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和平 X 張英: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

劉和平,編劇。編劇的作品有《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北平無戰(zhàn)事》。曾獲曹禺戲劇文學獎、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優(yōu)秀編劇獎、上海電視節(jié)白玉蘭獎最佳編劇獎等。現(xiàn)居北京。

張英,媒體人,閱文探照燈讀書主編。著有《文學人生》《文學的力量》《中國文化現(xiàn)場》《金庸訪談錄》等。現(xiàn)居北京。
在劇本創(chuàng)作上,劉和平是影視界令人仰望的高峰,從《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到《北平無戰(zhàn)事》,這些歷史劇把歷史的厚重、時代的精神寫得入木三分、震撼人心,不僅還原過去,也照亮當下,不僅講述故事,也傳承精神,成為刻在時代記憶里的經(jīng)典。
劉和平出生在一個戲劇世家,他的父親是一名舞臺劇編劇,母親則是舞臺劇演員。他在戲臺的鑼鼓聲中長大,長期耳濡目染,小時候就從很多戲曲里懂得了江山社稷和愛恨情仇。
作為劇作家,劉和平的志向很大。在這個文學藝術被邊緣化的時代,他希望率領一支文學大軍,浩浩蕩蕩地開進電視劇的地盤去安營扎寨,開疆拓土。在歷史劇創(chuàng)作上他是有野心的,他希望沖破“戲說”的包圍和“正說”的束縛,在尊重歷史真實、歷史文化和歷史精神的前提下,展開審美層面的藝術創(chuàng)作。他想用哲學思考和文學創(chuàng)作還原歷史真實,國事往家里寫,大事往小里寫,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這種創(chuàng)作思想在《雍正王朝》時就已萌芽并初步實施,在《大明王朝1566》中則更趨成熟,在當今多元文化并存的時代也應有一席之地。
時代需要海瑞精神
張英(以下簡稱“張”):《大明王朝1566》為什么會和《萬歷十五年》一樣,選取大歷史的一年為切入點,選擇嘉靖朝最后五年作為歷史背景展開敘述?
劉和平(以下簡稱“劉”):1566年是一個特殊年份:“封建體制走到了盡頭,明朝的特點是家國不分,朝廷不分。具體說,紫禁城乾清宮是分界處,乾清門以外是國,門以內是家;門以外是朝,門以內是廷。”明朝皇帝卻可以不經(jīng)過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內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將大臣杖斃。
嘉靖是在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載垕繼位,皇室跟文官集團幾十年的爭斗在這一年結束,朝和廷開始區(qū)分了,隆慶帝把權力交給政府機構,起用了徐階、高拱、張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個就把海瑞從牢里放出來升官。因此明朝十七帝中我印象最好的是隆慶。
張:在明朝的歷史里,海瑞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您怎么看待被藝術反復放大的海瑞形象?
劉:因為現(xiàn)在我的作品沒有完成,播出的只是上部,下部我一直要寫到萬歷十五年,一直到海瑞死。有一句名言叫“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是毛主席說的。我們換一種說法: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康德有一句名言:“人類唯一有價值的就是精神。”
海瑞這個人嚴行國家之法,言必大明律例,恪守儒家道統(tǒng),約束自己,也堅持讓別人遵行。我們不能說海瑞他這一生干了什么大事,關鍵是在那么腐敗的社會里,突然有一個清廉正直、大公無私的人出現(xiàn)了。他把自己作為人的需求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方,一輩子堅守原則,在腐敗面前從不讓步,一輩子都在向封建腐敗勢力宣戰(zhàn)。
海瑞的反腐其實一直是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他晚年最后一次出山,已經(jīng)七十二歲,重病纏身。七次辭官,但皇帝就是不讓他退休回家,還專門給他刻了一方印,叫做“掌風化之官”。皇帝都清醒地知道,哪怕你不開口說話,躺在那兒就行。因為他是清廉的象征。
萬歷十五年,這個榜樣最終倒下了。北京所有的官員集體寫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員也集體寫祭文哀悼他,連皇帝都親自寫祭文哀悼他。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故去,而是一種精神象征的隕滅。
我給演員談海瑞角色理解時,說了三句話:海瑞是當時封建腐敗官場的一個“恐怖分子”,他走到哪兒,哪兒的官場恐怖;海瑞采用的行為方式是自殺性襲擊,跟你拼命;海瑞一生全面宣戰(zhàn),臨死的時候一看,原來是跟一架巨大的風車作戰(zhàn),絲毫未能改變封建專制統(tǒng)治。但不管他是勝利還是失敗,至少還有一個海瑞精神在吧?爭一分是一分,如果大家都不爭了,如果我們對這種精神都不屑一顧,甚至鄙視、質疑它,我們這個民族就危險了。
張:當海瑞刪繁就簡地被重塑為一個反腐符號,他身上濃重的道德色彩又會給來者指引怎樣的方向呢?怎么看待他身上的“愚”和“忠”?
