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結合”與茅盾的理論批評實踐
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統一”[1]的觀點(在文藝界通常表述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以下簡稱“兩結合”),由周揚闡發后引起了文藝界的廣泛討論,時任文化部部長茅盾也必然要在諸多場合對這一觀點作出闡釋。從這些闡釋中可以讀出茅盾對“兩結合”特別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復雜態度,亦可窺見新中國理論話語與時代脈搏間的復雜關系。

一 如何看待“全部文學歷史”?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及會后都未對“兩結合”作出解釋,[2]于是周揚在毛澤東之后作的會議發言成為對“兩結合”的最早闡釋。[3]周揚的發言經過修改以《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為題在《紅旗》雜志創刊號上發表,[4]文章指出:“毛澤東同志提倡我們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這是對全部文學歷史的經驗的科學概括,是根據當前時代的特點和需要而提出來的一項十分正確的主張。應當成為我們全體文藝工作者共同奮斗的方向。”[5]
把“兩結合”視為“對全部文學歷史的經驗的科學概括”和茅盾在《夜讀偶記》中剛剛提出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公式[6]多少有些齟齬。茅盾明顯感覺到雖然支持《夜讀偶記》公式的人一度占優勢,但“半年多以后,這種‘一邊倒’的局面又倒過來了,從報章上我只看到反對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是文學歷史發展規律這一論點的文章,而贊成這一論點的人卻又沉默了”。[7]反對茅盾觀點的不少文章都提出了一個相同的問題:“既然用了‘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這個‘公式’,將何以安排積極浪漫主義?”[8]由于茅盾在探討中國文學史時通篇都是圍繞“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這一公式展開,所以其對浪漫主義的相對忽視也就成了必然。可以想見,這一時期反對者的涌現與支持者的沉默和“兩結合”被定義為“對全部文學歷史的經驗的科學概括”不無關聯。

茅盾:《夜讀偶記——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期
其時周揚已提出:“我們應當從我國文學藝術傳統中吸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豐富經驗,并且在共產主義新思想的基礎上發揚而光大之。”[9]郭沫若隨后又表示:“古今來偉大的文藝作家,有時你實在是難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接下來還舉例論證:“例如,我國古代偉大的詩人屈原,那看來好象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了。……但是,他并不是為了逃避現實……他是完全由現實出發而又回歸到現實……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說:他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魯迅誠然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家,但未嘗沒有濃厚的浪漫主義的成分,甚至于可以說是一半對一半吧。”[10]與此同時,又有任桂林舉《柳蔭記》《槐蔭記》《白蛇傳》《竇娥冤》《牡丹亭》等劇為例,稱:“在我國傳統的戲曲劇目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很多。”[11]安旗舉《詩經》《孔雀東南飛》以及杜甫、屈原、李白等人的作品為例稱:“從以上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是文學史上大量存在的事實。由于這種結合,歷代詩人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既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又充滿了理想和激情的優秀詩篇。”[12]

