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文學》2026年第4期|金仁順:蒼蒼橫翠微

金仁順,1970年生,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春香》;中短篇小說集《城春草木深》《紀念我的朋友金枝》《松樹鎮》《愛情詩》等多部;隨筆集《白如百合》《眾生》等。曾榮獲全國第十屆少數民族駿馬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首獎、作家出版集團獎、春申原創文學獎等多項文學作品獎。作品被收入多種文學選本,并被譯介為英語、韓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日語、俄語、德語、蒙古語等多種語種。現任吉林省作家協會主席。
處女作這事兒,說起來還挺話長的。
我讀初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姨家的三哥出意外沒了。那年他十八歲。和我哥同歲。他從小性情溫和,喜歡笑,愛畫畫,還練武術。他去世的前一年春節,來我家做客,我們請他看電影,四處逛,買煙花鞭炮放;他給我們講他學武術的故事,還耍過九節鞭。那是《少林寺》公演的那一年,李連杰打拳的海報鋪天蓋地,幾億年輕人做著武俠夢,我們看三哥,都覺得他身上自帶電池,噗噗往外散發著光圈兒。那年夏天我和二姐去大姨家過暑假,他帶我們整天瘋玩兒,去大河游泳,釣魚。他的魚餌不用準備,他用手捉蒼蠅,手一揮,一捉一個準兒,捉到后往魚鉤上一鉤,釣魚竿一甩,魚線拋出根銀色的弧線,靜等魚上鉤,兩個小時,差不多能鉤上來一小簍魚。這也太神奇了吧?沒法兒不崇拜啊。僅僅幾個月后,當他的死訊傳來的時候,我整個人都僵住了,我當然知道什么是“死亡”,可死亡那么遠那么虛無,仿佛虛空里面的銀線,怎么就會突然甩出來,鉤住了三哥,把他拉走呢?他會武功的啊,當時好幾個人,怎么別人都沒事兒,偏偏是他出了事兒?
為什么?
憑什么?
很多年我想不通這事兒,不想接受這事兒。我讀高中的時候身體很不好,一半時間上課,另一半時間生病。我的病實在是太頻繁了,動不動就去醫院住一陣子。曾經有一年,我只要睡覺就會說夢話,我媽很擔憂,很發愁,除了醫院里的醫生,也求助于民間“高人”,有一個人建議我睡覺的時候在枕頭下面放一把菜刀,刀刃向外;還有一個人捏著我的中指,屏氣,閉眼,然后把只有她能看見的情景描述給我聽,她說我跟某個逝去的人一直在說話,隔年如隔山,那個人因為跟我聊天,耽誤了在另外一個世界的行程。我想了想,說,那也許是我三哥,或者是我姑姑。
差不多與三哥去世的同時,我一個遠房姑姑搬家到了離我家很近的地方,坐火車的話,只有一站。姑姑家的表哥那年也是十八歲。他很瘦,有種莫名的傲慢,他的神情和眼神兒,仿佛都在別處。很快我們就知道了緣由,他狂熱地喜歡著文學,想當個詩人。每次兩家聚會,大人們聊往事,聊人情世故,表哥拉著我們聊文學,他讀過的詩,喜歡的詩人,還有小說,吧啦吧啦,如果不打斷他,他會一直講一直講。兩年后,另外一個悲劇發生了,姑姑因為交通意外過世了。姑父受了很重的骨傷,在醫院里住了半年多。
