已集·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89、55、136、138、192、72頁。

[32][33] 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49頁。

[34][50]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574頁。

[35][37][43][66][75] 魯迅:《魯迅全集·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556、524、490、832頁。

[36] 孫用:《〈魯迅全集〉校讀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頁。

[39][40][41][71] 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0、200、43頁。

[42][78] 魯迅:《魯迅全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464頁。

[44] 張小鼎:《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的三座豐碑——二十世紀〈魯迅全集〉三大版本紀實》,《出版史料》2005年第2期。

[45][54] 林辰:《寫在新編〈魯迅全集〉出版的時候》,《人民日報》1981年9月23日。

[49] 李輝:《〈魯迅全集〉背后的尋找》,《書城》2009年第12期。

[52] 王士菁:《悼念林辰同志》,收入《王士菁文集·第一卷》,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537頁。

[53] 何啟治、劉茵:《播魯迅精神之火——記新版〈魯迅全集〉的誕生》,《當代》1981年第5期。

[57][58] 李文兵:《關于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統稿工作》,《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2期。

[60] 魯迅:《魯迅全集·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61-562頁。

[62]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頁。

[65] 王景山:《〈魯迅全集〉注釋隨感》,《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

[67] 高旭東:《〈我的第一個師父〉的疏證考辨與文體歸屬——兼談新版〈魯迅全集〉注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69] 林辰:《林辰文集·肆》,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

[70]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頁。

[72] 李楊:《“古來著者皆寂寞”——論林辰的魯迅研究》,《現代中文學刊》2022年第5期。

[73] 張業松:《“歷史文本”是這樣被構造出來的——〈魯迅全集〉注釋獻疑》,《文匯報》2004年11月28日。

[74] 蔡彥:《〈魯迅全集〉版本述略》,《圖書情報研究》2018年第1期。

[77] 鮑國華:《論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注釋及其修訂》,《西北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79] 魯迅:《故事新編·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頁。

[80] 鮑國華:《顧頡剛與〈魯迅全集〉注釋》,《東方論壇》2021年第1期。

[81] 王仰晨:《略談新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

[82]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頁。

[83]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84] 李楊:《“魯編室”與〈魯迅全集〉的生產》,《當代文壇》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