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明德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版本研究
龔明德曾自撰簡介,內容如下:
龔明德,一九五三年生于湖北襄陽南漳縣一個世代為農的家庭,自十六歲起先后在小學、中學與大學任教職,期間有二十五年投身于四川出版事業。回歸教職后,服務于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為本科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課,為碩士研究生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考據和版本研究的必修課,直至2013年7月離崗榮休。一直是業余寫作和研究,研究方面專注于探索“五四”后三十多年的中國文壇人事之真相,被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福爾摩斯。”[1]
事實上,龔明德還有很多頭銜:六場絕緣齋齋主、明德讀書堂堂主、新文學藏書家、書愛家、毛邊黨黨魁、中國名編輯、四川師范大學教授,等等。對于我來說,龔明德最初給我的頭銜是現代文學的版本研究專家,現代文學名著匯校的提倡者。隨著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學轉向”,現代文學作品版本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近年來的學術熱點,取得的學術成果頗為學界矚目。回頭來看,龔明德無疑是此領域的奠基者和開拓者。鑒于此,有必要對龔明德40余年來在現代文學版本研究的實績加以梳理與總結。
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的問世
早在1980年,時任襄陽師專中文系教師的龔明德得到了赴西南師范學院進修的機會,在進修期間,“遍覽北培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及蜀中幾所大學圖書館藏新文學舊版書刊,對新文學版本產生濃厚興趣,并著手研究。”[2] 在閱讀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時,發現該書不同版本其名稱、目次以及內容均有差異,這激發了他探究的興趣。進修結束回校后,他一邊上課,一邊開始了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進行了梳理,并逐一核對了各版本修改的文字,發現丁玲對其著作改動處較多,而且各版本的修改還有變化。這自然萌發龔明德的疑問:丁玲為什么這樣改?這樣改到底是改好了還是改差了?鑒于此,他決定把丁玲不同時期的修改展示出來,并逐一對其修改內容進行評點,即“修改箋評”。
1981年底,這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就在28歲的青年教師龔明德手中誕生了。經師友介紹,書稿送給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底,該社決定出版這部著作。自己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能順利被出版社接受,這對龔明德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在當時的襄陽師專也是一件頗為轟動的事。1984年7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問世,分精平裝兩種,首印7300冊。
書前有龔明德的老師劉誠言的《序》,對于此書,作序者給予了中肯的評價:“‘箋評’的作者精細地對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幾個版本所作的比較,是他言簡意賅、恰到好處的‘箋評’,給了我很大的啟迪。‘箋評’的作者,對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膾炙人口的作品,確實作了切實的辛勤的有益的工作。……它不僅為學術界的研究家們提供了方便,而且也能為初學寫作的同志提供很好的借鑒。”[3] 序言之后是龔明德撰寫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變遷說明》,首次梳理清楚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自初版本到收入《丁玲文集》第1卷的版本變遷,并對每一版本的形態作了細致的介紹。這篇文章盡管不到5000字,但花了極大的功夫,因為不但要找齊從初版本到文集本所有的版本,而且對初版后各版本修訂的底本以及修訂的內容的敘述必須在完成各版本的對校以及采訪過丁玲、陳明后才可以做出判斷。如著者在文中認為1949年5月列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改名本《桑干河上》“更接近于丁玲的手稿,甚至可以說它才是真正的初版本”的看法就通過版本對校以及采訪丁玲本人得出的。如對“大連修改本”的敘述:“標題上只有一處改動”,“正文的改動則有幾千處之多”,這樣的敘述依據的是對1952年4月和1955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兩種版本有過全面仔細的對校。