劉:每代人都在重新解釋歷史。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海瑞的身上無疑帶有濃厚的孔孟儒學的道德色彩,包括人們認為他的“愚”和“忠”。在今天看,去掉海瑞當時所生存的那個歷史背景,他的精神依然閃耀著光輝,譬如正氣、正義、廉潔、自律。這些都已經(jīng)超越了任何體制的范疇,成為了人類永恒不滅的精神。
當時明朝委任海瑞當都察院都御史,出現(xiàn)了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南京以及方圓幾百里的生漆漲價十倍以上。黑色的漆,突然價格猛漲,買不到貨。凡是住在南京城里有錢的人家,都要把自己的紅門刷成黑門。聽說海瑞要來了,拼命買黑漆,家家連夜刷門。海瑞一來,只要看到是朱門,一定要查你。以至于海瑞在南京當都察院都御史那幾年,整飭風氣,人們是真不敢貪。后來海瑞生了重病,連續(xù)寫了四封要求致仕的奏章,朝廷一直不批,最后一封是萬歷皇帝親自給他回的。萬歷皇帝說,你就是生病,也希望你看在朝廷和國家的份上,不要走,朝廷給你治病。只要你還在南京,別人就不敢貪污。當時他的威望能高到這種程度,這樣的官員在中國歷史上不多,極為罕見。
張:這樣的精神最早起源于哪里?又是怎么定型下來的?
劉:如果一定要說起源,應該是公元前500—前400年,諸子百家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西周滅亡,由周公旦所建構的精神有兩種,一種是貴族精神,一種是平民精神。這個貴族精神是真的貴族精神。舉個例子,那時候都是諸侯國,很多的分封國互相之間難免產(chǎn)生沖突,甚至難免發(fā)動戰(zhàn)爭,但是他們都遵守一條,國與國之間的戰(zhàn)爭不超過三天,最后由周王室來調解,包括他們發(fā)動戰(zhàn)爭時,抓俘虜不抓頭發(fā)花白的,抓到了立刻放掉,這也是貴族規(guī)定的,也包括我和你之間作戰(zhàn)要你渡河過來,你沒渡過河來,我不和你開戰(zhàn),這都是當時的貴族精神。
但是西周滅亡之后,精神慢慢靠民間的人士來宣揚,就是諸子百家起來之后,讀書人來建立這個社會的精神,像孔子、老子、莊子、墨子,那時候百家爭鳴,他們雖然各自的看法、學術論點不同,但是精神其實都是士大夫精神。
包括我寫的《大明王朝1566》和《雍正王朝》,劇中人物堅持公平正義是一點,不回避自己遭遇的損失和痛苦去追求,海瑞、高翰文這些人其實都是在以士大夫的要求和標準規(guī)范自己的言行舉止:“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大明王朝1566》劇照
張:我采訪張黎導演時,他很贊嘆《大明王朝1566》的“太極陰陽”故事結構,說整個故事的核心都是圍繞嘉靖和海瑞展開的,所有人物都是圍繞他們轉悠,這個設計相當獨特。
劉:嘉靖和海瑞,一個是最高權力境界的孤獨者,一個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獨者,他們互相懂得。而在我的心目中,對這兩個孤獨者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情感共鳴。在我眼里,兩個人都是精神的囚徒,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隸,卻把自己變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軟禁了自己;海瑞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建蓋了一座牢房,為原則可以犧牲一切,對自己制定的原則絕對不放棄。
這個劇本我采用了一種隨物賦形的寫法,同行們戲稱為“太極結構”。首先從天象說起,也就是從“無極”說起,開頭就說嘉靖三十九年整個臘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說到“太極”,“太極”先是生“太陰”,這個“太陰”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陰”在發(fā)動,所以開始時局面亂成一團,接著陰極陽生,“太陽”出來了,海瑞就是“太陽”。嘉靖、海瑞這兩個人是故事的發(fā)動機,周圍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圍繞陰陽兩極,也就是這兩個人旋轉。八卦是不斷是變爻的,怎么變,要變出來才知道。
