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遠行通往更遼闊的世界
談到中國文學“走出去”,人們往往首先想到歐美文學市場、英語評論界與國際文學大獎。毋庸諱言,歐美的文學市場、文學批評制度與學術體系,在世界文學的流通中舉足輕重,中國文學被歐美讀者理解、被西方批評界討論,當然是值得珍視的成就。不過,也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倘若把歐美的接受等同于世界的認可,把進入西方文學機制視為“走出去”的最終憑證,中國文學所面對的世界版圖,是不是被悄然壓縮了呢?
開闊視野可以發現新的文學交流空間
文學的遠行,應通往更遼闊的世界。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不應只由通往歐美的單一方向來標記,也應在通向拉美、加勒比、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南亞、東南亞、太平洋島國等更廣闊區域的往來中重新獲得理解。所謂“走出去”,并不只是單向輸出,也可以是不同地區之間的彼此抵達,特別是相互之間的看見與成全。這一方向的轉換,正是新的時代語境賦予文學“走出去”的新意義所在,也有助于在文學領域建立一個容納全人類共同價值、更為均衡而開放的新格局。
以歐美為唯一標尺來想象世界文學,并非全無來由。世界文學研究早已揭示,文學的空間從不平坦。法國學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在《文學世界共和國》中指出,巴黎、倫敦、紐約等少數都市,長期在出版、評論與價值評判上占有更重的分量,無形中標定著何為經典、何為“世界”。
然而,這些研究本是為了診斷既有的不平等,而非要求后來者沿著同一條路徑繼續尋求承認。在實際的傳播與評價中,它們卻常被簡化為一把隱形的標尺:作品能否進入歐美市場、被英語評論界注意、獲得這些機制的認可,仿佛成了判斷其“世界性”的關鍵依據。
當我們把目光從單一方向移開,就能看見另一片久被忽略的區域。新世紀以來,中國與拉美、加勒比、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南亞、東南亞的往來,也構成了中國文學海外流通中頗富活力的一脈。這些地區與中國的經驗未必完全相同,卻共享著可堪對照的歷史處境:近代以來相似的歷史境遇、現代化的追趕與轉型、發展與尊嚴之間的張力等。與我們的文學一樣,它們也試圖以自己的聲音敘述世界、確立自身的價值。正因為有這些相通的情感機理,與他們之間的文學閱讀不再是遙遠他者之間的獵奇,而更接近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看見。
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學交往擁有自己的航道
中國作家麥家的《解密》進入西語世界,由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團推出,首印三萬冊,并被收入其“命運書庫”,與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略薩等拉美大家并列,成為首部入選的中國當代小說,一度登上阿根廷文學類暢銷書榜首。耐人尋味的是,麥家本人深受博爾赫斯、馬爾克斯滋養,《解密》正是向博爾赫斯致敬之作。在阿根廷,當地報紙更徑直將麥家與博爾赫斯并提,博爾赫斯幾乎成了麥家與當地讀者對話的切入點。于是,這場相遇不再是簡單的“東方走向西方”,而更像不同地區文學之間一次遲到的回響。
在阿拉伯世界,余華、莫言、劉震云等人的作品被陸續譯介,并引起當地學界關注。其中的鄉土變遷、家庭倫理與個體命運,觸及發展中國家讀者熟悉的情感結構。打動當地讀者的,是一個真實而立體的中國,與他們自身經驗彼此呼應的中國。
網絡文學則展示出另一重可能。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早已越過“被閱讀”的階段,在東南亞、南亞、非洲乃至更廣的范圍被模仿、被改寫、被本土化,催生出大量本土原創作品。2025年12月,第四屆上海國際網絡文學周上發布的《2025中國網絡文學出海趨勢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10月31日,海外平臺起點國際(WebNovel)累計訪問用戶已近4億,海外原創作家達52.9萬名,原創作品逾82萬部。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增長最快的市場來自拉美——平臺月活躍用戶增速前十的國家中,九個位于拉丁美洲,巴西更躍居全球前三。這些寫作者從中國網文的類型與節奏中汲取靈感,轉而書寫各自社會的經驗與夢想:讀者成為作者,接受者成為創造者——我閱讀你,也設想著你將如何閱讀我。