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盡管茅盾也曾在《夜讀偶記》中稱:“積極的浪漫主義,可以說是和現實主義異曲而同工。”[13]但他對上述這種在“兩結合”指導下的文學史敘述頗不以為然:“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又常常在悲哀故事的結尾加一個樂觀的花圈,《孔雀東南飛》是這樣的,《梁山伯與祝英臺》也是這樣(還有無數類似的故事)。看來好像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了,然而不然,這樣的寄托希望于未來的結尾不過是象征的手法,它本身并不代表什么理想。”[14]“我對于歷史上的大作家常常同時是浪漫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的說法,以及這兩個主義從來就是結合在大作家身上的說法,都是不敢茍同的。”“我以為在高爾基以前,我們只見有基本上是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但個別作品也顯現不同色彩的作家,卻還沒有看見體現了兩個主義的結合的作家。為什么?因為這兩個主義的結合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思想方法問題。”也即“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15]之后才有結合的可能。

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然而1960年茅盾在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談到“兩結合”時竟然表示“大家一致認為這個口號科學地概括了全部文學藝術歷史的經驗”,并且罕見地承認了《史記》與《水滸傳》等作品“也可以算是屬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范疇”[16],但根據茅盾此后的言論可知這并非他的本意。1960年10月,在杭州大學的一次座談會上茅盾談及他和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談到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問題,我的尺度是比較緊一點,現在報告放寬了一些。因為各省代表提出來,我與周揚的報告口徑不一,因而服從大家意見放寬了一些。”[17]周揚的報告延續他在《紅旗》雜志上的觀點,把《離騷》《竇娥冤》《水滸傳》《神曲》《浮士德》等中外古典作品都視為“兩結合”的作品,[18]多數與會代表也對周揚這樣的“寬尺度”表示贊成,于是茅盾只能根據大家的意見對報告進行修改。[19]但在給劉白羽的信中茅盾坦言:“既然有較多的人以為古典文學中‘兩結合’很多,而報告究非個人著作,所以把尺度放寬了。”[20]由此可以判斷,茅盾雖然修改了報告,但他本人對周揚等人的觀點仍持保留意見。1961年,茅盾在面對“‘兩結合’的作品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到底有沒有?”的問題時再次表明態度:“我的固陋的見解,認為中國歷史上極少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作品,而李白、杜甫這樣的大作家只能說前者屬于浪漫主義,而后者屬于現實主義。……一部作品中‘兩結合’的情況,是不存在的。”[21]由此可見,茅盾始終不贊同周揚把“兩結合”視為“對全部文學歷史的經驗的科學概括”的觀點。
二 如何看待“革命浪漫主義”?
茅盾不重視浪漫主義在文學史特別是中國文學史中的作用,與他對浪漫主義本身的態度有關。在關于《夜讀偶記·后記》的筆記中,茅盾甚至認為:“古典主義(不是指其末流)的作品比積極浪漫主義作品更值得閱讀。(對青年言)積極浪漫主義的理想在當前鼓舞了人,但幻想、空想的成分到底太多(此指他們對于社會制度而言)。而且他們的個人主義又使他們幻想中的理想社會是無拘無束,絕對自由的,這在今天也要對青年起副作用。”[22]盡管茅盾在《夜讀偶記》正文中稱:“特別是革命浪漫主義還可以作我們的營養。”[23]但他會花更多的篇幅去論證浪漫主義與“唯心的歷史觀”[24]的關系,并專門強調革命浪漫主義“幻想或空想”的性質:“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現實的人,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英雄人物卻是生活在我們中間的現實的人。”[25]可見在《夜讀偶記》中,即使是“革命浪漫主義”也是有著重大缺陷的。
茅盾這種對“革命浪漫主義”的定義在“兩結合”被周揚闡釋為“全體文藝工作者共同奮斗的方向”后必然面臨著修正。1958年6月10日,茅盾在作家協會沈陽分會座談會上即表示:“我們現在的革命浪漫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實在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們要發揚我們自己的革命浪漫主義,不要摹仿十九世紀西歐的革命浪漫主義。”[26]這就把過去有著重大缺陷的“革命浪漫主義”和“我們自己的革命浪漫主義”及時切割開了。過去的“革命浪漫主義”既不能模仿,那么“我們自己的革命浪漫主義”應該是怎樣的面貌?