這兩個人都在坐牢,海瑞和嘉靖構成了陰陽兩極——嘉靖至陰,不想成為歷史的奴隸最后卻成為困在宮廷里的囚徒;海瑞至陽,成為歷史上最高道德境界的執(zhí)行者,卻變成了自己精神上最大的囚徒。有時候寫著寫著,發(fā)現(xiàn)太陰太陽都停下來了,也就是嘉靖和海瑞都沒戲了,可周圍的八卦還在轉動,我只有去寫嘉靖、海瑞周圍的人。
戲里有三派斗爭:一派是以嚴嵩為首的嚴黨,他們把持著內閣,有龐大的政治勢力;第二派是宦官集團,以五大太監(jiān)為首,他們代表皇上出面,權力很大;第三派是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有良知的清官。但是這三派都是嘉靖賴以生存的平衡點,當三派斗爭到一定程度,嘉靖就出面平衡,他一直在操縱這幾派的斗爭過程,海瑞的出現(xiàn)則打破了這種平衡。
這樣寫其實挺難的,一是要有大量的細節(jié)描寫來支撐,二是在寫每一個人的時候,都要揭示他深層的心理奧秘和隱蔽的行為動機。所以我最不喜歡別人問我“這章節(jié)寫的是什么”“那章寫的又是什么”,人物關系都是“你生于我”“我中有你”的,歷史和生活也是這樣,沒有完全明確的分野。
張:您說過下部將寫到1587年萬歷皇帝的15年改革過程,萬歷在位48年,實在是創(chuàng)歷史的,也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朱翊鈞在位最初十年,張居正主政,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jīng)濟有很大發(fā)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親政后,勵精圖治、生活節(jié)儉,開創(chuàng)了“萬歷中興”局面。
有人擔心下部會不會落入為新圣主唱贊歌的舊思維中?還是將“帝國的惆悵”一挖到底?
劉:歷史已經(jīng)做出結論,農業(yè)文化為基礎的體制下的經(jīng)濟改革,手工業(yè)經(jīng)濟發(fā)達下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不可能形成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在那種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出現(xiàn)新圣主,更無所謂唱贊歌。我也不會落入“帝國的惆悵”的舊套路中去,該弘揚的是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和偉大的民族精神。
《大明王朝1566》46集只是寫的《大明王朝》上半部,下部的劇本大綱已經(jīng)準備好了。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已經(jīng)為續(xù)集埋下了很多人物伏筆。我會重寫“萬歷十五年”,續(xù)集的故事和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完全不同。我的是小說是故事,從人物角度敘述歷史,而黃仁宇的書是學術著作,主要是從技術、經(jīng)濟的角度進行敘述。
在下部里,故事圍繞萬歷改革背景展開,海瑞的對手變成了張居正。張居正要推行新政,要發(fā)展商業(yè)經(jīng)濟、增強國力,但為此會喪失很多精神和倫理道德。海瑞一方面維護新政,一方面堅持道德原則反貪污腐敗毫不退讓,兩個人之間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搏斗。兩個人各有各的道理,沒有誰對誰錯。這就好比一個人站在山頂上,一個人站在山腳下,在彼此的眼中,對方同樣渺小。
用文學之眼去看歷史人物
張:《大明王朝1566》里,您借用戲中人物之口講到歷史意志和歷史精神,嘉靖代表歷史意志,海瑞代表歷史精神,為什么?
