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江白虎迷蹤
古人不總是把山水當作風景,它們還是記憶的容器。一座山、一處沙洲或一座堆滿螺螄殼的山丘,當它們被反復書寫之時,只因為那里發生過某種沒有明言的變化。山川表面是故事,實際上,卻可能是人口流動、族群重組或者生活方式的更替,這些被時間磨平的痕跡。
長江奔涌出宜昌西陵峽口,流速驟減,泥沙沉積,轉一個大彎后,形成分汊河道,號曰“枝江”。古時候,從枝江到江陵(今天荊州市),沙洲星羅棋布。據說這些江心洲,有人居者三十七,無人居者十八,共有五十多個。其中最大的一座,叫百里洲。洲上桑田果樹,洲側舟船上下,是荊州、益州人民往來的必經之路。乾道六年(1170年),陸游赴任夔州,途經于此,看到百里洲上民居相望,竹木郁郁蔥蔥。他還遠遠地看到,村里的夫子聚徒教授。群童見陸游船過,都挾書出來看他。大約距今1600年前,東晉南朝之際,百里洲上有一座廟,叫“陳留王子香廟”。《水經注·江水》記其緣起:東漢和帝時,陳留人王子香出任荊州刺史,任內“有惠政”,天子征他還朝,行至枝江亭中,病卒。下葬之時,“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姓追美甘棠,于永元十六年(104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為“枝江白虎王君”。酈道元還補了一句——“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為白虎王”。
故事讀到這里,只覺得是一則尋常的循吏記事。虎為良吏送喪,百姓立碑追美,順理成章。漢代的循吏傳記里,類似的靈異不算少見。猛虎不食善人,蝗蟲不入郡境,都是同一套敘事里的常見“模塊”。白虎送喪,在此又添了一例。就連全國的考生們,可能也對這一故事并不陌生。2022年高考全國乙卷第42題,就曾選取《后漢書》等史籍中關于東漢良吏與老虎相關的史事記載,要求考生“解讀史料,獲得歷史認識,探尋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蘊”。
細看之下,史料表象的背后,處處是裂縫。
王子香,名業,陳留雍丘人,家在中原,病逝于荊州枝江亭中,白虎“送喪逾境”。既然離開荊州,靈柩顯然是運回陳留安葬的。那枝江本地何來王業的墓?既無墓,碑又為誰而立?第二道“裂縫”更值得玩味。碑號枝江白虎王,可白虎王君指的是誰?是王業否?白虎只是送喪,并未與王業有血緣或師承關系,為何能放在姓氏前面。是虎嗎?在王業與白虎王之間,好像橫著一道說不通的障礙。王業異地做官,歸喪陳留,枝江何來他的子孫?這位刺史在枝江任上不過數年,何以能在此地留下血脈?如果說是枝江百姓冒稱子孫,那他們為何要冒稱一個異鄉刺史的后人?
一座枝江百里洲上的廟,一個號稱白虎王君的漢代刺史,一群自稱其子孫的枝江人。三者之間“背后的意蘊”,恐怕不是良吏、感恩、立廟這樣簡單的因果所能解釋的。在白虎與王君、刺史與“子孫”之間,究竟藏著什么呢?