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的正文部分就是“修改箋評”部分,著者選擇了1949年“文藝從書本”、1951年的“北京校訂本”、1953年“人民文學本”和1979年的“大連修改本”四種版本為對象,按原著的章節順序編排,用阿拉伯數字標明每條箋評的序號。全書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的全部改動加以整理,寫成了538條箋評。每條修改箋評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按時間先后,展示每一版本中文字內容頗有差異的部分。二是對這些文字上的修改給以言簡意賅的評論[4] (即文中黑體字標注的“箋評”部分)。具體以第3條(一 膠皮大車)箋評為例:
一九四九年版
他坐正了一下自己,打屁股后邊掏出煙荷包來。(第1頁第4-5行)
一九五一年版
(第1頁倒4行)
一九七九年版
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邊掏出煙荷包來。(第1頁第6-7行)
箋評
大連修改本上的句子,似乎比原句的意思清楚些,但實際上反而羅嗦了。“掏出煙荷包”必須伸手,這是不言而喻的。就如同把“我吃飯”說成“我張開嘴巴吃飯”,把“我跑步”說成“我用腿腳跑步”一樣,使人們感覺到多余。加上了“伸手”,減卻了原句的簡潔和“老百姓味”(“打”為農民習用的語言)
上列內容就是由版本修改對比展示和“箋評”兩部分構成,顯然“箋評”部分最能體現著者的識見,他需要仔細分析丁玲為什么要這樣改,出于什么樣的目的,實現什么樣的效果,等等。更為難得的是,年青的龔明德并未因為丁玲是著名作家而對她的修改一律給予好評,而是在肯定作品修改的佳妙之處的同時,也坦率而中肯地指出了修改中的瑕疵。又如第21條(三 有事不能瞞他):
一九四九年版
自從胡泰的膠皮車光臨了暖水屯之后,暖水屯的人便添了話題。暖水屯地勢靠山,不是交通要道,所以這里附近幾個村子都沒有這樣漂亮的大車。(第8頁第1-2行)
一九五一年版
(第10頁第1-2行)
一九七九年版
自從胡泰的膠皮車被顧涌趕到了暖水屯之后,暖水屯的人就多了談話的題材。暖水屯地勢靠山,不是交通要道,附近幾個村子都沒有這樣漂亮的大車。(第7頁第1-3行)
箋評
“光臨”、“便”、“所以”都是“不合老百姓味”(楊亮語,見一七章)的字眼,為了不讓它們出現,作者或不惜拉長句子(補出“被顧涌趕到了”之后,表意更完整,也與前面兩章的內容保持密切的聯系),或用更通俗的同義詞取而代之,或索性刪掉。
但是,把本來就很通俗凝練的“話題”一詞擴充為“談話的題材”,實在不必要。其實作品的另一些地方,仍舊使用了“話題”一詞(如第八章就有“把話題又扯到天氣上去”)。語言有很多特性,作家只能利用這些特性,倘若有意或無意地違反了其中的某些特性,就會在表意上導致不同程度的失敗。
在這一條的“箋評”中,龔明德對三個版本的部分文字均不甚滿意,丁玲不但沒能實現越改越好,反而越改越糟。特別是“箋評”中最后一句,語氣頗為嚴厲。好在丁玲對龔明德在箋評中的批評毫不芥蒂,在翻閱了這本書之后曾給別人說:“以前,龔明德考證《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修改,我心里不大以為然。這次書寄來我一看,這項工作,對于初學寫作者,對于中學老師、學生,很有用處啊!他做了那么細致的工作,真不容易,我真想寫封信給他。”[5]
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研究迎來了新局面,新方法、新理論成為研究界的主流,而新方法、新理論無一不是來自西方,甚至形成了一種仰賴“西方漢學心態”,而龔明德在投身于現代文學研究之初就采用清代樸學家們的治學方法。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中說:“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樸學’一個名詞包括甚廣,大要可分四部分:(1)文字學 (2)訓詁學 (3)校勘學 (4)考訂學。”[6]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無疑就是其采用樸學方法研究現代文學的第一個作品,收集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各版本并進行校對,無疑就是采用了校勘學和考訂學,而對其各版本文字的修改進行評論其實也是文字學和訓詁學的方法,書名用“箋評”無疑也是試圖用古代的一種批評文體來進行現代文學研究的嘗試。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的問世,“體現了一個新文學研究者的獨特視角和眼光,也為新文學版本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7], 開創了現代文學版本研究的新的可能。20世紀30、40年代,阿英、唐弢等開始致力于新書版本學的開拓工作,其成果體現為“書話”“札記”等形式。如1937年,阿英寫《魯迅書話》一文,評魯迅書三種。唐弢從1945年開始以“書話”評論大量現代文學書刊。其后有姜德明、吳泰昌、胡從經等以書話的形式談及現代文學書刊及其版本。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卻是以論著的形式來探討現代文學某一作品版本的修改。如果說阿英、唐弢等人在書話、札記中談及新文學作品版本的變遷及修改多屬于吉光片羽,未能系統和深入。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卻是以一部作品的版本修改為對象,專一全面且深入。后來問世的《<雷雨>版本箋評》、《錢鐘書修改<圍城>》《<女神>校釋》以及《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等現代文學版本研究成果無一不是受其影響。