劉:我打一個不太準確的比方,中國在世界上發(fā)行量最大的一本書是《道德經(jīng)》,僅次于《圣經(jīng)》,里面老子說的道就是歷史意志的意思,后來說的德是歷史精神。這是一個比方,因為大家都喜歡把《大明王朝1566》嘉靖最后結束那一段拿出來,叫“黃河長江論”,嘉靖的“黃河長江論”就是歷史意志的意思。而海瑞畢生堅守公平公正,我們平時經(jīng)常說人一般都不喜歡說公平,純粹堅持公平的人,在中國歷史上也屈指可數(shù),海瑞算一個,所以他能代表人類在上天意志下所表現(xiàn)的精神。
人類歷史是人類以社會的形式聚集之后產(chǎn)生的,而人類形成了社會,面對的一個最大問題是生產(chǎn)關系,是生產(chǎn)資源與生活資源的分配問題。我們歷來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是生產(chǎn)生活資源的分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每一代人、每一個朝代都在努力。《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一生堅持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這是一點。第二,在古代一般都會稱這類人是士大夫,這類人身上有一個特點,和后來的革命者是一樣的,即以遭遇損失和痛苦來實現(xiàn)自我理想的滿足。
張:怎么理解“士大夫”精神?這大概是中國人傳統(tǒng)價值觀里的最高價值追求了。
劉:封建時代要求每一個官員要有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也是以遭遇損失和痛苦成就人生的滿足。所以他們有一句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比如海瑞,我既然坐到這個位置,有這么大的權力,能夠實現(xiàn)一般人實現(xiàn)不了的人生成就,為什么還斤斤計較那些利益呢?別人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有別人得不到的榮譽、尊嚴,別人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使命,應該無比珍惜,怎么還能像別人那樣斤斤計較呢?海瑞死的時候連棺材都買不起。他臨死時就一個人,連家庭負擔都沒有,按理說高官工作一輩子,總應該有一點俸祿銀子吧,最后他身邊的副都御史王用汲檢查他的行囊,里面大概就是不到十兩銀子,給他辦個喪事都辦不起,還是官員們一起湊份子給他辦的后事。
另外,提到士大夫精神,我必須提到一個人,就是曾國藩。曾國藩為什么被蔣介石稱為“古今完人”,毛澤東稱“獨服曾文正”?他當時除了代表朝廷,其實也代表孔孟文化。我們一談到哲學就三句話: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三句話廣為流傳,誰都聽得懂,誰都能從不同層面去想一想。我研究曾國藩很多年,我發(fā)現(xiàn)他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說,我是誰?我是父親的兒子,我是兒子的父親,我是哥哥的弟弟,我是弟弟的哥哥,我是妻子的丈夫,我是上級的下級,我是下級的上級,我是朝廷的大臣,我是百姓的父母官。曾國藩無論擺到哪個地方,他都知道我是誰,他永遠不會亂,也永遠不會變。
張:在電視劇和史書里面,皇帝的個性往往被有意無意抽離掉了,面目呆板,一點也不生動,看上去都差不多。而《大明王朝1566》將嘉靖作為一代雄猜之主的馭人之術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您是怎么找到嘉靖這個人的個性和特點的?