百里洲位置示意圖(說明:示意圖是用GPT image2模型生成的,有許多不精確處,比如夷道那里應當有一條夷水匯入長江才對,沮漳水完全沒有畫出)
“白虎王”的障眼法
枝江白虎的故事傳到今天,全靠幾部書的轉引。比對這些版本,就像看同一張照片被反復沖洗。每沖洗一次,畫面都有些走樣。把走樣的地方標出來,將其剔除出去,底片的樣子也許就能浮出來。拆解這個謎案,只能先從文本入手。
故事最初的講述者,是王業的同鄉后輩。《陳留耆舊傳》最早記載了王子香與白虎之事。此書有兩種,一種由漢末的一名議郎圈稱所撰,一種由曹魏的散騎侍郎蘇林撰成。無論哪種,都是成于漢魏之際的陳留郡士人之手,去王業之卒大約百年。王業的同鄉后輩,關心陳留郡出了怎樣的人物,關心他們為漢帝國做出何種貢獻,以此彰顯本郡教化之功。
《陳留耆舊傳》原書已經看不到了,所幸唐宋時期的類書中引有幾種佚文。
先看《北堂書鈔》所引: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他每次出巡所轄地區,都要沐浴更衣、吃素齋戒,向天地祈禱,請求開啟自己的愚鈍心智,無使百姓受冤。他在州七年,惠風大行,山無豺狼,邪惡暴虐之事再無發生。最后他卒于枝江,有兩只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待其靈柩運走,白虎走出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為立碑,號曰枝江白虎墓。
通觀大旨,故事只有三個環節:王業善政;白虎護喪;荊州民立碑,號為“枝江白虎墓”。再看《太平御覽》卷八九二所引的版本:
王業,字子春。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衛其側。及喪去,逾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
兩條佚文各有參差:白虎或兩只或三只,王業字子香或子春。這些都無傷大雅。有一條差別,倒是有些礙眼,那就是碑文沒有“墓”字。細細地讀,《耆舊傳》的故事好像缺了點什么。白虎為王業送喪,枝江民為何要立一塊以虎為名的碑?碑主究竟是虎還是人?白虎護喪與“立碑號白虎”之間缺了一環。不過,陳留的士人并不在意這個問題,他們需要的只是一條先賢善政的靈驗證據。
第三條佚文是在金人王朋壽的《類林雜說》里。此書是在唐人于政本所撰類書《類林》基礎上擴編而成,它所引的《陳留耆舊傳》中多出兩則信息。一是“送喪還鄉”,明確說王業的靈柩運回了陳留;二是多出一個“君”字,碑號變成“白虎王君”。
三條文本擺在一起,問題自然浮現出來。碑文究竟是“枝江白虎”“枝江白虎墓”,還是“荊州白虎王君”?換個角度看,三條佚文的差異本身就很有意味。從白虎到白虎墓再到白虎王君,有些層層遞進的味道。每一次轉述,碑上的文字就多出一點:先添一“墓”字,碑有了歸處;再添一“君”字,“白虎王”與王業合而為一。這條線索可以帶我們深入進去嗎?
先看“墓”字。
今本《北堂書鈔》所引的《陳留耆舊傳》,碑號“枝江白虎墓”。這個“墓”字其實靠不住。《北堂書鈔》的影宋鈔本原作“枝江白虎名”,是清代的校訂者把“名”字改成了“墓”,理由未加說明。可《陳留耆舊傳》明明說白虎“送喪逾境”“忽然不見”,靈柩既已離境,王業歸葬陳留,枝江何來其墓?南北朝文學家庾信撰寫“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時,寫過一句“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只說碑,不說墓。庾信所見的《耆舊傳》應當還是較早版本。這反過來說明,“墓”字是晚出之物。《耆舊傳》原本并無“墓”字。
