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古建考據(jù)成為當代空間創(chuàng)作的方法
今天我們談論中國古建筑,最容易陷入兩種誤區(qū)。一種是把古建筑當作純粹的遺產(chǎn),停留在“保住了多少座”的保護計數(shù)上;另一種是把古建筑簡化為風格符號,把飛檐斗拱嫁接到鋼筋混凝土表面,制造一種虛假的文化連續(xù)感。前者使古建筑淪為博物館標本,后者使之退化為商業(yè)地產(chǎn)的裝飾面具。兩條路都回避了更根本的問題,即中國古建筑的知識體系能否真正成為當代空間創(chuàng)作的方法。
《這就是中國古建筑:重走營造學社之路》提供了一種值得重視的回應路徑。王澍、王貴祥、方擁等11位建筑史與遺產(chǎn)保護領域的學者共同完成的這本著作,以營造學社當年實地考察路線為線索,從天津獨樂寺到北京故宮,共十站,涵蓋了漢代石闕到明清皇宮的建筑類型譜系。但該書真正的價值并不只是一部古建筑通識讀物,而在于它所提示的一種“再營造”的可能性,即營造學社留給后人的是一個可以被提取、轉化和激活的空間認知方法。
1932年到1941年,以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為代表的中國營造學社同人,在戰(zhàn)火中走過190個縣市,測繪了大量瀕危古建筑遺存。這段歷史已經(jīng)被多次講述,但是大部分的敘述都只在情感方面展開,即學者的家國情懷、學術報國的悲壯、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的交織。這些維度當然重要,但是若一直停留在情感敘事上,就無法看到營造學社更深層的方法論貢獻。
該書的難得之處在于作者用自己的學術訓練重新進入考察現(xiàn)場。方擁寫獨樂寺,追問的核心是觀音閣何以抗震千年,其背后的結構邏輯究竟是什么,進而引出“中國古建筑領域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工匠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結構智慧,為何未能形成類似西方的力學理論體系?永昕群寫應縣木塔,也并未停留在“千年奇觀”的感嘆上,而是細致拆解了這座八角五層木構佛塔的結構科學價值,討論其殘損原因、傾斜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和審慎的保護計劃。王煒寫佛光寺,從創(chuàng)建選址、唐代營建活動、格局變遷一直推進到現(xiàn)代的發(fā)現(xiàn)與保護,構建出一條完整的“建筑生命史”脈絡。以上各章共有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們在回到營造學社原始方法(實地勘察和文獻互證、結構分析和歷史敘事并行)的時候,把這套方法往前推進了一步,從“記錄”變成“辨析”,從“發(fā)現(xiàn)了什么”變成“這說明了什么”。這種推進并非對前輩的簡單致敬,而是一種方法論層面的溯源和更新。
在閱讀該書時,最具啟發(fā)性的段落,往往出現(xiàn)在學者們對結構邏輯的耐心拆解之中。中國古建筑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認知上的困境,即公眾對于它的認識只停留在視覺層面。飛檐翹角之美、斗拱之繁復、木構之精巧,雖然能引起人們的贊嘆,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這些形式背后所蘊含的結構原理和空間組織邏輯。因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tài),才是導致古建筑知識無法轉化為當代創(chuàng)作資源的根本原因。
