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是作家的每一次回望、每一個念想

張 繼,山東省作協主席團委員、專業作家,中國編劇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著有中短篇小說《殺羊》《遍地羊群》、長篇小說《去城里受苦吧》《喜上眉梢》等,擔任系列電視劇《鄉村愛情》與電影《男婦女主任》編劇,曾獲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編劇獎和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興 安,作家出版社編審,評論家、作家、水墨藝術家。作品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北京文學》等發表,多次入選全國散文年度選本。著有散文集《伴酒一生》《在碎片中尋找》《天性如此》及評論近百萬字。曾獲北京市文藝評論2022年度優秀評論、第五屆三毛散文獎大獎。近年在北京、青島、巴黎等地多次舉辦水墨藝術個展
“我更愿意做一名鄉間的歌者,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用小說表達出來”
興 安:還是先從《殺羊》開始說起吧。我們是因為這篇小說相識的,而且我認為它是你最有特色的小說之一。20世紀90年代,我與我的同學舒楠共同主編年度小說選,選了你的《殺羊》。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之后你開始創作電視劇了。當然,20世紀90年代很多作家都介入影視編劇行業。我想問,你在那個時期為什么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張 繼:那時候我才30來歲,還是個只知道好好寫、其他都不太明白的年齡,促使我離開小說創作的動因也是小說。當時,我的中篇小說《遍地羊群》發表在《鐘山》雜志,被長春電影制片廠看好,要制作成一部農村題材電影,這部作品的改編談了兩次沒有談成,卻陰差陽錯地促成了我與電影《男婦女主任》的合作。實話說那時候我對影視的興趣很淡,長春電影制片廠最早和我談這事時,我還以一個小說家的優越感拒絕了他們。但長春電影制片廠的人說,“做與不做先不說,你先來一趟,就當去長白山旅游”,我就去了。這部電影獲得了成功,幾乎拿了那一年所有的電影獎項,我也獲得了華表獎最佳編劇獎。一時間找我寫劇本的人很多,我也覺得新鮮有趣,就往前邁了一步。但那時基本上還都以改編我自己的小說為主。這個階段我還沒有放棄小說,也陸續寫了幾部重要作品,比如《優秀青年王漁》《一個鄉長的來信》《麥子的語言》等。真正停止寫小說是擔任《鄉村愛情》編劇的時候,這部劇的工作量很大,幾乎一年一部,連續拍攝了十幾年,再加上每年還會有其他劇的創作任務,寫小說的時間幾乎就沒有了。可以這么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小說的寫作,但是不知不覺中把小說放棄了。直到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小說界幾乎沒有了我的名字,我不知道這是幸還是不幸。但是,我對小說的執念從來沒有消失。
興 安:你一離開就有近20年,但是在影視方面獲得了巨大成功,電視劇《鄉村愛情》火遍大江南北,我還追過一段時間。從去年開始,你在《草原》《山東文學》《長城》《萬松浦》等刊物連續發表了自然寫作的散文,還有幾個中短篇小說,如《歡迎回到小橋村》《在玉米地里游泳》《拯救農婦王蘭》《黃村愿望》等,其中《歡迎回到小橋村》還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轉載,同時你又出版了一部反映新時代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喜上眉梢》,這些都是你從電視劇回歸小說創作的最新成果,可喜可賀。我想知道,是什么機緣讓你回歸小說寫作?我始終認為一個天生的小說家,無論他經歷過什么,離開小說有多遠,最終還是會回到文學,回到小說上來,就像是一種使命、一種本能的熱愛。你就是這樣的小說家。
張 繼:也說不上巨大的成功,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敘事環境和敘事方法而已。所謂時也運也命也。我回歸小說創作的原因有好多,但最根本的還是文學的初心。在影視圈打磨得越久,越覺得束縛多,有來自制片方的,有來自市場的,有來自自己的,還有一些來自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等,這些合力疊加在一起,使你在創作的時候顧慮重重。一句話,作為一個編劇,你是不自由的,你要對這個團隊負責,你的每一個故事、每一段敘事都要讓大家滿意。而好多故事和敘事又不是發自內心的。你就會與大家有爭論,有不甘,有痛苦,最后又不得不妥協。在做編劇的時候,我時常會想念當年那個坐在老家土屋昏黃燈光下自由寫作的鄉下小子,那枚自在的靈魂,那顆干凈的初心。與編劇相比,我更愿意做一名鄉間的歌者,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用小說表達出來,就像我最初時的寫作狀態一樣,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不必瞻前顧后。這是其一,還有一點,就是每一部影視作品歸根到底都是集體創作,是一群人的智慧,所有把它署名為自己作品的行為都是一種僭越。當別人津津樂道于某一部熱播作品的時候,編劇常常是被忽略的角色,作為一名創作者會有一種嚴重的不適感,而這種不適感在一個小說家那里從不會發生。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愈來愈想寫一些完全屬于自己的作品,前段時間我把《鄉村愛情》的前十部劇本做成了小說版,就是出于這個愿望。仔細想一下,這可能也是我重回小說創作的重要動因。
“離開了鄉村,我的寫作就會一無是處”
興 安:你一直專注當下的鄉村和農民,即使寫電視劇也是如此,從30年前的《殺羊》到《鄉村愛情》,再到最近的《喜上眉梢》《歡迎回到小橋村》等。你寫了當下中國鄉村最鮮活的人物、最新鮮的生活以及最現實的矛盾。你一直沒有離開故鄉,一直住在村里,在我看來,你應該是國內最了解當下鄉村的作家之一。你覺得鄉村和故土對你意味著什么?在城市化飛速發展的今天,鄉村的價值和意義究竟體現在哪里?
