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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京滬學人二題:錢理群·陳子善
來源:《書城》 | 李浴洋  2026年07月16日08:22

錢理群:從貴州再出發

協助錢老師編完《錢理群編年文選》,不禁感慨系之。我很清楚,在錢老師的“第二故鄉”貴州出版這套十卷本大書對他意味著什么。

和錢老師相識,已經十多年的時光。特別是他二〇一五年入住京郊養老院以來,我和他的交往越來越多。協助錢老師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已是我的經常性課業。錢老師晚年精神勃發,寫得勤,出得多。所以每當看到他的新書問世,我為他高興,也為讀者高興,但自己并不會過于激動——因為一本新書出版時,另外一本甚至幾本肯定已經“在路上”了。可這回不太一樣。

《錢理群編年文選》動議于二〇二五年的暑期。貴州省委宣傳部誠摯邀約,希望在貴州出版一套全面呈現錢老師思想和學術成果的著作。貴州人民出版社此前與錢老師多有合作,出版過《上下求索集:錢理群文選》(“貴州學者文叢”之一,2018年),還有他晚年十分看重的《安順城記》(錢理群、戴明賢、袁本良、顧久主編,杜應國總纂,2020年),另一本匯集他關于貴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所有文章的《認識腳下的土地》(2025),當時也在最后的編校階段。貴州方面決定由貴州人民出版社承擔這部編年文選,顯然是考慮到雙方已有很好的合作基礎。

在當代知識分子中,錢老師以寫作生涯長、涉獵領域廣、出版作品多、社會影響大而著稱。他出版個人著作上百部,編纂六十余種(其中不少是大套叢書)。這在方便讀者的同時,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錢老師的學術樣貌反倒因為過于豐盈而不易聚焦。疫情過后,錢老師覺得確實到了回顧、總結的時候。在他看來,自己一生求索,可以貢獻給時代與未來的最為重要的結晶就是與歷史同行的人生經驗——他的觀察、記錄、思考與行動。而所有這些都凝聚在他的筆下。所以,系統整理自己的作品,留下方便、準確與優良的版本,這一計劃也就提上日程。貴州方面的邀約因此正中下懷。

我在這套文選《出版說明》中提到,錢老師的寫作具有兩大特點:一是時間線索清晰,與時代保持互動狀態;二是擅長以“著作”(即專著)為單位設計自己的研究計劃。關于寫作,錢老師的口頭禪永遠都是“寫書”與“出書”,他很少說“寫文章”與“發文章”。這在一個“論文當道”的學術時代中,多少有些異類。可如果跳出當下學術體制的要求,或許必須承認,就思想的積累性與完成度而言,“著作”是更有分量的形式。更何況錢老師追求直面“真問題”與“大問題”,希望寫出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同時更把自己的理論探索體系化,這些考量都決定了他更偏愛專著形式。所以,倘若出版他的“文集”或“全集”(恐怕至少要有幾十卷的規模),那么一定是以“著作”(包括主題集中的論文集)為單位的。分門別類,綱舉目張,相信不會有太多死角與遺珠,讀者也可以對其厚重、開闊與系統一目了然。

然而,出版一套規模適度的“文選”,或許更適合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對于錢老師來說,“文選”最好的形式便是編年。作為學者的錢理群,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二十世紀及至當下的中國。他與自己的研究對象的關系可以概括為“在場”與“反思”。他的研究是主體高度投入式的,“把自己燒進去”;但在“內部”,他的立場是反思性的,致力于開掘另一種可能性。他喜歡用魯迅的“真的知識階級”的說法界定自己的位置。他從不外在于自己所討論的對象,而是批判中自有承擔。這是真正的魯迅精神——永遠不滿,又永遠一點一滴地建設。錢老師很警惕喪失獨立性的危險,但他更知道如果只是隔岸觀火、明哲保身,不從存在層面做出實實在在的改變,個人、群體、社會、民族與世界怎么可能更好?所以,錢老師不僅在“寫”,他還在“做”。他的“寫”與“做”始終與時偕行。這是錢理群執著跋涉的幾十年,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幾十年。在這個意義上,“編年”不只可以相對清晰地彰顯錢老師的思想脈絡及其背后的時代風云,而且也能最大程度地凸顯他的認識價值與坐標意義。