表哥一邊在醫院護理姑父,一邊寫詩。不幸和悲傷沒有把他擊垮,部分是因為文學的代償。他抽空跟文友見面,在當時的《渾江文藝》上發表詩作。有一天他對我說,在公共汽車上見到一個女孩,她手里抱著幾本文學書,那是他眼里最美最動人的風景,他很想去搭訕,猶豫來猶豫去還是沒敢。他給我看他發表的詩歌,好像怕我這個高中生看不懂似的,總要在我讀完后,再逐句解釋一下句子隱含的深意。
我想,這就是詩啊。我寫了幾首給他看。他有些吃驚,拿著我的詩給了《渾江文藝》的顧主編看。顧主編從里面挑出來一首,決定留用發表。同時讓表哥找我確認,這詩是我寫的,而非剽竊。這個確認讓我很生氣,甚至詩作發表出來我仍有些意難平。但我收到了幾塊錢稿費,這還挺讓我高興的,1987年,很多書的標價都沒超過一塊錢。我又寫了幾首詩,又發表,后來寫了篇兩三千字的小說,也發表了。無論是詩,還是那個小說,我都記不住名字了,能記住的是,那個小說寫的是少男少女情竇初開時甜蜜青澀的故事。比較起寫詩時的矯情,寫小說更有意思。而且稿費也比詩作多。
詩也好,小說也好,都不能算處女作,只是我高中時期不務正業,旁逸斜出的文學小紅杏。杏子太小了,只是個雛形,或者說只是小種子。
上大學讀的是藝術學院,戲劇文學專業。大一的時候,隨著課程進程,學習寫戲劇小品,寫了兩個,一個得了獎,一個上了電視,但興趣來得快,消磨得也快。跟我們學院一墻之隔,是《小說月刊》編輯部,大一下半學期的時候我寫了個小說,給美術系的一個同學看了,他建議我投稿,我答應了卻一直猶豫,心里總歸是沒底的。過了幾天,同學來找我,說他替我投了,編輯部一位王老師覺得一墻的距離沒有寫信的必要,約我過去聊聊。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進雜志編輯部,老房子,舊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響,屋子很大,七八張辦公桌,每張桌子上面都摞滿了書和稿子。明明是亂七八糟的環境,對文學青年而言,卻有著復雜微妙的神圣和神秘。幾年以后我才知道,二三十年前,張伯駒的夫人潘素就在這棟樓里工作,而同樣在這棟樓里工作的另外幾位,二十年后,成為我的好友。
王老師聊了聊我寫的小說,肯定是幼稚的,但可以留用。之后他歷數了之前編輯過的國內幾位著名女作家的小說,以及跟她們交往的一些細節。他的鼓勵讓我有些緊張,那幾個名字我是知道的,作品也讀過,她們跟我,無論物理上還是心理上,都隔著千山萬水。我只是試著寫了篇幾千字的小說,我的野心甚至沒出過大學校門,停留在自娛自樂的層面上。但鼓勵是奏效的,不是因為幾位女作家的標桿,而是,我寫的小說居然也能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了。我回去繼續寫,連續發了四五篇小說,其中一篇小說拿到五百塊的稿費,那時候我一個月的生活費一百塊錢就綽綽有余,獎學金才一百塊錢,買一件大商場里質量上乘的風衣也才花了九十九塊錢。
這可真是太好了。能養活自己的感覺實在太好了。但我不能老盯著一家刊物發啊,我又開始往《春風》雜志社投稿,發表了幾篇小說以后,編輯部孫主任找我過去坐坐。《春風》雜志社也是一棟老房子,是偽滿時期的建筑,好像是某個高官的宅邸,設計師作品,有天井,小花園,走廊打著弧,把幾間房間串聯在一起,哪怕是經過幾十年的磨損,依舊能看出當年的高品位和精巧匠心。
鞠主編和孫主任跟我的談話很正式,先是鼓勵我好好寫作,然后詢問我愿不愿意去編輯部當個文學編輯。我當然愿意啊,當文學編輯,那不就意味著我可以見到很多作家?我和文學的關系一下子從外門走進了內宅?