《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茅盾表示:“今天我們國家的現實生活,就是有史以來從沒有過的壯麗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27]這與郭沫若在《紅旗》雜志上的表述相一致:“目前的大躍進時代應該說就是革命的浪漫主義時代,也應該說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時代。”[28]既然現實本身就是“革命浪漫主義”的,那么直接描述現實是否就是“兩結合”了?茅盾說,“也許有人要問:照這樣說來,只要忠實地反映我們的社會現實的本質就好了,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既然問題是能不能忠實反映社會現實的本質,那就何必提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茅盾的回答斬釘截鐵:“不是的。問題不能這樣提。問題的焦點倒是沒有結合就不會反映我們的社會現實的本質!”也就是說,作家自己首先得具備“兩結合”的意識,才能“反映社會現實的本質”。茅盾接著說:“我以為結合問題是一個思想發展的問題,也就是提高我們的馬列主義思想水平和培養我們的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問題。沒有前者,就不會有革命現實主義,沒有后者不會有革命浪漫主義。”[29]這樣,“兩結合”的問題就進一步被上升到了世界觀的層面,這與前文提及的“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之后才能進行“兩結合”的觀點如出一轍。
不過,如果只談時代不談作品,“我們自己的革命浪漫主義”的面貌就還是不甚清晰。和周揚一樣,茅盾把毛澤東詩詞視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范例”[30],但和周揚不同的是,茅盾緊接著就告誡讀者不能“從藝術形象的表面上去學習”,“而應當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來提高我們的政治思想水平,應當學習毛主席的高瞻遠矚,看到全面,抓住重點,從實際出發、從群眾出發的思想方法。此外,我們還必須在火熱的斗爭中鍛煉自己,在斗爭的洪爐中把自己靈魂中的骯臟東西燒光。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準備了條件,能夠以革命浪漫主義精神來反映我們這時代的天天出現到處出現的奇跡”。[31]茅盾似乎是有意讓讀者的目光及時從毛澤東詩詞轉移到毛澤東著作上來,強調“革命浪漫主義”不能停留在文學形式內部的學習和模仿,只有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才能擁有“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沒有馬列主義世界觀作為指導,而就要革命浪漫主義一番,那不會有好處”。[32]這種對世界觀和“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視一直貫穿在茅盾討論“兩結合”的文章中。比如有人提出“兩結合”的三個特征:“(一)具有奇瑰的想象力,夸張和幻想;(二)人定勝天的思想,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三)對于未來美好生活(共產主義社會)的想象的描寫。”茅盾自稱“不反對這些論點”,但卻要提出“問題的另一面”,認為由此帶來的多數模仿之作“卻不免于僅在形式上追求那三個特征,意境不深,氣魄不雄壯”。據此,茅盾又一次回到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論述:“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是提高問題中的重要的一課。這一課要學好,主要的應當是使自己具備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偉大的胸襟、高視遠矚的氣魄、高貴的共產主義品格。”[33]還有人認為“暢想未來、人鬼同臺”就是“兩結合”,茅盾隨即批評了既有“暢想未來”又有“人鬼同臺”的電影《十三陵水庫暢想曲》,稱其“格調不高,是把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作了庸俗的處理的”。茅盾進而舉出《統計員》《一個溫暖的雪夜》《延安人》《夜走靈官峽》等新民歌和小說,稱它們“并不因為沒有用到超現實的夸大手法而少些革命浪漫主義的精神”,由此再次得出同類型的結論:“對‘兩結合’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表現的手法而是高超遠大的理想和昂揚奮發的斗志,亦即共產主義風格。”[34]

杜鵬程等著,茅盾選講:《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欣賞》,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茅盾似乎總是有意避開一些公認的對“兩結合”尤其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形式特征的概括,或許是因為他察覺到浪漫主義攜帶著的“夸大”“超現實”等形式特征本身就有浮夸空泛脫離實際的風險。同時由于這類形式特征非常易于模仿,所以必然導致粗制濫造和庸俗化。因此茅盾不僅一而再再而三地從世界觀和思想水平的高度要求作家,而且故意選擇《統計員》這類不具備“夸大”等形式特征的作品來提示作家:“這里也有革命浪漫主義的精神,雖然這里都沒有暢想或者夸張的描寫。”[35]茅盾甚至批評“有意追求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的杜鵬程作品《飛躍》“雖有風骨崚嶒的氣概而仍嫌粗疏”[36],而“落筆時并沒有意識地追求這個‘兩結合’”的《歡樂的除夕》和《一點紅在高空中》“正因為不是有意為之,故而效果反倒好些”[37]。可以理解茅盾希望作家們不要刻意追求“兩結合”而要把精力集中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方面的苦心,但這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論述方式反倒讓“兩結合”的面目變得模糊起來。