劉:你這個問題特別到位,我始終都是用人生之眼、用文學之眼去看歷史人物,這個時候文學和史學就分開了,文學的優(yōu)勢就出來了。很多歷史劇是編年體的大事紀,受史書影響較大。而這次我想用哲學思考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法再現(xiàn)歷史真實。我不去說歷史和歷史人物是什么,而是盡力去說它和他們不是什么。國事往家里寫,大事往小里寫,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
嘉靖是一個不上朝、龍袍都不穿的皇帝,這是一個不想成為歷史最大奴隸的皇帝,他想得自在,想得自由,但是又推卸不掉祖宗、江山社稷交給他的責任。他認為既然上天選擇他當皇帝,他就當皇帝,但個人生活要自己來掌控。嘉靖靠著從老莊那里學來的智慧,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間找到了一個最好的平衡點——“無為而無不為”。
嘉靖是經(jīng)歷過“大禮議”之爭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權,就要面對天下責任,掌握利益分配,這個權力背后其實是罵名,也就是意味著每天的日子都過不好。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也最復雜的政治體制,真要勤政,24小時不睡覺也做不完,還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他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這種方式治理國家,比如拿一件東西給朝臣,讓他們去揣摩圣意,作為皇帝,他從中也得到樂趣。權力最終是帶來樂趣。這個人物你用文學之眼鎖定他之后,就絕對不會是固有模式里的那種皇帝形象了。
因為我不用電腦,寫作完全靠口述,請他人以電腦記錄,所以我在“思”的基礎上,再加了一個“想”。幾十年的創(chuàng)作讓我悟出來,對于文學藝術而言,心的真實是終極的真實。一些懂得歷史的觀眾,開始看時紛紛質疑,紛紛責難,說這個不符合史實,那個不符合史實,但是看到后來慢慢接受了。接受了什么?接受了我心的真實。
張:您對嚴嵩這個人物也有新的解讀,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嘉靖背黑鍋,這和很多藝術作品里的形象完全相反。
劉:我寫的嚴嵩是最接近歷史真實的,只不過這一回我用形象說了出來。電視劇里有一段,嘉靖把嚴嵩叫去痛斥一頓,大雨傾盆,在雨地上嚴嵩把嚴世蕃的傘扔掉了,告訴他:“我大明朝只有一個人能呼風喚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個人能夠遮風擋雨,那就是我,不是你。皇上呼喚的風雨我遮擋了20年。不要忘記大禮議之爭,不要忘記朱明王朝和文官集團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們都說嚴嵩能一手遮天,他遮誰?不是他勸嘉靖到西苑去的,而是嘉靖自己躲到西苑去的;不是他勸嘉靖去煉道修玄的,是嘉靖自己去煉道修玄的,為什么不看這些東西呢?何況嚴嵩執(zhí)政,還有一個強力牽制內閣的機構在,所有的公文,沒有司禮監(jiān)里面的那個批紅都是廢紙一張,嚴嵩怎么一手遮天?遮不了的。所以說真正暗操獨制的是嘉靖,嚴嵩也不是什么大奸臣,歷史本來的面目是這樣的。嚴嵩再壞,因為嘉靖的一句話就倒了,因為他的另一句話兒子就被殺了,家也被抄了,而且多數(shù)財產(chǎn)歸于皇室。
張:除了嘉靖、海瑞、嚴嵩這三個主要人物外,其他配角的形象也非常生動。
劉:我的工作間里有個香案,左邊是嘉靖皇帝,右邊是海瑞的兩幅頭像掛在那里,還有香燭。我每天創(chuàng)作之前把手洗了,點燃蠟燭、三炷香,三跪九叩后擺在那里,然后進行創(chuàng)作。我眼睛一閉,口述的時候,每個人物就自己出現(xiàn)了。這樣的寫作狀態(tài)其實是感同身受。
文學藝術是一定要傳達價值取向和感情傾向的。如果作者自己不動情,你無法進行創(chuàng)作,同時還要保持一個客觀、冷靜的狀態(tài),什么地方控制,什么地方抒情,都有講究和訣竅。
我的劇本寫完之后給了歷史學家馮爾康老先生,他看完之后說:“和平呀,你的東西寫得厚道。”他用“厚道”兩個字,理解我筆下的每一個人和他們所處的人生困境。這部戲是一個困境人生的眾生相的寫照。
張:您的電視劇老是在翻案,您怎么看?
