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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書事雜憶
來源:光明日報 | 於可訓  2026年07月21日08:23

中國人把受過教育和正在受教育的人叫讀書人。讀書人不是一種職業,勉強算一種社會身份。與書打過交道,是這種社會身份的唯一標志。

讀書人自然少不了書。不管是現在正在讀的,還是過去已經讀過的,抑或是放在那里準備將來讀的,都是讀書人擁有的財富。許多讀書人常常因為擁有這份財富而自豪。

我的這份自豪來得晚,從破蒙讀書到初中畢業,除了課本和一本《四角號碼新詞典》,幾乎沒有別的書。課本和工具書也是書,然而就像家人也可以當朋友看待,但畢竟與外面交的朋友不同。

小學四年級時,我曾經擁有一本屬于課本和工具書之外的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張開翅膀飛呀》,寫一個知識青年回鄉務農的故事,是一本薄薄的連環畫。我有個同學經常拿這本書在我面前炫耀,故意把書名說得很快,很夸張。我沒見到書,卻經不住書名的誘惑,最后用一個甜粽子和一個咸鴨蛋換得了這本書。

高中階段,貫徹教學要“少而精”的原則,老師不讓看任何參考書,只讓熟讀精習課本,這便把所有的社會朋友都拒之門外。我從幾個學期的伙食費里省下錢,買了一本周培源編的物理學習參考資料和兩本文學評論方面的書。老師為此專門開了一次班會,對我進行嚴肅批評。我“合法”擁有的圖書,仍然是歷年的課本和一本《四角號碼新詞典》,還有那本寫知青的連環畫。

這本寫知青的連環畫我一直保存到我自己也成了知青。下放前夕,我保存的所有課本都在那幾年的混亂中丟了,只有這本連環畫躲在箱子旮旯里得以保全。不久,它就有了新的伙伴。

我們點上有個知青,那幾年趁亂從學校圖書館拿了一套《中國文學史》,四冊,深藍色的封面,他翻了翻覺得沒意思,見我喜歡看書,就給了我。

我那時候不知道什么叫文學史,更不知道編書的游國恩等人都是大專家。這套書對我來說,就像以前看過的小說,平時有空或雨雪天不出工,就翻幾頁消磨時間。雖然書的內容并未完全看懂,但舉的例子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這些例子都是古代詩文名篇或名篇的片段,讀起來朗朗上口,也能琢磨出一點意味。漸漸地,我便愛上了這些詩文名篇和片段,干農活的時候,還常常背誦。等到我從農村招到工廠當工人,這套文學史中例舉的詩文名篇和片段,我都背得滾瓜爛熟,還能按朝代分出先后次序。這套書為我日后學習古代文學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后來念中文系的時候,有個教古代文學史的老師,期末考試總喜歡考一些大題,比如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散文的發展,或者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等等。我能在考試的三個小時內一口氣寫出這期間散文或詩歌發展的脈絡,還能舉出不同階段有代表性的詩文名篇或段落。老師大感驚訝,我跟他講了上面的故事,他只說了兩個字:難怪。

我念大學的時候,圖書出版還沒有全面恢復,書店里賣的書,種類單一,數量很少,文學類的圖書少而又少,漢口利濟路新華書店門前就開始有了以書換書的交易。往往是在傍晚時分的路燈底下,稀稀落落的換書人佯裝漫無目的地在書店門前的空場上游走,其實身上都帶著書,有的也有相對固定的目標。換書的過程就在擦身而過的一瞬間,雙方互不搭話,也不對眼,只報書名,覺得可換的,便從襟下、腋下、腰間、袋間抽出書來,迅速交換,之后若無其事地走開。若不想交換,就繼續游走,直到找到合適的交換對象。

那時候這種交易只能私底下進行,而且交換的圖書大都是還沒有解禁的“四舊”,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說和“地下文學”的手抄本,也有專業書籍和工具書。我那時喜歡看舊派武俠小說,我在鐵路工作時,有幾個住在武昌的同事也喜歡看,我就把他們保存的武俠小說拿到利濟路新華書店門前去交換,我自然得先睹之便,結果有機會遍覽明清兩朝和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