這種對形式特征的警惕被茅盾帶入了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雖然在討論古典作品時他“服從大家意見放寬了一些”[38],但在談及當下的“兩結合”創作時,茅盾的尺度仍然顯得很“緊”:“一、不能從形式上理解這個創作方法。運用了科學幻想小說的方式描繪未來的共產主義的人間樂園,那就只能歸到科學幻想小說的范疇,不能稱之為結合。二、必須區別方法和風格。浪漫蒂克的表現手法可以使作品具有浪漫蒂克的風格,但不因此就認為能夠體現了這個創作方法,因為這個創作方法是比浪漫蒂克風格更高的境界,特別是在思想性上要高得多。三、脫離故事和人物性格的發展,而只是生硬地粘貼上去的豪言壯語、對未來的美好生活的夢想,或者讓人物在對話中空泛地表白自己對于共產主義的信念和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渴望等等作法,也不能看作體現了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39]或許茅盾也感覺到只講什么不是“兩結合”仍無法讓聽眾看清“兩結合”的面目,因而在寫報告初稿時頗費周章地舉出《關漢卿》《蔡文姬》等作品作為“兩結合”的范例,[40]但“后來大家討論,認為例子還是少提點為好”[41]。于是,茅盾對“兩結合”的正面論述幾乎又只剩下了與前引諸文幾乎一模一樣的論調:“我們一旦改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具備無產階級世界觀以后,我們就完全有可能站得高、看得遠、鉆得深……”[42]
這類有關“世界觀”和“政治思想水平”的表述,茅盾早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就已經說過了:“一個作家必須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必須有世界的和歷史的胸襟,有高眺遠矚的視力,而同時又有具體的豐博的生活經驗與知識,有工人階級的英雄氣概,同時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43]這樣的表述與茅盾對“兩結合”的論述幾乎沒有差別。不過,單純地責怪茅盾翻不出新意是不公允的,早在《夜讀偶記》中茅盾就說過,“用我們常用的一句話,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包含著革命浪漫主義”[44]。看來這對包含關系早已為文藝界所熟知,那么在“兩結合”被闡釋為“方向”后究竟應該如何安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位置?

茅盾:《夜讀偶記》,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
三 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周揚在《紅旗》創刊號上闡釋“兩結合”時指出:“沒有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就會容易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義……當然,浪漫主義不和現實主義相結合,也會容易變成虛張聲勢的革命空喊或知識分子式的想入非非……我們贊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是以這樣的理解做為基礎的。高爾基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好的見解。”[45]在隨后的一次講演中,周揚明確揭示了高爾基的觀點:“高爾基在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時,指出包含革命的浪漫主義在內。”[46]
其實對于這對包含關系,周揚早在1930年代就已非常熟悉。1933年,他借古浪斯基和吉爾波丁的表述指出:“作為蘇聯文學的主要口號的,還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只是當做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并不矛盾的,而且是可以包含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里面的一個要素提出來的。”[47]
既然“革命浪漫主義”已被公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那么“革命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間是什么關系呢?茅盾在1949年曾解釋過“革命的現實主義”一詞:“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我們目前對于文藝創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但是,因為一般人看見社會主義一詞就想到它的經濟的政治的含義,而我們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所以,一般的我們都用‘革命的現實主義’一詞以區別于實現實主義,——即批判的現實主義。”[48]可見在茅盾看來,“革命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只是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叫法。可是這樣一來,“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結合就成了部分結合整體,在邏輯上無法說通了。

茅盾:《略談革命的現實主義》,《文藝報》1949年第1卷第4期
在《夜讀偶記》中,茅盾是這樣處理相關概念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體驗著理想與現實的結合,也體驗著革命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49]這一表述按照茅盾此前的邏輯可以簡化為“革命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即“革命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共同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而“革命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同一個意思。[50]而在“兩結合”提出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被放在了同一個層面,而“革命浪漫主義”又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那么在談論三者的關系時,就只能得出“革命浪漫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結論。郭沫若就是這樣處理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主觀的東西要多些,特別是詩歌;革命的現實主義,則是仔細的觀察,精細的描繪,表現宏偉的現實更真實。