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讀者社會” ——“新/舊”文學之爭與“五四”新文學閱讀共同體的建構

文學研究會成立會,攝于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
1921年,當文學研究會成員們耽于一場火力強勁的與鴛鴦蝴蝶派關于“新/舊”文學的筆戰時,[1]鄭振鐸在其主持編輯的《文學旬刊》上發表雜談一則,稱“讀者社會的改造許多人都以為是很必要的”,可惜“他們對于新的作品和好的作品并沒有表示十分的歡迎”。鄭悲觀地說:“其實說一句老實話罷,中國的讀者社會,還夠不上改造的資格呢!”[2]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現下的“讀者社會”“懶疲”[3],“最糟的,就是一般讀者,都沒有嗅出面包與米飯的香氣,而視糞尿為‘天下的至味’”[4]。這種不滿并非鄭振鐸一人獨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文學研究會成員中的態度,茅盾也曾措辭激烈地抨擊一般群眾的“口味低劣”。[5]
刺眼的詞匯無不透露出新文學初期提倡者們對文學傳播、接受效果的焦慮,雖然矛頭指向的是論戰的鴛鴦蝴蝶派。直至1923年,王統照仍在批評報紙上的文學“還是依舊的混沌,無聊,亂雜,卻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幾年來新文學的傳播與收獲都很為微末”,又提醒著新文學的創作者們,“民眾對于文學興味的淺薄,賞鑒的程度低下,他們正應提醒,引導,使民眾漸漸地了解,而且得有文學趣味的涵養,而且借此可以為改良社會的一部分的助力”。[6]因而,關于“怎樣提高民眾的鑒賞力”的命題,也時時見于當時新文學刊物的討論中。[7]
縱觀晚清以降的文學生產,小說借標榜“游戲”和“消閑”的刊物開辟了新領域。[8]“五四”文學革命之后,這一閱讀傳統依然強大。在一個相互對照和參照的共時視野中來看,借用托尼·本尼特的說法,以先鋒姿態登場的新文學和占據流行市場的通俗文學有著不同的“閱讀型構”[9]。鄭振鐸所憂慮的是“‘怎樣制造——還講不到改造讀者社會?’這實是現在一個十分緊要的問題!”[10]1923年底,他在《晨報副鐫》發文預告新一年《小說月報》的編輯設想,稱“中國讀者社會的文學常識的缺乏是無容諱言的”,因此《小說月報》“文學史及文學概論一類的篇幅擬大加擴充”,除了“比較文學史的性質”的“文學大綱”外,“同時并擬逐期登載‘詩歌概論’‘戲曲概論’一類的文字,這二種稿子,至少總可以給一般讀者及初次研究文學的人以很大的幫助”。[11]誠可見其重塑“讀者社會”的用心與實踐。
一 新文學的“讀者社會”
那么,新文學的“讀者社會”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哪些階層?有待我們作一簡要的歷史分析。藤井省三曾經考察1921年文學研究會12名發起人的生年與職業,試圖以此“窺知作為新文學的作者和讀者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分布狀況”,其中,編輯2人,大學教授、研究者、教員各1人,而學生卻占了7人。[12]這大致可視為新文學讀者社會構成的一個微縮模型,新文學的主要參與者,正是學生、教員、編輯等知識群體。1940年,沈從文在一場演講中對新文學的小說讀者進行分類,其中構成新文學核心讀者群體,為占最多數的“正在中學或大學讀書,年紀青,幻想多(尤其是政治幻想與男女幻想特別多),因小說總不外革命戀愛兩件事”[13]的青年學生。沈從文認為:“若討論到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的過去以及將來發展時,我們還值得把這部分讀者看得重要一些。因為他們其實都在有形無形幫助近二十年新出版業的發達,使它成為社會改革工具之一種,同時還支持了作家在社會上那個特殊地位。”[14]

