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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西部兒童文學生態書寫的現實主義品格
來源:文藝報 | 張旭宇  2026年07月15日08:53

廣袤的西部大地擁有獨特的地理與文化生態,既留存著原始、粗糲而本真的自然風貌,也沉淀下各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治理積累的豐厚經驗。在這片土地上,人與自然、動物與環境、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等諸多關系都與文學的發展同頻共振。

中國西部兒童文學,指向的是一種由作家的地域身份認同與文化自覺而開展的創作實踐。其創作者既包括出生、成長于西部的作家,也包含生活、工作在西部的寫作者。他們以中國西部為文化背景的兒童文學創作,都可以納入中國西部兒童文學的廣闊版圖。其中,生態主題的作品尤其值得關注。

進入新時代以來,立足于生態文明建設與文化自覺,中國西部兒童文學的生態書寫,正視并思考當代生態環境的現實處境,以更為審慎而沉著的現實主義創作姿態回應自然、回應大地,將生態書寫與人的生活處境、精神歸屬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展現出特有的現實主義品格與美學力量。

扎根西部生態現場的現實書寫

生態書寫所具備的現實主義特質,首先源于創作者對真實地理空間與生態系統的深度體察和親身抵達。中國西部兒童文學的創作者普遍保有高度自覺的在場意識,他們依托長期實地走訪乃至專業調研,將個人切身體驗與情感記憶融入西部大地。

作為甘肅地質勘探高級工程師,劉虎常年行走于西部無人區,其生態書寫帶有鮮明的地質學與生物學印記。《白鹿》(2017)、《冰崩》(2018)、《暴雪》(2019)等作品對祁連山冰川消融、馬鹿群角斗與遷徙、高原裸鯉洄游的描摹,深入到物種習性、生態鏈條和環境變遷之中。葉廣芩的“動物與孩子”系列同樣體現出在場性,秦嶺三官廟村數年的下鄉掛職生活經驗使她能夠將大熊貓、金絲猴、華南虎等動物命運,與鄉村生活、地方歷史和兒童經驗融為一體。《熊貓小四》(2022)、《大福與二福》(2022)、《猴子老曹》(2022)等作品中的秦嶺,是人與動物共同生活、彼此牽連的復雜生態空間。葉廣芩坦言:“到山里來,我換了一肚子‘狼心狗肺’。我學會了用動物的眼光來理解自然,解讀生存。”

從書齋走向山林的寫作姿態,使作家的生態書寫獲得了更為堅實的現實基礎。張赫凡以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的正高級工程師的身份直接介入書寫,《野馬筆記》(2022)以一線工作日記為底本,記錄普氏野馬從滅絕、引回到野放的完整歷程。張琳的《沙娃娃的萬花筒》(2025)和《大漠里的不死鳥》(2025)將石羊河流域兩千年的生態變遷和民勤治沙的真實歷史匯入筆下,以沙井文化時期的“古潴野澤”考古發現與當代生態變遷相呼應,將民勤從水草豐美到生態惡化、再到青土湖重現碧波的歷史娓娓串聯,書寫跨越千年的西部生態史詩。這些作家以兒童文學的方式記錄西部歷史變化,深入西部生態現場,用文字為這片土地留下最真實的生態檔案。

直面生態困境的現實勇氣

西部兒童文學生態書寫敢于把生態創痛和困境帶入兒童文學的審美空間,并將兒童視為有能力承受真實,亦有能力從真實中獲得力量的生命主體,在真實的生態困境中喚起兒童對生命的悲憫、敬畏與責任意識。

楊紅櫻的《笑貓日記·青蛙合唱團》(2015)以童話和日記體的形式觸及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作品寫鄉下青蛙由于家園被工廠與污水吞沒,被迫遷徙到城市公園后日夜為人類滅蟲,卻仍屢遭人性貪欲的侵害。作品借由一群青蛙顛沛流離的命運,讓兒童讀者真切地感受到棲息地喪失、農田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對生命造成的切身傷害。楊紅櫻將工業文明擴張帶來的環境創傷和人性貪欲一同展現到讀者面前,在童話的輕盈敘事之中承載著對生態失衡的批判。趙華的《賀蘭山少年科幻系列》(2023)借助科幻筆法,把生態危機推至未來的極端情境之中。他的作品《慈父龍》(2023)在賀蘭山與氣候變遷的科學命題之間架起橋梁,讓兒童在一系列未來式的災難假想中,認識到當下生態選擇對未來的深遠影響。科幻的距離感能讓兒童從想象的未來回望當下,重新審視賀蘭山作為西部生態屏障的現實意義。童詩也以更凝練的方式承擔著生態現實關懷。鐘代華的《陽光很著急》(2023)以“沙灘不見了、草地不見了、樹林不見了”的兒童化表達,呈現城市擴張對自然空間的擠壓。《大象搬家》(2023)通過大象遷徙途中遭遇公路、城市和干涸原野的處境,寫出野生動物棲息地破碎化的困境。

西部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勇氣并不只是表現為揭露生態危機的嚴重性,更表現為引導兒童面對真實的自然處境,理解生命的脆弱、自然的尊嚴和責任的意義,由此,承擔起兒童文學介入生態現實的審美責任與倫理使命。

生態關懷與人文關懷的現實張力

西部兒童文學生態書寫更為深厚的現實主義質地還體現在它始終誠實地直面“生存”這一命題。對于許多西部地區而言,自然既是需要保護的生態系統,也是人賴以生活的資源基礎。草場、森林、野生動物、土地和河流,既關乎生態平衡,也關涉家庭的延續和生命的尊嚴。在作家筆下,生態關懷始終牽系著人的生存境遇、精神歸屬與社會關系,承擔起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特有的倫理重量。

