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斯諾 紀念斯諾
在中國人心目中,埃德加·斯諾的名字是和《紅星照耀中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1937年,斯諾根據自己在西北蘇區的所見所聞,創作完成了紀實作品《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該書在英國一經問世,便引起極大轟動。短短幾周內的銷量便突破10萬冊,加印了三次后,仍然熱度不減。一年后,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還要在淪陷區和國統區發行,譯本定名為《西行漫記》,避開了“紅星”這一敏感詞語。《西行漫記》從斯諾這位西行前往蘇區、渴望獲知真相的“西游取經人”的視角出發,帶領讀者一起去探尋紅色中國的真相。
作家丁曉平在《埃德加·斯諾:紅星為什么照耀中國》一書中說道:“作為拉開紅色中國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誼橋梁的先行者,斯諾是走在美國總統尼克松前面的英雄使者,也是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在特殊情況下或者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的‘代言人’。”那么,是什么樣的因緣際會使得斯諾成為“中國領導人在特殊情況下或者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的‘代言人’”的呢?是什么樣的人生經歷促使著斯諾這個外國人去甘冒風險,穿越封鎖線,深入蘇區,并寫出如此撼動人心的紀實作品的呢?斯諾創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和其他相關報道給他本人的生命軌跡帶來了哪些改變?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去追溯斯諾與中國人民交情的淵源和《紅星照耀中國》的前世今生。
1905年,埃德加·斯諾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普通中產家庭。斯諾的青年時代,正值美國國內實用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這種浮華表面下掩蓋的平庸的日子讓斯諾感到迷茫與空虛。1928年7月,斯諾從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肄業后,懷揣著成為一名偉大記者的人生理想,決定漂洋過海前往古老東方“探險”。
1928年起,斯諾在上海擔任了《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兼任《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并從1930年起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國外特約通訊員。1929年6月,時年24歲的斯諾,和國際賑災委員會的秘書德懷特·愛德華茲、美國工程師O.J.托德、傳教士醫生羅伯特·英格拉姆等人一起,去了大饑荒年間飽受天災人禍摧殘的西北地區進行采訪。在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默特右旗薩拉齊鎮,斯諾目睹了民生凋敝、餓殍遍地的悲慘景象。在這里,他目睹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被活活餓死;年僅20歲的青年雙目無神,身上皮肉的生機漸漸消逝,打著褶皺,懸掛在骨架上,每一根骨頭都清晰可見,走起路來像個干癟的老太婆,拖著步子,一步一步向前挪;孩子們的小骨架彎曲變形,骨節突出,胳膊瘦得像小樹枝,肚子里塞滿了樹皮和鋸末,高高鼓起,像生了腫瘤;女人們無力地躺在角落里等死,皮膚黝黑,骨頭猶如刀鋒一般嶙峋突出,下垂的乳房像個空麻袋。然而,危害程度更甚于天災的是人禍。在很多城鎮里,仍然有很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他們在家丁的武裝保護下,大發災難財。城市里的官員們也仍然過著歌舞升平的生活,那里有的是糧食和谷物,一直不缺。因為軍閥割據和他們之間的地盤爭奪,來自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成千上萬噸的麥子和小米都無法運達災區。賑災委員會用籌集的善款修筑了水渠,當地官員們隨即便用幾分錢一英畝的價格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并以滯納稅款的方式或者幾個銅板的價格,從忍饑挨餓的農民手中收購了成千上萬英畝的土地,然后等待日后出租給佃戶。斯諾曾對西北農民的逆來順受感到不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后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讓斯諾意識到,中國的農民并不消極,也不懦弱。只要方法得當、組織有方、領導得當,只要有可行的綱領,只要給他們希望和武裝,他們就會奮起抗爭。
斯諾后來將薩拉齊之行稱作“一生中一個覺醒的起點”。如果說薩拉齊這個“覺醒點”是來自“行萬里路”的收獲,那么“讀萬卷書”的收獲則體現于斯諾編譯《活的中國》的過程中與中國現代作家的交往和對他們作品的了解。斯諾著手編譯《活的中國》的時間,大概在1930至1931年。在此過程中,斯諾與中國現代作家過從甚密,他們為他提供了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深層意識形態的一扇扇窗口。
