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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勝:林語堂的語言特色及其價值
來源:《現代中文學刊》 | 王兆勝  2026年07月14日08:09

隨著社會觀念的多元化發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越來越具有包容性,原來不太受重視的作家開始引人注意,并形成新的熱點。此類作家除了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還有林語堂。不過,目前的林語堂研究還主要停留在文學家身份,對其語言學家的身份重視不夠,更缺乏從文學與語言的關系角度進行考量,這直接影響研究的廣度、維度、深度。本文主要將林語堂的語言作為考察對象,以探討其獨特個性、理論價值、現實意義。

一、語言學家的底色與風骨

如果說,林語堂以散文、小說創作聞名于世,其文學成就被推向前臺;那么,語言學則是林語堂的本行與志業,其專家學者的身份則常被隱于身后,往往不為人了解和重視。更重要的是,對林語堂的語言學家身份的忽略,會直接導致對其文學成就的貶低。因此,從語言學家的角度看林語堂,不只是還原其完整的“這一個”,還有助于加深對林語堂的文學思想的理解。

以語言研究為高起點,這在林語堂具有超前性。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學是以1917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的,于是,倡導白話,改良文言,打倒死文學,創造新文學,成為一時風氣。但較少有人知道,林語堂早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時,就發表過多篇關于語言的英文學術論文。有研究顯示,1912年12月,林語堂在《我們為何學習中文》中表示:如不掌握中文,能理解我們的國人恐怕不會超過30人。他還說,再過一個世紀,我們必將在更廣泛的范圍使用中文,并大量用中文表達更精妙的理念。在此,林語堂高揚“中文”的價值,并對它寄予厚望。1913年4月,林語堂在《漢語拼音》中說,由于漢語難學,有必要通過字母進行漢語寫作與古籍閱讀轉換。1914年4月至6月,林語堂在為理查德《西游記》譯本所寫的評論《天國求經記》中提出,在諸如宗教教義等微妙問題的翻譯上,字面類比幾乎不可信。在一種語言系統中,一個詞所表達和隱含的意思可能與另一種語言系統中與該詞相關聯的觀念大為不同。于是,他認為,應權衡宗教之間的異同,而不是簡單舉例,就會得出不同結論。1914年底,林語堂在《中國文學語言》中指出,漢語具有最高的藝術性,它具有緊切、簡練、呼應、辭韻四個特征,只有在文章里才能以最清晰的方式找到中國文學語言的意境。1 陳智淦:《圣約翰大學時期林語堂的語言文學研究》,《外語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在此,林語堂雖然沒提出“以白話代文言”的觀點,但對中國漢語語言給予足夠的關注和褒貶評價,尤其看到古文經典閱讀的繁難,希望用漢語拼音改寫與轉換,這一思路和導向具有啟發性,至少暗含了胡適倡導白話文學革命的新聲。從這方面說,在1917年前幾年,不到20歲的林語堂就有了某種朦朧意識,即從語言入手改變傳統文學與文化,這是難能可貴的。

以語言學前沿問題為研究對象,這是林語堂的進入新文學陣營的獨特方式。1916年大學畢業后,林語堂進入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開始在《科學》《新青年》等雜志發表語言學論文,這是他以另一方式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革命。1917年,林語堂在《科學》雜志發表《創設漢字索引制議》,提出自創的首筆檢字法。寫于1917年12月3日,于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的《漢字索引制說明》,是一篇關于檢字新法的說明文章。他針對舊式檢字法的迂緩不便,不適今用,坦承:“當此普及教育之世,檢字必有一簡便捷速之新法,使學者盡知字典之用,而后自修有道,且檢字不至于費時也。”林語堂還提煉出新檢字法的幾個優點,這包括:一是舊檢字法,須詳全字畫數;新法則一見可知字之首筆。二是檢算畫數,常屬難定;首筆則皆于表中有一定位置以規一之。三是舊法部首次序,至難記憶,必賴目錄之助;新法惟須記憶“橫”“直”“撇”“點”“勾”位次而已。四是舊法分部,絕無純一之例以貫通之,學者無所根據,游移莫決;新法惟以字之起先首筆為部首,明白了當,絕無疑義。五是舊例同部同畫字中,及辭書之同首字者,絕無所準以為先后;新法即無一字不有一定邏輯之位置。……八是由實驗言之,新制檢字,較于舊制,可速三倍至五倍不等,而其最高速率,五分時檢三十七字,乃舊法所不能達到之點。這是具有語言學前沿問題的研究,也是以“新”取“舊”,符合新文化教育發展趨勢的創新之舉。對此,蔡元培稱之為“以西文字母之例,應用于華文之點畫,而有‘漢字索引’之創制”,“遂與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檢閱之速,亦與西文相等”,當然,“其功效何可量耶”。2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54–258、286頁。同年,林語堂還在《清華季刊》發表《分類成語辭書編纂法》一文,其主旨即為“按意思之種類而分部首,使檢閱者有一意思,即可得一適當之語以表述之也”,這當然是因“學術日進,則翻檢參考之字書辭書亦日繁且備”,有“陳陳相因”,“鮮創作之精神,而日即于腐舊”之故。3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54–258、286頁。正值白話文運動興盛之時,林語堂在重要刊物發表漢字索引與成語辭書編纂的創新見解,以此奠定了他在語言學研究上的地位。