在日益密集的機制性往來中,也體現了這種轉向。今年6月的第32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主賓國是阿聯酋;而近年來,阿爾及利亞、沙特、馬來西亞等亞非國家接連擔任主賓國,拉美的智利等也新近參展。亞非拉文學越來越多地成為版權洽談桌前平等的合作者。
其實,這種相互看見,在中國新文學的源頭處就已經埋下伏筆。早在1909年,魯迅、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著意譯介東歐、北歐等地區的文學作品。1924年,泰戈爾應邀訪華,在中國知識界激起廣泛回響。冰心的詩集《繁星》《春水》,分明可見《飛鳥集》的清淺與澄明。及至1958年,茅盾率巴金、冰心等近二十位作家遠赴塔什干,參加首屆亞非作家會議;其后,亞非作家創辦《蓮花》等刊物,《世界文學》雜志也譯介了不少亞非作品。
今天,隨著各地之間的文學交流日益頻繁,那條一度沉寂的航道,理應被重新辨認、重新啟用。我們所要做的,與其說是另辟蹊徑,不如說是接續并拓寬一條早有先聲的大道。
中國文學一直處在世界文學的關系之中
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學彼此抵達,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有觀點認為,世界并非自一處向四面輻射,而是由無數島嶼、語言與記憶相互生成的。這樣的世界文學,既非單一大陸,也非孤立島嶼的簡單相加,而是各條航道彼此相連的群島:看似破碎,卻為洋流、季風與遷徙所貫通。中國文學與更廣闊世界的相遇亦當如是:在往來不息的閱讀里,既辨認出共同的現代命運,也承認各自不可替代的歷史差異與文化特色;不再以單一標準判定高下,而是關注一部作品與其他地區文學生態構成什么樣的關系,傾聽多種聲音平等并置時所生發的意義。
與此相關聯,有學者提出,一種文化無須把自己解釋到能被他者一眼看穿,才有資格被理解和尊重。那些無法被完全還原的留白與陌生,恰恰是平等相遇的前提,而非障礙。中國文學走向更廣闊的世界,需要守護的恰恰是自身的復雜與多樣,并非為了“輕易被讀懂”而削平歷史縱深與審美差異——守護它,也就是守護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這也引出“走出去”經常被忽略的另一半,即把世界各地的優秀文學“引進來”。百余年來,中國譯介外來文學的熱情不可謂不高,從易卜生、托爾斯泰到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西方與拉美文學曾滋養幾代中國作家。然而這份熱情分布并不均衡:歐美經典廣為人知,拉美巨匠也能說出幾位,可一旦問及加勒比、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南亞、東南亞的重要作家,能脫口而出的便寥寥無幾。加勒比的拉明、非洲的阿契貝與恩古吉、阿拉伯世界的馬哈福茲與達爾維什、南亞的普列姆昌德、東南亞的普拉姆迪亞等,把這些不同地區的文學譯成漢語、引入課堂、納入批評視野,“走出去”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彼此成就。
這也為“如何更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了切實的著力點,其要義在于從“單向輸出”轉向“關系建設”。其中包括加大對譯介相對薄弱地區文學的譯介與研究,依托區域國別研究等學科建設,讓不同地區的文學更充分地進入中國的課堂與批評;搭建多語種翻譯與出版的協作平臺,鼓勵青年譯者、出版機構與網絡平臺共同參與,善用日益成熟的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以“直譯”代“輾轉翻譯”,減少層層轉譯的損耗;尊重各地批評界與讀者的閱讀經驗,做到理解而不迎合、溝通而不取悅,并更新評價尺度。
重繪文學遠行的地圖,我們會發現,中國文學并非站在世界之外等待被承認,而是一直處在世界文學的關系之中。文學“走出去”追求的不只是流量意義上的“可見”,而是可讀、可感、可交流的深度相遇;不是奔赴想象中的單一方向,而是與眾多同樣行進在航道上的文學彼此看見、相互照亮。如此,文學的遠行,終將通往一個更遼闊也更可親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