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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百篇佚文中的徐旭生
來源:光明日報 | 李正一  2026年07月20日08:10

1919年6月底,剛剛從法國回國半年的徐旭生,在河南開封主編《心聲》雜志。此雜志1920年初就宣告停刊,但在現存的四期中就收有他的六篇文章、一篇詩歌和一篇跋語。除了《心聲》雜志,在近年被影印和數字化的海量民國文獻中,筆者還搜集到一百余篇未收入《徐旭生文集》的佚文。這些佚文涵蓋徐旭生人生的各個階段,展示出他追求科學、集學者與斗士于一身的立體形象。

譯介西學

徐旭生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時的專業是哲學,他在留學時習得的西方語言和哲學知識,實為當時中國最為獨特而稀缺的能力和資源。徐旭生在開封任師范學校教師時,就已有利用《心聲》介紹歐洲文學、科學、哲學史的嘗試,1920年初發行的《心聲》第2卷第1期中即發表了八篇西方哲學、歷史、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文獻的譯文。其中一篇為法國數學家、科學哲學家班加來(Henri Poincaré,今譯龐加萊或彭加勒)所著《科學之價值》(La valeur de la science)的緒論和目錄,徐旭生為其撰寫了跋語,簡要介紹了班加來的生平和著述,盛贊其學術成就:“因為班氏在科學上的發明,在近世為一最美富的。現世能全讀班氏的著作者,世界上幾無一人。”

1921年2月,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傅銅(字佩青)發起“哲學社”,徐旭生受邀講演法國哲學家拉郎德(André Lalande,今譯拉蘭德)的“非進化論的天化論”。或許是這一經歷,使徐旭生意識到自己在外語和哲學研究中仍有用武之地,他開始翻譯法語學術著作,介紹西方學術研究。徐旭生最先嘗試的是他在《心聲》中就已盛贊過的班加來。當年,他先后發表了班氏《科學之價值》的第十章《科學是臆造的么?》,以及《最后的思想》的第一章《定律的演變》的譯文。同年內除完成《你往何處去》和《馬蘭公主》兩種文學作品的翻譯外,他還嘗試翻譯了《史學導言》的第一章。至1923年,他還試譯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六章的一節。《徐旭生文集》未收的這些譯文,雖然都是未竟之作,但實有開先河之功。

早在《心聲》雜志中的《飛遯廬拉雜談》一文中,徐旭生就引用法語格言“Science pour science”(科學為科學),表達了對國人重視研究科學的希冀。他試譯班加來的《科學之價值》,亦說明他始終都沒有停止對科學和哲學關系的思考,他在任教北京大學后的論文《科學與道德之關系》《解釋對于科學的誤會》等都是嘗試回答這一問題的成果。

考察歸來

1927年5月,徐旭生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前往西北考察。1928年夏季之后,由于新疆考察工作受阻和德國方面撤回資助,科考團決定削減多數考察計劃,作為團長的徐旭生需要完成各類善后工作,他向地方官員通報團員行蹤的一些電文公函,至今仍保存在新疆當地的檔案館中。

在徐旭生看來,經行西北途中的廣闊天地確乎壯觀,但科考計劃受阻后的公務亦讓人陷入愁苦。《世界日報》曾刊登兩封徐旭生致西北科考團常務理事劉半農的長信,其中有大段文字討論科考團經費問題:“……兩千款項已用過半,不有接濟,恐難繼續。赫定先生此次實在已經特別幫忙,再向他交涉,太覺不好意思,且合同規定不作大發掘,我們也沒有理由再向他張口。所以我前兩封信,請你募集一兩萬款,實在是萬不得已的辦法……如果能籌得過萬的款,我就再來。如果不然,只好請理事會另外派人來,我也要休息一休息了。”徐旭生希望將考察繼續下去,但經費的一籌莫展和向官員反復解釋的俗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結果,故只得先行離開。