以語言學博士攻堅克難,這是林語堂的高光時刻。1919年,林語堂赴美留學,后經法國、德國,于1923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語言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古代漢語音韻學》。眾所周知,語言學是學術研究的難點,語音學又是語言學研究的難點,中國古代語音學更是難上加難,這就決定了林語堂的博士論文選題是個巨大挑戰,這既是學術研究的,更是自我超越的,特別是在短期內,以自己并不擅長的德語寫作,對林語堂將意味著什么。有研究者稱,林語堂提交博士論文的時間是1923年2月5日,通過考試時間為2月16日,獲得博士學位時間是2月28日,所取得成績為2分,其“評價是‘好’”的,由此可見林語堂的博士論文是高質量的。回國后的林語堂,在1924年之后發表不少語言學研究論文,主要收錄在1933年出版的《語言學論叢》一書。據高永安的研究,這些文章各自為戰、相距甚遠,其實均與林語堂的博士論文相關,顯示出林語堂古音學研究的完整體系。《前漢方音區域考》是利用《方言》的地名游戲,《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是對“對轉的名詞解釋,《左傳真偽考》只是文獻辨偽的應用之作”。4 高永安:《“林語堂之謎”及其博士學位論文平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2期。不過,林語堂寫于1923年的《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后》與《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值得注意。前文在贊賞汪榮寶研究價值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即“以科學準繩,于引證上不敢謂已成定案,于發音上也不敢謂既詳且盡”。在林語堂看來,“西方學者之重聲音訓詁不亞于中國人,而條理縝密則過之。我們處此西洋學術輸入時代,能把我們規模已備的古音學據科學方法而演進之,推密之,將必有空前的結果。”后者強調“研究方言應有語言學的見地與眼光”,“這幾個人有了語言學的知識,對于方言現象能發生深長的趣味,然后各類方言可望得一個透徹的有系統的研究,而研究的結果才能處處發出科學的興味”。5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137、224–225頁。顯然,這與林語堂的博士論文研究理念與方法一脈相承。可以說,承“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勢,林語堂在20世紀20年代以語言學博士論文為契機,一發而不可收,取得了顯著成績,這也成為他學術研究的輝煌期。1924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發起方言調查會,在30多位著名國語運動的學人中,林語堂被推舉為主席。他直言,這是一項科學的工作,需要洞察現今之語勢,但更要窮其原委,探其變遷,明其系統,得其歷史上之解釋。這也是作為語言學博士的林語堂所具有的學術影響力之明證。

以語言學研究推進社會實踐創新,這是林語堂的突出貢獻。不少語言學研究往往重在學科建設發展,其創新也多在學科內進行。林語堂的語言學研究除了解決學科難題,還注重向其他社會領域拓展,在創新中充分發揮語言學的價值優勢。最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林語堂發表《提倡俗字》,反對“別字”,而贊成“俗字”,因為二者有別。他說:“俗字簡字是應該提倡的。”“別字應當反對。”林語堂舉例說,“留學生回國之后,作文章就沒人懂了,過了幾天連自己也認為得了”這句話,如用“別”字寫成“流學生迴郭之厚,做文張就沒人董了,過了己天蓮自己也忍不德了”,別人是沒辦法認的。至于“如何使筆畫減少,書寫省便,乃一刻不容緩問題”,于是林語堂“本想擬一個三百字俗體方案,做研究的起點”,但已到發稿時間,來不及做,也只有從不同角度列出現行俗體省體之簡便者。6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7卷,第169–172頁。在1935年,林語堂在《論語》刊登啟事:“本刊自第五十五期起,由時代公司制備簡筆鉛字,實行排印,每月添二十五字左右,至三百左右而止。茲將第一批及本期所添簡筆字開列于下,望投稿諸君注意,在寫稿時即用此俗體。”7 林語堂:《論語實行簡筆字啟示》,《論語》,1935年1月16日,第57期。這不只是文字改革,更是辦刊行文之變,也關乎社會發展與教育改革等大事。林語堂創辦《論語》雜志,通俗易懂,發行量大,影響廣泛,顯然與其語言文字改革是分不開的。早在1931年,林語堂就有個關于打字機的備忘錄,其中有四步發明,通過縮小體積,左右旁漢字拼寫,強調諧音字,并以首筆與末筆歸類,如此則千余字皆可以三十余鍵紐調動之。到四十年代,林語堂全力投身于發明中文打字機,他根據“部首在右在下者,概不認為部首,以確立檢字之絕對性”,以上下形檢字法,取字之左旁最高筆形及右旁最低筆形原則,這樣無論字分左右旁與否,既無例外,又放棄筆順,只看幾何學的高低,不受筆順困擾,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林語堂發明的這個明快中文打字機,備有七千字,而七千以上以罕用字可拼印左右旁而成,拼印字可造九萬。這部打字機有64鍵,人們可不受訓即能打字,每字按三鍵,每分鐘能打50字。最常用的四千字都占第一字位,打字員熟悉鍵盤后,靠觸摸鍵盤就可以打字。對于這個“明快中文打字機”,語言學家趙元任在信中說:“語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機打字,我非常興奮。只要打兩鍵便看見同類上下形的八個字在窗格出現,再選打所要打的字,這是個了不起的發明。還有個好處是這個鍵盤不用學便可打。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打字機了。”后來,林語堂的明快中文打字機不斷地被改良,到1985年,神通公司將林語堂的“中文上下形檢字法”用于電腦,形成“簡易輸入法”,林語堂女兒林太乙認為它在當時是最好的輸入法。8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29卷,第68–69、203–211、219頁。其實,今天我們的電腦五筆字型輸入法與林語堂的“明快中文打字機”不無干系,在此可找到直接源頭和內在關聯。