再看“君”字。
《類林雜說》的“白虎王君”,看上去和《水經注》吻合,似乎可靠。但《類林雜說》的問題在于,它是金人王朋壽對唐代類書《類林》的擴編本,經人之手,便有了文字篡改的可能。所幸唐代《類林》原書雖佚,卻有一部西夏文譯本留存至今。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出土的乾祐十二年(1181年)西夏文《類林》中,白虎故事并無“王君”的痕跡。那段西夏文直譯回漢語,大意就是“荊州庶民等立碑,令名號荊州白虎王”——有“白虎王”,沒有“王君”。可能的情況是,王朋壽在擴編《類林》時,看到《水經注》中“白虎王君”的寫法,補一“君”字,好讓引文與通行文獻保持一致。一個字的增補,看似無關緊要,卻恰好抹去“白虎王”與“王業”之間原本存在的裂縫,讓人誤以為從一開始,“白虎王”就是王業的稱號。
層層剝下來,《陳留耆舊傳》的初始面貌變得有點清楚了,那便是王業善政→白虎護喪→荊州民立枝江白虎之碑。只有碑,沒有廟;只有“白虎”,沒有“白虎王君”。
故事的變化發生在《陳留耆舊傳》到《水經注》之間。
第一個變化,是廟取代碑成為故事中心。《耆舊傳》只說共為立碑,到《水經注》則成了“立廟設祠,刻石銘德”。這個變化非同小可。碑立了便是立了,廟卻需要維護,需要祭祀,必然有一群人在背后長期操心。第二個變化是白虎變成白虎王君。多一字,“白虎”與“王”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清晰,白虎王就是王業,王業就是白虎王君。第三個變化是“子孫”的出現。《耆舊傳》只說“民”立碑,《水經注》則說“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為白虎王”。立碑之人與碑主的關系也更加清晰了,好像枝江白虎王碑下生活的并非普通百姓,倒像是一群王業的后代。三個變化指向同一個方向:有人把一座身份不明的古碑,改造成了一座祭祀漢代循吏的祠廟,并自稱其子孫。
那么,這個故事是酈道元從《陳留耆舊傳》里抄來的嗎?清代學者熊會貞正是這么判斷的。但他只做了文本比對,并未切中要害。酈道元為江漢水道作注,大量依靠的是荊州本地的地記、地志,比如《宜都山川記》《荊州記》《荊南圖副》《荊南志》。用一部豫州陳留郡的地記來為荊州水道做注解,似乎是有些反常了。更何況,《耆舊傳》中根本沒有提到陳留或枝江有任何祠廟,只提到荊州有白虎碑。更合理的推測是,這條《水經注》記載的源頭并非《陳留耆舊傳》,而是荊州人所寫的某種地記。換句話說,《水經注》里那個有廟、有子孫的版本,不是陳留士人的記述,而是枝江本地人的自述。
到這里,先唐文獻中其實存在兩個版本的枝江白虎故事。一個版本來自陳留士人:王業善政,白虎護喪,荊州民立“枝江白虎”碑。沒有廟,沒有子孫,碑的意義也模糊不清。這個版本成于漢魏之際,距王業之卒不過百年,其目的很明確——為陳留郡的人物傳增添一則善政靈跡。另一個版本來自枝江本地:百里洲上有廟,有白虎王君,有一群自稱王業子孫的人圍著這座廟。在這個版本里,碑已為廟所取代,白虎改寫為白虎王君,這些都和那群“子孫”有關。
在這兩三百年里,一座無主之碑變成了一座有主之廟,一群無名之民變成了有名有姓的“子孫”。變化是如何發生的?陳留士人也許并不在意。在他們筆下,白虎是他們習慣的“蝗不入境”“猛虎渡河”的修辭,是循吏靈跡的道具罷了。枝江本地人不可能不在意。他們立的碑,以白虎為號。要把“白虎”從循吏故事的迷障里拉出來,得把目光從陳留轉向枝江西邊的群山。
