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社會中人”,才能更好地做“文學中人” ——評段崇軒《“開墾時代”——中國新文學潮流中的山西文學》
近期,段崇軒積數年之功,推出了一部近40萬字的專著——《“開墾時代”——中國新文學潮流中的山西文學》。在書中,段崇軒在中國新文學的整體視野中系統梳理了山西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概況,并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深入分析。中國新文學史有數百種,但每一種都是薄薄一兩冊,不可能深入分析每個地域的文學發展史。即使是山西的研究者,對山西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情況也重視不夠。雖然也有董大中等學者對它有所關注,但相關的研究不夠系統、完整。段崇軒的這本專著,為我們展現了山西新文學第一個階段的燦爛圖景。譬如,作為革命家、社會活動家的景梅九的文學活動及創作;作為歷史學家、思想家的常燕生的文學創作;作為文學社團“狂飆社”成員的高長虹、高歌等人的文學活動及創作;作為批評家、劇作家的李健吾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姚青苗的抗戰文學創作,特別是《中條山的杜鵑花》的被發掘;還有山西革命文學代表高沐鴻的文學歷程等。這些人的文學活動、文學實績,或散亂于時代的風云,或沉浮于歷史的長河。現在,段崇軒于故紙黃卷之中,拂去歷史的塵埃,以真實的史料,將其清晰地呈現于世人面前。
段崇軒通過梳理這些人的創作實績,呈現山西早期新文學的本真面貌,并對地域與全國、邊緣與中心的主體間性關系進行深入分析。譬如,景梅九是中國早期留學日本群體中的一員。1905年愛因斯坦發表劃時代的相對論原理。1922年愛因斯坦計劃訪問中國。當時山西的景梅九、高長虹等就率先研究相對論。這些研究體現在他們的翻譯作品、文學創作中。作為有思想家精神氣象的人文學者,常燕生對政黨形態有著清晰的認知與建設。“狂飆社”所體現的歐化的“狂飆精神”,高歌小說中所突出的“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的創作傾向”,以及李健吾“豐厚的中西方文化學養”等,都是鮮明的例證。所有這些居于時代潮流前沿的表現,都體現了當時山西文學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其實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山西人的革命熱情,是與當時全國的大形勢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以此觀之,該書所描繪的文人群體,具有這樣的開放胸懷,也是可以理解的。最為突出、鮮明的例子,是高長虹與魯迅的關系。高長虹組織的文學社團,緊緊圍繞在魯迅身邊,魯迅給予了大力扶持與引導。魯迅1933年在致山西榴花社的信中寫到,“新文藝之在太原,還在開墾時代”。這也是這本書的名字的由來,不過段崇軒將“開墾時代”作了更加寬泛的理解,主要用它來指稱上世紀初至三四十年代的山西新文學——當然,在論述具體的作家作品時,這個時間線還可能向后不斷延展,以覆蓋這些作家的整體創作。
段崇軒注重分析文學、創作者與時代、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在書中,段崇軒將“開墾時代”的山西文人群體視為文學創作者而給以著重論述。但給我們的印象則是,這些人作為文學創作者,其“文學性”都不純粹:景梅九更多地是革命家、社會活動家。常燕生是歷史學家、思想家。以高長虹為代表的“狂飆社”成員,文學只是他們投身社會革命的方式之一。所以,以文學盛名進入了延安的高長虹會與文學絕緣而去研究經濟,其二弟高歌后來也遠離了文學。紅極一時的才女關露,為革命投身諜戰生涯而無悔于對文學生涯的放棄。賈植芳自稱是“社會中人”。“文學中人”只是其“社會中人”的一部分。作為“社會中人”,賈植芳立志要做一個“大寫的人”。所以,用“社會中人”“大寫的人”來概括山西早期新文學中的文人群體是非常準確的。只有做好“社會中人”“大寫的人”,才能更好地做一個“文學中人”。
段崇軒最初是以對新時期文學的關注而進入學術研究領域的。他曾在國內重要報刊上發表過數百萬字的關于當代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評論文字。退休后,他立志進入現代文學領域,溯源當代文學的歷史縱深。這本書就是他為此所作努力的第一個收獲。我覺得,他的這一努力,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舉個例子,趙樹理曾多次自言,他的文學寫作是為著解決農民在變革時代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的,而并非為著自己在文學史上留下貢獻與聲名——雖然因此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不容輕視。在這其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到山西“開墾時代”作家的遺傳與影響。而在今天,我們的許多作家,可能更多地考慮自己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有影響的“文學中人”,并因此將“社會中人”“大寫的人”棄之不顧。可越是如此,卻也影響了自己作為“文學中人”的品位、重量。我們有著悠久的以史為鑒的傳統。越是進入歷史的縱深,越能夠對現實做出準確的判斷。反過來說,越是需要對現實做出深刻、準確的判斷,我們越需要進入歷史的縱深。回顧前輩作家們的風采,我們可能更加明白,文學當然是文學,但文學又不僅僅是“文學”。
(作者系太原師范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