以整理漢字推進國語改革,這是林語堂的晚年余暉。不少人認為,林語堂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語言學轉入文學后,基本放棄了語言學研究。如從大勢上說是可以這么理解的,畢竟林語堂終其一生以散文、小說創作為主;不過,事實遠非這么簡單,林語堂的學術研究、翻譯工作也占據著重要位置,語言學及其相關研究也一直沒有間斷。最突出的是,直到晚年,林語堂重新以中文寫作時仍念茲在茲于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并發表大量相關文章。較有代表性的有《整理漢字草案》《整理漢字的宗旨與范圍》《再論整理漢字的重要》《漢字有整理統一及限制之必要》《論漢字中之變音變義》《國語的寶藏》《中國語辭的研究》《論部首改良》《上下形檢字法緣起》《國語的將來》《國語文法的建設》《論“他、她、它”及“他(她、它)們”的怪物》《論言文一致》《論今日臺灣的國語讀音之誤》《臺灣話中的代名詞》等,這些文章雖無古代語音學研究的專業性難度,更重視通俗語言的普及,但也是林語堂的語言學研究的一部分。林語堂表示:“文字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象征。整理漢字及部定簡體字,不是保存國粹問題,而就是科學現代化的一種表現。”“一國的文字,關于文化普及極大,我們只要問,文字是少數文人的所有品呢,還是一般社會所共有的傳達思想的工具?其余都是廢話。”“清順自然,如蘇東坡所說的行云流水。只要我們目標認清楚,我們一定可以發展出一種雅健的國語。”9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第156、161、202頁。晚年的林語堂仍致力于國語改革,希望用他的語言學知識、思想、智慧照亮前行之路,這是一般語言學專業研究者難以望其項背的。

總之,林語堂一生所從事的職業甚多、專業也廣,志業不可謂不宏大,但有一條前后貫通的線索,那就是“語言學家”的底色和風骨,它像一條金線在礦脈里時隱時現,也像一道生命曲線展現出獨特的美。事實上,林語堂與錢玄同、劉半農、趙元任等語言學家一樣,在語言學界占一席之地,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為他的學術人生打下了堅實基礎。忽略了這一點,就無法理解林語堂的完整性、嚴謹性、內在性,也會讓林語堂這個人變得飄浮甚至虛幻起來。

二、語言之樹開出的文學花朵

從學科的角度看,語言學與文學有明顯的區別,前者偏于理性與科學,后者偏于感性與藝術。有趣的是,林語堂能將語言學與文學較好地銜接起來,并進行有機的融合,這是非常難得的。換言之,林語堂沒有將自己固定在語言學領域,而是不斷越界,突破自身限度并進行大膽的探索與創新,在文學的天地縱橫馳騁,于是他的語言之樹上才能開出文學的花朵。