“白虎”離鄉的足跡
自枝江西去,沿長江上溯,抵達夷道(今宜都)、佷山(今長陽),進入清江峽谷。這里便是南郡的西境,中國地勢的第二、三級階梯分界線。清江兩岸山勢逼仄,江流切入石灰巖層。這一帶生活著一群被正史稱作“廩君蠻”的人。
《后漢書·南蠻傳》記有他們的起源故事,說是巴地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五姓沒有君長,共事鬼神,便相約比試,選出首領。其中巴氏之子務相在比試中勝出,被奉為廩君。故事最關鍵的一句在后頭: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廩君死后化為白虎,從此世世代代以虎為魂。巴氏后人信奉虎飲人血,所以殺人祭祀。這段記載,絕非一段單純的神話。在這群人的信仰里,白虎是祖靈的化身,族群的標識,生者與死者的紐帶。
據東晉人記載,江漢地區有所謂“貙人”,其祖先為廩君苗裔,能化為虎。長沙郡所屬蠻縣的東高村,村民曾設捕獸檻捉虎。次日眾人同往查看,見有一名亭長,頭戴赤幘大冠,坐于檻中。村民問:“君何以入此?”亭長大怒道:“昨日忽然被縣令所召,夜里避雨,誤入檻中,快放我出去。”村民說:“君被召,應有文書。”亭長從懷中取出征召文書,村民便放了他。出檻后,再視之,亭長已化為虎,奔上山去。當地俗語都說:“貙虎變成人時,喜著紫色葛布衣,腳后跟是空的。虎有五指者,都是貙人。”
江漢之間有人能化為虎,他們是廩君的后裔。這個故事比《后漢書》的記載走得更遠——虎不再只是魂魄和圖騰,而是活生生的人可以變形而成的存在。到南北朝晚期,活動于漢水中游的扶猛家族,他的部落仍被正史稱作“白獸(虎)蠻”。可見從東漢到南北朝,數百年間,白虎始終是這一地區人群的重要標識。而這些人的活動區域,如今湖南、湖北、重慶、貴州四省市的交界地帶,就頻繁出土一類獨特的青銅打擊樂器——虎鈕錞于。這種祭祀、號令用的禮樂器,虎立于錞于之頂,意味著虎在這一人群的信仰體系中占據著至高的位置。
至此,白虎的來歷有了著落。它哪里是從天而降的靈獸,而是巴地山中一群人的祖靈標識和身份烙印。這群人被漢帝國稱作“廩君蠻”“巴郡南郡蠻”,也稱作“白虎夷”。山外的眾口紛說之下,人就是白虎,白虎就是人。

巴人是以虎為圖騰,青銅戈上刻著猛虎
問題來了。廩君蠻的活動區域在巴地的山中——清江流域、峽江沿岸,自長江或清江東出江陵平原,第一站正是夷道與枝江。西晉晚期,巴蜀地區動亂,流民客居荊湘,首先聚集起來也是在枝江。從空間分布上看,“廩君蠻”進入枝江,幾乎是順水推舟的事。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會主動遷居到枝江的沙洲上,尤其是這里相當靠近荊州的政治中心區域——南郡江陵,東漢中后期荊州刺史的駐地。山地人群向濱江低地的遷徙,需要一個外力。
這個外力,就發生在永元十三年。
永元十三年(101年)九月,“荊州雨水”,連日暴雨引發了水患。和帝下詔說:荊州連年氣候失常,今年為害尤甚,雖然有些地方略有收成,但大多不均勻。這一年的十二月,“巫蠻叛,寇南郡”。“巫蠻”的“巫”,是南郡巫縣,今重慶巫山一帶,地處峽江腹地,正是“廩君蠻”的活動范圍。次年夏四月,朝廷遣使者督兵進討。《后漢書·南蠻傳》對此事記載更詳:“巫蠻”首領許圣,因郡縣收稅不均而反叛;朝廷派遣使者,督率荊州諸郡兵萬余人鎮壓。許圣等人依憑山險,官軍分道并進,甚至從巴郡魚復(今重慶奉節)數路包抄,才將蠻人擊潰。許圣投降后,其部被強制遷徙到江夏境內。