翻譯家王際真曾經描述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他們認識中國主要是通過電影和偵探小說,中國就意味著陳查理和傅滿洲,以及其他面目模糊卻相當熟悉的人物,也意味著中國炒菜和唐人街商店店面上印刷的毫無意義的象形文字。”這個時期關于中國的作品往往為了迎合外國讀者獵奇的心理而夸大東方人身上的他者特質,進而在此類作品的熏陶下,西方人普遍給中國人打上了“神秘、愚昧、麻木、邪惡”的標簽。斯諾想通過《活的中國》在國外的傳播起到破舊立新、以正視聽的功用,破除西方傳媒塑造的刻板化和妖魔化的中國形象,從而讓真實的中國有機會現于人前。在《活的中國》中,斯諾所選擇的篇目合在一起,塑造了一個內憂外患、矛盾重重、步履艱難卻又不乏希望的現代中國。西方世界的讀者可以借此了解“這個擁有著世界上1/5人口的幅員遼闊而又神秘奇妙的國家……在這里,猶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嶺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國的心臟和頭腦,偶爾甚至能夠窺見它的靈魂”。《活的中國》這部選集,以其所選入的文章對中國社會之復雜性所做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發人深省的呈現,被《太平洋事務》視作“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社會檔案”。
《活的中國》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魯迅的小說”,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魯迅的小說”選譯了《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箏》《論“他媽的”》《離婚》7篇作品,并附有一篇魯迅生平。編譯過程中,斯諾曾多次拜訪魯迅,向他請教中國新文學的一些問題,二人相談甚歡。魯迅對斯諾的評價是:“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于有些同胞自己。”
第二部分的選文歷經多次調整,最后選擇了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茅盾的《自殺》《泥濘》、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從文的《柏子》、孫席珍的《阿娥》、田軍的《在“大連號”輪船上》《第三支槍》、林語堂的《狗肉將軍》、蕭乾的《皈依》、郁達夫的《紫藤與蔦蘿》、張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佚名的《一部遺失了的日記片段》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線》,共計14位作家的17篇作品。其中兩篇來自斯諾給他在北大授課時的學生楊剛和蕭乾布置的“命題作文”。楊剛被斯諾視作中國新女性的代表,故而受邀寫一篇自傳體的小說。楊剛直接用英文寫成兩篇,斯諾選了其中一篇,即以“佚名”的筆名收入的《一部遺失了的日記片段》。而蕭乾的那一篇則是描寫所謂的“救世軍”在北京貧民窟收買靈魂的《皈依》。
對于斯諾本人而言,他編譯《活的中國》的過程也是加深自己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民眾的了解、去觸及它的靈魂與情感的深層結構的過程。蕭乾說“《活的中國》是《西行漫記》的前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紅星照耀中國》是《活的中國》的續篇,是斯諾看到的希望所在。
從1928年來到上海伊始,斯諾目睹了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和舊中國黑暗腐敗統治欺壓的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態。1933年9月,斯諾的第一本書《遠東前線》在倫敦出版,披露了日本人在中國的野蠻侵略行徑。1932年,斯諾與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結婚后,定居北平。1934年年初,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的身份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他“一無教氣,二無白人優越感”,平等、隨和的態度更是拉近了他與中國學生之間的距離。斯諾夫婦當時住在海淀軍機處8號院的一座小別墅(現北京大學西南門附近),那里很快成為了進步青年學生“呼吸新鮮空氣的窗口”。夫婦二人經常邀請學生前來家中做客,與他們一起讀書、交流、討論。
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斯諾夫婦始終對中國學生的抗日運動報以深切同情,且身體力行,參與了學生的愛國示威運動。在“一二·九運動”中,他們走在游行隊伍的前列,以外國人的身份保護學生,不憚于與前來攔阻的警察士兵發生肢體沖突,他們的家也成為受傷學生的避難所。他們還利用自己身為記者的職業優勢,為這次的學生運動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的當天,斯諾即向外國媒體傳送了相關報道;12月10日,他在《每日先驅報》發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門關閉,“我們是日本殖民地嗎?”》一文;12月12日,在斯諾建議下,龔普生、龔澎等學生在燕京大學臨湖軒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介紹“一二·九運動”的訴求和真實狀況。除直接執筆撰文、發文外,斯諾夫婦還加強與《密勒氏評論報》、《芝加哥論壇報》、《亞細亞》雜志、合眾社華北分社,以及北平路透社的聯絡,引導國際輿論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向當局施加壓力,推進運動的持續發酵。