語言學家與文學家。目前,研究者對林語堂的語言學與文學雙重身份多做分化理解,即前期是語言學家,后期是文學家。其實,作為語言學家的林語堂是貫穿其一生的,同理,文學家的林語堂也是自始至終的,并非從語言學家之后才開始的。就文學生涯而言,一般人傾向于認為,林語堂是從加入了魯迅、周作人等人的《語絲》雜志開始,寫作激烈的雜文,到20世紀30年代創辦《論語》雜志和創作小品文,再到后來寫出《京華煙云》等長篇小說,從而完成了一個文學家的成長歷程。這樣的理解固然不錯,其實卻并不完整,也是比較片面的,因為早在中學時代甚至更早的童年,林語堂就開始了文學創作。在《八十自敘》中,林語堂有言:“我最早就有想當作家的愿望,八歲時我寫了一本教科書。一頁是課文,接著一頁是插圖,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細心不使別人看到。”其文句是:人自高,終必敗。持戰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強。他人力,千百倍。林語堂還說:“以所用的詞匯論,寫的算不壞。”10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258–259頁。此時,小林語堂就有當“作家”的夢,且能寫出含有道家意味的詩句,不能不說讓人驚奇。有學者稱,自1911—1916年五年間,林語堂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發表過十幾篇體裁、風格各異的中英文作品,其中包括散文和小說。11 鳳媛:《林語堂圣約翰時期的語言文學觀考論(1911—1916)》,《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由此可見,林語堂的文學家身份不是從語言學家轉向的,而是與語言學一起,甚至在更早時間就埋下了種子,然后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換言之,語言學家與文學家之于林語堂,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存在,是一物之雙面,八歲時小林語堂的詩句已顯示了其語言天賦。

語言與文學。林語堂很少孤立地談論語言或文學,而是在論語言時有文學考量,在論文學時又有語言維度,這就與那些純語言學家或文學家區別開來。比如,林語堂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發表的作品,除了關注語言學,還有談論中國小說,在語言與文學上是并重的。1920年6月22日,留學國外的林語堂給胡適的信中,表達了這一觀點:“白話一件,我自揣正在胎期在雛形時代。”“我想白話文學運動惟一的正義只是白話能生出一等文學來,文學革命而不能生一等文學出來,那就白話不白話,革命不革命都不相干,爾想對不對。以普及教育為白話文學唯一的目的我想是一句褻瀆白話文的話。”12 參見陳欣欣:《論林語堂的白話文語言觀與文學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5期。當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學革命全力倡導白話的時候,林語堂能看到白話還處于胎期,是個雛形時代,需要不斷提高和改進,特別是要通過白話達成一等的真正的文學發展,否則,白話文學革命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在白話這棵樹上要讓文學之花綻放,這既是對語言的要求,也是對文學的熱切呼喚。另一面,文學對語言也有影響,通過為文可改變文字存在的局限與問題。在《怎樣洗煉白話入文》中,林語堂強調:“須知流行白話之可憎,乃白話作家之罪。”“故欲糾正今日文字之失,仍是大家先學做好白話文。須知今日白話之病,不在白話自身,而在文人之白話不白而已。此癥不除,換一名目,亦不能除。文人之病在好填塞,用爛調。”林語堂還說:“故今日文字問題有二要點:一,洗煉白話使之入文;二,利用小品文使此種成語同時侵入論說境界。如此中國文字便可活將起來。”13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第62、58、73頁。顯然,欲克服白話之弊,白話文功不可沒,作家不可或缺,而通過“洗煉白話入文”是一條有效途徑。正因為有了這樣辯證的態度,林語堂對“語言”與“文學”的理解才能獲得增值的效果,突破單一的思維和固定的看法。

語言中的文學。林語堂從事語言學研究,以嚴密的邏輯、深刻的理性、從容的態度、驚人的耐心攀上高峰。其中,西方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不過,與一般意義上的語言學研究有所不同,林語堂又能超出語言學研究的刻板,注入新鮮的生命活力,特別是文學性因素,這使其文本有了別樣的魅力與風采。除了在文本中加入有趣的人與事,林語堂還會用“副文本”進行擴容,形成一種文學的氣質。在《語言學論叢》一書的“弁言”中,林語堂寫道:“這三十余篇論文,是十余年來零零碎碎斷斷續續隨時發表的,仿佛講學的文字,五年前因窮賣與開明書店。隨后偶有關于古音的著作,也收入集中,其中有幾篇是不曾發表過的。開明排裝如發寒瘧,有五日一發的,有數月一發的,也有每春復發的。而我校對也差不多以四季氣候為轉移,五年于茲。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果然校完,可見人不可無恒心。”他又說:“這些論文,有幾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國時所作,脫離不了哈佛架子,俗氣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討厭。其時文調每每太高,這是一切留學生剛回國時之通病。后來受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了教育,脫離哈佛腐儒的俗氣。所以現在看見哈佛留學生專家架子十足,開口評人短長,以為非哈佛藏書樓之書不是書,非讀過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也只莞爾而笑,笑我從前像他。”短短的弁言,被這樣的文學性表達占去十分之八篇幅,真正談語言學的只有文末數行,此雖非語言學研究,但放在語言學研究之前也是奇觀!說明林語堂從事語言學研究的文學心境。在《新韻雜話》中,林語堂也有這樣的文學表達:“分韻純以京音為主,蓋現所謂國音只讀音統一會暫定之音,該會恐尚不免自翻成案,即使不翻成案,而此等東拉西湊四川領子南京袖子之標準音,實際上抵不過京音之魔力,不但將來永無實現希望,即目前已不適用翻檢。”他又說:“若就學理而論,北京土音中之‘車’字且常作圓唇勢,然此等話與國語大家言之,必無人相信也。其實此等若有若無若存若亡之過渡音,生于輔音元音之間,為便利實用檢查起見,簡直置之不理可也。”14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284–285頁。可見,在林語堂的語言學研究中是有“文學”的,它像風帆一樣牽引著語言學這艘沉重的大船勇往前行。當然,更多時候,林語堂是在文論、文學的語言中升騰起文學性,一種心靈花開的語言在飛翔。在《論年老——人生自然的節奏》中,林語堂寫道:“自然的節奏之中有一條規律,就是由童年,青年,老年,衰頹,以至死亡,一直控制著我們的身體。在安然輕松的進入老年之時,也有一種美。”“我愛春天,但是他太年輕。我愛夏天,但是她太氣傲。所以我最愛秋天,因為秋天的葉子的顏色金黃,成熟,豐富,但是略帶憂傷與死亡的預兆。”15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310–311頁;第121頁。在此,一些普通言辭被林語堂賦予了文學的魅力與藝術的光彩,它們像晨曦般將天地照亮。這是一種點石成金的語言表達,林語堂無疑就是那個語言的魔術師。