在漢魏六朝時期彌散的“蠻人化虎”的想象氛圍中,如果我們意識到虎便是人、人即是虎,那么所謂“白虎出入人間”,就根本不是虎兒下山。是一群以白虎為標識的人,被從山中連根拔起,投入帝國的平原腹地。
謎底指向了一個人的身份:那個使者。
回看《陳留耆舊傳》的記載。王業卒于永元十六年(104年),在荊州刺史任上七年。據此推算,他的任期是永元十年至永元十六年——恰好覆蓋了永元十三年巫蠻反叛、十四年朝廷遣使鎮壓的全過程。那么,和帝派出的那位“督荊州諸郡兵”的使者,恐怕就是荊州刺史王業本人。如果不是他,王業也應當在使者的督率之下強力彈壓蠻人。他對“巫蠻”先鎮后撫,軍事上分道并進、擊破許圣,政治上則“開誘愚心,使理于眾”,將過去加諸蠻人身上的苛稅剝去。經此一役,南郡秩序恢復,王業則在永元十六年病逝于枝江亭中。據說王業“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陳留士人把這寫成循吏的個人德行,但撥開德政敘事的包裝,里面恐怕就是軍事鎮壓之后的政治善后。
被俘的“巫蠻”全部遷往江夏。從巫縣出發,沿長江東下,經秭歸、夷陵,出西陵峽口,過枝江,再到江夏。百里洲,正是這些蠻人走出巴峽的第一處落腳點。
很可能就是在遷徙途中,有一支小型群落脫離大隊,或者被允許留在了枝江百里洲。他們來自巫縣的山地,以白虎為祖靈標識,首領或許自號為白虎王。到了百里洲上,他們立起了一塊碑——“枝江白虎王”,不是為紀念某位刺史,倒有可能是他們自己的身份標識。
這支群落的首領自號白虎王,絕非妄下斷語。這個推測有一則重要旁證。今重慶東部曾經出土過一塊東漢時期的碑,是桓帝、靈帝時蜀郡繁縣人張禪擔任臨江縣長時的題名碑。碑文已經亡佚,碑上的題名中兩個人,分別是“白虎夷王謝節”與“白虎夷王資偉”。“白虎夷王”,與“枝江白虎王”的名號如出一轍。臨江縣(今重慶忠縣)距巫縣不遠,同屬巴郡,同屬“廩君蠻”的活動范圍。枝江百里洲上的白虎王,與臨江縣的“白虎夷王”,名號相仿,身份恐怕也相同——都是被納入郡縣統治、但未被完全離散的廩君蠻群落的首領。
那些被遷到江夏的“巫蠻”后來的遭遇,反過來印證了這一點。靈帝建寧二年(169年),“江夏蠻”叛,光和三年(180年)再次反叛,與“廬江賊”聯結十余萬人,攻沒四縣,寇患連年。從永元十四年(102年)被遷至江夏,到建寧二年(169年)首次反叛,中間隔了67年。67年后仍能有組織地發動十余萬人的大規模反叛,說明這群人在遷徙地保持了完整的社會組織,并未被打散。他們仍有“夷王”“夷侯”等首領,有著集體行動的能力。枝江百里洲上那支群落,恐怕也是類似的情形。
從山地到沙洲,生活環境的改變是根本性的。
《華陽國志·巴志》說,巴東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之材。這是因為巴東人依托山地和水道為生,流動性強,好斗而少文教。人群分散于溪谷之間,社會組織以血緣部落為單位。百里洲則完全不同。這是一座江中沙洲,土地平曠,宜農宜漁。遷到洲上的白虎夷群落,自然要從山地采集狩獵轉向沙洲上的農業種植與漁業。定居化因此被大大強化。原因很簡單,你無法在一個小小的沙洲上繼續維持山地式的流動生活。
定居,就意味著可被細密統計。《陳留耆舊傳》把他們叫作“荊州民”,這支群落遷入百里洲后就有了戶籍,成為枝江縣管下的編戶齊民。稍晚一些,百里洲迎來了最為動蕩的歷史。漢末三國之際,孫吳在其境內大量征討山越、武陵蠻、長沙蠻,將山地人群大量著錄戶籍,強者為兵,弱者為民。吳將陸抗就曾在百里洲以西的夷陵保衛戰中使用“夷兵”,與魏軍作戰。百里洲上的南郡蠻成為“民”,不會晚于漢末的這股編戶化浪潮。
