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早期篆刻“英士藏書”

左:德皇威廉二世編纂的《比較歷史:1878—1914》。右上:1927年聞一多為劉英士夫婦共刻三枚印章,圖為該書前環襯上所鈐“英士藏書”。右下:該書前環襯上劉英士簽名“Yin-shih Liu”和手書“April 25,1925”

聞一多治印 本文配圖均陳占彪 提供
有很多書,是它們的主人當年留洋海外時購得,并攜帶回國,伴其一生,后來主人不在了,它們也就流散了。不過,一般來說,圖書是不會消失的,除非它被物理毀滅,總歸是在誰家的書房,哪個圖書館。
尤其是在圖書館里,這些書常會被擱置在某個角落,長年累月無人問津,“藏在深閨人未知”。即便有人偶爾撞見,也未必有興致去探尋它們的主人。
書是沒有生命的,它是知識的載體。但書也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它的主人賦予它的,因此,它同時又是它主人的生命載體。
筆者所感興趣的、所探尋的正是這些“有生命的書”。它不只是一本書,更是一本“它主人的書”。
發現文化教育家劉英士藏書
這本書是1922年出版的《比較歷史:1878—1914》(The Ex-Emperor of Germany.Comparative History 1878—1914,Translated by F.APPLEBY HOLT,O.B.E.New York:ROBERTM.McBRIDE&CO,1922)墨綠色的硬封,有的地方因日久而褪色泛白。作者是“一戰”后遜位不久,逃亡荷蘭的德皇威廉二世,身份特殊,引人注目。
在這本書的前環襯右上角有一個外文簽名,中下方有一個方形白文印。這是誰的藏書呢?筆者自然沒有辨別的能力,于是就發在網上請人辨認,結果馬上就有人指出這是“英士藏書”,而此人當是“劉英士”。有了此一線索,然后再看上面的英文簽名,就一目了然了,上面的簽名就是“Yin-shih Liu”,下面是“April 25,1925”。胡適的“適”也是“Shih”。
封三右上角有一個章顯示“外文舊書門市部”,售價1.5元。應當說,劉英士的這本書曾流入到“外文舊書門市部”。
可是,“劉英士”何許人也?信息不多。好在筆者查得臺灣《中外雜志》(1997年第61卷第6期,第58—62頁)上刊載的龔祖遂的《書生報國不后人:江蘇才子劉英士》一文,對文化教育家劉英士的生平有一個全面的介紹。
以下我們基于此文,對他的生平作一簡要的介紹。劉英士(1899—1985),原名劉善鄉,字英士,以字行,江蘇海門人,出身書香世家。8歲入私塾攻讀四書五經,1909年接受新制教育,考入海門縣官立初等小學堂,1914年入海門中學讀書。1917年,劉英士考入南京高師(中央大學前身),與張聞天、茅盾之弟沈澤民為同班同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劉英士積極參與,加入南京學界組織,同年成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9月20日,全國工商學界代表30余人,在天津發起“七省請愿運動”,反對西原借款等,劉英士作為南京學界代表參與此項運動,遭北京警察局拘禁48天。
1920年初,劉英士受蔣夢麟邀請協助編撰新國文教科書,半年后,赴美國留學,半工半讀。1921年6月,蔡元培赴美國考察教育期間在紐約停留,介紹劉英士認識孫中山的駐美代表馬素,擔任馬素的中文秘書。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期間,劉英士隨馬素協助中國代表團整理翻譯文件。后在馬素的推薦下,獲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獎學金,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學。
1924年4月,劉英士從哥大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旋入研究院深造,攻讀政治經濟學。1925年7月,留美五年的劉英士獲得碩士學位,學成歸國。他先后在國立自治學院(后改為國立政治大學)、上海私立國民大學任教。
1927年3月,劉英士結婚。婚后不久,轉入新聞界,任《時事新報》經濟版編輯,老友梁實秋主編該報副刊“青光”。不久,應好友邵元沖之邀赴杭州,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宣傳秘書,后邵元沖接任杭州市市長,他隨之任市政府秘書。8月杭州發生學潮,邵元沖辭去市長職,劉英士亦離職。同年,新月書店在上海成立,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沅任經理及編輯主任,劉英士、梁實秋、徐志摩、張嘉鑄等人加入為社員。
劉英士此后在南京的中央黨務學校、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書。劉英士教書之余,為《新月》撰稿,是“新月派”健將,他以文筆犀利的“書評”著稱,出版有《歐洲的向外發展》。