“時間”對于錢老師是最重要的因素。他敏感于時勢變遷,也擅長捕捉與詮釋關鍵時刻與轉折時代的意涵。而他和時間的關系還更為直觀地體現在分秒必爭上。魯迅晚年說“要趕快做”,錢老師從中年便有了這樣的信念。這與他“幸存者”的身份意識有關,與他從特殊年代走來養成的危機感有關,也與他持續不斷的好奇心和創造的沖動有關。他不止一次給我看過他的日記,出現最多的字就是“寫”,許多日期下面都只有一個“寫”字,或者“拼命寫”“寫瘋了”……錢老師的寫作確實是“拼命”的。這不是任何比喻意義上的“拼命”,而是他的存在狀態。他甚至不避峻急。對于他來說,寫出來才是最重要的。時間一直在催促著他,而他也一直在催促著時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錢老師寫啊寫啊,有些東西就這么悄然發生了改變。有些花或許還沒開,但種子已經被他種下。

錢老師晚年說自己取得的是“有缺憾的學術價值”,過的是“有意義的失敗人生”。“缺憾”與“價值”,“失敗”與“意義”彼此糾纏,也留下不小的闡釋空間。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既然有“缺憾”和“失敗”,說明在錢老師心中一定還有理想和希望。而我想,這應當就是他最大的寫作動力。他在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個人著作《心靈的探尋》(1988)時,曾經表示“獻給正在致力于中國人及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朋友們”。如今匯集這部編年文選,他依舊聲明“仍然獻給中國的青年朋友們”。青年代表未來和希望,也代表錢老師的理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缺憾”,也都有難以“成功”的地方,但錢老師的文字昭示了一種自知之后的自勵與自省過后的自強。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也許可以逐漸接近更加美好的愿景。至少我覺得,錢老師愿意相信時間的力量。

當然,錢老師絕非天真的樂觀主義者,更不是進化論的簡單信徒。他經歷的苦難和挫折不可謂不多。唯其如此,他的理想主義才更為可貴。這是一種對于人的可能性的信仰,也是對于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認知。焉知徹骨的悲涼與盲目的樂觀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都是以自我感受作為思考的界限?錢老師有他的樂,有他的悲,也有他選擇的位置與立場,但更有對于以自己是非為是非的警惕。他的理想主義中包含的這份開放性與未來感,在我看來尤其難得。時間在他的身上沉淀為經驗,卻不是教條;他在時間中留下足跡,時間也將他帶向遼闊的遠方。

所以,這部《錢理群編年文選》記錄了錢老師奮斗的步履,更見證了一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懈探尋的精神。前者集中體現為他的歷史書寫與理論概括,后者則是他的人生經驗。錢老師的寫作與時代是分不開的,他的“文”與“人”更是分不開的。如果說此前出版的一部又一部著作更多是他的“作品”的話,那么本書則可以相對完整地見出“這個人”來。

本書的“自傳性”是不容忽略的。錢老師大概是最愛寫自傳的當代知識分子之一。《我的精神自傳》(2007)是他的思想傳記,《一路走來》(2016)是他的學術傳記,《八十自述》(2021)是他的行動傳記。但所有這些,又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自傳”,因為它們更接近學術著作,有很強的理論性。即便是他的《我的家庭回憶錄》(2014),重心亦在于通過家庭敘事講述世紀沉浮變遷。本書的“自傳性”同樣如此。按照編年順序展開的一篇篇文章,是錢老師最好的傳記,因為除此以外,他的生命中幾乎沒有其他,他的這類文章與著作,可以說是將“有我”融入“無我”之境的典例。

從一九八〇年發表首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到起意出版本書的二〇二五年,我們精選這四十五年間錢老師的重要文章,編成這部《錢理群編年文選》。錢老師為此付出的心血自不待言。杜應國老師對于選文提出過中肯意見,并且在聯絡編務方面貢獻良多。陳平原、陳子善、李慶西、高遠東、葉彤與季進諸位老師都在編輯過程中幫助核對信息或者給予提示。衛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錢理群作品精編”叢書的責編)為本書提供了部分配圖。我的兩位研究生,付亦程和張潤瑤,承擔了絕大多數照片的掃描工作。更要感謝貴州省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還有貴州人民出版社責編辜亞及其團隊的辛苦付出。

