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之眼觀影像流變 ——評《中國當代影視文學概論(1949—2025)》
在我國當代影視研究與創作實踐中,“影視文學”是一個被廣泛使用且頗具中國本土特色的概念。關于影視文學的概論性著作并不少見,但真正能夠兼顧文學本位與影像本體,并在歷史縱深與理論思辨之間達成平衡的作品,卻不多見。梁振華所著《中國當代影視文學概論(1949—2025)》,正是這樣一部力求打通文學與影視雙重維度的力作。該書以70余年的時間跨度,構建起一幅涵蓋內地、香港、臺灣三地影視文學的宏闊圖景。作者身兼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與一線影視創作者的雙重身份,使這部著作既保有學術研究的嚴謹與深度,又充盈著創作一線的切身感悟,是當代影視文學研究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學術成果。
在當代中國學術話語中,“影視文學”這一概念處于某種未定狀態。它時而被視為文學研究的延伸領地,時而被歸入影視研究的次級范疇,更多時候則被擱置在學科分類的夾縫之中,成為一個人們習于使用卻疏于深究的模糊能指。該書首先嘗試對這一概念進行重釋與勘界。作者在“導言”中開宗明義:對“影視文學”的理解,必須同時從“影像化的文學”與“文學化的影像”兩個維度展開。前者指向作為影視藝術前文本的劇本形態,后者則意味著以文學的思維和方法來審視已成型的影視作品。兩個維度看似分立,實則構成了一種一體兩面的認知框架:影視文學既不能脫離影像的本體特征而被孤立地談論,也不能被降格為文字的附庸而喪失自身的獨立性。
這一界定拒絕了兩種常見的化約主義。一方面,它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對影視文學的理解僅僅局限于劇本的文字層面,必然會導致對影視藝術本體特征的忽略”,從而與那種將影視文學簡化為“可閱讀的劇本”的文學本位立場劃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它也警惕著影像本體論可能走向另一種極端——將文學對影視的滋養簡化為一種過時的前史。就此而言,該書實際上是將“影視文學”重新定位為一個關系性范疇——它既不是文學的一個亞類,也不是影視學的附屬分支,而是文學與影視兩套表意系統之間的交叉地帶、對話空間與互文場域。
在方法論層面,該書明確標舉“及物”原則,即“將理論概括融入對具體藝術文本的評析與闡發當中”。近年來,影視研究領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理論話語膨脹而文本細讀萎縮的傾向,大量研究耽溺于挪用西方理論對中國影視作品進行“套娃式”解讀,卻疏于回到作品本身進行細致的敘事分析和形式把握。該書倡導與踐行的“及物”批評,構成了一種自覺的方法論糾偏。
翻開目錄,一幅中國當代影視文學的編年地圖徐徐展開。從革命戰爭的影像書寫(《南征北戰》《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到紅色年代的成長敘事(《董存瑞》《青春之歌》《紅色娘子軍》)、新生活的詠嘆與思索(《李雙雙》《新局長到來之前》);從啟蒙語境下的先鋒影像浪潮(《黃土地》《紅高粱》),到世俗化時代的喜劇勃興(《甲方乙方》《瘋狂的石頭》);從21世紀初的類型化趨向(《士兵突擊》《潛伏》),到新主流電影的生成與拓路(“建國三部曲”、《戰狼》系列);從“她時代”的銀幕倒影(《失戀33天》《你好,李煥英》),到IP潮與網絡劇集的審美迭代(《甄嬛傳》《瑯琊榜》《慶余年》《漫長的季節》)……這一序列勾勒出影視文學在當代中國文化藝術版圖中的一條生動而清晰的脈絡。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并非簡單羅列作品,而是通過流派、思潮與現象的梳理,將具體文本置于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中進行解讀。譬如在討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電視劇的類型化趨向時,該書將《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等作品的相繼出現,與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大眾文化的崛起、“市民社會”想象的生成聯系起來,揭示了類型敘事的社會認識價值。這種歷史化的闡釋路徑,把作品視為美學文本與時代文獻,使該書不僅是一部影視藝術史,也是一部當代中國文化與精神嬗變的心靈史。
該書的另一顯著特色,在于將內地、香港、臺灣三地的影視文學實踐納入統一的論述框架,嘗試構建“華語影視文學共同體”的論述格局。該書以十二章的篇幅,系統論述了香港電影的類型演進與臺灣電影的風格變遷。從香港武俠功夫片的演進軌跡到香港電影“新浪潮”,從香港喜劇片的多元樣態到香港動作片的現代類型,從臺灣鄉土電影的寫實主義到臺灣愛情文藝片的“瓊瑤時代”與“后瓊瑤時代”,從臺灣藝術電影的風格化呈現到國際化與產業化語境下的臺灣電影,這些論述脈絡清晰,構成了一部獨立的港臺影視簡史。這種體例安排體現了一種學術自覺:華語影視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整體。尤其是在全球化與產業化的語境下,三地影視的互動、融合與各自突圍,是理解中國影視文化當代轉型的關鍵視角。
在技術狂歡的時代談論“影視文學”,本身就需要一種定力。當AIGC開始介入劇本創作,短視頻與微短劇以碎片化敘事重塑受眾的審美預期,“影視文學”這一概念似乎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解構壓力。該書恰恰在這種時代語境中重申了一個根本性的信念:“穿透一切形態與技術的表層,影視文學的內核始終是人類對意義建構與情感共鳴的不懈追求。”
這一信念貫穿全書。無論是對《霸王別姬》“史、詩、思的融通”的闡發,還是對《人世間》“與時代同構的民生圖景”的解讀;無論是對《覺醒年代》“革命史的深度觀照與詩性書寫”的分析,還是對《我的阿勒泰》“自然與個體的詩意生存”的體認,該書始終以“文學的視角、文學的思維、文學的方法、文學的精神”作為方法論的核心。這并不意味著將影像還原為文字,而是以一種人文主義的姿態,守護著藝術對人類存在境遇的深切關懷。
總之,該書既是對一段波瀾壯闊的影像歷史的忠實記錄,也是對文學精神在影像時代如何自處與創造的深刻思考。它提醒著我們在今天的數智時代,依然需要保有觀看、閱讀的耐心與思考、闡釋的能力。而這,或許正是“影視文學”在當下的價值所在。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北京市文聯青年簽約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