劉:其實有一種呼喚在新文化運動那個時期就已經(jīng)提出來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我想在這兩句話后面再加上一句:“清醒之認知。”今天的社會已經(jīng)給你提供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環(huán)境了。但我們現(xiàn)在最缺的不是這兩樣,而是“清醒之認知”。尤其是我們這些人,既要清醒地認知當下,也要回過頭清醒地認知歷史。歷史是有很多偏見的,不能說我總在翻案,只能說我在不斷地試圖探索歷史背后的真實。很多人看我的作品總覺得有很強烈的現(xiàn)實觀照,我說不是,因為今天我們還生活在傳統(tǒng)文化之中。你看我寫的作品,哪一件事不是明朝人做出來的或者是能做出來的?哪一句話不是明朝人說出來的或者是能說出來的?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我們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是吧?每一代人仍然生活在傳統(tǒng)文化之中,遠近而已。我有這么一個創(chuàng)作觀點,就是把歷史題材當現(xiàn)代題材寫,把現(xiàn)代題材當歷史題材寫,這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我的一個創(chuàng)作原則。而這一原則也是我思考的結果。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個創(chuàng)作指導思想?我認為首先應該從歷史觀談起,即文史哲不能分家,包括在寫現(xiàn)代題材時我也經(jīng)常引用一些歷史學的觀點、哲學的觀點來指導創(chuàng)作,我自認為我持的是一種大歷史觀。以《雍正王朝》來講,我一直反對把它僅僅看作是“清宮戲”,我所寫的這些人、事,這種文化現(xiàn)象、文化背景,都不只局限于雍正那個時代或者清代,它上有上溯下有延伸,在明代有可能,在宋代也有可能,甚至在唐代還可能有部分發(fā)生。
我曾經(jīng)寫過一部戲曲《甲申祭》。這部戲在北京參加會演,當時中央戲劇學院請我去講學,有學生問我,您的歷史觀是英雄史觀還是人民史觀?我的回答是:水可載舟,也可覆舟。如果說英雄是船,人民是水,那么歷史就是長河,船和水都決定不了河的流向。決定河的流向的只能是河床,這河床就是一個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正是通過藝術再現(xiàn)一個民族千百年來共同的精神流脈。我相信,優(yōu)秀的歷史劇能一直延伸到現(xiàn)代觀眾的視野里。

《雍正王朝》劇照
忠實于觀眾而非原著
張:為了讓電視劇好看,增加戲劇沖突,《雍正王朝》的劇本在二月河的小說原著基礎上進行了二度創(chuàng)作。您怎么看劇本與原著之間的關系?
劉:自古以來就有財產(chǎn)分配不公的問題,歷朝歷代有好幾個大的政治家想進行改革,比如王安石、張居正,都解決不了,最后在雍正這里解決了這個千古難題。如何表現(xiàn)出來?怎么改?只要圍繞這個主題都可以,別的都不重要。
從小說到劇本,人們老是談要忠實于原著,我認為不能太談忠實。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曾經(jīng)說過,任何一個產(chǎn)品,當它投入市場時,就意味著它已經(jīng)落伍了。文學作品當然不能同語,但為什么幾百年前的那種思想觀念,我們今天仍然要守著它,一點也不發(fā)展,一點也不作出新的解釋呢?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寫于數(shù)年之前,我認為到現(xiàn)在有些觀點已經(jīng)落后了,明知落后為什么還要忠實?我的改編有一個原則:把原著的終點當作起點。形象地說,我是從書的最后一頁改起。其實是忠實于觀眾。與其奢談忠實于原著,不如實談忠實于觀眾,小說與電視的敘事方式截然不同,忠實于原著,那么就是不忠實于觀眾。我所要忠實保留的是小說的成功之處,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我要把標準定高,我的歷史觀和原著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切入歷史及歷史人物的角度與原作者不同,因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
張:您怎么看雍正這個歷史人物?