1929年1月10日,徐旭生返回北平,隨即就有多個高校和學術團體邀請他講演。據報載,僅在1月內,徐旭生就先后在北平大學文學院、北平大學法學院第一院、陸軍大學、中法大學、北平大學農學院、中國大學、清華大學講演,之后還在燕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國道設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海交通大學、國立勞動大學講演。他之所以安排密集的講演,是希望能向對西北感興趣的師生提供最新的信息,也期待能以此引起更多國人留心和關注西北。他的講演生動明快,仿佛廣闊天地就在眼前,團務的煩惱仿佛未曾存在,只余取得成果的喜悅與鼓舞。他專門講述“遇險”,既為激發興趣,也是在鼓舞聽眾不因畏難而止步,如在中法大學講演時稱:“如果我不換一種題目給大家來講,大家或者要疑惑該地并非人境,哪還有人敢再去呢!”

1929年1月,徐旭生出任北平大學第二師范學院院長。當時,北平各高校因大學區改革而紛擾不寧,在1月25日的就職演說上,徐旭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和期望:“現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一樣,人心極浮動輕躁,最容易激成偏見,發生糾紛,猶如整天搖動的水,外邊稍加動力即反復得厲害。至于動,本來不是壞事,惟學校中沒有安靜的心思,學業上是很吃虧的……再則中國人對于精確沒有熱烈的需要,所得只是大略。吾人當力求其精確,這是科學的態度,于科學前途很有關系。”可見他出任院長職務,意在糾正教育界亂象,使其回歸“科學”的軌道。

通俗創作

徐旭生因將向魯迅約稿的通信發表在《猛進》中,而受到現代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徐旭生在《猛進》中常以斗士而非學者的形象出現,其中為人熟知的是將魯迅和徐旭生弄混的“兩個門牙”之誤。1925年10月,北京多所學校師生舉行集會,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關稅自主,遭到北洋政府當局鎮壓,徐旭生牙齒被打傷。當時報紙報道稱“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把徐旭生誤作魯迅。魯迅在《語絲》上發文澄清此事,徐旭生在1926年1月13日發表的《西漢經師傳授系統表》中亦提及此事:“前些時,我因為跟著大家作要求關稅自主的表示,歸結傷了幾個牙齒。在養傷的時候閑居無事,因把《前漢書》的《儒林傳》《藝文志》及其他經師的列傳拿出來看一下子。”這應是他借助學術研究,從對政治現實失望的精神困境中抽身的表現。彼時徐旭生與老友兼同事李宗侗所辦的《猛進》仍在正常發行,他在完成對西漢經學師承的研究后,又重返《猛進》,繼續發表時評,直至1926年3月被迫停刊。這也是徐旭生既是學者又是斗士的直接表現。

除與李宗侗合作的《猛進》外,前人鮮有提及的是徐旭生與顧頡剛合作的《民眾周報》。《民眾周報》由顧頡剛主持的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發行,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創刊號,1937年1月1日起由徐旭生擔任主編,同年5月被查封。徐旭生先后在《民眾周報》發表10篇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論命運》實為1925年《猛進》中的同名舊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徐旭生在向十年前的《猛進》“斗士”回歸,他在《民眾周報》中轉而談論“命運”“迷信”和“科學”,嘗試解答時人更深層次的困惑——在無法消散的戰爭陰影之下,是否應該相信當前的一切困境都是無法違抗的命運?十幾年前,《猛進》中那些尖銳的嘲謔,往往止步于發泄情緒。而此時的徐旭生,希望以通俗的說理啟發民眾以科學的態度理解“命運”。當解釋何為“占課”時,他說:“我有一次在河南開封相國寺閑溜達,聽到一個占課先生說:‘十句中五句,賽似活神仙。’他這句話確有道理,正代表占課的性質。”在區分迷信、常識和科學時,則說:“我們想在天地中間好好地生活,是用迷信來的昏沉沉的螢火呢,是用常識只能照一點路的紙燈籠呢,還是要用科學這盞異常明亮的汽油燈呢?”十余年過去,徐旭生依然在為“科學”奮筆疾書。

這百余篇佚文,使作為學者與斗士的徐旭生,形象更為立體而生動。其中所蘊含的智慧、勇氣、責任感和使命感,值得我們進一步解讀。

(作者:李正一,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