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絕境中的智勝之光
作為獻禮長征勝利90周年的重磅主流軍事大片,電影《四渡》自上映以來持續刷屏銀幕、引爆輿論,收獲票房與口碑的雙重佳績,被主流媒體譽為新時代長征題材創作的標桿之作。作品聚焦1935年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之一,在生死戰局中,通過震撼的視聽體驗展現長征精神的全新時代內涵。同時,這部作品在紅色題材藝術創作中也呈現諸多突破,值得關注。
一場精神洗禮
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向來面臨著一道天然難題,那就是故事和精神內核早已經深入人心,觀眾會以全知視角來進行審視,傳統敘事會陷入“無懸念、無張力”的審美疲勞。同時,受制于宏大敘事,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往往在戲劇沖突上難以吸引青年群體,再加上故事虛構的尺度難以把握,這個“已知之局”如何“破局”就成為這種類型電影的創作者面臨的棘手問題。《四渡》創作者的努力,讓我們看到成熟的商業類型敘事可讓革命歷史題材電影變得好看,也可讓青年群體大呼過癮。
既然故事的背景和大致過程大家已經了然于胸,那種單純的線性敘事就已經很難奏效。《四渡》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有意采用遞進式結構進行敘事,一方面極大避免了觀眾的審美疲勞,另一方面也真實地將觀眾拉回到“生死現場”,在視聽盛宴中真正完成一場精神洗禮。
《四渡》開篇是大家熟悉的,經過湘江之戰的紅軍進入貴州后,一方面是疲勞之師,另一方面是敵軍鐵桶般的四面包抄,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力排眾議下被推向前臺,“四渡”的故事開始上演,這構成影片的故事內核。
四渡赤水戰役本質上不是戰略重復,而是每次渡河都面臨著全新的生死考驗。因此,在《四渡》中,四渡赤水戰役變成了四次進退、四重絕境、四次破局,從結構上講,更像是打怪獸,闖過一關又有一關,關關難過關關過,最終闖關成功獲得決定性勝利。故事結局大眾早已知曉,但故事的過程卻讓人耳目一新。
第一次渡河屬于保存實力求生存的無奈之舉;第二次屬于出其不意實現破局,以勝利提振士氣;第三次渡河屬于迷惑敵軍,打亂其部署;第四次渡河則是實現金蟬脫殼、徹底突圍,最終獲得生機。可以說,影片把故事講得“步步驚心”,在不違背史實的基礎上將紅軍面臨的險境和破局之策很好地體現出來,在緊張和懸疑中極大地調動了觀眾的胃口。在結局已定的情況下,將故事講得如此有波瀾,就在于《四渡》不預設勝利,讓觀眾跟著影片人物去體驗、去思考、去決策,從而實現真正的“破局”。
讓偉人和英雄回歸凡人
在既有的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英雄敘事、偉人敘事成為標配,盡管讓我們感動,但人物過于臉譜化,本質上很難產生深度情感共鳴。《四渡》有意識地褪去偉人和英雄身上的符號化濾鏡,讓他們真正成為有血有肉的人,更能夠讓觀眾感動和共情。
比如,就毛澤東這一角色來說,《四渡》就跳出了“神化敘事”。影片開始,是紅軍一路西進不斷損兵折將被動地進入遵義城,何去何從是擺在紅軍面前的嚴峻問題,搞不好就會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還只是一個被冷落的背景式人物。正因為周恩來等人力排眾議提出“非常之時必用非常之人”,才將毛澤東推向前臺。當然,這個時候的毛澤東也并不是勝券在握,只能根據敵我實際情況以及戰局的演變隨時調整戰略,“走一步看一步”,最終實現險中求生、險中求勝。這就使得毛澤東的形象更加真實。除了毛澤東作為四渡赤水的核心人物外,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人也各司其職、同心協力,在極大還原歷史真相的同時展現了英雄群像,讓觀眾在感嘆軍事奇跡的同時,又感受到集體智慧的力量,這正是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魅力所在。
除了紅軍高級領導人,《四渡》還耗費很多篇幅聚焦普通戰士和無名英雄,比如影片讓觀眾記住了愛吃刺梨干的羅興山、從土匪窩里逃出來的少年阿金、面冷心熱的突擊隊連長趙德發、關鍵時刻自斷救命繩索的老朱……這些人物有血有肉,同時還通過細節彰顯性格,使得影片在戰爭之外多了一些溫情,緩解了嚴峻的戰爭場面,真正做到張弛有度,實現商業敘事和革命敘事的高度融合。
蔣介石是《四渡》中又一個很有看點的人物角色。盡管是作為敵方統帥的身份出現,影片并沒有將其黑化為庸碌無能之輩,相反還體現出部署周密、思路清晰、善于推理、決策果斷等特質。可以說,正因為影片相對客觀展示了蔣介石的形象,才使得整個戰局更顯得波譎云詭,也更凸顯了毛澤東四渡戰略的價值與意義。真正的勝利往往是建構在“棋逢對手”基礎上的反復博弈,這構成了《四渡》又一個繞不過的看點。
為當代青年注入力量
青年群體對紅色歷史非常熟悉,再加上先前已播出數量眾多的優秀歷史題材影視作品,這使得《四渡》創作者面臨著較大壓力。究竟向青年群體傳達什么,如何讓青年群體覺得好看、過癮,這決定了《四渡》的成敗。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四渡》在這一背景下展開故事講述。從影片中我們可以感知到,毛澤東接過的其實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兵力銳減、裝備落后、糧草匱乏、強敵環伺……可以說是身處絕境、險象環生。在生死抉擇面前,一著不慎極有可能導致滿盤皆輸。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以“絕境不認輸、困局敢破局”的無畏精神和“實事求是、靈活應變”的決策智慧,最終帶領紅軍走出險境。因此,《四渡》在講好故事的同時,還讓青年群體充分感知到共產黨人的精神品質,進而受到熏陶、獲得成長,即在險境、困難中學會如何面對現實、改變結局。無論是周恩來等人力排眾議推舉毛澤東,還是紅軍向民眾征集門板搭建浮橋,無論是阿金本能地幫助紅軍,還是老朱最終自斷繩索以保全戰友,都讓青年群體感受到無窮的力量。這正是《四渡》的價值所在。
為了避免過多的說教意味和常規表達,《四渡》創作者還有意識地在藝術表達上借鑒了當下比較流行的微短劇、網絡游戲、三維動畫等表現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精彩。可以說,數字化加持是《四渡》獲得眾多青年喜愛的重要保障。
贏得了青年群體,電影發展就可以獲得持續動力。《四渡》為我們打了一個樣板。今后,數字化還將在各種影片中得到有效運用,這是發展的必然趨勢。
(作者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