劉:以前,央視《讀書時間》的記者問我對雍正的感覺,我說了三句話。第一,我佩服他,他是一條硬漢子。第二,我同情他,前人不愿做的事,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第三,我不太喜歡他,因為這個人做事太認真,對人太嚴苛。
其實我在骨子里是肯定這個人的。雍正不是一個合格的中國人,相反,康熙是。如此集權的中央政府,如此落后的管理手段,于是只能教中國人以一種方式生活——和光同塵。太陽光從窗戶照進來,你能看到里面到處是灰塵,這是強光,晚上月亮照進來,看不到了,只有一派融融和和之感,這便是和光。真正合格的中國人就精通此道。什么事情都太認真,就注定要失敗,尤其是認真到要改變大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人,必定是四面楚歌,像王安石、雍正。雍正是皇帝,生前別人不會對他怎么樣,但身后卻罵名滾滾來。康熙不一樣,追討戶部欠款,不得不追,追到后來又宣告失敗,于是到大內拿出體己銀子給那些大臣還錢,這就是大家心中的圣上。雍正不會這樣,一定要追到底,沒有就抄家殺人。因此雍正不被人喜歡,留下罵名是必然之事。不過,縱觀史料,雍正的一生,他的勤政,他所推行的新政,是任何史料都肯定的。
張:為什么說《大明王朝1566》超過了《雍正王朝》?
劉:創(chuàng)作分三個層面:第一,要求創(chuàng)作者有創(chuàng)作技巧,這個是通過學習可以學來的;第二,要求創(chuàng)作者有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哪條路走得通,哪條路走不通,寫什么,該怎么寫,需要有大量的經(jīng)驗積累,經(jīng)驗有時是無法傳授的;第三,便是創(chuàng)作覺悟,這就涉及作者的哲學思考,是否具有大歷史觀,以及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穿透領悟,僅憑文學修養(yǎng)恐怕還到不了這個層面。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黃庭堅說“書到今生讀已遲”,說的都是創(chuàng)作覺悟的境界。
我想在創(chuàng)作《大明王朝1566》時,自己已經(jīng)在接近第三個層面了,盡量不去主觀地想怎么寫,而是讓那個朝代那些歷史人物帶著我去寫。在寫《雍正王朝》的時候,我對帝王的認識還停留在托爾斯泰那個哲學命題上:“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奴隸”。但當我再來認識嘉靖皇帝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囚徒”了。改編《雍正王朝》時,我必然要受到小說的制約,而創(chuàng)作《大明王朝1566》時我已經(jīng)能夠做到“行于所當行,而止于不可不止”。
在寫作這部劇本的過程中,我進入這么一種自由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也沒有什么提綱,寫完第一集,自己不知道第二集是什么,寫到哪兒算哪兒。我原來是想從現(xiàn)在的第一集寫到萬歷十五年海瑞去世,但突然發(fā)現(xiàn),寫到嘉靖時,就已經(jīng)接近五十集了。
這樣《大明王朝》就只能分為兩部了。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已經(jīng)為續(xù)集埋下了很多人物伏筆。下部中海瑞最大的敵人是張居正。我不認同張居正的改革,其本質是“富國弱民”。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雖在東南工商業(yè)發(fā)達地區(qū)促進了經(jīng)濟流通,但在其他地區(qū)卻加重了農民負擔。例如,該政策將田賦、徭役等折銀征收,要求農民以白銀納稅,而當時農民普遍缺乏白銀儲備,不得不通過賤賣農產(chǎn)品換取貨幣,導致實際收入下降。這種改革措施加劇了貧富分化,甚至為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埋下隱患。
文學必須占領影視陣地
張:導演張黎對我說:“劉和平真是寫歷史劇的第一人,他的劇本非常成熟、完整,完全解決了人物關系、事件、時間和空間的編織。而且選了一個特別巧妙的角度,寫了明朝歷史上最弱的嘉靖皇帝,讓我非常感興趣。對一部劇來說,人處于非正常狀態(tài)是最好看的,這里的嘉靖和海瑞就處于非正常狀態(tài)。除了劇本好,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古代王朝里最完備的,最能夠反映中國人生存方式和政治理念,但是這個朝代的傳奇卻很少以電視劇的方式呈現(xiàn)。”
在您印象中,明代是怎樣的一個朝代,讓您花這么大的精力去講述它的傳奇故事?