二、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匯校的提倡和嘗試
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納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計劃后不久,龔明德于1983年從襄陽師專調往四川文藝出版社,大學教師轉任出版社編輯,組編文學研究和文藝理論著等圖書。新的工作崗位,給龔明德新的眼光、新的機遇。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之前,該社就于1983年8月問世了《<女神>匯校本》(桑逢康校),后來又在1984年11月推出《<文藝論集>匯校本》(黃淳浩校)、1985年7月推出《<棠棣之花>匯校本》(王錦厚校)。作為出版社編輯的龔明德,自己的第一本學術著作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對該社在1983-1985年間出版的這些匯校本應該是熟悉的。對于做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研究的他來說,他自然明白匯校本“不僅能讓讀者直接看到作品版(文)變遷的全貌,看到一部作品的成長或衰退,而且能為寫作學、比較語言學、比較修辭學等提供研究實例。有了匯校本,也無疑更會為文學角度的版本研究提供便捷。”[8]
何謂“匯校”?要理解“匯校”,先弄清“校勘”。《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中對“校勘”有如下解釋:校是查校古書中文字的異同;勘是勘正古書流傳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同一本書籍,在流傳過程中,字句可能有所不同,校勘就是補正文字上的種種錯誤,校出古書中字句或內容上的異同,以使人們獲得較為可靠的,較接近于原稿的本子。校勘一般采用四種方法,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而匯校則是把同一作品的多種版本的文字逐一加以對照,找出每一版本間的文字差異。而“匯校本”,龔明德有如下解釋:“匯校同一著述在各個印本中的差異,總成一個完備的系統的帶有版本變遷全貌的本子,稱之為‘匯校本’”。[9] 流沙河認為:“匯集新舊版本而比較之,而互校之,從文字的改動看文心的改變,可加深對作者的了解,為名著研究新踩一條路。”[10] 顯然,出版文學名著的匯校本是一項很有學術價值的工作。朱金順認為:“如果把多種版本的文字加以對照,匯印成冊,則是重要的資料了。……它將各種版本做了‘一個初步的總結工作,為學術界提供較為全面的研究資料’”[11] 金宏宇更是認為:“一個匯校本就匯聚了不同‘版本’中的異文,匯聚了一部作品的不同‘變本’或不同的‘文本’。匯校的工作雖是一種‘初級校勘’,但其實已包含了對版本構成、版本譜系等內容的‘考據’和‘批判’。一個匯校本會啟發現代文學研究者去探究作品版本與文本的關系,還有校勘、考據與闡釋之間的關系等等。可以說,出匯校本是促使現代文學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12]
由于《<女神>匯校本》(桑逢康校)《<文藝論集>匯校本》(黃淳浩校)《<棠棣之花>匯校本》(王錦厚校)三種只是桑逢康、黃淳浩、王錦厚三位學者參編《郭沫若全集》時的副產品,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三種匯校本后就再無后續,這無疑給了時任四川文藝出版社編輯的龔明德一個契機,何不策劃匯校出版一些現代文學名著,以匯校本的形式出版,這不但有學術價值,市場錢景應該也不錯。
于是,龔明德利用業余時間,自己先動手匯校了李劼人的《死水微瀾》,這本由龔明德匯校,并由龔明德責編的《<死水微瀾>匯校本》于1987年11月問世。其時正值張國立、鄧婕等明星主演的電視連續劇《死水微瀾》首輪熱映,出版社乘勢而上,首印量高達27000冊,創造了不錯的收益。這次匯校依據的是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7月初版本和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再版重印本。作家版修訂幅度較大,有1300余處修改,包括字、詞、句、段落、標點等。小說原文為15.8萬字,連同附錄的《李劼人談〈死水微瀾〉》亦不足16萬言,而匯校本達18.9萬言,幾乎多出3萬言。出版社領導意識到出版現代文學名著匯校本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支持他繼續出版一些匯校本。