生計變了,社會組織變了,制度身份也變了,他們從山地蠻夷變成了荊州的編戶齊民。可有一件事沒有跟上:身份認同。
生計和制度的變化可以由外力推動,譬如一次軍事征服,一道編戶命令,足以在一代人之間完成。認同的轉變要更加緩慢。他們不再是山中的獵人,而是洲上的農戶、縣里的齊民。但枝江白虎王之碑立在那里,他們似乎仍然相信自己是白虎的子孫。就像長沙“貙人”亭長的故事一般“扭捏”:亭長“赤幘大冠”是漢式官服,“召文書”是漢式官僚程序,可這位亭長本質上是一頭虎。一個被納入行政體系的人,骨子里仍然是“貙”。或者說,他時而是人,時而是虎。一群人從白虎王的后裔變成王子香的子孫,需要的不僅僅是制度身份的改變,還需要一個新的社會情境。
這個情境,要等到永嘉之亂后才出現。
百里洲的新朋友
永嘉之亂,巴蜀流民迸出,中原衣冠南渡。荊州南郡,尤其是江陵、枝江一帶的濱江低地,成為流亡人群的一處落腳處。百里洲上來了一些新面孔。
一類是“蠻”。當然不是東漢永元年間被強制遷來的那支老群落了,他們在洲上住著,早已是編戶齊民。東漢以后的百年間,還有沮漳流域、巴峽地區源源不斷向濱江低地滲透的新來者。巴蜀動蕩,流民寓居荊湘,首先聚集的就是枝江。東晉以后,“沮漳蠻”擴張,逼得南郡編縣、旌陽縣的縣治一再搬遷。枝江縣城從江北的沮漳河沿岸搬到百里洲,恐怕也是同一趨勢下的應對。蠻人從群山中走來,進入了百里洲和它附近的沙洲地帶。
另一類是流民。永嘉以來,河東、義陽、南陽、新興等郡的流民漸次南下。其中河東、義陽、新興流民因聚族而居、有組織,獲得僑置郡縣的待遇,被安置在長江中游沿岸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安鄉和江陵。南陽僑姓以劉氏、宗氏、庾氏幾個文化士族為主,分散居住在江陵、枝江、石首境內的濱江地帶,未立僑郡。南陽劉氏還把百里洲當成了數世隱居之所。
兩群人,一從西邊山里來,一從北邊中原來,在百里洲上做了鄰居。兩群人之間,不是各過各的日子。
東晉末年,百里洲上住著一位道士,叫范儕。《水經注》說他在枝江縣東的富城洲上有精廬,說他“自言巴東人,少游荊土,而多盤桓縣界”。此人行蹤詭異,“雖徑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沙洲之間隔著江水,船夫卻從未見過他乘桴渡江。后來他東游廣陵,再未回來。弟子們懷念他,在他舊日游歷之處建了精舍,以存其人。這條記載,應當吸收了包含枝江本地見聞在內的某種《荊州記》。
范儕的事跡,道書里也有提到。《洞仙傳》記載,此人本名“豺”,巴西閬中人,“久住枝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為之道”,說他冬夏都只穿一件單衣,桓溫時頭發就已斑白,到宋元嘉年間容貌不改。他能占卜吉兇,萬里之外的事皆了如指掌。有人問他是不是謫仙,他答:“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說:“我見過周武王伐紂,洛城之戰,前歌后舞。”宋文帝召見他,他答詔時一會兒自稱“我”,一會兒自稱“吾”。太子劉劭從東宮經過,他指著宮門說:“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而不自知啊。”文帝大怒,命他自盡。江夏王劉義恭在新亭赤岸岡將他下葬,文帝后來令人開棺查看,棺中無尸,這才后悔。