張 繼:我相信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從我的創作實踐出發,離開了鄉村,我的寫作就會一無是處。在有正式工作之前,我在那個叫卜樂的小山村待了29年,我曾經用一句話總結那段生活,“就是一塊石頭也被泡透了”。這段生活讓我刻骨銘心,也成就了我作品的底色。但是后來我發現遠遠不夠,鄉村的情感雖然依舊,變革卻無日不在。舊的東西畢竟是舊的,新的鄉村氣息在向你走來,你要去理解,你要能接住。所以,我在去了棗莊、濟南、北京、沈陽疊加起來大約十幾年后,又回到了卜樂村。我流轉了一座荒山,我是一個寫作者、一個勞動者,同時還是一個鄉村振興的實踐者,與一般的寫作者相比,我更親近土地,我的書寫可能也更接地氣。我也經常會到村里去,村里人也會來找我說話聊天。我有時候覺得我是他們中的一員,這種感覺讓我寫作的時候分不清是我寫到了他們,還是他們走進了我的小說,很是美妙。可能是離土地更近的緣故,我好像從來沒有為寫什么發愁過,故事、人物甚至語言就在我的身邊,唾手可得。我所做的工作好像就是讓這些故事、人物和語言排列得更好而已。這么多年來,我所有的寫作都與這片土地息息相關,它的每一次律動都會在我心里涌起滾滾潮汐,讓我心潮澎湃,欲罷不能。
在城市化飛速發展的今天,鄉村存在的意義太重要了,無論是城市人還是準城市人,上推三代都跟鄉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毫無疑問,鄉村在廣義上是大家共同的原鄉,是作家的精神家園。鄉村里聚集著最吃苦耐勞的一群人,他們身上有中華民族最純最真的美德,有最恒最穩的人性,有至善至美的傳統,有最真實最生動的堅強和韌性,同時鄉村還有最緩慢的變化,最決絕的轉身以及溫情、糾葛、家長里短、人間煙火和人情世故。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是作家的每一次回望、每一個念想,是鏡子,是參照,是根,亦是魂。
興 安:你的表述讓我想起英國作家、記者杰里米·帕克斯曼的那句話:“英國的靈魂在鄉村。”中國人的靈魂更應該在鄉村。談到你在鄉村的生活,我特別感慨你給我講的一段場景,就是你現在住在村邊的山上,在那里寫作,閑暇時還會種地,并且把那座曾經的荒山綠化成了繁茂的山林,你還給母親在山下村邊蓋了一座房子,母親在山下的院子里可以看到你的房子,還有夜晚你房間里的燈光。燈不亮的時候,她知道你出門了,燈亮了就知道兒子回來了,這種溫暖的母子情深,讓我感動。
張 繼:是的,我也常常為這個瞬間感到幸福。我在老家流轉了一座荒山,有一千多畝,最早是看它荒著可惜,到我手里后,我就先栽樹,十多年過去,現在已經成了一片森林,是當地人一個重要的打卡地。我不出門的時候基本上都在山上待著,看書、寫作、思考、散步,有時候也會跟工人們一起去澆水、剪樹、種地。對了,我幾乎會做所有的農活,但是沒有一樣是精通的,大多一知半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是一個好農民。在山上待久了,心性就變了,變得不太喜歡城市生活,進了城市就顯得局促,沒事的時候就更不想出山了。山上有幾所房子,本來想把母親請到山上,但是她更喜歡跟鄰居們在一起熱鬧聊天,不愿意來。我便在村頭專門給她蓋了一處房子。因為是在村頭,她站在門口往山上一望便一目了然。我的房子在半山高處,夜晚燈光亮了,她知道我在山上,心就踏實了。燈光不亮,她知道我出門了,心里便牽掛著。有幾次她給我說起來的時候,我的心暖暖的、濕濕的。大約是為了她心安,后來有幾次我出門的時候干脆把燈亮著,讓她一直踏實心安。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我沒給你說,我父親的墓地也在這座山上,距離我山上的居所也就四五百米。我出門或回來都要從他墳前經過,每一次經過的時候我也會在心里默念“我出去了”“我回來了”。