進入20世紀90年代,龔明德又開始了新一本匯校本的策劃——《<圍城>匯校本》。他對該小說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連載于《文藝復興》雜志上的初刊本,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之1949年3月第3次印刷本,以及1980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本之1985年8月第4次印刷本的多達300余處修改,包括字、詞、句、段落、標點,均一一記錄在案。小說原文23.6萬言,匯校本達31.2萬言,足足多出7,4萬言,可見匯校工作之繁巨。該書于1991年5月推出,首印25000冊,后又于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推出了精裝本。1992年7月為止,《〈圍城〉匯校本》共出版發行12萬冊。[13] 但《圍城》匯校本的出版以及重印引發了版權官司。因此之故,龔明德策劃出版一系列名著匯校本的計劃只好半途而廢,手上已基本完成匯校的《〈家〉匯校本》《〈八十一夢〉匯校本》只好束之高閣。巴金的長篇小說《家》前后經歷了8次修改,較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改動次數更多。在巴金的支持下,自1985年起,龔明德便啟動對《家》的版本研究。他寫有一篇3萬余言的《巴金〈家〉的修改》,收錄于重慶出版社1988年1月版《巴金研究論集》,該書系王瑤、曹植芳主編的“巴金研究叢書”第一種,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關于《祖父底死》這一章節的匯校,展示了他的部分研究成果。至于《八十一夢》,是張恨水抗戰期間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20世紀90年代,龔明德不惜花費千余元,復制了一套該作于1939年12月1日至1941年4月25日在重慶《新民報》上的連載刊本,并在舊書市場淘得多種早期單行本,包括新民報社1942年3月版和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1955年1月版等。通過對第一手資料爬梳鉆勘、刮垢磨光,他撰寫了《張恨水〈八十一夢〉的版本》《新印〈八十一夢〉錯訛驚人》《〈八十一夢〉究竟寫了多少夢》等考據文章,指出一些當代版本“排校失精,錯字百出”,“對張恨水原著進行了無知的糟蹋”,讀來大煞風景。而《〈八十一夢〉匯校本》擬出版一事,當時也得到張恨水家人的響應。
與此案同時,學術界對《圍城》匯校本所引發的現代文學作品的校勘、版本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論爭。參與這場論爭的有施蟄存、楊絳、黃裳、朱金順、陳思和、何滿子等,他們就作品修改和校勘提出了各自的觀點。楊絳認為,像“三國”、“紅樓”這些書,因年代久遠,有研究版本的價值,而《圍城》的作者還活著,大可不必搞匯校本。[14] 黃裳在《〈圍城〉書話》中也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作家有著作權,有修改自己的作品權,自然也有是否重印舊作的權利。而不經作者同意就擅自翻印,自然是侵權。陳思和則在《為新文學校勘工作說幾句話》中對現代文學作品是否有必要校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女神》的修改和巴金的序跋為例,指出研究新文學者,一定要從初刊文初版本出發,也就是首先要做匯校工作,才談得上研究。現代文學作品的匯校本正是為適應這種高層次的研究而出版的,出匯校本是花費了匯校者的嚴肅勞動,而且有益于新文學研究的工作。緊接著,黃裳先生又寫了《〈圍城〉書話續》回應,他主張有條件地校勘,重申出版作家作品的匯校本,應該在作家過世,作品已成古典時,研究者才能進行這種工作。朱金順也寫了《也談“匯校本”》參與爭鳴,他認為簡單地認定出版《〈圍城〉匯校本》就是變相盜版,恐怕不是實事求是的結論。如果因它出現了糾紛,就斷定新文學領域沒有校勘問題,不需要有什么匯校本,也是失之武斷的。稍后,陳思和又寫了《再為新文學校勘工作說幾句話》,對黃裳先生的觀點又展開了辯駁。雙方你來我往,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2005年4月,王得后又發表了支持匯校的看法:“匯校是研究者的本分工作,是公民勞動權利中的一種權利。作者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權利,但修改過的作品一經出版,不說這已經是商品,總可以說已經是社會公器吧?那么,研究者就有進行比較,校讀和匯校的權利。這兩種權利互不干涉; 只能也應該互相尊重,但彼此是平等的,誰也不能禁止的。”[15] 作為《<圍城>匯校本》的責任編輯龔明德后來也寫了《<圍城>匯校本十年祭》《<《圍城》匯校本>乃至“匯校本”不容輕佻言說》,旗幟鮮明地提倡匯校本。