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運動”之后,斯諾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白色恐怖與血色希望并存的國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以及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捕殺、“圍剿”和對人民的鎮壓,同時也看到了就算在這樣的高壓政策之下,仍然有無數的農民、工人、學生、士兵以身犯險,加入紅軍,前赴后繼地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獨裁政權展開不屈不撓、針鋒相對的斗爭。斯諾在他的報道中如此寫道:“中國需要能帶領它的民眾走出惡臭與腐爛、悲慘與苦痛以及民族災難的做實事的理想主義者。”而中國共產黨恰恰就是這樣一群“做實事的理想主義者”。如果說斯諾1936年的蘇區之行源于某種命定的牽引,那么他的此次蘇區之行也開啟了貫穿他生命始終的與中國共產黨和他們領導下的中國民眾之間的跨國情緣。
斯諾在國統區的所見所聞,觸動了他身為新聞記者的敏銳觸覺。在他看來,“紅色中國的故事所具有的重要性和相關性日益突出,遠遠超過新聞報道所熱衷談論的一些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可以說‘紅色中國’的故事才是我們最應關注的‘中國故事’”。斯諾將他關于紅色中國的所有疑問都記錄在了《紅星照耀中國》的第一章《尋訪紅色中國》的第一節《一些有待回答的問題》中,提出的問題覆蓋了以下幾個主要方面:共產黨和他領導下的紅軍的屬性,共產黨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共產黨的策略方針,紅軍已取得的軍事勝利背后的原因,蘇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革命未來的發展趨勢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等等。這也是封鎖線外的人們想要找到確切答案的問題。斯諾指出了關于紅軍的一個基本事實:“不論何種派系的觀察者,甚至包括蔣政權的將軍們私底下也不得不承認紅軍作戰的頑強。那么這支堅持斗爭如此之久、作戰如此勇猛、如此不畏犧牲,而且整體來講勢如破竹的軍隊究竟是些什么人?他們的這種品質從何而來?是什么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并激發起他們高昂的斗志?他們運動的革命基礎是什么?這些堅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們到底懷抱著怎樣的希望、目標和夢想,激勵著他們戰勝數百次的戰斗、封鎖、食鹽短缺、饑荒、疾病、時疫,直至后來長達6000英里的長征?”帶著這些疑問,斯諾等待著一個契機,來實現他的蘇區之行。他曾經嘗試了很多方法,希望能獲得關于中國共產黨相關情況的第一手資料,甚至曾試圖通過地下黨的途徑前往江西蘇區采訪,但始終未能成行。這個契機到了1936年方才經由宋慶齡之手,遞送到斯諾面前。
1931年,經由美國進步女性作家史沫特萊女士的介紹,斯諾結識了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斯諾曾參與了營救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特工牛蘭夫婦的行動,并在此過程中,得到了宋慶齡的信任。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當時剛剛到達陜北的紅軍處境非常艱難,缺醫少藥,于是中共中央向在上海的宋慶齡求助,希望宋慶齡能送去一些藥品,同時還希望能有一位記者和一位醫生前來陜北,幫助打破國民黨長達9年的新聞封鎖,并爭取國際援助。
在此機緣巧合之下,斯諾成為前往蘇區采訪的最佳人選。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聯系與幫助下,王牧師(中央特科董健吾的化名)幫助斯諾與在上海行醫的喬治·海德姆(George Hatem)醫生(中文名字馬海德)一起,冒著生命危險,經由西安前往陜北蘇區,由此開啟了斯諾為期4個月的蘇區之行。
斯諾來到蘇區之后,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和高度重視。周恩來對斯諾講:“阻止你們前來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將你看到的一切都寫下來,我們愿意為你提供在蘇區調查期間所需的一切幫助。”周恩來不僅給出了口頭保證,還為斯諾接下來的行程草擬了一份計劃書,列著為時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個項目。讓斯諾沒想到的是,他此次蘇區之行實際花費的時間遠遠超出92天,最后離開時還依依不舍、心有不甘,因為還有太多的東西沒有來得及看。
此次蘇區之行中,斯諾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徐特立、林伯渠、徐海東等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多次長談,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從而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成長歷程,共產黨領袖的個人特質,共產黨關于抗日戰爭的政策方針,蘇維埃的貨幣政策、土地政策、組織方針和教育制度,蘇區軍民的社會生活等等有了深入的了解,這些都體現在了《紅星照耀中國》這部紀實作品的相關章節內容中。