文學中的語言。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在其作品中又常會閃現語言的光彩。換言之,在他充滿文學性的文學表達中,語言、詞語、文字不是固化和死氣的,而是充滿靈光的,它們像吉光片羽般既堅實有力又隨風飄散,給人一種豐富的想象力與生命活力。在《道山的高峰》中,林語堂寫道:“讀愛默生有點像站在一個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崗石上鑿他的字,濺出火星。讀孟達尼則像看一個犁田的人在遠處工作,因為他永不會傷到你。但你若太接近愛默生,有時會有一塊碎片飛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來——你有一種參與創造程序本身之感。”16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310–311頁;第121頁。這是一篇論說文,但其中是有文學性的,也有“語詞”,這是有生命質感的“語言”在跳動與閃亮,也是林語堂超出一般文學家與學者的地方。在散文《小品文之遺緒》中,林語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品文筆調,言情筆調,言志筆調,閑適筆調,閑談筆調,娓語筆調,名詞上都不必爭執,但確有此種筆調,正實明暢為主,首尾相顧,脈絡分明,即有個人論斷,亦多以客觀事實為主。言情者以抒懷為主,意思常纏綿,筆鋒帶情感,亦無所謂起合排比,只循思想自然之序,曲折回環,自成佳境而已。換句話說,說理文如奉旨出巡,聲勢煊赫,言情文如野老散游,即景行樂,時或不免惹了野草閑花,逢場作戲。”17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第93頁。其間的“語言”豐富多樣、搖曳生姿、氣韻生動,仿佛踏上了劃板和祥云有一種異樣的美,這是林語堂的文學中的語言的動人之處。林語堂還有一種文學中的語言表達法,即文字變得非常的自由放逸,仿佛是醉拳、草書一樣令人感到眼花繚亂,情不能已。在《狂論》中林語堂寫道:“實則周顛米顛,是否真顛,皆有問題。吾恐周顛米顛正笑世人皆顛耳。惟笑人以周顛米顛為顛,而以口誦孔佛之言,身行盜跖之行,造洋樓,買汽車,醉生夢死啖飯遺矢賣友事仇顯祖榮宗者為不顛,而全國乃似顛人國,似顛人院,顛之倒之,伊于胡底。”在《思孔子》中,林語堂有這樣的句子:“噫,孔子何其幽默哉!吾將拜倒其席下矣!”“嗚呼,孔子窮矣而不濫。”“未知有何畫家能畫出此匪兕匪虎匪牛匪馬不三不四之師弟流浪于曠野之神情乎?嗚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嗚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18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7卷,第225、263–267頁。這兩段文字不論是用詞遣句、標點符號(有的地方是去標點符號的)、文脈氣勢、神情意態都是“語言”的特殊表達形式,它如同節日在文學文本中顯得熠熠生輝和光彩照人。我們很難想象,這是研究古代語音學的語言學家林語堂寫出來的散文作品,其間的“語言”如天女散花般豐富多樣、天真爛漫、自然天成。

如無語言學家作為前理解,我們讀林語堂的一些文學作品,特別是散文,常有過于放逸之感,也會擔心他的語言、句子是不是有問題。然而,當從語言學家的角度理解林語堂的文學創作,就會有一種堅實的信任感,即他不會沒有原則、隨心所欲地進行自我表達。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張力空間,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謎語”,即林語堂在語言與文學之間是如何調適和平衡二者的張力關系的?也就是說,作為一種語言,它有其語法規則和表達限度;但進入文學創作后,語言如何在遵守規范的基礎上,又能跳出其拘囿,獲得一種自由與解放,具有文學性和產生藝術魅力?這在不少人是很難做到的,然而,林語堂卻能讓“語言”之樹開出美麗的文學之花,這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當然,除了林語堂,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也寫過散文集《龍蟲并雕齋瑣語》,是將語言學與文學進行了美好的嫁接,這說明語言學與文學確是有著親緣關系的。