現代文學作品由于政治原因、歷史變遷、個人思想變化等諸多因素,作家不停地修改作品,從而在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版本,這給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要使現代文學研究科學化,重視作品的匯校是一項基本的學術常識。而清理這些修改,出版現代文學作品的匯校本,顯然是一項嚴肅的學術工作。出版作品匯校本自然要牽涉到作品的版權、以及作家的名譽、經濟利益等問題。盡管研究者對于發掘的喜悅樂此不疲,但出版匯校本前還是應該事先考慮到作家本人的感情接受問題。當然,作為文學研究自有它的獨立性,但是研究者和作家本是一條戰壕的朋友,沒有必要“相煎何急”。反過來看,作品一旦產生,它就屬于歷史,屬于社會;固然無法制止作家根據某種需要對已成為史料的作品進行修改,作家不愿在身前看到自己作品的匯校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既然自己修改過作品,應該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到底,而出匯校本不但是對普通讀者負責,更是對歷史負責的嚴肅工作,作家不應該因為害怕“自掘墳墓”而阻止匯校本的出版。所以,現代文學作品匯校本應該出,而且應該多出。至于涉及到作品的版權以及經濟上的利益等問題,這些其實可以協商解決。
《<圍城>匯校本》因官司而中斷,但現代文學研究界對作品的版本研究以及作品的匯校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某些作家作品進行匯校已成基本的學術常識。學術界對匯校本還是持歡迎態度,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匯校不可阻擋,《〈邊城〉匯校本》(金宏宇、曹青山匯校,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駱駝祥子>匯校本》(張桂興匯校,齊魯書社2019年版)、《知堂回憶錄》(五度匯校,文津初版社2022年版)《胡適<四十自述>手稿匯校評注本》(張立華匯校評注,中華書局2022年版)等陸續問世。2024年12月,長江文藝出版社繼《<邊城>匯校本》后推出一大批新詩集匯校本(17種)。[16] 一大批現代小說、戲劇、散文的匯校本也即將納入出版計劃。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龔明德提倡的現代文學名著的匯校本會越出越多。
三、完成了一大批文學名著的版本梳考和文本勘訂
朱金順曾對龔明德的現代文學研究給予高度的評價:“龔明德先生是位長于史料考辨和版本鑒別的中國新文學考據家。……但五四以來,隨著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和西方新的研究方法的輸入,考據便被放在了學術研究的末位;特別是在中國新文學研究領域,一些人不恰當地認為似乎沒有進行考據的必要。盡管中國新文學版本、史料需要考據的問題那么多,盡管學界出現過唐弢、李何林這樣的中國新文學考據家,但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中國新文學史料的考據,是無足輕重的事情,是一份壯夫不為的工作!但是,在中國新文學研究界,還是出了那么幾個傻子,他們不管世俗的偏見,不論這項工作是否受到重視,就是以研究史料為己任,甘心坐冷板凳,埋頭進行研究和考證,認為終有一天史料考據會放在應有的地位。”[17] 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問世至今,龔明德的現代文學研究已40余年,出版的論著有《新文學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文事談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昨日書香》(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書生清趣》(岳麓書社2005年版)《有些事,要弄清楚》(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昨日書香: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民國文人私函真跡解密》(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舊日文事》(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新文學舊事》(青島出版社2019年版)《舊時文事》(文匯出版社2020年版)《文事探舊》(文匯出版社2022年版)《舊箋釋讀:現代文人書信考》(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年)《文事敘舊》(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3年版)等十余種,在這些考據性論著中,現代作家作品的版本問題一直是他關心的問題。