斯諾在蘇區所接觸的不僅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更多的則是他平時生活中接觸的普通紅軍戰士和蘇區的民眾。比如,在他介紹英美對華政策的自由問答階段,連珠炮一樣將他問住的紅軍大學的學員們;用著極其簡陋的設備和少到可憐的道具與服裝,上演了一場場鼓舞人心的抗戰大戲的紅色劇團;日常交流中會時不時冒出馬克思主義詞句的、善良淳樸的蘇區農民;和斯諾有過合影的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們;以及最讓斯諾感到不可思議的“紅小鬼”:“總的說來,‘紅小鬼’是你在紅色中國很難找到嚴重錯處的一群人。他們精神狀態極為飽滿。我不止一次懷疑,大人們看到他們,也會忘掉自己的悲觀情緒,想到自己正是為這樣的少年的未來而戰斗,就會振奮起來。他們總是情緒高昂,充滿樂觀,不管一整天的行軍下來有多么筋疲力盡,每當被問到好不好,他們總會回答‘好!’他們吃苦耐勞、聰明勤奮、好學上進,看到他們,你就會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只要青年有望,國家就不會無可救藥。”凡此種種,更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都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
斯諾的此次蘇區之行,不僅儲備了幾十萬字的文字稿件,而且還為共產黨領導人、普通紅軍戰士和民眾拍攝了近百張珍貴的照片。在這里特別提及其中的兩張。一張是毛澤東戴著紅軍的八角帽,側身站立在窯洞前的照片,當斯諾任助理編輯的《密勒氏評論報》第一次刊登出這張照片時,引起了極大轟動。斯諾眼中的毛澤東是一個有趣且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簡樸作風和不造作的做派,也有著生動的幽默感,將淳樸的作風、犀利的智趣和老練的世故非常有效地結合在了一起。他不僅先天精明,而且后天勤奮,是一位相當具有天賦的軍事政治戰略家,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也是對哲學和歷史有著深入研究的學者,有著非比尋常的記憶力和專注力,口才雄辯,文筆極佳。就這樣,借由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生動記述和他所拍攝的極為傳神的照片,一個真實的毛澤東第一次走到了對他有著諸多不實猜測的世人面前。也是在斯諾的勸說下,不愛談及個人經歷的毛澤東向斯諾講述了自己的成長歷程,才有了后來由毛澤東口述、斯諾筆錄的《毛澤東自傳》。
關于毛澤東在這張照片中戴的八角帽,還有一個小插曲。因為毛澤東本人的軍帽過于破舊,帽檐已經塌軟,而周圍紅軍戰士的帽子又太小,于是斯諾將自己剛領到手的新軍帽拿給毛澤東試戴,正好合適,所以這張照片也是二人友誼的見證。1975年,斯諾夫人專程來到中國,將他們保存了近40年的這頂毛澤東和斯諾都戴過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角帽,親手交到鄧穎超手中,并通過她捐贈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收藏。
另外一張是一個小號手站在預旺堡厚厚的古城墻上,面朝旭日,昂首挺胸,吹響嘹亮的軍號,身邊紅旗獵獵作響。后來這張照片被選作了《西行漫記》的封面,充滿朝氣的小號手及其象征的年輕的“紅色中國”,傳遞出中國革命“向前!向前!向前!”的“抗戰之聲”。
1936年10月底,斯諾帶著厚厚一摞采訪筆記和大量膠卷及電影膠片,返回北平。11月初,他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講述了自己在蘇區的見聞,展示了他拍攝的照片。11月14日,《密勒氏評論報》率先刊登了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并配發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各國報紙爭相轉載。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聞學會在未名湖畔臨湖軒召開全體大會,斯諾在會上首次公開放映了反映陜北的影片,燕大學生第一次真實地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歷史學會在臨湖軒召開選舉會,新聞系的一位學生代表斯諾用漢語作了訪陜見聞的報告,然后放映了斯諾拍攝的幻燈片300多張、電影膠片300余尺,使長期禁錮在國統區的青年學生看到了“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在斯諾的啟發下,燕大學生立即倡議組成了北平學生訪問團趕赴延安,他們在那里受到了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和蘇區人民的熱烈歡迎。抗戰爆發后,成百上千的燕大學生陸續奔赴陜北,參加八路軍,走上抗日救國的前線。
斯諾離開蘇區后,便開始在一些英美報刊上發表系列新聞通訊,將自己在蘇區的所見所聞寫成客觀公正的報道,將封鎖線后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和廣大蘇區人民的生活狀態、精神面貌和戰斗狀況帶到世人面前。這些處于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部隊重重包圍之中的人們首次以自己的真實面貌——而不是他們在國民黨報紙中被妖魔化的形象——出現在國人和世界人民面前。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斯諾不帶任何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借由他親自采訪所得的第一手資料,首次向全世界真實全面地報道了中國紅軍成長的歷程和長征的經過,中國共產黨和他們領導下的蘇區軍民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以及他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這部紀實作品也是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民間外交的成果之一,借由斯諾之筆,共產黨第一次有機會向世界展示自己在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公共生活等各領域已取得的成就,宣傳自己的路線政策和抗戰主張,為中國的革命事業爭取來自世界民眾的支持和同情。