三、林語堂語言的獨特價值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比較忽略林語堂的語言,即便論及也多是孤立地加以對待,或從語言學的角度作技術性理解,或從文學的角度給予藝術特色的把握,難以從整體性、學理性、精神性等方面進行闡釋,這勢必帶來表面化的認知和機械式的定論。如果站在語言學和文學的雙向融通中進行審視,林語堂的語言特別是文學語言頗有價值,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恐怕是難以代替的。

一是豐富性與兼容性。不少中國現代作家都是多面手,有的還精通外語,多有翻譯作品,像魯迅、周作人、冰心、許地山等頗有代表性。不過,作為語言的天才,林語堂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恐怕少有人能出其右者,特別是在豐富性與兼容性方面更是如此。林語堂精研古文,特別是古代音韻學,寫過多篇關于方言的文章,還是積極推廣白話的大家,又是著名的翻譯家,精通多國文字,尤以英文、德文為最,他的英文好得讓英語國家的作家都自嘆弗如。早在“五四”時期,“玉堂(林語堂原名,筆者注)在一份英文報上發表了幾篇關于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進的經過,引起胡適的注意”。19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29卷,第30頁。可見,林語堂還曾涉獵意大利文,這是不易被研究者注意的。最重要的是,林語堂在各種“語言”面前,有一顆兼收并蓄之心,并達到了較好的融合。在《論言文一致》中,林語堂認為,長期以來,“白話與文言之間,立了一條鴻溝,不能相通”,其實,“要寫得出來,也念得出來。這樣才可以算是理想的白話文學。要念得出,聽得懂,這才是文學的國語”。林語堂還說:“文學的國語應以語言為主體,而在這白話當中,可以容納凡需要的文言成語的部分。要這樣才能演成文人的國語,而漸達到語文一致的地步。也要這樣我們才能有善于傳情達意的國語。”“總而言之,這樣把我們語言文字中幾千年鍛煉出來的辭語,融會于文人的口語中,而以語言為主體,語文一致是可以辦到的。”20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6卷,第233–236頁。這就將白話與文言,以橋梁和紐帶的方式聯系起來,并對二者進行了融通與發展。還有翻譯過程中的不同語言的融會,也是此理。這種豐富性與兼容性與林語堂的“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文化理念有關,也與他的“矛盾中的和諧”的世界人生理想一致。看似不同甚至相左的方面,林語堂卻能使之和諧相處,并無妨礙與阻隔,這是一般人難以達到的大智慧。

二是創新性與幻化性。林語堂能在不同語言之間獲得溝通和兼容,并不是和稀泥似的將它們一股腦兒堆在一起,而是進行了創新,特別是神奇的創造。以林語堂倡導的“語錄體”為例,他反對“今人作白話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于是稱之為“可憎的白話六四”,而堅信的是“語錄體”的價值。林語堂稱,“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依語錄體老實說去,一句是一句,兩句是兩句,勝于蹩扭白話多多矣”。“語錄體乃白話文言過渡之津梁”,“做語錄體,說話雖可放膽,文字卻須經濟,不可魯里魯蘇”,“此種文體,極近語氣,寫來甚為輕便,卻又能得清新之旨,不入前人板套”。21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第188、193、197–199頁。這是建立于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創造性活動,即充分吸收文言之白,克服白話之文,即白話的四六或六四,讓人無法忍受的魯里魯蘇、別扭與歐化。與魯迅等人倡導的歐化的白話文相比,林語堂希望創造出一種雅健的白話,而語錄體為其一。關于“幻化”,是指超越一般變化所進行的神奇的變化,猶如羽化而登仙般神妙。有學者指出:“幻化”本質上是一種帶有創造性的神話思維,這種觀念滋養了對富有想象力的文學藝術進行接受、承認和支配的包容力。我們只要想想佛教“幻”的概念怎樣刺激了曹雪芹的藝術想象,從而在《紅樓夢》中構筑了那移人心魄的“太虛幻境”這一事例,便會很自然地接受以上的論點了。22 胡河清:《靈地的緬想》,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第147頁。林語堂在語言上具有創造性,而且是一種“幻化”性思維的創造性,這在不少方面都有體現。如創造新詞匯,林語堂將“well”與“read”兩個詞合在一起,變成“well–read”,意思是“讀書好”!還有,直接翻譯。因為中國古代的一些語詞很難對譯,于是林語堂就不譯了,采取直接取音并加解釋的方法。如“琴”在中國常指古琴,完全不同于英語中的piano, violin等琴。在此,林語堂根據拼音qin,直譯為Ch’in,并解釋說它是一種樂器,既能讓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樂器,也能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文章。23 李晶晶:《從〈生活的藝術〉看林語堂詞匯運用的靈活性》,《三角洲》2024年第13期。這里沒用高級的復雜詞匯,只加一短線和用拼音直譯加解釋,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說它有鬼斧神工之妙亦無不可。對于“洋涇浜”英語,不少人不以為意,有人就用“洋涇浜”英語諷刺林語堂,但林語堂卻在《洋涇浜與基本英語》中說:“我想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不但非常佳妙,而且是有遠大的前途的。”他舉例說,一個女士謝絕邀請,如果用unable to come,心中總不免疑心,她會不會改變主意,最后又來了;然而,當說到no come,就不必準備她來了。24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5卷,第172頁。因為這個“洋涇浜英語”是中國式的英語,表達既清楚明白,又節省筆力,還是非常有效和易于理解的。對于中國古代語詞的翻譯也是如此,林語堂能由形得意,如“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一句,林語堂將“江聲”譯成“the murmur of the river”,于是,有學者評道:“‘江聲’原是一個很一般的詞,不能給人多少想象的余地,譯成the murmur of the river就生動多了,它不但描繪了低沉連續、極少高低變化的江聲,而且這江聲似乎于萬籟俱寂之時在跟詩人低聲耳語,給人以更多想象的空間。”當譯到李清照的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林語堂將它譯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于是有人評曰:“原詞運用了許多雙聲疊韻字,生動地刻畫了作者寂寞、迷惘的心情,同時營造了漢語所特有的音律美。由于英漢兩種語言語音上的差別,實難移譯。林氏巧妙地利用頭韻這一語音修辭手段,使譯文在音韻和意境上都與原文不相上下。”25 董暉:《貌離神合 得意忘形——淺析林語堂英譯中國古代詩詞中變通手法的運用》,《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顯然,這種創造性譯法需要較高的能力水平和靈光閃現。當硬譯和歐化成為翻譯和白話的阻力時,林語堂的創造性思維與幻化之功不可忽略,應給予高度重視和積極評價。某種程度上說,這是林語堂富有超常的創造性的一種活學活用。