巴東,或者巴西閬中,都是“廩君蠻”“板楯蠻”的活動范圍。巴西閬中還是“板楯蠻”的核心區域,也是五斗米道流傳之地。西晉末年以來,這一地區長期不受朝廷控制,流民大量外遷。范儕很可能是隨著這股流民潮來到枝江的。道書說他本名豺,“儕”是后來改的。從“豺”到“儕”,改成讀音相近的字,去掉“獸”的痕跡。魏晉時期以“豺”為名的人極少,后趙大臣張豺是罕見的一例,而張豺恰恰是羯人——一個非漢人。一個名叫“豺”的巴西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讀音相近的“儕”,恐怕不是出于風雅,而是出于對自身蠻人背景的遮掩。至少,一個來自巴地、名“豺”、修道的人,說他完全沒有蠻的背景,恐怕說不過去。
范儕可能出身蠻人,在百里洲上以道術聚徒,并非孤例。稍晚一些,百里洲上還出了另一位奇人——陸法和。
此人來歷不明,長期隱居在百里洲上。有人說他出自嵩山,游歷四方,后來進入荊州汶陽郡高安縣的紫石山,又無緣無故地舍棄了所居之山。不久之后,當地果然發生了“蠻賊文道期之亂”,他似乎早已預見了“蠻亂”的征兆。另有一條線索值得注意。侯景之亂時,陸法和正住在青溪山。此地屬汶陽郡沮水中游,是蠻人的活動區域。侯景即將進攻江陵的湘東王,陸法和前去求見,召集諸蠻弟子八百人隨他出征。他熟悉山中惡疾與藥草,以道術自命,說話時帶有“蠻音”。一個隱居蠻區、能召集八百名蠻人弟子、操蠻音、熟知山中藥物的人,說他是“華夏”,恐怕也很難說通。
范儕,陸法和,一前一后,都住在百里洲上,都來歷不明,都有濃厚的蠻的背景,都以道術作為自己在濱江低地生存和聚徒的手段。這恐怕不是巧合。巴地本就是五斗米道的流行區域,山中之蠻進入百里洲,以道術立足,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他們代表的,是一批從山中走入濱江低地的蠻人,在新的環境中以道術為生存手段和社會資本。
另一群人呢?那些從中原來的中原士族,他們跟這些(可能的)蠻人又有什么關系?
南陽劉氏,百里洲上最有分量的僑姓士族。劉期公曾任衡陽太守、荊州別駕。其子劉凝之,性好山水,攜妻子泛游江湖,隱居衡陽,采藥服食。劉凝之的兄長劉盛公,住在華容縣境內的靈溪。劉凝之的故宅,就在枝江縣東二里——正是百里洲上。此后劉凝之的弟弟、侄子都住在百里洲,他們的后裔劉虬也隱居于此。數代人,近百年,都和百里洲有著不解之緣。這個家族的特征是很明顯的:隱居、好山水,采藥服食,奉道。
問題在于,劉氏的這些特質與范儕、陸法和幾乎一模一樣。一邊是士族,一邊是蠻人,同處一片沙洲,行事一套做派。劉宋元嘉年間,范儕死了,劉凝之親自為他作傳,“書置道書部,不傳于世”。一個士族子弟和一個或許是蠻人出身的道士,臨江垂釣,討論道術,這會不會是百里洲上的日常呢?
齊梁之時,劉氏家族出了一位由道入佛的人物——劉虬。《南史》說他精研《法華經》,在百里洲上注經講法。同一時期,百里洲側的私洲上,有一座等界寺。寺中有一位僧人,叫釋法安。《續高僧傳》說他本姓田,枝江人,年少時游學金陵,后來卒于枝江等界寺。他所在的寺院是在私洲之上,西望另一座沙洲,那正是劉虬注《法華經》的百里洲。
田姓,是南北朝時期蠻人的大姓,史不絕書。法安出身枝江,又在百里洲側出家為僧,作為巴峽地區蠻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時距離劉凝之過去了數十年,一位精研佛學的劉姓后人,又和另一名可能有著蠻人背景的佛教僧人,隔水比鄰,這和此前劉凝之與范儕的交游何其相似。
一座沙洲,把來歷不一、身份不同的人編織進了同一個社會網絡。道術與佛教,先后成為百里洲上兩類人群——南陽僑姓與徙居蠻人展開文化接觸、構筑人際關系的中介。百里洲地處江陵近郊,這里既有沙洲的隱逸,又有水路的通達;離荊州的政治中心不太近也不太遠,不會缺衣少穿,也不會卷入荊州的動亂,恰是士族隱居與蠻人落腳兩相適宜的地方。