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51]“從文藝活動方面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浪漫主義提供了理想,對現實主義賦予了靈魂,這便成為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或者這兩者的適當的結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52]把“革命現實主義”縮小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雖然也可以使等式成立,但這個等式無疑是說既有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可以完全覆蓋“兩結合”,“兩結合”的理論創新意味在無形中被取消了。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表述是:“革命精神應與實際精神統一,要把俄國的革命熱情和美國的實際精神統一起來。在文學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統一。我們的革命精神不是與實踐相脫離的,而是與實踐相結合的。”[53]其中,“革命精神”和“實際精神”相統一的觀點是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說過的——“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就是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的列寧主義的實質”[54]。由此推導出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統一”或許只是毛澤東對已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的闡釋。可是當周揚把“兩結合”闡釋為一個創新觀點時,如何面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樣一個已經深入人心且剛剛大張旗鼓地捍衛過的概念[55]就成為理論界的共同難題。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解放社1949年版
茅盾在杭州大學提到他與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時就表達了這樣的困惑:“我和周揚的報告都考慮要不要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要不要與‘兩結合’加以比較?開始打算不談。我認為不大妥當。后來還是提了,也稱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是不作比較。”“‘兩結合’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系,我在報告里沒有直接回答,只是籠統地提到,蘇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些權威性的闡釋中,都強調指出革命浪漫主義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但即使進行了如此“籠統”的處理,“兩結合”也還是讓“蘇聯作家很敏感,誤認為我們從創作上攻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蘇爾科夫為此問題專門詢問茅盾等人,如果中國認為“兩結合”是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是否我們落后了?”茅盾等人回答:“這是大家鳴放嘛!”即“兩結合”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中蘇兩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表現,不存在誰先進誰落后一說。“后來我們從日丹諾夫、高爾基、法捷耶夫的看法談起,他們才很滿意。”[56]雖然此番探討摻雜著外交因素,但即使拋開蘇聯的影響,我們仍能隱約感覺到茅盾的一絲猶疑——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已經包含了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況下再提“兩結合”究竟是否必要?
與茅盾相比,郭沫若倒是沒那么猶疑,他在得知“兩結合”的提法后表現出極度的興奮:“而在我個人特別感著心情舒暢的,是毛澤東同志詩詞的發表把浪漫主義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來,使浪漫主義恢復了名譽。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認: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這是三十多年從事文藝工作以來所沒有的心情。”[57]突出“浪漫主義”的地位或許是說明“兩結合”創新之處最簡便的方式,此后的文學史敘述也將“浪漫主義”視為“兩結合”中的主導和重點。[58]然而把“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擺在一起時,郭沫若卻又顯得底氣不足:“在地方上住的日子短,只能感觸到一股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氣息,故只能產生些詩歌或短小的作品。詩歌是抒情的,它更喜歡和浪漫主義握手或者擁抱。在地方上住久了,觀察更仔細,體會更深入,構思更完整,便可能產生出宏偉的巨作。這就會更多地表現出革命的現實主義的風格。”[59]作品長短本無高下之分,但“只能”一類的措辭還是比出了二者的高下——即使是郭沫若這樣的浪漫主義者,還是把現實主義擺在更高更深的位置,更不用說在現實主義理論與創作實踐方面深耕多年的茅盾了。