方擁關于獨樂寺觀音閣的討論,從結構上分析了該建筑作為遼代建筑“承前啟后”的結構地位,并提出了觀音閣高度之謎和抗震之謎兩個問題。這一討論已超出了技術科普的范疇,實質(zhì)上是在揭示一種判斷:中國古代工匠對力學關系的處理方式,隱藏著一種不同于西方力學傳統(tǒng)的空間思維。周乾寫北京故宮,從“大內(nèi)屋頂?shù)拿孛堋比胧郑瑢訉由钊氲教偷畹牧⒅€(wěn)固之謎、紫禁城裝修的特殊之處,直至文淵閣的防火觀念。這種從個案入手、層層展開結構肌理的寫法,把一座龐大的皇家建筑群還原成一系列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分析的空間問題。正是在這些具體的結構辨析中,古建筑開始從“遺產(chǎn)”的被動身份中掙脫出來,逐漸呈現(xiàn)出可被提取的空間知識體系。王澍在該書引言中論述中國古建筑基本特征時提到,中國木結構體系的主要特點就是裝配式,即用相對小尺度的木料來形成一個高度靈活的裝配體系。林徽因在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筑史》的序言中也提到,裝配式建筑是當時西方人所探索的現(xiàn)代建筑模式。因此,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內(nèi)在邏輯,當以西方尺度來衡量時,就已經(jīng)具有現(xiàn)代性。書中的結構辨析工作,實際上是在為這種知識的當代轉化打下基礎。
梁思成、林徽因在1932年所著的《平郊建筑雜錄》中提出了一個富有意味的概念——“建筑意”。他們認為,中國建筑的價值不在于技術的精湛,而在于它所承載的文化意蘊和空間感受力。該概念在當時更接近于一種感性直覺,但在今天的學術語境中重新審視,它實際上指向了一個關鍵命題:古建筑研究的終極目標,不能只是弄清楚一座建筑“怎么蓋的”,還要回答它“為什么讓人感動”。書中賈珺所寫的太原晉祠一章,特別體現(xiàn)出對“建筑意”的自覺回應。他在論述晉祠的建筑結構、歷史沿革時,又著重分析了晉祠作為一個“六世同堂的建筑譜系”所具有的時間厚度,以及“精巧宜人的園林盛景”所包含的空間經(jīng)驗。他專門以“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建筑意’”為章節(jié)標題,把對物質(zhì)空間的實證分析引向了對文化意蘊的追問。顧凱所寫的江南古建筑部分,通過還原營造學社兩次江南考察的歷程,著力揭示了南方建筑與北方官式建筑之間空間邏輯的深層差異。上述討論的意義,在于將古建筑研究從單純的技術考證引入空間文化的維度。只有在這一維度上,古建筑知識才有可能和當代建筑設計、公共美育、城市更新等議題真正對話。“建筑意”所指向的不是懷舊情緒,而是一種空間創(chuàng)作的方法論資源。它使當代的創(chuàng)作者意識到,空間不是功能和結構的容器,而是一個文化感受力的生產(chǎn)場域。
就保護層面而言,營造學社的遺產(chǎn)已經(jīng)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繼承。中國的古建筑保護體系日趨成熟,文物保護法不斷完善,數(shù)字化測繪技術使傳統(tǒng)的手工測繪精度大為提升。但是該書引發(fā)的思考,是另一層問題,即營造學社的方法能否超越保護的范疇,成為當代空間創(chuàng)作的認知基底。蕭易所寫的廣漢古城一章,在這一方向上給出了頗具說服力的示范。他做的不是單體建筑考察,而是以文廟、文昌宮、牌坊、會館、宗祠等不同類型的建筑遺存來重建一個傳統(tǒng)城鎮(zhèn)的完整空間圖景。視角的轉變很關鍵,它意味著從“單體保護”轉向“空間系統(tǒng)”,從關注“建筑物”到關注“建筑群與城市肌理”。這正是當代城市更新和空間設計最需要的認知框架。
王澍本人的建筑實踐,是這條“再營造”路徑最有力的注腳。他在設計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qū)時,大量使用回收的舊磚瓦建造“瓦爿墻”,用夯土技術建造現(xiàn)代建筑,將傳統(tǒng)的民居砌筑方法與鋼構玻璃并置。在杭州國家版本館的設計中,他把宋畫的構圖邏輯作為空間組織原則,用當代材料和技術營造出“宋代園林意象”。這些做法既不是對古建筑的復制,也不是將傳統(tǒng)元素貶低為裝飾貼面,而是從傳統(tǒng)營造的材料體系和空間邏輯中生成一套新的建筑語言。
(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建筑學院執(zhí)行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