“歸去來”忽然間變得那么具體、那么清晰,那么觸手可及。夜深人靜的夜晚,工人都回家了,山上只有我一個人,我坐在三樓的書房里,亮著燈,看書思考寫作。有鄉親托著,有父母相伴,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內心無比充盈,溫暖幸福。
興 安:很多寫過電視劇的作家重新開始寫小說會面臨很多困難,無法進入小說的語言和情境之中。但是你回歸后的作品依然沒有喪失小說的語感,反而吸收了影視敘事的優勢,人物更鮮活、語言更生動,同時故事也更簡潔,更有了戲劇性。這一方面說明你先天擁有對語言和敘事的才能,另一方面也說明你其實在用小說的語言寫影視作品,或者說你沒有丟棄甚至強化了影視的文學性,比如對話,比如人物性格的塑造,比如語言的幽默和詼諧等,這些都體現了戲劇與小說的融合,這對小說寫作乃至影視寫作,無疑提供了很值得借鑒的經驗。
張 繼:你說的確實是實際情況,我身邊有幾位作家朋友做了幾年影視編劇后,回不來了。其實不怪這些朋友,本質上劇本與小說確實是兩種不同的文體,具體說要表現的東西不一樣,一個是向外,一個是向內。向外追求的東西當然要輕一些,更在意感官。而向內的東西追求的是深度、厚重、思想、內涵。這幾乎是兩個方向,兩個方向又決定了兩種表現形式,在影視上力氣用多了,思維便會形成一個固定范式,想改變就有些麻煩。在這方面我是幸運的,一個是因為我的小說結構就是講故事的結構,這樣的結構與電視劇的套路不謀而合,使我向影視轉化的時候不太費勁,相反,由于電視劇特別需要故事的彈性與張力,比小說的空間更加巨大,讓我講故事的欲望得到了更大限度的施展與釋放。再一個就是在小說創作中,我一直使用的是白描的語言,精短簡潔,極少使用大段的心理描寫和環境鋪陳,甚至有些句子就是影視語言。再加上我習慣用語言推動情節的發展,所有這些都給向影視轉化提供了便利。實事求是地說,我一直在用寫小說的方式寫劇本——“文學即人學”,小說中最重要的塑造人物的功能和手段從未丟失,相反還得到了加強。也因此,《鄉村愛情》留下了劉能、趙四、謝廣坤、謝大腳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當然,也有劇組試圖用他們認為的標準要求我。但是我一般都表現得比較強勢,因為跟我合作的劇組都是朋友,導演和主演大多都是我定的,劇本方面我有話語權,大家也不便計較。現在想來,電視劇創作中的空間轉換、跌宕起伏、波折命運、起承轉合,又影響了我的小說創作。我以前一直以中短篇小說創作為主,對長篇小說多有禁忌。這次回歸之后創作的《喜上眉梢》,感覺駕輕就熟。有一種開慣了大貨車忽然上手小汽車的感覺,我想這一定是得益于電視劇的創作。

用喜劇的眼睛看待平常的事物
興 安:你剛才提到《喜上眉梢》,那咱們就再談談這部作品。《喜上眉梢》是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作品,我曾在這本書的改稿會和研討會上說過,“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目前已經出版的作品還缺一部喜劇,我不能說你的作品填補了空白,但我可以說你的創作開拓了新的空間。喜劇像一面哈哈鏡,映照現實,讓讀者和小說中的人物在笑聲中自我審視,彼此會心,感受生活的歡樂和智慧。所謂“寓莊于諧”,在笑聲里思考,在笑聲里邁向新生活,這就是《喜上眉梢》的獨到之處。
張 繼:我有時候覺得很奇怪,并且奇怪得不得了。生活中我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平常喜歡板著臉,說話的時候也不笑,總是給人不好接近的樣子。我家里的一些侄子輩的親戚都很怕我,不太敢跟我講話。我在棗莊一位姓柳的鄰居家的兒子,小時候口吃,需要找一個可怕的人用掃帚疙瘩打一下、嚇一下,就找到了我,竟然給他們家的孩子“嚇”好了。就是這么一個人,竟然寫起了喜劇。我幾乎與國內所有著名的喜劇演員都合作過。評論家雷達先生曾經說我的小說是“黑色幽默”,是“含著眼淚的微笑”。后來我仔細想了一下,這大概跟我的發現有很大關系,可能我就長著一雙尋找和發現喜劇的眼睛,總是能從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看到一些帶有喜感的因素或情節,然后又用喜劇的形式把它表達出來。