三是思想性與審美性。一般說來,語言主要是技術性的,其實它又是有思想的,也是審美的。林語堂很少簡單地理解語言,而是將之與思想、文化、審美相關聯,以顯示其豐富的內涵與獨立之價值。比如,林語堂認為,中國人的頭腦近乎女性的神經機構,缺少抽象的辭語,思考方法是綜合的、具體的、慣用俗語的,像婦人的口吻。另一面,“中國人的思考方法之具體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詞句之性質,及其俗語與比喻之通用幾點來表顯”,如用“大小”表體積的量,用“長短”表長度,“長和短”也可以表“是和非”,“我不喜論人長短”與“此人無是非”皆是。他還說:“中國文學手段,即中國語言之語格,實為決定中國文學特殊發展的主要因素。與歐洲語言一加比較,很可以循索出中國思想與文學之特殊性,乃單純的受所謂單音語言的影響,其程度至深。”他還說:“倘中國人民的語言是一種活用變化的語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則他們是否將這樣馴良從順,這樣尊敬其長上?我有時而感覺到倘中國人能設法在語言中保留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們將根本搖動孔子的權威,復很可能的早就擊碎了傳統的政治結構。”26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20卷,第75–77、207–208、212頁。在此,林語堂從思想、文化尋到語言之根,以反思中國傳統的根深蒂固和難以改變的深層原因。值得強調的是,林語堂的語言一直強調美感,翻譯的標準為信、達、雅、美。“第一是忠實標準,第二是通順標準,第三是美的標準”。27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306頁。“雅”是一種美,但又與“美”有別,這是林語堂對嚴復的超越。對于林語堂“翻譯的審美過程”,有學者概括稱:激活審美意識(“注意到文字之美”),獲得審美感應(“于意義之外得一種之暗示,受一種之沖動……引起我們的幻象,宛然如親臨其境”),積累審美經驗(獲得“總意義”“總意向”),產生審美價值判斷(判斷什么是美的,“不但須注意其說的什么,并且須注意怎么說法”,包括識別出“作者之風格個性”與“風度神韻”),再決定審美接受策略(“對讀者之責任”:“行文時須完全根據中文心理”,“遵從中文表達習慣”才能“通”而“達意”),最終根據審美理想(“翻譯即藝術”)訴諸審美再現(“表現論”:通過“句譯”追求“達意”“傳神”)。28 劉全國、馬存智:《林語堂“美譯”思想的發凡與建構考論》,《翻譯研究》2024年第1期。有了思想與審美,林語堂的語言也就有了深度與色彩,不至于被條條框框所拘,變成一些語法和教條。