英文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后不久,相繼被譯成十幾種文字出版,可以說斯諾成功地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中國紅軍所處的國內外輿論環境。“紅色中國”的故事終于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美國出版界和學術界甚至將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發現”比作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斯諾的蘇區之行開啟了先河,在他之后,更多對蘇區抱有好奇之心和同情之心的國內外人士陸續到來。不僅大批醫療物資通過各種途徑運往了蘇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還有大批外國記者、醫生和作家等不同身份的國際友人也涌向延安。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白求恩醫生和柯棣華醫生,還有美國進步女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托馬斯·比森、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主編歐文·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菲力浦· 賈菲、美國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美國海軍陸戰隊埃文森·卡爾遜上校、德國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等人。他們的到來和與中國共產黨的交流,為美國乃至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他們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開啟了“民間外交”的大門,他們的采訪資料和親身體驗為世界各國制定對華政策提供了切實有據的參考。
然而,斯諾這位先行者在中國的采訪之路卻被迫中斷。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得知詳情的斯諾在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關于“皖南事變”的詳細報道,將事實真相公之于世。惱羞成怒的國民黨吊銷了斯諾的外國記者特許證,并伴之人身威脅。1941年,斯諾被迫離開了他生活了13年的中國。回到美國后,斯諾曾受到羅斯福總統的多次接見,以其提供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大量詳實可靠的材料,為美國政府制定未來的對華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身在美國的斯諾仍然心系中國,繼續往報紙雜志投稿,將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介紹給美國人民,積極地向美國各界宣傳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四處奔走,為中國抗戰募集資金,以致遭到了國內別有用心者的污蔑。 斯諾曾談到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時自己的遭遇,說感到“成了自己國家的以實瑪利(社會公敵)”。由于長期遭受美國反共反華勢力的敵視與迫害,斯諾不得不進行了自我流放,于1959年舉家遷往瑞士。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曾多次想要回到中國訪問,然而受國際形勢所限,直到1960年,方才心想事成。周恩來對斯諾來華后的接待工作做了詳細安排,指示接待人員可以與斯諾談得深一些,為他提供更多關于中國的素材。訪問期間,斯諾用幾個月的時間訪問了14個省的16個主要城市。回到瑞士后,他撰寫并出版了以新中國為素材的《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再次在西方世界引起熱議。
1964年,斯諾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刻,再次訪華。在這一年里,有兩件大事接連發生:一是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臺;二是10月16日,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成功。周恩來找斯諾談話時,說:“現在世界上有兩件大事,赫魯曉夫下去了,我們的原子彈上去了。”周恩來還特意送給了斯諾12張蘑菇云的照片,請他發表在中立國家的中立報紙上,用作宣傳。斯諾回到日內瓦后,當即在瑞士報紙上發表了這12張照片,舉世皆驚。
1970年8月,斯諾在中國重大歷史轉折時期(中蘇關系緊張,中國尋求與美國破冰)第三次訪華。“文革”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政治動蕩、經濟停滯。西方政界和報界關于中國共產黨解體和政權不穩的猜測和各種謠言甚囂塵上。斯諾聽取了周恩來對于中國經濟狀況的介紹,并深入中國各地實地采訪,為期達3個月之久。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文革”的確給中國生產帶來了不利影響,但是“減產只是局部的和暫時的……中國仍然具有巨大潛力”。斯諾作為“文革”中第一個被批準前來中國訪問的西方記者,他的訪華報道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極大關注。斯諾在訪華期間及返回瑞士之后刊出的大量報道,為西方了解中國現狀和未來的發展趨向提供了詳實可靠的資料來源。