洪子誠:《材料與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郭沫若對兩個“主義”的比較在不經意間預示了“浪漫主義”在中國文壇的走向——在經歷了一陣欣喜若狂的熱鬧乃至泛濫之后,“浪漫主義”很快就被擺在了審判席上。1962年,在有茅盾參加的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侯金鏡就作出了這樣的反思:“不把現實主義作基礎,這幾年的變化是對兩結合的誤解,以為浪漫主義可以離開現實主義的基礎。……我覺得沒有現實主義就不可能有浪漫主義,有現實主義就有可能有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應該是現實生活中的趨勢,是包含在其中,而不是游離之外,不是拋棄某種落后現象,創造一種仙境。”邵荃麟也指出:“現實主義是我們創作的基礎,沒有現實主義就沒有浪漫主義,我們的創作應該向現實生活突進一步,扎扎實實地反映出現實。”[60]這類反思與茅盾此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捍衛、對革命浪漫主義的復雜態度都不謀而合。或者可以說,大連會議的精神回歸到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原初語境——無論是斯大林講的“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61],還是毛澤東說的“我們的革命精神不是與實踐相脫離的,而是與實踐相結合的”[62],都是更側重實際而非空想的。結合毛澤東在各種場合中的“糾左”以及對周揚第三次文代會報告的修改[63]可以得知,文藝界把“革命浪漫主義”抽出來無限放大其意義和價值,顯然已經違背了毛澤東提“兩結合”的初衷。
結 語
茅盾卸任文化部部長后,“兩結合”再次成為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中的主導話語,茅盾在這一時期如何看待“兩結合”已無從知曉,但他持續關注姚雪垠長篇小說《李自成》的創作,也了解到姚雪垠“努力要在這部歷史小說中試圖運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然而姚雪垠在《李自成》長序中對“兩結合”的討論還是讓茅盾覺得“沒有詳盡發揮”。茅盾說自己過去談“兩結合”的文章“都不切要”,但他在1977年的文章中仍然堅持著過去的觀點:“我以為,在毛主席正式提出雙革結合以前,中外革命文藝作品中,就有革命現實主義或革命浪漫主義。如果光提現實主義,照恩格斯的說法,也并非是指爬行的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過去也是有的。但是兩者完滿的結合,卻不多見。作家如果沒有真正弄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從紛紜復雜的社會現實中透過表象而認識其本質。不能看到社會發展的方向;同時,作家如果不能全面看問題,不能從比較長的歷史階段看問題,那么,即使他的作品有革命樂觀主義的豪言壯語,卻未必有大氣磅礴,感人極深,指出方向,堅定必勝信心,立足于革命現實而又比現實提高一步的革命浪漫主義。”[64]在對文學史的觀照中,茅盾仍然堅持只有“革命文藝作品”中才有“革命現實主義”或“革命浪漫主義”,而真正做到“兩結合”的作品不多;要想做到“兩結合”,仍然要靠“世界觀”的改造和“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能僅僅依靠“豪言壯語”;“革命浪漫主義”可以提倡,但必須以“革命現實”作為基礎。茅盾始終堅持捍衛現實主義,不僅是對自身歷史觀點與文學理想的篤定,更是對革命和建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自覺警惕。茅盾自進入社會以來形成的遇事“停下來思考”“不愿意隨聲附和”[65]的習慣,注定了他無法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但這些在觀察與等待中形成的思考成果恰恰為文學,也為革命和建設提出了一條穩健可行的參考路徑。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頁。
[2]周揚在一次講演中說:“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提到這個問題,但沒有作解釋。”參見周揚《談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問題》,朱耀軍編選《周揚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頁。
[3]周揚作為中宣部副部長,常能迅速對毛澤東講話作出響應和闡釋。據林默涵寫于1966年的檢討書交代:“同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周揚就立刻向文匯報記者發表講話,大談二百方針,好像他是最領會毛主席思想的。”參見洪子誠《材料與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頁。
[4]參見黎之《回憶與思考——在“大躍進”的年代(上)》,《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
[5][9]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紅旗》1958年第1期。
[6]茅盾:《夜讀偶記——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期。
[7]茅盾:《〈夜讀偶記〉的后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335頁。
[8]茅盾:《〈夜讀偶記〉的后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343頁。如郭志今就引用了周揚把“兩結合”視為“對全部文學歷史的經驗的科學概括”的觀點,隨后指出:“積極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在文學史上有著光輝的地位,假如我們把文學史歸結為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就必然會以現實主義來代替積極浪漫主義,從而貶低浪漫主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參見郭志今《對〈夜讀偶記〉的一個質疑》,《讀書》1959年第14期。
[10]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11]任桂林:《現實與理想》,《文藝報》1958年第12期。
[12]安旗:《從現實出發而又高于現實——試談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文藝報》1958年第13期。
[13]茅盾:《夜讀偶記——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期。
[14]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101頁。
[15]茅盾:《短篇小說的豐收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590~591頁。
[16]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94、104頁。
[17]茅盾:《在杭州大學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34頁。