四是通俗性與平易性。作為語言學家,林語堂遣詞造句和行文表達當然要遵守語法規范,否則就稱不上語言學家了。不過,林語堂又一直反對將語言繁瑣化,過分講究學術規范和規則,希望讓語言變得通俗易懂、簡潔明快和平易近人。這既是為了語言的生活化、人生化、大眾化、藝術化,有助于推廣與普及;又與林語堂的價值觀、審美觀、語言觀、文學觀有關;還與他對語言學的真正理解有關。林語堂明確表示:“由活的語言的立場上,規則這個東西,總是叫人懷疑的,因為每條規則,總有三四條的例外。語言之物并不是先知先覺用清晰的理智制定出來的,乃在街談巷議,士女相謔,潑婦罵街,文人市仁義,商人爭回扣之時鍛煉而形成出來的,所以也就不大容易聽從文法家想要獨霸天下的紀律。”29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3卷,第227頁。在林語堂看來,語言是活的,不是死的,尤其不是用已固定的語法所能規約和限定的,鮮活的語言是變化的,特別是從生活實踐中得來的才是最靠得住的。也是在此意義上,林語堂倡導學習方言和以方言來寫作,并強調一定要讓語言變得平淡自然。他說:“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詞藻為能事,以炫其空,與做艱深古文者何別?”在《提倡方言文學》中,林語堂認為:“文言文總是越弄越斯文,越空洞,還是方言俗語來得靈活。所以有時上海本地人寫一篇上海土語短篇小說把我你讀讀倒滿有意思。”于此,林語堂開始以方言口吻寫道:“所謂方言文學并弗是想取國語而代之,也弗是叫大家勿要寫國語,不過,上海土語,或是別種方言,完全嘸沒人用來寫作,也是不應該,寫得好個人寫寫也嘸沒關系。好像有人提倡詩,并弗是叫人家勿要寫散文,請弗必誤會。還有一樣,外邦人學上海話總是學不好,也是因為嘸沒方言讀物。”30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第147、179頁。包括英文寫作也是如此,林語堂很少用復雜語詞,往往用的都是那些最簡單易懂的常用語,但卻有著豐富的表現力、概括力、審美力,讀之令人嘆服!

五是地域性與世界性。在林語堂的語言視野中,一面是地域性的,這是方言、不同國家的語言等;另一面包括世界性,國際性的,這是人類的共同的理想語言。在《前漢方音區域考》中,林語堂計得漢代方言十四類,這包括:一,秦晉;二,鄭韓周;三,梁,西楚,為中國西部系;四,齊魯;五,趙魏之西北,燕及代之南部;六,魏衛宋;七,陳,鄭之東部,及楚之中部為中國東部系;八,東齊(青)與徐;九,吳揚越為夷系;十,楚(荊蠻);十一,南楚,為蠻系;十二,西秦,為羌氏系。此外異族與中國種族比較少關系者亦成二系;十三,狄系,居秦晉之北,其影響及于五類;十四,為東胡系,居朝鮮及燕代之北。31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19頁。還有上海方言、閩粵方言,北京方言、印度支那語言等,均是林語堂所言的地域性語言。林語堂還這樣談語言的世界性:“賴于知識的普遍,經過數千年的閑暇,將進研其他學術而徐徐超越文學之技巧,說不定也能給予世界以較多之發明如印刷火藥之類,并影響地球上人類文化的歷史了。”32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20卷,第212頁。這也是為什么,林語堂并不簡單站在西方角度,而是有中國立場與方法,并從世界語言發展的高度來翻譯作品。換言之,地域性是語言的生命之根,中國語言有其自身的文化傳統,世界各國語言要在現代性視野中進行平等交流對話,并創造出一種更適合人類發展的世界語言,這是林語堂語言觀的要義所在。

面對全盤否定中國語言價值,甚至要廢除漢字,林語堂公然為之辯護;胡適等人倡導白話文學革命,但主要強調的是白話,林語堂希望有真正意義的白話文學;魯迅等人看到歐化語的價值,林語堂則發現其局限與問題;別人反感洋涇浜英語,并以此諷喻林語堂,林語堂卻承認中國式洋涇浜英語的價值意義,不贊成基本英語;當四六語言盛行,林語堂要求寫真正的白話,特別稱贊語錄體。比較起來,林語堂的語言思想是開闊、開放、辯證、全面、實用、有效的,也是富有前瞻性的,至今他的不少觀點仍然有用,顯示了其遠見卓識和長久的生命力。

語言學與文學是林語堂本體的兩極,也是可以互照的兩面鏡子,而維系其關系的主要是“語言”。以往,研究者主要從文學的角度研討林語堂,并注重其思想、文化、精神的維度,忽略了文學語言之價值,更不要說其語言學與語言的豐富內涵和意義。當認識到語言學特別是語言之于林語堂的根本性、內在性、成長性、方向性,對林語堂文學的研究就會有所不同,并獲得新的理解和價值。與此同時,被語言學與文學加持的林語堂研究也會進入新的問題域,獲得新的價值旨歸。在與林語堂相似的作家,以及不同作家的比較中,這一點會變得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