如錢老師在本書《獻詞》中所言,他的寫作生涯是從貴州起步的,在“民間思想村落”的“前史”奠定了錢理群成為錢理群的基礎。日后,他從貴州走向北京,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現在,他以《錢理群編年文選》再次回到貴州,回到他感念的“真山,真水,真人”中間,自是意義非凡。而我相信,這樣一套由貴州出版的大書也將會帶著錢老師的思想再次出發,走向未來,走向錢老師與我們共同的理想。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京北清河以北

陳子善:文獻學內外

同樣是表彰前輩學者的成就與經驗,我發現京滬兩地的做法有所不同。北京學界更多是在其文集或全集出版之際,而上海好像更加喜歡以紀念從教多少周年為契機。這一細節或許體現了兩地學人與學術傳統的某種差異。當然,無論具體抓手是什么,致敬前輩時都應當顧及“書”與“人”。更何況如今的學人大多也是學院中人,“教”與“學”兼顧。

在慶祝陳子善老師從教五十周年的日子談論他,自然也是如此。陳老師從教五十周年,他的學術道路也走過半個世紀。在學界,陳子善是一位貢獻十分獨特與突出的學者。新加坡的鄭子瑜先生曾提出“阿英之后有子善”的說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便不脛而走。經過四十余年的時間檢驗,此說既是美譽,更屬公論。陳子善在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重建歷程同步的職業生涯中,持續不斷地在文獻、史料領域做出堅實成績。諸多重要作家的“歸來”與現代文壇多元面向的打開,都和他的工作直接相關。一代又一代學者受惠于他對于現代文學文獻的發掘、整理、考辨與出版。所以,關于陳老師最具共識的評價就是他在文獻方面不可替代的貢獻。而把《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編成帶有學術自選集性質的著作,說明他也認同這樣的定位。

稱陳子善老師是“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標志人物,想必沒有異議。陳老師的標志性有兩重含義:一是他確實是文獻史料領域的代表學人,成果多、影響大;二是他推動和引領了“現代文學文獻學”破圈,以其活躍度和示范性將“文獻學”帶入現代文學學科的中心視野——當然,這一過程也有其他學者的努力以及時勢因素的加持,但陳老師無疑是其中的關鍵角色之一。

兩年以前,在訪談陳子善老師時,我嘗試從他的起點處理解他的學術:“一是廣泛接觸文壇前輩,二是以史料工作為中心,三是文風精準簡潔。”(陳子善、李浴洋《為“重寫文學史”提供歷史的支撐——陳子善教授訪談錄》,《傳記文學》2025年第1期)歸根結底,這也是對于陳老師作為“文獻學人”的形象的認識。陳子善與現代文學文獻學是一個可以大講特講的題目。但今天我卻想唱一點“反調”,那就是談論陳子善應當不只文獻學。

具體而言,我嘗試用三句話概括我眼中的陳子善老師,分別是“視野不囿于上海”,“貢獻不止于文獻”與“意義不限于學院”。

第一,陳子善的視野不囿于上海。在“文獻學人”的身份之上,陳子善老師還有一重身份,即“海派學者”。由表及里,他符合對海派學者的一切想象。而事實上,他的研究對象也的確主要都是海派作家。廣義的“海派”也包括魯迅與左翼文人在內。陳子善老師的學術生涯就是從一九七六年參加上海師范大學(按,當時華東師范大學與上海師范學院、上海教育學院等校合并為上海師范大學)魯迅著作注釋組開始的。也是在訪談陳老師時,我問他為何選擇魯迅。原本以為他會說時代背景使然,但他的答復竟然是“上海人有責任研究魯迅”(《為“重寫文學史”提供歷史的支撐——陳子善教授訪談錄》)。在某種意義上,陳子善老師參與重構了近代以來廣義的“海派文學”的版圖,他重點著力的作家幾乎沒有和上海沒有關系的——張愛玲與眾多海派通俗作家自不必說,魯迅、郁達夫與“新月社”作家也都和上海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陳子善老師是規模浩大的“海上文學百家文庫”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的主力成員,如今又和陳思和老師一起主編“海派文學大系”。這些海派文學的傳世工程,陳子善老師出馬既是眾望所歸,也是質量保證。