劉:我的心態(tài)很復雜,我對明朝愛憎交織,我為什么對大明王朝有興趣?對比電視劇里拍戲最多的漢、唐、清等朝代的歷史劇,講述明代歷史的電視劇并不多見。從古至今業(yè)界和普通群眾都對這個朝代存在許多不客觀的評價,我寫明史,拍《大明王朝1566》,就是希望能讓更多的普通大眾,對明史有個重新認識。
在明朝,中華文明進入又一個高峰,其中包括長篇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昆曲、醫(yī)學《本草綱目》紛紛顯現(xiàn)歷史大潮,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經(jīng)濟、市井文化高度發(fā)達,封建制度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在當時的世界上,中國處于一個世界貿易的核心地位,每年都會有不計其數(shù)的茶葉、瓷器和絲綢運往世界各國,同時也將世界各國的白銀往中國聚攏。但是在另一方面,明朝的封建專制體制雖已發(fā)展至極,卻進入了一個死胡同,越來越多的壓榨和土地兼并出現(xiàn),人民的生活異常困苦,對人性自由的束縛達到了極致,而人心自我呼喚自由的情緒也最為強烈,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才出現(xiàn)了嘉靖這樣另類的皇帝,嚴嵩這樣另類的奸黨之首,以及海瑞這種另類的清官形象,這些都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大明王朝1566》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下誕生的。
張:為什么您總提“文學必須占領影視陣地”?
劉:現(xiàn)在可以稱之為圖像文化時代。受眾最多的藝術就是電視劇,其次是電影。至于舞臺劇、音樂、文學等那些藝術都被邊緣化了。其實,商品經(jīng)濟時代,各個方面也都需要文學,而文學自己就是不進去。
我以前在戲曲劇團做編劇,后來到藝術研究所任所長,一直從事舞臺劇創(chuàng)作。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短短幾年時間內,電視機大量普及,劇團的演出就沒人看了。戲曲在中華大地上流行了上千年,那時候全國至少還有五百多個劇種,其中還有三四百個劇種仍在進行演出。排一部戲能連演一兩個月,全場滿座的情形并不少見。但是,突然之間沒有人來看戲了,因為家家戶戶都去看電視劇了。
任何一種文藝載體,都是文化形態(tài)背景下的產(chǎn)物。今天的戲曲想要恢復以前的功能和社會效應,是不太可能的。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就是,我們已經(jīng)從農耕文明向工業(yè)文明轉型,從家族文化向社區(qū)文化轉型。
大家只認為影視藝術是個快餐文化,一些作品也放棄了對于審美的追求,而觀眾日益上升的欣賞水準也要求更多讓人得到精神升華、心靈凈化的好作品的出現(xiàn)。今天我們的影視藝術最缺的就是文學,凡是用成功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劇,它的票房和收視率往往都很高。
中國和其他國家還不同,電視劇取代了中國幾百年來的戲劇,成為大眾需求最大的藝術形式,它正在慢慢成熟和發(fā)展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電視藝術要主動地與文學聯(lián)姻,文學也要自覺地進入電視劇領域,不要自命清高,將其視為快餐文化。《大明王朝1566》也算一次文學和影視藝術聯(lián)姻的嘗試吧。
歷史總是觀照現(xiàn)實的。我長期從事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就是因為有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不管是《雍正王朝》還是《大明王朝1566》,因為具有現(xiàn)實意義才在觀眾心中引起強烈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