[18]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朱耀軍編選:《周揚文論選》,第445頁。
[19]茅盾1960年8月2日日記明確提及:“下午復校改在文代大會所作報告,蓋分組討論提的意見須采納也。”8月6日日記明確提及:“閱各小組發言摘要(對我的報告所提的意見)、日報、《參資》等。并吸收了各組所提應當采納的意見,就報告原文作了補充和修改,約三、五處,各二、三百字。從下午二時到四時辦完,即送出。”參見《茅盾全集第四十卷·日記一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124、126頁。
[20]茅盾:《致劉白羽(1960年8月6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八卷·書信二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39頁。
[21]茅盾:《五個問題——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在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330頁。
[22]茅盾:《關于〈夜讀偶記·后記〉之筆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382頁。
[23][24]茅盾:《夜讀偶記(四)——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9期。
[25]茅盾:《夜讀偶記(續完)——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0期。此句中的“革命浪漫主義”在《夜讀偶記》單行本(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和《茅盾評論文集》(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中被改為“積極浪漫主義”。
[26]茅盾:《關于革命浪漫主義——六月十日在作家協會沈陽分會座談會上的發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455頁。195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一書,但卻發現“在這本書里,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批判反動的浪漫主義”。于是在對“進步”的與“反動”的浪漫主義作家作出區分后,編輯部又在《前言》中特別強調:“現在,我國文學界正在廣泛而深入地展開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學的討論。當然,我們今天所提倡的革命浪漫主義不僅在內容上,甚至就是在方法上也與過去歷史上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浪漫主義不同。”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頁。
[27]茅盾:《關于革命浪漫主義——六月十日在作家協會沈陽分會座談會上的發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454頁。
[28]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29]茅盾:《短篇小說的豐收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589頁。
[30]茅盾:《關于革命浪漫主義——六月十日在作家協會沈陽分會座談會上的發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456頁。周揚在《紅旗》雜志上曾表示:“毛澤東同志本人所作的許多詩詞,向我們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參見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紅旗》1958年第1期。
[31][32]茅盾:《關于革命浪漫主義——六月十日在作家協會沈陽分會座談會上的發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456、454頁。
[33]茅盾:《文藝大普及中的提高問題——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在文化部部務會議的報告》,《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507~508頁。
[34]茅盾:《短篇小說的豐收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580~588頁。
[35]茅盾:《短篇小說的豐收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551頁。
[36]茅盾:《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漫評》,《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46頁。茅盾另在《六〇年短篇小說讀書筆記》中批評《飛躍》“作者的筆力不夠”“著墨雖多,卻空泛無力”“架子大而內容單薄”“雖有風骨崚嶒之氣概而實見斧鑿之痕”……參見茅盾《六〇年短篇小說讀書筆記》,《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214~216頁。
[37]茅盾:《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說漫評》,《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76頁。
[38]茅盾:《在杭州大學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34頁。
[39]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10~111頁。
[40]茅盾1950年5月5日日記載:“又續寫報告第四部分(‘兩結合’在茅盾報告初稿中為第四部分,正式稿中移至第三部分——引者注)。……最費時者,仍是舉例,往往兩例相權,籌思推敲,至再至三,始能概括寫成十數至三、五十字,而耗時則將近半小時。”參見《茅盾全集第四十卷·日記一集》,第84~85頁。
[41]茅盾:《在杭州大學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34頁。
[42]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10頁。