但我想補充的是,上海在很多時候只是陳子善老師研究的入口與支點,他的視野不囿于上海。這是他和很多專門從事海派文學與上海文化研究的學者不同的地方。綜觀陳老師的著作,不難注意到他特別關注京滬之間、滬杭之間、滬港之間、滬臺之間的互動,更以上海為紐帶,貫通國內與海外。在他綴合的海派作家的文本鏈條與人生脈絡中,上海或是起點,或是終點,或者只是一個驛站,但絕非全部。他極少就上海論上海,而是從上海出發,連接中國與世界,尤其注重打通背后的互動網絡。我甚至認為,這種對于互動性與對話性的敏感才是他真正的創獲,也是上海這座都市最為重要的精神。作為“海派學者”的陳子善,不僅深耕細究海派文學的前世今生,也以其對于互動性與對話性的彰顯更新了海派的定義,拓展了海派的視野。準確地說,他做的是一種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文學與華語文學研究。

第二,陳子善的貢獻不止于文獻。如前所述,說起陳子善老師,首先想到的概念一定和“文獻”“史料”有關。近年文獻史料研究逐漸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顯學”,陳老師的學科地位也水漲船高。其實在學科史上,任何時期都有以文獻功夫見長的學人,但并非每個時代都會把他們的工作凸顯出來。此中的原因頗為復雜,姑且不論。陳子善老師一方面水平高,另一方面也趕上了好時代。于是,他的“文獻學人”的形象被反復強化。他獲得的評價實至名歸,但或許必須承認的是,他的存在感與能見度也是在歷來所有現代文學文獻學者中最高的。對于文獻史料研究的尊重,是一種良好學風;但過分強調陳子善老師作為“文獻學人”,是否也會造成新的遮蔽?至少在我看來,這無法完全說明他的貢獻所在。

在學科演進過程中,觀念的突破與制度的革新往往更為引人注目。所以每當回首學科史時,重要的理論事件、學術論爭、新的文學史觀的提出與實踐,還有關鍵性的經典化工程,也就天然成為斷代坐標。可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對于文學史事實的重新發現、組織與敘述。沒有事實支撐的學術是無根的。譬如,也許時至今日學界還在爭論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功過是非,但在事實層面上伴隨著沈從文、錢鍾書與張愛玲等作家的回歸與日益中心化,一種與此前不同的文學史秩序已經建立。再如,當回望“朦朧詩”運動時,我們不會忘記謝冕等人的“三個崛起”論述的重要作用,可也不應當忽略從袁可嘉到孫玉石對于中國現代主義詩史的建構。正是后者為前者提供了基礎性的助力,才有了一代詩潮的展開。同樣,談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的“重寫文學史”時,陳子善老師的貢獻也不容錯過。

陳子善老師不是擅長提口號、列方案、排兵布陣的學者,坦白說也并非領袖群倫的人物。他直接投入的文學史書寫實踐更是屈指可數,只有與錢理群、吳福輝合作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但“文學史家”不必局限為文學史觀的發明者與文學史寫作者。在過去幾十年間,陳子善老師以一點一滴的實績“為‘重寫文學史’提供歷史的支撐”。對于學科來說,陳老師以文獻學的新見支援文學史的重寫;而在陳老師身上,“文學史家”與“文獻學人”的雙重身份也互相支撐。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便是在陳老師筆下來來往往那么多的作家,卻幾乎都可以被兩個標簽歸納:一是與上海有關,二是大作家。他自己說過:“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圍繞大作家展開的。當然,如果再作一點補充,那就是圍繞有個性的作家展開的……我研究一個作家,首先是基于認可,我不太會去研究一個自己不認可或者不知道他的意義是什么的作家。”(《為“重寫文學史”提供歷史的支撐——陳子善教授訪談錄》)陳老師所謂“認可”,除去文學趣味和價值觀,恐怕主要是基于文學史判斷。也就是說,他的文獻研究是帶有文學史抱負的,自然也就會產生大于文獻學的效應,反哺文學史的革故鼎新。