正如龔明德所說:“中國新文學作品,除極少量有保持原貌的幸運外,絕大多數在初次問世后,均被正常或不正常地修改過。現在的讀者,甚至很多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都很難見到中國新文學作品的原貌了,更別說作品的各個不同版本的全部變遷詳細情形了。”[18] 以上諸著作中就收錄了他對現當代作家作品版本研究的文章50余篇。大體可分四類:一類是現代文學名著版本流變的梳考。如有《巴金<家>的版本變遷》《葉圣陶<倪煥之>的版本》、《張恨水<八十一夢>的版本》、《夏衍<芳草天涯>敘往》、《巴金<點滴>的版本》,也有對一些單篇作品版本的梳考,如《<華威先生>的版本》《<我在霞村的時候>版本略談》等;一類對某些作品在版本流變中產生文字錯訛的文本勘訂。《魯迅<野草>文本勘訂》《張愛玲<金鎖記>文本勘訂》《梁實秋<雅舍小品>四題》《徐志摩<“石虎胡同七號”>勘訂》等;一些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的版本,龔明德也有所涉獵。如《艾蕪<文學手冊>的版本》《李長之<魯迅批判>話往》《寫于昆明和成都的<經典常談>》《野夫<木刻手冊>三版本》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域外文學譯著,龔明德也關注其版本。如有《<愛的教育>在中國》、《李霽野譯<簡愛>之民國版》等。
2007年底,龔明德從四川文藝出版社轉任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擔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生導師。進入高校的他還是對高校的學術評價體系不以為然,“如果一定要以在被指定的所謂‘核心期刊’發表規定字數長度的所謂‘宏觀理論’論文為指標考核我,那么我寧愿被判為‘沒有完成任務’而遭到扣發工資的處理,也不愿稍有損壞于我四十多年自主研讀過程中自然養育的做我心目中的學問之興味。”[19] 在他指導下,他的研究生完成了郭沫若的《屈原》、巴金的《隨想錄》、《寒夜》、《憩園》、艾蕪的《故鄉》、《記賀龍》、《南行記》等一大批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匯校及版本研究。這些碩士論文沒有宏大的理論,但有扎實的文本匯校,得出的結論也是言之有據,不發蹈空之論,毫無疑問它們凝結了導師龔明德的心血。有學生在論文的《致謝》中是這樣描述作為導師的龔明德及如何指導其撰寫論文:
龔明德老師是我的良師益友。他治學嚴謹,對字句細致斟酌,專注于版本和考據研究。他身上有著讀書人的質樸氣質,不愛功名反愛舊書,這些都深深打動了我。讓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他曾為我積極尋找論文題目,并將所搜集到的艾蕪資料借予我,為我的寫作提供了很大方便;他也在我論文完成過程中給予了高度的信任,讓我能自由安排所做之事;論文完成后他對其進行了認真的修改與評價,讓其得以充實完善。[20]
龔明德的版本梳考文章數量很多,寫作持續時間也很長,貢獻良多。他自己曾說:“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方面,我的文章走的是胡適等前輩倡導并力行的‘實證研究’路子。大陸同行學者中,我愛讀的有朱正、陳漱渝、朱金順、姜德明、陳子善、陳福康、欽鴻、謝泳、劉福春、張大明等人的著述,我幾乎買齊了我可以見到的這些同行學者們已出的專業圖書。我的文章,如果說要找源頭,除了可靠的有關史料,就是我提及的這些同行們的著述了。”[21] 就他的版本梳考文章而言,他著意于敘述某部作品的寫作緣起、寫作過程,初版本的出版過程,重版本的印行情況,作家在作品版本的變遷中是否有所修改,修改的原因又有什么,期刊或出版社編、校引發的差錯或“手民之誤”等等。他的敘述似與閱讀者談閑天,把這部作品的前生今世娓娓道來,既有史料的勾稽與考釋,還有不同版本的紹介與校勘,實現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讀起來看似容易,但文字背后是以史料為支撐,繼承和發展了從清代樸學到現代實證學術講究“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22] 的學術傳統。這樣以史料為基礎的文章,言必有據,正本清源,揭開了纏繞在作家作品上的諸多歷史迷霧,讓我們回到了現代文學歷史的發生現場,值得學界參考。
結語
2000年以后,現代文學研究迎來了“史料學轉向”,至今方興未艾。在“史料學轉向”的背景下,隨著“版本批評”(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評,從版本的變遷和異文的比較中去發現文本的變異,去獲得闡釋的價值)[23] 的提出,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版本研究已成為學術熱點。《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新文學的版本批評》《郭沫若著譯作品版本研究》《“故事”的多重講述與文藝化大眾——“十七年”長篇小說的文本發生學現象》《中國新文學版本研究》《烽火遺篇——抗戰時期作家譯作與版本》等一大批版本論著紛紛問世。一大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如“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異文匯校、集成及文本演變史研究”“中國現代經典新詩集版本流變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學名家作品版本流變研究”“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異文匯校與文本演變研究”等得以立項。