10月1日,斯諾夫婦應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邀,參加了國慶觀禮,成為第一個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一起參加國慶大典的外國記者。攝影師抓拍到了二人并肩而立、相視而笑的一幕,并將大幅照片發布在了《人民日報》的醒目位置。此次訪問期間,毛澤東和斯諾開誠布公地談到了美國和尼克松總統。毛澤東曾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游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1971年2月,斯諾回到瑞士后,刊出了此次中國之行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談話,向世界傳遞出了中國外交政策上的新變化。斯諾的訪華報道,先后在意大利的《時代》雜志、美國的《生活》雜志等報刊上發表。4月,美國白宮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尼克松總統已經注意到斯諾文章傳達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訪問中國。斯諾對之后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尼克松總統預期中的中國之行等消息感到十分興奮。他在瑞士家中,忙著撰寫他此次訪華的新書——《漫長的革命》,準備在次年尼克松訪華前先行抵達北京,去見證并采訪這一里程碑式大事件。但病魔打斷了斯諾的計劃,他因罹患胰腺癌,住進了醫院。1972年1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從斯諾夫人那里得知,斯諾患了胰腺癌,術后效果不佳,向美國求助被拒后,便立即派出醫療小組前往瑞士,包租了一架法航專機,希望能把斯諾接回中國醫治,北京日壇醫院已經為斯諾準備好了病房,等候斯諾一家人的到來。1月底,由馬海德率領的六人醫療小組抵達日內瓦。醫療小組為斯諾做了詳細檢查,診斷結果是癌細胞術后已經轉移,肝功能衰竭,只能就地治療。2月初,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接到北京的特急電報,告知他斯諾病危,讓他趕往瑞士去看望斯諾,代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向斯諾問候。黃華趕到斯諾家,斯諾剛從前幾天的昏迷中清醒過來,馬海德對斯諾說:“你看誰來了?是黃華!”斯諾立即睜大眼睛,極為驚喜。他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緊緊抓住黃華和馬海德的手,用盡全身的氣力說:“啊! 咱們三個‘赤匪’又湊到一起來了。”
與老友的團聚沒有帶來奇跡。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國農歷的春節,可就在這天凌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在昏迷中安靜去世,享年67歲。2月16日,新華社發表《訃告》,毛澤東發的唁電是:“斯諾夫人:獲悉埃德加·斯諾先生不幸逝世,我謹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親切的問候。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斯諾曾在遺愿中寫道:“我愛中國,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1973年10月19日,斯諾骨灰安葬儀式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蒼松翠柏間舉行。林蔭道上,源源不斷的人群聚集在這里,他們當中有年輕的大學生,有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有新聞記者,也有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各界知名人士,還有來自美國、英國、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等國的朋友。漢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篆刻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墓前擺放著毛澤東、宋慶齡、朱德和周恩來等人敬獻的花圈。現今,斯諾的骨灰一半安葬于美國紐約州哈德遜河畔的斯諾故居旁,另一半便安葬在了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此后,歲歲年年,他靜靜地長眠于此,見證著他筆下這個被紅星照耀著的中國再創新的輝煌。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曾在全國兩會記者會上發言時說道:“斯諾并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看待中國共產黨時,不帶意識形態偏見,始終堅守客觀真實,始終追求公正良知。他所展現的職業精神和道德操守讓人敬佩,他為增進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傾注了畢生心血,中國人民至今仍然懷念他。”斯諾無愧于“記者之王”和“報業良心”的稱號,用他畢生的奮斗詮釋了記者的使命和操守。
2021年,《中國日報》建立了“新時代斯諾工作室”(The Edgar Snow Newsroom),旨在更好地對外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新時代斯諾工作室”將為《中國日報》外籍記者和國際友人提供更多平臺和機會到各地深入了解新時代中國的發展變化,記錄精彩的中國故事,展示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時至今日,斯諾的精神遺產仍在這片紅星照耀下的國度散發著永恒的魅力和永久的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