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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的“公”與“私”——如何重建個體寫作與社會公共性的感知紐帶
來源:文藝報 | 鐘 媛  2026年07月15日09:24

近30年來,我們擁有史上最多的寫作者和作品,但是,真正能觸動公眾心靈、引發社會共振的文學作品卻非常少。在一些作家的筆下,“文學”退回私人化敘事,甚至淪為小群體之間的智力游戲。文學中的“個人”變成了原子化的、計算利害的“精致利己者”,與找不到意義的“虛無游蕩者”。個體意識在崛起,專業精神在確立,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如果失去了傳統的道統,我們的文學如何建構起更加有效的公共性?文學的“公”與“私”在當下如何達到一種更加辯證的和諧?在新時代,不能讓“我”與“我們”、文學與時代之間的感知發生斷裂,不能讓文學失去處理“我們如何共同生活”這個根本問題的能力。面對這樣的現實,文學的出路究竟何在?新時代,文學何為?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是每一個文學從業者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一、誰“扼殺”了公共寫作

有人問,上世紀80年代,我們的文學倡導“個人敘事”“藝術探索”,為什么不存在問題?當年,舒婷在寫下《致橡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等作品時,個體的尊嚴、愛情平等的呼喚與社會反思的訴求、“人的覺醒”構成了深切互動。1980年,她參加《詩刊》首屆青春詩會,與眾多的青年詩人一起,深度參與并塑造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詩歌的新潮流。他們的書寫,既承載一代人對歷史創傷的隱痛,又以詩為媒,參與重構了1980年代中國社會關于人、愛與祖國的想象邊界,深刻契合著那個年代“啟蒙與困惑交織”的文化心理,成為連接社會變革與人文復興的重要文學橋梁,其影響力遠超詩壇,滲透到青年文化、性別意識與公共話語之中。

舒婷及朦朧詩僅僅是一個個案,不僅顯現出那個年代文學場域的開放與張力,也體現了文學與時代的同氣相求以及與“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等歷史潮流的同聲相應。而這也反過來推動形成了作家、詩人、文學期刊的黃金時代。彼時,文學既是先鋒的,又是流行的;既是知識啟蒙的,又是大眾期待的。甚至個人情感的書寫、個體經驗的表達本身便是公共性的一種顯現。于是,個人經驗與公共經驗、時代經驗不是撕裂的,個人與時代之間沒有嫌隙,“我”的經驗便是“我們”的、時代的經驗的一部分,“我”的呼喚也映照著時代的呼喚。在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作家們積極推進以精神解放、藝術創新為核心的創作實踐,在激活個體精神的同時也完成了時代使命。

更遠一點來說,即便是近現代,文學依然是為“新民”和“民族獨立”服務的重要力量。梁啟超強調“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魯迅棄醫從文,以小說、雜文等文體大聲疾呼破除陳腐的舊觀念,將個人的覺醒與國家、民族的覺醒呈現于文學之中……由此,文學成為記錄并推動“個人”從僵化沉滯的“舊制度”中解放出來的“火種”。

在中國古代,個人與家國、文學與時代之間的聯系亦是如此。古代的文人不是原子化的個體,而是家族、社區、國家鏈條上的一環。讀書人的核心價值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修養和家國責任是統一的。文學在其中,是對江山社稷的記錄,是對公共記憶的書寫,“文以載道”是其核心。于“公”而言,文學是士大夫群體傳遞儒家道統、教化民眾、匡正政治的工具;于“私”而言,文學是他們為沉默的民眾代言的工具,或是在仕途受阻時抒發“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情緒通道。其中,個人的失意天然地易被轉化為對公共命運的關切。文學成為連接私人情感與公共責任的重要通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以及由顧炎武提出、經梁啟超提煉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無不是這種“公學”效用的顯現。

而當下,“人”與“文”在經歷了雙重“解構”后,文學失去了公共的錨點,“向內坍縮”越來越明顯。從上世紀90年代個人化寫作、私人化敘事到當下的“小時代”美學,寫作越來越在無物之陣中游蕩。當個人不再需要為自己的情感尋找公共意義,當文學完成了解構、“祛魅”與專業化、市場化和學院化,不再回答“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就變成了一場“共謀的撤退”——二者互相印證、互相合法化。作家寫小時代,而“我”活成小時代;“我”只活成小時代,所以作家也只能寫小時代。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能被普遍認同的公共敘事來凝聚寫作者了。寫作者不再相信自己能“代言”任何人,也不再有能力或意愿去把握整體性的社會結構問題。而受眾也不再相信“權威”的存在,甚至懷疑“公共”本身是否存在。很顯然,整個知識生產機制與社會氛圍在其中都難辭其咎,因為公共領域本身已經碎片化了。