我考大學的時候已經30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雖然帶薪學習,仍感囊中羞澀,買書對我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好在有這樣的書市可以交換,我便挖空心思到書市上去淘換我需要的書。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有一天,我用鐵路上一個同事給我的一本《鏡花緣》,換得了一本《康熙字典》。那個學期我正在上古漢語,又選修了訓詁學,這本字典給了我許多幫助。雖然沒有換得同事要看的小說,然而他見我學習需要這本字典,并不怪我。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便“江山易主”。大二時我超級崇拜李白,買不到李白的作品,就用這本《康熙字典》跟同學換了一套《李白集校注》。雖然幾年后我買了一本新的《康熙字典》,但思念舊物,對這本新字典,仍感有些生分。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文史圖書和舊時的報刊資料逐漸解禁,關閉已久的舊書店也開始恢復營業,一些新華書店還附設了舊書柜臺,群眾性自發換書的熱潮逐漸減退,我也由露天書市的游神變成了舊書店的常客。

漢口交通路有一家舊書店,我周末從學校回家時,總要順道去轉一圈,買幾本需要的舊書帶回去。這些舊書也不是什么珍稀版本,而是出版放開后,一些書店影印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都是當初的單行本,很便宜,價格從一毛幾到幾毛到一塊多不等,后來出了作者的文集或選集,這些單行本就不再版。我記得上海書店影印過魯迅的小說、雜文的單行本,還有以前出版的契訶夫小說的單行本,繁體豎排,這兩套書我都想法搜羅齊全。雖然后來我有了《魯迅全集》和《契訶夫文集》,但這兩套單行本我還當寶貝一樣珍藏。我的藏書就是靠這些舊書積攢起來的,這是我藏書的“第一桶金”。

這些舊書店的老板,一個個都是書業頂級高手,不光講生意,還講情義。打交道的時間長了,他們不僅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愛搜集一些什么書,經濟狀況怎樣,遇到手頭緊的時候,不但允許賒欠,有時還慷慨饋贈。特殊需要或一時難覓的書,只要你開個單子,不久就會給你帶來驚喜。我們學校附近有一家舊書店,我就常得老板娘的照顧,她還破例讓我到她的書庫去找書。有一次,我在她的書庫找到一套《錢注杜詩》,欣喜若狂,就跟她講了我用《康熙字典》交換《李白集校注》的故事。她很感慨,說,送你吧,李杜,李杜,李不離杜,杜不離李,配個對。我至今不忘她的這份情義。

大學畢業后,我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正好這時候,出版業逐漸復興,不但以前的許多圖書相繼重印再版,還根據形勢發展和讀者需要,推出了許多新的學術專著、文學作品和整套叢書。其中,對我們那一代人影響最大的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和“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面向世界”三套叢書。專業參考書和文學作品,學校圖書館可以借閱,不必急于收藏,這幾套我認為可以傳之久遠的學術名著和叢書,卻不容錯過。新華書店每有新版上架,就一搶而空,我也跟著搶購了這些叢書的一些主要著作。原來滿是舊書的書架,頓時增加了一片亮色。這些著作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走向,也是我個人求知問學的一個階段性記錄。

我留校任教后,買書多為教學參考和科研需要,這種專業化的購書,相對于此前隨心所欲的“野購”,少了許多激情和快樂。后來,科研項目化,有了經費,買書就更方便了。我為我所從事的教學、科研項目,購置了海量的參考論著和資料。我也喜歡搜集專業之外的雜書和閑書。我把這些品類繁多的著作,加上朋友們饋贈的專著、作品,分列于不同的書柜和書架。它們環繞在我四周,編織了一個讀書人的生活,也讓我有一種坐擁書城的感覺。

我雖然有了四壁是書的書房,但我不喜歡坐擁書城的感覺,我喜歡一人一書的面對,就像和一個朋友面對面地品茗談心。我的書都是我的朋友,我跟它們都有過親密接觸,它們就像我在人生中遇到的許多朋友一樣,相遇之后,在未來的日子,又將各自去尋找新的去處和歸宿。到時候,我會戀戀不舍地看著它們走出我的書房,到外面的世界去結交新的朋友。

(作者:於可訓,系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