可以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版本研究”迎來了春天,成為現當代文學“史料學轉向”下成績最為突出的領域之一。龔明德的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正因為他早在1980年代初就投身于現代文學作品的版本研究,進而大力提倡出版文學作品匯校本,使版本匯校成為學界共識。在四十余年的文學研究中,關于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版本變遷,梳考作家作品的修改,始終是龔明德文學研究關注的重點之一,他無愧為新時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版本研究的開拓者!
注釋:
1、見《新文學舊事》(青島出版社2019年版)封面勒口處。
2、《龔明德新文學做工年表》,《新文學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封底
3、劉誠言《序》,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這些評論絕大多數是貼切、中肯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也有少量瑕疵。如第196條(一五 文采同志)的“箋評”,著者后來認為“這里的釋說,全為不動腦筋、不動手查史料的空談”,可參見《有些事,要弄清楚》(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縣委家里”掛的木刻像應該是誰》一文。
5、轉引自龔明德《一個晚輩后學者的默念——寫在丁玲謝世的第二個夜晚》,《丁玲紀念集》,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6、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1),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
7、張志強《兩種匯評本的比較——<《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與<《圍城》匯校本>》,《中國圖書評論》2000年第4期。
8、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后記》,《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9、龔明德《談談文學名著匯校本》,《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10、流沙河《<新文學散札>序》,龔明德《新文學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
11、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第39頁,北京語言出版社1986年版。
12、金宏宇、杭泰斌《中國現代文學的匯校本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6期。
13、《<圍城>匯校本》由胥智芬匯校,龔明德責編,錢君匋裝幀設計。1991年5月推出的復膜本與1992年3月的精裝本封面稍有不同,復膜本封面書名為“《圍城》匯校本”,著、校信息為:“錢鐘書原著 胥智芬匯校”。而精裝本的封面書名為“圍城”,著、校者信息為:錢鐘書著 胥智芬匯校”。兩種版本的“書名頁”“出版說明”“目錄”以及正文完全相同。
14、轉引自徐公明《是是非非“匯校本”》,《文匯讀書周報》1993年10月2日。
15、王得后《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匯校和校記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2期。
16、包括《嘗試集》《草兒》《蕙的風》《星空》《志摩的詩》《昨日之歌》《我底記憶》《夢家詩集》《烙印》《魚目集》《十四行集》《給戰斗者》《夜歌》《預言》《王貴與李香香》《馬凡陀的山歌》《趕車傳》。原計劃艾青的《北方》《向太陽》和《穆旦詩集》三種暫不出。
17、朱金順《<昨日書香>序》,龔明德《昨日書香》,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龔明德《談談文學名著匯校本》,《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19、龔明德《后記》,《昨日書香: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20、陳瑜《艾蕪<故鄉>文本變遷研究》(碩士論文),四川師范大學2015年。
21、龔明德《后記》,《昨日書香: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2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23、金宏宇《<新文學的版本批評>后記》,《新文學的版本批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