阿來的《三只蟲草》(2016)集中呈現了這種張力。藏族少年桑吉明白蟲草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對挖蟲草心存愧疚;但現實生活又迫使他必須依靠蟲草換取收入,為奶奶治病,為姐姐和自己爭取更好的生活。作品讓讀者看見一個孩子被現實推向兩難處境的過程,并進一步揭示了蟲草在成人世界中的異化。桑吉珍藏的三只蟲草最終卻進入官員的人情網絡,他用蟲草換取對方承諾贈予的百科全書的愿望并未實現。由此,作品將生態議題延伸至對貧困結構、權力關系和兒童命運的現實批判,把生態關懷進一步引入社會關系的縱深。

馬金蓮的《數星星的孩子》(2017)把西海固這一特殊的生態地理空間帶入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視野。作品寫出鄉村家庭在貧瘠的土地上的生存困境,也寫出貧困中依然延續的生態倫理。奶奶默許鼠類、鳥類偷食糧食,兒童對螞蚱、松鼠的愛護,這些細節都彰顯著生命平等、取之有度的生態智慧。生活的窘迫也使生態智慧在每日的勞作與資源的匱乏中被反復檢驗。馬金蓮不渲染苦難,也不美化貧困,她讓兒童在樸素粗糲的生活中,懂得生態倫理與生存倫理如何彼此撐持又彼此磨礪,讓這片土地沿襲下來的生態智慧,悄然成為孩子們精神成長的根。

楊志軍的《巴顏喀拉山的孩子》(2018)把生態關懷推到精神歸屬與社會關系交織的層面。作品一方面肯定退牧還草后草原、雪線、湖泊和沼澤的恢復,另一方面也寫出牧人離開故土后的精神失落,以及傳統游牧文明在現代轉型中的式微。生態修復帶來了自然的重生,卻也伴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精神家園的位移。作品從生態問題進入文明轉型問題,顯示出更為開闊的現實關懷視野。

西部兒童文學作家將生態保護議題置于具體的社會結構、在地經驗與人類命運的維度中展開書寫,塑造出成熟飽滿的現實主義風格。

兒童主體的生態覺醒與成長

生態書寫進入兒童文學,最終的落腳點不應是自然與環境,而是要回到兒童本身。西部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兒童形象,越來越多地成為生態現場的見證者、參與者和行動者,在與西部大地的互動中獲得成長。

在趙劍云的《騰格里沙漠的少年》(2021)中,少年小海跟隨爺爺壓沙、種樹十五年,逐漸體會到治沙的艱辛與意義,以“我會種無數的樹阻擋你”的承諾擔起守護家園和生態修復的責任。王勇英的《霧里青花泥》(2017)將兒童放置于滇西北丙中洛霧里村這一凈土之中。失明女孩青麥子在青巾老媽“萬物有靈”信仰的滋養和守護犬青花泥的陪伴下長大,在城里治好眼睛后依舊選擇回到賦予她蓬勃生命力的丙中洛,如同一棵“青青的麥子”深深扎根故土,呈現出兒童作為生態主體的另一種可能:兒童生態意識的覺醒也可以表現為對家園的精神依托與文化認同。李艷麗的《鬧猴兒》(2024)讓兒童的生態覺醒在人與野生動物的沖突中生長。彝族少年青石起初為保護自家的橘子林與羊群投石驅趕下山的猴群,在他救下受傷的小猴,又目睹小猴反過來以生命換回他的安全之后,他放棄了進城的念頭,拜村里的麻老五大爹為師學習草藥醫術,與寨民一道調整種植結構、為猴群預留野生果林,讓“敬畏山林、適度取用”的彝族傳統生態智慧融入自己的童年成長。湘女的《勐寶小象》(2022)呈現出新時代兒童生態實踐的全新形態。小蠻參與小象勐寶的救助、喂養與野化訓練,在與動物朝夕相處中體悟生命平等和自然法則。作品還書寫了兒童通過短視頻傳播野象保護知識的實踐,新時代兒童參與生態保護活動,已經不僅限于在田野、牧場和沙地,同樣可以借助網絡與公共傳播延伸至更廣闊的社會空間。

西部兒童文學作家共同塑造出一批在生態議題浸潤中成長的兒童形象。這類兒童不再是被動的敘事對象,而是主動的生態主體,在與西部大地的深度互動中實現生態意識的覺醒與生態責任的擔當。兒童主體的建構,是現實主義創作對兒童生命價值的真正尊重:既認可兒童作為生態共同體成員的主體地位,也肯定兒童具備承擔責任、參與未來生態建設的主觀能動性。

立足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大背景,中國西部兒童文學的生態書寫承載著兼具現實主義底色的生態思考與人文溫度:作品既體察自然萬物,觀照現實中的生態難題,也聚焦人的生存狀態,關切少年兒童長遠的精神成長。依托獨特的西部地域經驗與扎實的現實觀照,拓寬了當代兒童文學的思想維度與審美疆域。西部兒童文學的生態書寫以兒童文學特有的方式,參與著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想象,也為新時代兒童文學如何回應現實、介入現實、照亮現實,提供了富有啟示性的經驗。這些作家作品讓兒童在看見自然之美的同時,也看見現實之難、生命之重與希望之所在。

如今,西部大地正經歷深刻的生態轉型,這份扎根現實的文學使命,幫助讀者更深刻地領悟到,守護西部生態,便是守護人類共有的童年與未來。孩童一次次完成意識覺醒、實現心靈成長,西部生態存續的希望,也隨之穩穩扎根、蓬勃生長。

(作者系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系陳伯吹兒童文學基金專業委員會高校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橫向課題“中國當代西部兒童文學史”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