我很激動,但有個難題,還有一個月我才讀完大二,再有兩年才能畢業。鞠主編和孫主任說,編輯部急需人手,問我可否考慮提前畢業。我說好。我回學校找系主任,把所有的事情講給他聽,我說我愿意以專科生身份畢業。系主任用一言難盡的表情打量我半天,笑了,說他見過很多想方設法專升本的,像我這種想本降專的倒是獨一份。他最后非常家長式地拍了板,讓我去跟主編說,本科必須讀完。我又回去找鞠主編和孫主任,他們表示理解。兩年以后,我大學畢業,如愿進了《春風》雜志社,做了十年的文學編輯。
回頭說一下大學期間發表的作品,濃濃的“亦舒”風。寫得很快,發表順利,在《春風》發過幾篇小說后,孫主任曾經語重心長地跟我談過一次,他說你寫得太雷同了,雖然這幾篇小說陸續發表了,但沒有進步,而是原地踏步。
我像被人兜頭潑了一盆涼水,同時后腦還挨了一棒子,難以形容的悶痛,很委屈,但理智又告訴我,這話是對的。我的茫然無措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就仿佛我本來在賽場上跑,突然,比賽取消了。我不知道是繼續跑,還是下場。我的寫作戛然而止,連帶小說我都不讀了。這個時期第一代VCD出現了,我開始買碟片,看電影;然后是DVD,更高清的影像,一夜之間,全世界的電影都濃縮在影碟店里,要什么有什么,我一周去好幾次影碟店,前后買過幾百張碟片,看得不分晝夜,頭昏眼花。
大學時期發表過作品的雜志,隨著數次搬家,漸漸消失無蹤了。那些小說名字,也隨之遺忘,有兩件事情蠻好玩的,一是2003年我在東北師大做講座,一個女生說以前讀過我的一個小說,名字叫什么什么。我糾正她,我說你記錯了,我沒寫過這個名字的小說。她很錯愕,說,就是你寫的啊。為了證實,她講了幾句那個小說內容,我一下也想起來了,是我寫的,我大學時“雷同”小說中的之一。我跟她道歉,同時深感慚愧,我怎么竟會如此健忘。還有一次是又幾年以后,中國作家協會開會,我見到《青年文學》李師東主編。他說,我知道你,以前發過你的小說。我說您記錯了吧?他說怎么會呢,你的小說名字叫什么什么。我又一次恍然大悟,又一次想給自己倆巴掌。我怎么會把那段時間,那些小說忘得這么徹底呢?固然是我性格有大大咧咧,萬事不走心的毛病,是否也有我潛意識里為自己寫得不好深感不安,不自覺地在記憶里抹掉那段經歷的緣故呢?
大學畢業我去《春風》當了編輯,成為文學事業的一小分子。第一份工作是讀自然來稿,鞠主編之前有幾百份來稿來不及看,全摞到了我的桌上。我很雀躍,這情形就像鏡子,我終于能反照了;也像比賽,我終于能當裁判了。這種轉換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我換了視角看自己幾年前的寫作,孫主任當年的批評,何止是中肯,還留了情面和余地。
我也如愿以償,開始跟一些作家打交道,跟他們約稿,如果有合適的機會,聽他們講述自己寫作的故事,或者對當下文學界的一些看法。我要根據主編要求和雜志需求,對一些作品進行編輯修改。有些作品甚至是逐字逐句地刪改和修正。在這個過程中,已經熄滅很久的寫作欲望又漸漸發芽,這一回,我真正變成了文學青年,不再是高中時的無知者無畏,也不是大學時沒有煙火氣的架空敘事,我開始從我的生活經歷、經驗中,擷取一些人物和片段,進行故事變形記。那時候剛剛開始用電腦,學習五筆的笨拙,和寫作時的不自信、不確定混雜在一起,讓我面對電腦屏幕時,經常像面對一面湖水般發呆。
陸陸續續,寫了四五篇小說,我打印出來,交給了《作家》主編宗仁發老師。宗主編給了我幾條建議,讓我修改后把稿子再寄給他。這幾篇小說是1996年發表的《愛情試紙》,和1997年發表的《秘密》《外遇》《冬天》《五月六日》。前三篇小說發表在《作家》雜志上,后面兩篇小說分別發表在《花城》和《收獲》上。這幾篇小說都是同一個時間寫的,有發表時間上的先后,卻沒有“處女作”的區分。
我人生的絕大部分幸運指標,都落實在了文學上,在懵懵懂懂中,獲得了一次又一次開機并重啟的機會。回顧所來徑,文學是我的命中注定。還要什么更多呢?已經足夠多和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