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學的盛唐氣象
有唐一代,嶺南雖依然是最重要的謫徙之地,其地緣地位卻隨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而顯著提升。唐代經濟重心向南海轉移,嶺南在唐朝經濟版圖中的地位日益凸顯,時人言嶺南稱“雄藩”“巨鎮”,朝廷選帥“常重于他鎮”。
越來越多的中原士人主動南來,嶺南逐漸擺脫“畏途”標簽,從被動流徙的蠻荒之地,轉變為士人主動奔赴的建功立業的熱土,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孔雀東南飛”現象。本文聚焦這一轉型期的文學書寫,探討南行謫徙詩與嶺南贈別詩如何共同建構起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唐朝嶺南形象。
謫徙文人的嶺南書寫
直至初唐時期,嶺南作為詩歌書寫對象的面貌依然模糊而單調。這一局面,在武周后期至中宗年間,隨著張說、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王無競等一眾著名文人的南徙得到根本性改變。嶺南,在短短數年間,集中迎來了初盛唐之際文人的最豪華陣容。
這些文人的南徙,于其自身而言,無疑是人生中的重大變故與挫折,但在文學創作上,卻因此迎來了其重要的收獲期。張說在嶺南年余,存詩20余首,不僅數量遠多于此前的珠英學士時期,亦多過兩次使蜀時期;沈佺期在嶺南留存下的詩歌,也達20余首,占其現存詩歌的七分之一;宋之問多達30余首,約占其詩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基本代表了其時唐詩的最高水準,對嶺南的書寫被提升到了時代文學的最高層級。這些詩在近體者已經趨于黏對合轍,在古體者則風骨凜然,是初盛唐詩風轉變的關鍵樣本。
其一,詩歌主題與境界的突破。謫徙的經歷讓文人被迫拋棄宮廷詩的浮靡文風,轉向蒼涼現實。此前,張說、沈佺期等人最重要履歷為珠英學士,一旦被放逐,詩歌沖出了宮廷,出現在茅屋驛站、河畔林間、邊關塞漠,將個人身世坎坷、思鄉懷人之情與地域體驗相結合,豐富了其詩歌的主題內容,使其詩作感情更加真切而深沉。
如張說《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舊館分江日,凄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眲e館依舊,落暉滿江,物是人非,萬千感慨。此詩以其情真,為歷代治唐詩者所嘉許,亦多有論者注意到其格調之獨特與詩史上之意義。胡應麟稱其“沖淡有味”“格調嚴整”。聞一多更評曰:“整篇勻稱,無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調?!彼沃畣枴抖酥蒹A見杜審言王無競沈佺期閻朝隱壁有題慨然成詠》:“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全然沒有了往常的克制,只有直抒胸臆的表白,卻遠比他之前的宮廷詩動人。沈佺期《驩州南亭夜夢》:“忽覺猶言是,沉思始悟空。肝腸余幾寸,拭淚坐春風?!眽衾镉只氐搅寺逯校患依闲∑錁啡谌?,醒來猶以為真,最終明白不過一場空,何其真切,又何其悲痛!在這種無從排解、深沉真摯的情感偉力激蕩下,詩人的創作在他處于人生低谷之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其二,嶺南地域形象的文學重塑。嶺南奇異獨特的自然風物,為文人們提供了全新的創作素材,實現地域景觀與個人情感的深度融合,極大拓展了唐詩的題材邊界與藝術境界。
譬如沈佺期《題椰子樹》,率先將椰子樹這類熱帶風物引入詩歌創作?!叭漳弦訕?,杳裊出風塵?!患巴苛止?,移根隨漢臣。”椰子樹屬熱帶植物,雖裊裊出風塵,終無法如涂林果(石榴)可隨張騫移入漢室京城,詩人由樹及人,生發出對自身羈旅南荒不得歸的自憐自嘆,情景相生相契,比喻貼切新奇?!八季裏o限淚,堪作日南泉”(《初達驩州》),遠在日南的泉落,化作思君的無限淚,在詩人的筆下,第一次在文學形象上將遠隔萬里的日南邊陲之地與京城聯系到一起,想象奇異獨特,感人至深。宋之問的南來,則將山水詩的描寫空間拓展到此前少人關注的桂江流域。其《下桂江龍目灘》《下桂江縣黎壁》《經梧州》等詩,作于前往欽州途中,用格律詩多角度描繪當地的自然地貌和民俗風情,把桂州的山川勝景生動形象地呈現在筆下,填補了唐代山水詩的地域空白。