1930年,劉英士應國立安徽大學校長楊亮功的邀請出任法學院院長,1932年轉任南京教育部編審。教育部編審處改組為國立編譯館,劉英士任國立編譯館編審,主編《圖書評論》,網羅南北眾多學者。1933年10月,他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1936年10月,劉英士辭去國立編譯館職務,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第二廳第二組少將組長。
抗戰爆發后,劉英士歷任西安行營第二廳第一組少將組長、陜西省政府參議、東北大學教授等職。1940年,劉英士主編綜合性刊物《星期評論》,其作者多為大后方的文人學者,其中包括享譽文壇的梁實秋。1949年,梁實秋將在《星期評論》上發表的十篇小品和其他同類文章結集為《雅舍小品》,風靡一時。
1945年抗戰勝利后,劉英士任南京市接收委員會委員,代表教育部接收日偽占用的中央大學。1949年后赴臺,1968年因腦溢血半身不遂。1985年1月17日病逝,享年87歲。
劉英士一生橫跨教育、新聞、編譯等領域,與聞一多、梁實秋等文人交厚,在20世紀中國文化教育界有一定影響。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梁實秋給好友劉英士寫的三封短信,從內容上看當是1940年劉英士主編《星期評論》時,邀請梁實秋撰寫書評之事。在署為“4月24日”的信中,梁實秋說得很有趣。“英士:我大病幾死,熱極時不省人事,滿口英語,人之將死,其言也洋。”(梁實秋《雅舍軼文》,余光中等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11頁)又有署為“9月19日”的信中,梁實秋說:“茲查光明書局出有胡明著現代世界經濟講話四百余頁,全是左翼理論,擬寫一書評痛加抨擊,惟不知此書有無一評價值,又不知已有人評過否?”(同前,第315頁)可知,梁實秋對左翼理論始終是持批評態度的,他曾和魯迅就左翼文學家發生過激烈的論爭。
現在,我們來看這本書的簽名“Yinshih Liu”下面的日期“April 25,1925”。劉英士于1925年7月,獲得學位,學成回國。可見,筆者看到的這本書是他在歸國前夕購得,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學專業是政治經濟學,他買的這本也算是政治類的圖書了。
再看這枚“英士藏書”的印章,網上有人提醒我,這枚印章當為聞一多先生所治。于是聯系到聞一多先生的后人、北京語言大學的聞亭教授,請其辨認,她又請家屬辨認。也就在此時,筆者查得聞一多紀念館網站上有一篇文章,題為“聞一多為劉英士刻的三枚印章”,文前正好有三枚印章的圖像,其中一枚即為鈐在這本書上的印章,也就是說,這的的確確是聞一多為劉英士所刻印章!
這篇文章稱,梁實秋的幼女梁文薔曾向聞一多家屬提供了梁實秋遺物中的三枚印模,是聞一多為劉英士及其妻董娟所刻,一為“劉英士”,一為“英士藏書”,一為“董娟”。這三枚印章均蓋在梁實秋的筆記中,并在旁注:“聞一多刻,十六年南京”。“這三枚新發現的印章,豐富了現存的聞一多文物。”(《聞一多為劉英士刻的三枚印章》,http://www.wenyiduo.net/wenyiduo/xueshu/2012-02-05/330.htm l,2025年10月16日)這就說得很清楚,這是1927年聞一多在南京為劉英士所刻,而且刻了三枚。
關于聞一多為劉英士刻印章,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一文中云:“事實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時(按,指抗戰時1944年聞一多昆明鬻印)始,十六年的時候便已為光旦、劉英士和我開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藝。”(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110—111頁)這也說的是1927年,聞一多為劉英士刻過印。
劉英士、聞一多、梁實秋皆為留美同學、新月書店董事,關系可謂密切。特別是聞一多和梁實秋,兩人為清華同學(梁低兩級),同辦“清華文學社”,留學美國科羅拉多時同室共學,共同組織宣揚國家主義的學生組織“大江會”,共同參與1927年7月1日開張的新月書店及1928年3月10日創刊的《新月月刊》,1930年兩人又同到青島大學教書。
1927年3月13日,劉英士與上海私立啟明女校國文專修科學生董娟結婚,婚后與潘光旦夫婦合租一幢房屋,潘光旦住三樓,劉英士居二樓,聞一多、饒孟侃住二樓后間。可見,劉英士和聞一多交往密切。
1927年9月,劉英士為南京新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擔任教授,主講“帝國主義侵略史”和“人口論”兩門課程。但只任教一個學期,1928年2月,他就應上海東吳大學校長楊永清之聘請,出任法學院教授(龔祖遂《書生報國不后人:江蘇才子劉英士》,《中外雜志》1997年第61卷第6期,第59頁)。
據梁實秋說,聞一多為劉英士夫妻所刻的這三枚圖章是1927年在南京所刻。可知,聞一多為劉英士刻這三枚印章的時間當在1927年9月后。
那么,此時的聞一多在南京做什么呢?