[43]茅盾:《新的現實和新的任務——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四卷·中國文論七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315~316頁。
[44]茅盾:《夜讀偶記(續完)——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0期。此句在《夜讀偶記》單行本(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和《茅盾評論文集》(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中被刪除。
[45]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紅旗》1958年第1期。
[46]周揚:《談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問題》,朱耀軍編選:《周揚文論選》,第57頁。
[47]周揚:《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朱耀軍編選:《周揚文論選》,第27頁。
[48]茅盾:《略談革命的現實主義(文藝信箱)》,《文藝報》1949年第1卷第4期。此處“實現實主義”原文如此,據上下文及《茅盾全集》推測,應為“舊現實主義”。
[49]茅盾:《夜讀偶記(續完)——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0期。
[50]在《夜讀偶記》中,茅盾說高爾基的《母親》“開創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參見茅盾《夜讀偶記(續完)——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文藝報》1958年第10期)在1960年杭州大學座談會上,茅盾又表示:“蘇聯現在有些作品浪漫主義是很強的,另外有些現實主義也很濃,但是像高爾基《母親》那樣相結合的作品卻很少。”(參見茅盾《在杭州大學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36頁)這類表述均可印證茅盾對相關概念關系的認定。
[51]郭沫若:《關于紅專問題及其他》,原載《河北日報》1958年6月9日,轉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頁。
[52]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46頁。
[54]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頁。
[55]周揚署名的長文《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一個重要目的即是捍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參見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頁)從《夜讀偶記》的副標題“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亦可得知,茅盾寫作《夜讀偶記》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捍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58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論文集》(新文藝出版社)和《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出版社)等論文集也有著同樣的目的。相關論述可參考洪子誠《1950年代的現實主義“大辯論”——以兩部論文資料集為中心》,《文藝爭鳴》2021年第1期。
[56]茅盾:《在杭州大學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國文論九集》,第135~136頁。茅盾1960年7月21日日記載:“遵中央指示,仍在報告中提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不與‘兩結合’作比較。”參見《茅盾全集第四十卷·日記一集》,第120頁。
[57]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58]如洪子誠認為:“這種文藝,在創作思想和藝術方法上,突出了本來包含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命題中的‘浪漫主義’。在把‘浪漫主義’闡釋為‘革命熱情’、‘遠大理想’,寫出‘所愿望、所可能想象’的東西之后,把它置于顯著、主導性的位置上,從而為從觀念、從烏托邦目標和政治浪漫激情出發來‘虛構’現實提供理論依據。”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頁。
[59]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60]參見洪子誠《1962年大連會議》,《材料與注釋》,第93、82頁。
[61]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選集》上卷,第275頁。
[6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46頁。1959年,茅盾在全國人大的發言中也有類似的表述:“我們的這種干勁,必須同高度的科學精神和務實精神相結合。”參見茅盾《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國文論八集》,第664~665頁。
[63]如毛澤東把周揚原稿中的“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改為“以客觀上許可盡可能快的速度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將“社會主義建設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續躍進”中的“前所未有的”刪去,將“中國人民正在迅速改變著自己國家的貧弱落后的面貌”中的“迅速”改為“一步一步地”,等等。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433頁。
[64]茅盾:《老兵的希望》,《茅盾全集第二十七卷·中國文論十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280~281頁。
[65]茅盾:《創作生涯的開始——回憶錄(十)》,《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