《喜上眉梢》可能就是這樣一部作品,我寫它的時候特別放松,我記得第一稿好像就用了不到20天的時間,整個寫作過程也是快樂的。我時常會被自己想象出來的情節和橋段逗得哈哈大笑,也常常會為自己怎么構思出這樣的情節來而沾沾自喜,乃至莫名其妙,不可思議。這可能也是創作的快樂吧。
回顧一下這部小說的創作,寫作之初,我并沒有把它當作一部喜劇去寫,但是寫著寫著,小說里的人物、雞鴨鵝狗驢,甚至樹木都主動地進入了一個微笑的狀態,它們互相羈絆、互相幫扶,在我熟悉的村莊里跌倒、爬起、嬉笑、怒罵,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一步步地完成了一幕讓人啼笑皆非的“驢的喜劇”。
興 安:在《喜上眉梢》里,我覺得驢這個角色特別有意思,它幾乎成了主角,故事幾乎都是圍繞著它來敘述和展開。由此我想到了馬,馬是游牧民族的文化象征,而驢是農耕文明的一個重要符號,在它身上也體現了農民的性格,倔強、樸素、善良、樂觀、吃苦耐勞,當然也有缺點。你說過,你老家的村里已經沒有驢了,但是你需要一頭驢來聚焦和展開故事,于是就有了一頭驢。中原農民與驢的關系,就如同蒙古族人與馬的關系,小說里說“驢就是我們的朋友”,這與我們蒙古族所說的“馬是家庭成員之一,是不會說話的親人”有共通性。其實驢和馬在歷史上有著共同的遭際和命運,工業革命剝奪了它們的功用和地位,現代社會已經無需它們來負責運輸載貨、耕種拉磨的工作,但是農民在心理和情感上還是需要它們的。
張 繼:我知道興安老師對馬情有獨鐘,你的文字和畫里多有提及和表現,深刻且感人至深。而在所有的動物里我最喜歡的是驢子。我小時候家里養著一頭驢,不過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個頭不是多大,但是干起活來特別賣力。犁地的時候總是把自己的身子匍匐在地上,從不偷懶。它應該也算是我們的家庭成員,牽它出去吃草的時候,我總會選最好的地方,有時候還會偷偷把它牽到路邊的莊稼地里讓它蹭一口。后來,正如您說的一樣,機械化來了,它們的使命也漸次終結。如今的鄉村里,驢子已經不多見了,當然不多見的還有牛和馬,其實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認為,社會無論怎樣發展,城市和村莊必然有所不同。樸素點說,村莊還應該像個村莊,我時常想,沒有雞鴨鵝狗的村莊還叫村莊嗎?引申出去,沒有驢的村莊還叫村莊嗎?這又回到了你剛才問我的問題,那就是在城市化飛速發展的今天,鄉村存在的意義在哪?驢存在的意義在哪?我首先覺得驢的存在不是常規意義上的物質意義的存在,而是我們人類記憶鏈條上的一個符號、一個環節,沒有它的存在可能不會影響這個社會的發展,但是會讓我們少了些美好,少了些念想,少了些情趣和味道。
《喜上眉梢》寫的是一群驢的故事,其實也是一個人與驢共生共存共發展共壯大的故事。里面有我的鄉村理想,也有我期待的鄉村風景。
興 安:再問你最后一個問題,假如有影視公司請你去做編劇,你還有做編劇的想法嗎?
張 繼:做了這么多年編劇,做出決定回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既然回來了就不會輕易再回去,況且我現在還有好多好的小說想法要寫出來。現在滿腦子都是小說。當然,事情也有例外,比如,我自己的作品有影視公司要做的話,我還是會上手,這么做的目的不是再回去,而是自己上手更放心,或者更準確。比如《喜上眉梢》,如果改編的話,我還是要試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