1926—1927年聞一多的事業并不如意,加之長女夭折,郁郁寡歡。
1926年4月張作霖奉軍入北京,《京報》主筆邵飄萍被殺,北京的文化人士紛紛南下,當年暑假聞一多攜眷返歸湖北浠水故里。1926年秋,聞一多只身來到上海,在吳淞的國立政治大學擔任訓導長。這個職務非其所愿,但棲木難尋,只得暫時將就。注意,1925年劉英士學成歸國時,也是在張君勱創建的這所大學任職,講授政治及社會學。1927年2月,劉英士辭去政大教職,轉任上海私立國民大學總務長,并教授英文。可見,聞一多和劉英士1926年在政治大學共事過。
可是,聞一多工作剛有著落,臨近年關,他的長女立瑛卻不幸夭亡。聞一多返回湖北老家,將他的傷心化成了《忘掉她》這樣一首沉痛而悲傷的詩。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漢,這時,聞一多沒有回政治大學,當年二三月間,因朋友介紹,應鄧演達的邀請,聞一多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擔任藝術股股長兼英文秘書。大概這個工作總不合他意,一個月后他又回到上海的政治大學,可是,1927年4月,進駐上海的北伐軍關閉了主張國家主義的政治大學。
聞一多失業了,開始刻章以消閑。梁實秋說過他這段時間的情況:
聞一多再度賦閑,在光旦家里閑居無事,開始刻圖章。他也給我刻了一個閑章,文曰“談言微中”,初試鋒筆,亦復不俗。他又和光旦偕游杭州,六橋三竺留下了他的屐痕。這時期一多百無聊賴,雖然新月書店此時正在創辦,一多并未積極參預其事,余上沅、張禹九、潘光旦、饒子離、劉英士、羅努生和我都在上海,但是一多總是棲棲皇皇不可終日。中經友人介紹,到南京土地局任職,所任究系何職,他從來沒對我講起過,無論如何那總是人地不宜的一個職務,所幸他供職的期間很短,暑假后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開學,聘一多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所謂“第四中山大學”的前身即是國立東南大學,后來又改稱為中央大學。至此一多總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棲身之處,卜居在學校附近的單牌樓,把家眷也接到了南京。(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77—78頁)
“談言微中”,指說話委婉含蓄,卻能切中要害或抓住問題的關鍵。語出《史記·滑稽列傳》,原文為“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聞一多以此語評價好友梁實秋。這個時期,本在東南大學教書的梁實秋因北伐克復南京,兵荒馬亂,跑回上海,在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教書,并擔任《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的主編。聞一多給潘光旦也刻過一枚藏書章,文曰“抱殘守缺齋藏”,一語雙關,頗為有趣。
1927年8月,聞一多到南京的東南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工作才算穩定了下來。但篆刻已在繪畫、詩歌后,成了他的新寵。1927年在南京的聞一多給饒孟侃的信中這樣說:“繪畫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寵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聞黎明《聞一多傳》,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頁)可見他對治印的癡迷。
而就在聞一多來南京的同時,1927年9月,劉英士亦在南京新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擔任教授。顯然,正是1927年的秋天,技癢的聞一多為劉英士夫妻一氣刻了三枚圖章。筆者所見前德皇威廉二世的《比較歷史:1878—1914》一書所蓋“英士藏書”者,正是聞一多此時為他所刻印章之一,這也是聞一多的一枚早期篆刻。