如果客觀現實如此,難道我們只能坐以待斃嗎?難道我們要忠實于這種分裂并沉淪其中嗎?難道這種現象在當下的語境中本身不構成一個問題嗎?是誰“扼殺”了文學的“公共寫作”功能?也許,我們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有責任,但首要的是承認現實。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并承認這已構成一個問題。

二、大文學觀如何重建文學公共性

如果承認了這是個問題,那緊接著便亟需“觀念”的轉變與行動的實踐。實際上,大文學觀的提出,便是一種介入姿態的話語探索,也是一次關于文學何為、文學何去的集體反思,更是植根于深刻現實困境與媒介變革之中的“自我拯救”。

這個時代正在發生一系列顛覆性變化,我們首先需要找到我們的時代命題。如果一味退守個人或作為小圈子內的文學交往,文學也就喪失了其作為公共之物的力量。“退守個人”固然不失為一種理性策略,因為對外部的公共責任保持一種“優雅”的、不投入的姿態便不會有風險。這種情況在過去30年不斷演化,但當下形勢與時代在倒逼——媒介技術革命已經橫掃我們的生活,從“印刷文明”“工業文明”一躍進入了“數字信息文明”,創作不再是少數精英或作家的專利,“素人寫作”借助網絡平臺,讓文學從職業回歸為一種生活,文學正在從“小而精”走向“大而雜”。我們要明白,大文學觀的提出在現實邏輯上有堅實的客觀基礎,是試圖解決真問題、應對真挑戰的主動探索。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二元對立,而是強調擴展。正如我們在上面提出文學究竟是“公學”還是“私學”的“當下之問”,目的不是讓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或“觀念的傳聲筒”,而是重新建立文學與社會公共議題之間的有機聯系。重回文學的“公學之維”,不是讓文學重新跪倒在任何一種“道”的腳下,而是讓文學重新長出聯結的能力——聯結個人的疼痛與公共的結構,聯結一個人的眼淚與千萬人的命運。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成熟的現代社會中,“公”不是“私”的對立面,而是“私”的更高的實現形式。同樣,大文學觀的使命在于找到一種既不放棄文學在語言、形式探索上的成果,又能有力介入現實的辯證路徑。

那么,什么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命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如果說古代文人有“道統”,近代作家有“救亡與啟蒙”,那么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應該如何找到屬于自己的創作命題?這樣的思考,需要我們在這個時代語境中重新提出并積極推進。竊以為,這個時代需要文學重新發揮出建構與重構的力量。當下需要文化與文學為人民精神困境提供支持力量,給予分散的個體以“凝聚”與“共識”。當然,這不是要求每個作家都寫宏大題材,而是要有意識地將個人經驗置于社會結構中進行考量。我們有必要重提“文以載道”——不是載舊道,而是載新道、載“聯結之道”。讓文學成為個人與他人、社會、國家之間的血肉紐帶,這是當代寫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需要觀念革新與寫作倫理的調整。寫作者需要意識到個人就是最小的公共單位。當一位作家選擇只寫個人的“小確幸”“小煩惱”“小欲望”時,他是在行使創作自由,還是在逃避公共責任?一個寫作者,如果只是將作品放在抽屜里,面向自我,那么,這時文學完全可以漫無邊際地展現自我與“私域”。但是,如果一個寫作者將個人作品投向了公眾能見的視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已經帶有面向“公域”的特征了。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每個寫作個體都應思考個體寫作的邊界到底在哪里?這些問題需要討論辨析。

其次,我們也應意識到“跨界敘事”是一種必然趨勢,從“小圈子”走向“公共對話”也是大文學觀下的必然命題。一方面,多媒體的轉化與融合發展已是流行趨勢,很多已經破圈的文學作品正好也是借此東風。另一方面,近十年來,許多非虛構作品的成功證明,文學的“跨界敘事”要求作家走向生活,進入工地、學校、鄉村、流水線,直接處理公共問題,但方式可以是個體的、具有敘事性的,而不是導向空泛議論。文學需要吸收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的視野,破除專業主義的局限。同時,文學獎、刊物、批評家也需要投入公共議題,不能再是圈子內的相互吹捧。這是一個系統的重構過程,但每一小點的努力都在其中發揮作用。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重建一整套“文學—制度—情感”之間的有效的轉化機制。質言之,讓文學重回“公學”的唯一道路,不是回避分裂,而是直面分裂——把個人與國家、社會、時代之間的張力作為寫作的核心母題。不是以空泛的口號大聲疾呼“我代表集體”,而是去寫作為一個個體的“我”以及“我”的個人經驗,是如何被社會結構生產出來的,是如何進入一個集體與民族的整體進程之中的。

總之,讓文學重新成為個人與他者、集體之間的血肉紐帶,這不是懷舊,而是自救——因為一個缺乏公共關懷的社會,最終會讓每一個人都活在薄冰之上。

(作者系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研究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