對于文學事實之印象與感覺的改變,才是最為深層的改變。當然,不是所有事實都會影響文學史,就像不是所有“小題”都能“大做”一樣,但內含了文學史眼光的事實可以成為“重寫文學史”的關鍵。陳子善的貢獻不只是文獻學,此之謂也。

第三,陳子善的意義不限于學院。此次慶祝陳老師從教五十周年的活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也共襄盛舉。我覺得特別有意義。這種意義還不只是對于陳子善老師個人而言——他獲頒研究會的最高榮譽“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成為第十位獲此殊榮的學人——而是還可以提示我們,一種理想的現代文學研究生態應當是怎樣的。

研究會成立四十五周年時,我寫過一篇《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文中梳理了研究會為何要從前身“全國高等院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擴展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我對比了擴容前后的組織架構名單,指出這一步使得研究會“廣泛覆蓋官方、高校、科研機構、出版單位與眾多社會力量”(李浴洋《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之際》,《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只不過遺憾的是,此后的研究會又在實際上退回到了“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狀態。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研究會中尚有高校以外的學人擔任骨干,但進入本世紀以來,就幾乎清一色地都是學院派了。這其中有許多原因,這里不贅。可一個基本事實是,現代文學從來都不僅是一個學院中的“專業”,還是一種“國民文學”,與整個社會的閱讀、修養與文明緊密相連。所以,關心和喜愛現代文學也就不是——同時也不應當是——學院派的“專利”。

陳子善老師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積極溝通學院內外的作家、讀者、編輯、收藏家與研究者。他自由穿梭于書房、書店與書展,處處都是他的講臺。在專業研究與大眾閱讀之間、學院工作與民間趣味之間,他始終保持平衡。對此我不想說是什么“高度自覺”,因為在陳老師的意識中大概從來不認為學院內外存在根本區別。他招生有教無類,編刊不問出身,提獎同道更是唯才是舉。他自己的學問也是從書本中、從市民中、從現實中生長出來的。他靈活的身段與開放的眼界提醒我們,現代文學還有更為廣闊的天地值得去交流、表達與傾聽。在這個意義上,陳子善是一位不夠“純”的學院派,但這也正是他“大”于學院派的地方。至少就現代文學學科而言,他的存在十分必要。如果現代文學有朝一日只成為一門學院學問,那就是這個學科最為嚴峻的危機了。

視野不囿于上海、貢獻不止于文獻、意義不限于學院,這是我眼中的陳子善老師,也是我心中,他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三大啟示。

一轉眼,與陳老師相識也已經十多年了。這期間我們多有合作,特別是在他主編《現代中文學刊》期間,曾經有幾組文章是蒙他信任由我代為組稿的。前年我開始為山東畫報出版社主編“無限交談”叢書,第一輯就約他加盟。陳老師慷慨應允,支持了書稿。這本《文學現場的真實與想象:陳子善訪談錄》(山東畫報出版社2025年)去年問世,頗獲好評,這次也被陳老師選中作為禮物送給前來參加他從教五十周年慶祝活動的嘉賓。

不過,我從陳老師那里受教更多的機會還是來自日常聊天。版本信息、文壇掌故、學林八卦,他都信手拈來。他的記憶力實在驚人,而表達的分寸感也令人欽佩。陳老師反應快、語氣急、嗓門高,有時會說一些貌似尺度很大的話。可事后回味,卻發現他滴水不漏,并且無不帶著對人對事的體貼。

這些年來,陳老師每有新書必寄贈,有的書還送過我不止一回。有趣的是,陳老師重復的贈書,基本都是他編的書,他寫的書迄今還沒有過。我以為這個細節很可以見出他的底色——陳子善的現代文學研究是一門成人之美的學問。就像他編的書遠多于他寫的書一樣,他始終都把引渡他人放在首位。多少古人與今人經他之手而廣為人知。這就是陳子善老師,一位充滿人情味兒的學人。他尊敬的錢谷融先生主張的“文學是人學”,在他的身體力行中發揚光大。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于華東師大麗娃河畔

(錢理群一題,是為《錢理群編年文選》撰寫的編后記。陳子善一題,根據筆者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與學科建設——陳子善教授從教五十周年座談會”的發言修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