可是,梁實秋為何將聞一多為劉英士刻的印章蓋在自己的筆記中?因為梁實秋也是篆刻愛好者。“梁實秋還學過治印,于金石一道頗有造詣。年輕時鐫刻了不少圖章,連同他平日收集的一些精品,都珍重地收藏于北京老家里,但亂離中全都散佚凈盡。只有幾枚為他特別愛的,隨身帶了出來。其中有兩顆閑章,一個是‘讀書樂’,一個是‘學古人’,他自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教我讀書,教我做人’。他還葆有一顆鐫有顏延之‘深心托毫素’詩句的閑章,也非常珍愛,以為‘與春韭秋菘有同樣淡遠的趣味’。”(宋益喬《梁實秋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1944年,抗戰后期在昆明聯大的聞一多,為生活所迫,掛牌治印,以補貼家用。當年在西南聯大讀書的何兆武后來回憶說,他不太同意有人所說的聞先生如何窮困,為生活所迫為別人刻圖章。他說:“我覺得貧困是事實,但也不單純就是這樣。聞先生早年是搞美術的,又會繪畫,又會雕刻。現在北大西門一進門的地方有個西南聯大紀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聞一多寫的。碑文上書‘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篆額’(按,應為‘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篆額’),寫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認的大手筆才有資格題。所以說,搞美術乃是聞先生的本行,寫字、篆刻都是他的專業。當然他也是因為貧困,掙點小錢補貼家用。但如果過分強調為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務正業的謀生手段,不免有些過分渲染的味道。”(何兆武《上學記》,文靖執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2頁)
其實,何兆武先生所說是想當然之論,聞一多死后,據其好友吳晗云:“他住在鄉下史家營的時候,一家八口(連老女傭)光包飯就得要全部月薪的兩倍,時常有一頓沒一頓,時常是一大鍋清水白菜加白飯。敵機絕跡以后,搬進城兼了昆華中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擔米,一點錢,加上圖章,勉強可以維持。”
他雖然以前刻過章,那是職業不穩時的排遣和愛好。但在此時,他是要拿此一愛好和手藝賺錢養家。他特意買了刻刀,拿石頭、象牙試刻,因為昆明人喜歡刻象牙章。“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指被磨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著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說這話時,隔了兩年了還含著淚。以后他就靠這行手藝吃飯,今天有圖章保證明天有飯吃。”可見,聞一多實在是沒有辦法了,要拿這門手藝換米吃,此時他靠刻章來補貼家用全是實情,并非什么“過度渲染”。
梁實秋后來回憶好友聞一多時說:
刻印是他的老手藝。不過到了昆明正式掛牌,技藝大進罷了。聽說盟軍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訂刻圖章,比較可得美價,故亦來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彎了,手指破了,內心悶積一股怨氣,再加上各種各樣的環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怪誰?(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109—111頁)
威廉二世無意公開的書
再看這本書,由德皇威廉二世編纂的《比較歷史:1878—1914》。
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次日(11月10日)悄悄逃往中立國荷蘭,躲進好友貝恩哈德親王的多倫莊園(Doorn)。協約國曾要求荷蘭政府引渡威廉二世,指控他犯有“發動戰爭罪”等,但荷蘭以“政治犯不引渡”為由拒絕。1920年,協約國最終放棄追究威廉二世的責任,威廉二世得以在荷蘭安全定居,未受到任何法律審判或懲罰。
這本書便是“一戰”剛結束,流亡荷蘭的德皇威廉二世于1919年所編纂,是一份歷史年表,內容從1878年平衡列強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俄國在巴爾干擴張的“柏林會議”始,到1914年“一戰”爆發前這一時期歐洲各國的主要歷史事件。
威廉二世編寫這份年表,只是為了自己使用,并無意出版。1920年曾以手稿形式印制,僅送給幾位密友。荷蘭報紙《人民報》不知通過何種途徑得到了一份副本,違背作者意愿,于1921年春季將它公之于眾。
1921年3月30日,德國陸軍元帥興登堡給流亡中的威廉二世的信中,稱這本書“糾正了許多錯誤的概念”,并建議公開出版這本書:
陛下最近送給我一本自己編纂的《歷史比較表》,這本書詳細描述了戰爭的起源,也糾正了許多錯誤的概念。令我感到遺憾的是,陛下只在小范圍內傳閱這本書,并沒有將其公之于眾。雖然由于一時疏忽使這本書在國外出版,但幸好只是出版了其中摘錄的部分內容。我認為在德意志帝國出版這本書的完整版會更明智。([德]威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回憶錄》,趙娟麗譯,華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89頁)
1921年4月5日,威廉二世給興登堡的回信中說,他本人正是本著用事實說話的目的來編纂這些史料,并讓世人從中得出誰推動了戰爭的答案:
我努力使我個人的利益服從德意志帝國的利益,讓自己完全退居幕后。在所有謊言和誹謗面前,我一直保持沉默。我認為和那些攻擊、誹謗我的人斗爭有損我的尊嚴。
按照這一克制原則,我盡量客觀地在歷史表中呈現事實只讓熟悉的人閱讀《歷史比較表》。當這本書出現在眾人面前時,我不相信只是一時大意。我編纂這本歷史表的目的是系統地列舉事實、匯編史料,讓讀者自己根據史實判斷戰前發生的事。我找到了最有說服力的資料,戰后這些資料頻繁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尤其是敵國作家的作品中。因此,我很高興你認可我對歷史做出的微薄貢獻。
我非常感謝你建議我將已經編纂完成的歷史表交由德意志新聞界出版,隨后我會按你的建議做。(同前,第390頁)
在各方建議下,威廉二世決定將這份年表正式出版,眼前的這冊英譯本是1922年出版,可以說應當是第一時間的。書中附有16幅照片插圖,是1902年到1909年,德皇、俄皇、英王等人的照片。1941年6月4日,“末代德皇”在荷蘭多倫莊園去世,享年82歲。
一份簡潔的歷史年表,往往能讓我們一眼看清歷史的脈絡。這個年表剛看起來會覺得很枯燥,但是,讀下去卻很有味道。
筆者從這本書中看到,自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被塞爾維亞青年刺殺之后到“一戰”爆發之前的一個來月時間,德國應當說在極力避免和俄國發生戰爭,并且極力勸說它的同盟國奧匈帝國放棄對塞爾維亞采取武力手段,相反俄國則顯得蓄謀已久,咄咄逼人。
1921年,威廉二世給興登堡的信中這樣說:
1914年7月到8月這段時間,我和我的政府都在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在德意志帝國,尤其在敵國出現的文學作品和紀實出版物中,有很多描述可以證實這一點。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薩佐諾夫的聲明,他說:“德意志帝國皇帝對和平的熱愛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便利,我們可以自己決定戰爭的時間。”清者自清,上述說明已經充分表明我們的敵國只是想蓄意攻擊一個毫無戒備的國家。
上帝見證了我為了避免戰爭、確保我親愛的祖國的安全和神圣不可侵犯做出的所有努力。
控告德意志帝國犯了戰爭罪無效。人們現在對此沒有任何質疑,因為是敵軍聯盟精心策劃并有預謀地挑起了這場戰爭,而不是德意志帝國。(同前,第392頁)
威廉二世在《比較歷史:1878—1914》列舉了戰前致力和平的事實,他要求協約國公布相關檔案,并要求“由一個國際的、不涉及任何黨派的、不會判定個人罪行的法庭去判定所有導致世界大戰的事件及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同前,第393頁)
從前德皇編的這一本書來看,在大戰爆發前夕,德國在同盟國奧匈帝國和協約國俄國之間,其實是進行了比較積極的和平努力,這可能是我們以前所忽略的。怪不得威廉二世要編這樣的一本書。
不過,戰爭的最終結局,恐怕從當時的兵力對比中可以看出。1914年協約國陣營的總兵力達311.5882萬人,而德奧兩國總兵力是123.8767萬人(該書第137—138頁)——幾乎是三比一。
在威廉二世看來,協約國英、法、俄以德國為敵,有著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英國是為了商業和政治目的,法國要實施自己的復仇計劃,俄國首先是法國的附庸國;其次為了解決內部政治問題,也希望通過推翻德意志帝國在通往南海的地方建立港口。因此,這三個強國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同前,第401頁)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他是竭力避戰的。
現在,我們再看這本《比較歷史:1878—1914》,德皇威廉二世編纂,劉英士收藏,鈐有聞一多所治印章的書,才會覺得它十分珍貴而有趣了。如果不知道這本書上的這些信息的話,自然就只會覺得,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舊書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