這是唐代詩人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系統性地以詩歌書寫嶺南,其意義不僅在于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嶺南地域文學文本,更在于以詩人之筆將一條地理上的謫徙之路轉化為一條文學上的唐詩之路。“律通幽谷暖,盆舉太陽輝”(《喜赦》),沈佺期這句詩正可以用來比喻他們為嶺南之地帶來的驚喜。他們的到來,正如一支支律管,吹奏出華夏文明的美妙音律,溫潤著一處處幽谷,令五谷滋長百卉盛放。他們的創作,將個人命運的沉痛轉化為對嶺南世界的深刻觀察與藝術表達,在抒發個人生命情感的同時,為嶺南的地理空間賦予了文學的生命,更通過文學傳播校正中原對嶺南的認知,實現對嶺南形象的再塑造,將嶺南納入唐代主流文學的版圖之中。
贈別詩中的嶺南想象
與謫徙書寫并行,有關嶺南的贈別送行之作,自盛唐而后大量涌現,蔚為可觀。李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齡等幾乎所有唐代重要詩人均有創作,或酬別同朝官僚,或送行知己好友,為今天的我們呈現出中原文人想象中的嶺南形象。某種程度上說,這個想象中的嶺南,更代表著時人對嶺南普遍而真實的看法,呈現出盛唐精神浸潤下的認知嬗變。
其一,從“苦遠”到“歡然”的認知轉變。唐代嶺南贈別詩中,嶺南依然苦遠,卻擺脫了悲切絕望的情感基調,多出之以寬慰、豁達的視角書寫。司空曙在《送鄭明府貶嶺南》中以“莫畏炎方久,年年雨露新”勸慰友人,不必畏懼謫徙炎方之地,皇恩浩蕩,如雨露灑降,隨時都有赦免歸來的可能。不是徹底的悲苦無望,作一分寬慰,存幾分希望,這正是唐人的情懷。元結筆下的嶺南,從傳聞中的“魑魅鄉”變為友人歡然前往的樂土(《送孟校書往南?!罚?;“?;ㄐU草連冬有,行處無家不滿園”(張籍《送侯判官赴廣州從軍》),對嶺南這樣的認知,在唐以前是難以想象的;朱慶余則將嶺南描繪為風景奇異、無雪多花的美好之地,南嶺之路從“十人九不還”的絕望之途,轉變為中原人爭相傳頌的風景勝地。唐代文人逐步消除對嶺南的偏見,實現了嶺南地域認知的去妖魔化。
其二,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盛唐積極進取、開拓建功的時代精神,深刻融入嶺南贈別詩創作中,讓嶺南成為與西域邊塞一樣可以建功立業的場域。王昌齡《別陶副使歸南?!罚骸澳显綒w人夢海樓,廣陵新月海亭秋。寶刀留贈長相憶,當取戈船萬戶侯。”這里的別歸南海,略去的是兒女情,注入的是英雄氣,寄語友人那里一樣可以大展身手,可以建功立業,可以“取萬戶侯”。錢起《送李大夫赴廣州》:“昔許霄漢期,今嗟鵬鷃別。圖南不可御,惆悵守薄暮?!被们f子《逍遙游》典故,喻李大夫如那鯤鵬高飛,氣沖霄漢,大有作為,而反觀留在京城的自己,恰似那蓬間之鷃,有心圖南,恨無六氣可御,不能一起實現曾經共許的霄漢之期。這些作品洋溢著雄豪闊大的浪漫主義精神,與西域邊塞詩精神內核高度契合,彰顯出唐代士人不拘一格、志在四方的人生追求。
其三,旅游視野下的地域認同。隨著嶺南地域形象的改善,這里逐漸成為唐代中原士人的游歷目的地,贈別詩中大量出現士人主動游嶺南的書寫。如司空曙《送人游嶺南》:“萬里南游客,交州見柳條。逢迎人易合,時日酒能消。浪曉浮青雀,風溫解黑貂。囊金如未足,莫恨故鄉遙?!泵枥L嶺南氣候溫潤、人情和樂、風光獨特的美好景象,勸導游人不必因遠離故鄉而遺憾,盡情享受嶺南的風土人情。李群玉筆下的嶺南,雖然是天邊、天末之地,卻同樣不妨縱聲大笑,可以痛飲歡歌,可以共期羅浮之秋,可以為海色而沉醉,盡顯豁達豪邁的浪漫情懷(《廣州重別方處士之封川》)。此時的嶺南,已打破地域隔閡,納入唐代士人的旅游與精神視野,成為與中原同頻的美好疆域。
綜觀唐代嶺南文學的書寫,可以發現一條清晰的演變線索:嶺南從恐懼、悲情的“畏途”,逐漸被重塑為花木繁盛、風景獨特、可建功立業乃至旅游棲居的“圖南”之地。這一轉變根植于唐代經濟重心的南移與政治格局變動,更得益于盛唐精神的浸潤。謫徙詩中的風骨與真情,贈別詩中的浪漫與豪邁,共同塑造了一個立體可感的文學嶺南。更為重要的是,嶺南文學指向海洋的獨特面向,為唐代文學開辟了全新的審美疆域,值得我們倍加重視。
(作者:陳橋生,系羊城晚報社編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