在這個背景里回看《水經注》“白虎王君”,事情的輪廓會變得清楚一點點。
從西晉起,不斷有新的蠻人從沮漳、巴峽來到百里洲及周邊。這些新來的蠻人,與那支老群落恐怕不無關聯,比如同出一地、同信白虎。與此同時,中原士族也來到了洲上,好道術,采藥服食,與蠻人道士交游論道。東漢永元年間遷入百里洲的那支“南郡蠻”后裔,已經做了百年的“荊州民”,可身份標識上仍然是“白虎王”,那個帶著蠻人烙印的名號。洲上來了新的蠻人鄰居,也來了華夏士人鄰居。兩類人之間以道術、佛教為中介,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交網絡。老的群落生活在這個網絡中,比鄰而居,氣類相通,日復一日地交往、共事,或許也會通婚。就在這樣的日常接觸中,一種新的身份意識恐怕慢慢生長出來了。白虎王的后代,開始把自己講成王子香的子孫。
攀附當然需要一個情境。你得有值得攀附的鄰居,有可以借取的歷史文化資源,有一個人際網絡托底,讓一種新的身份被認可和被記住。百里洲上新的社會網絡,不僅提供了這些,恐怕本身就是“白虎王”子孫最大的壓力來源。當一名白虎王的子孫嘗試和南陽劉氏在沙洲上論道修術時,他會發現“陳留王子香”,那個自漢魏以來就流傳在陳留士人圈中的循吏故事,竟然可以成為一種憑借。
碑變成了廟,“白虎王”變成了“白虎王君”,“荊州民”變成了王業“子孫”,我們在第一節看到的這三個變化,至此或許有了著落。那群“子孫”恐怕不是別人,正是永元年間被遷到百里洲的那支“南郡蠻”后裔。他們在制度上成為編戶齊民,用了百年;在認同上成為王子香的子孫,又用了兩三百年。前者的推力是軍事征服和行政編戶,后者的推力是社會重組與文化接觸。兩種力量的先后疊加,這些人們才完成了從白虎王后裔到王子香子孫的轉身。
尾聲
故事還有一些余響。
時間又過去數百年,到了唐代的開封府雍丘縣,也就是王業的故鄉漢朝陳留郡雍丘縣,又出現一座“白虎墓”。圍繞這座墓,還出現了一群自稱“白虎王氏”的人:“王業,字子香,雍丘人。為荊州刺史,有惠化。卒于枝江,有白虎夾柩送歸,因此號之。今子孫號為白虎王氏。”貞觀十九年十月,一個叫作孔業的人死在自己洛陽的宅子里。他生前做過隋朝的河南郡守、王世充帳下的驃騎將軍,但最出人意料的反而是他的夫人。她沒有名字,墓志只說她是“白虎王氏”,某州刺史王高之女。
他們是王業的真正血裔嗎?王業的血裔在枝江已屬可疑,在陳留的血脈竟然又和白虎交織在了一起。枝江白虎王的故事,經由《陳留耆舊傳》在陳留士人圈中流傳數百年,到了隋唐郡望制作的風氣中,被一支王氏人群拾起,織進自己的譜系。這與“南陽白水張氏”的虛擬郡望如出一轍。可白水至少是南陽一條真實存在的河。
如果說“白虎王”在陳留的主題是攀附,在故事的原發地百里洲,白虎王君好像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每舟船上下,能為風濤,至有牛羊之禱,積骨如山。三峽行船,從來艱險。從江陵放船西上,第一天還能見“潮平兩岸闊”,越往夔門走,江面越窄越彎,水勢越急。大小礁石在江心突兀而起,漩渦在船頭打轉。下行容易,上行極難。過了百里洲,就快進入峽江了。可能正因如此,百里洲上的白虎王君廟,才成為船夫水手們“牛羊之禱”的一個場所。
一只“白虎”,從巴郡、南郡的山里走出,途經枝江的沙洲,最終臥在一支王氏家族的譜系里。枝江白虎王之碑,就像一座壘疊著層層身份的無言山丘。誰是白虎?誰又是白虎子孫?誰是白虎王?誰又是白虎王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