沈從文:《邊城》,開明書店1943年9月初版
一些社會調查也佐證了新文學最主要的讀者群是青年學生階層。1925年初,《京報副刊》發起活動征求“青年愛讀書十部”與“青年必讀書十部”。其中,“青年愛讀書”征求吸引了全國各地306封回執(另有2張“廢票”),主編孫伏園將所有書目及投稿者信息集中起來共發行三期《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特刊》,可謂理解20年代中期青年界閱讀文化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社會調查史料”[15],根據《京副》記者統計的結果,19歲至25歲的讀者占到總參與人數的64%。[16]1930年代上海《現代》雜志一次題為“文藝作品對于我的生活的影響”的征文活動也顯示,20歲左右的大中學生占據了多數,其次是教員、銀行職員、律師、編輯、醫生等中產階層人士。[17]
“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看,在文學生活的背后,其實暗含著某種社會的分化,不同的文學取向、流派,可能對應著不同的社會群體。”[18]新興的印刷出版物都自覺的把青年學生當作自己的擬想讀者。《時事新報》的廣告稱“凡學生訂閱半年以上者,照碼七折以示優待”[19],《京報》推出《京報副刊》時也把滿足學生的閱讀要求作為創刊的宗旨,[20]更務須說在新文化運動中占據言論高地的先鋒雜志,以《新潮》的銷售為例,根據統計,在四十四處雜志銷售點中,書店僅占三分之一,其余多仰賴學校福利社、販賣部、學生組織以及一些個人。[21]
1912年教育部通令在小學“廢止讀經”,改變了清末學堂的課程設置,也在營造著五四新文學的社會基礎。在周策縱的討論中,他們被稱之為“新知識分子階層”。據周估計,“在‘五四運動’開始時,受過某種形式新型教育的人大約已經有1000萬之眾,和全部人口比起來,這些新知識分子所占比例很小,大約有3%”,人數占比雖然微小,卻對中國社會在變局中的走向,產生了巨大影響。1917年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時,正是這一批學生開始走上社會之時。隨著新的學生不斷畢業,新文學的社會基礎也越來越雄厚。[22]不過,白話文的推行并未使新文學在實際效果上如鼓吹者所暢想的,“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23]。1930年代瞿秋白指出,白話的推廣與大量西方術語的引入,二者并舉,使中國作家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混血語言,對于目不識丁的大眾,它與文言一樣晦澀。[24]1920年代末期左翼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正發生于對這一問題的反思。而且,新文學本身對它的讀者就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比如,在錢玄同看來,周作人翻譯的“那些小說”,就“原是給青年學生們看的,不是給‘粗識之無’的人和所謂‘灶婢廝養’看的”。[25]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學的讀者并不是像晚清時代的話本觀眾那樣,來自社會的廣泛階層。嚴格來說,新文學本曲高和寡,而非一種大眾化的文學形式,它的讀者與新文化出版物狂潮中追逐先鋒思想的青年讀者常常具有同構的關聯。

錢玄同:《英文“SHE”字譯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
作為跨學科的產物,讀者研究并非僅是文學接受的效果端呈現,而是經歷了從“以讀者為對象”到“以讀者為方法”的范式嬗變。就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讀者研究而言,可依據對象的性質劃分為“經驗讀者”(作家閱讀史)和“普通讀者”兩類。與前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不在閱讀史意義上區分經驗讀者與普通讀者的性質差異,而是為了“返回歷史現場”,勾勒新舊雅俗共存的文學閱讀狀況,并從中揭示,讀者乃被建構的歷史產物,新文學讀者的生成,并非自然涌現,而是一場人為的制造與爭奪。“新/舊”文學之爭不僅是文壇的話語權之爭,也是讀者之爭。新文學通過從龐大的通俗文學讀者群中篩選和教育受眾,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并非簡單對立,而是在共時的文學場域中展開競爭、區隔與重疊。具體而言,“五四文學革命”之后所制造的“新文學”,尚有待建立起屬于自己的讀者群,在與鴛鴦蝴蝶派的論戰中,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言論已經說明,讀者大眾的增加與新文學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關聯。沈從文就曾總結,作為新文學多數讀者的青年學生,“好處,是能夠接受一切作品,消化一切作品。壞處是因年齡限制,照例不可免在市儈與小政客相互控制的文學運動情形中,興趣易集中于雖流行卻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26]。因此,如何在與通俗文學、舊文學的博弈、角力中教育、引導讀者的閱讀取向與趣味,使他們在文學接受的光譜中趨向新文學,鄭振鐸所謂“改造”“讀者社會”,正系于此。其措辭背后所針對的那個龐大的競爭對手——通俗文學對閱讀受眾的影響力,尤其不容忽視。
二 新舊雅俗之間:混雜的閱讀現場
1925年《教育雜志》曾登載一篇關于中等學校休閑習慣之研究的調查報告,取5種性質不同之學校:國立中學、省立中學、私立中學,專科中學,教會中學,從200份左右調查材料中統計出,閱讀(包括看小說、看雜志、看報章、讀詩詞、讀文章等等需要用眼、口、思想的閱讀行為都包括在內)這一休閑方式,超越了運動、飲食戲曲、游戲等等,成為是時中學生最為普遍的生活習慣。(見表1)[27]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縱然學生群體是閱讀大眾中的主要組成,不代表所有的知識青年都會閱讀新文學。《小說月報》革新后,原來鴛鴦蝴蝶派的編輯人馬,在商務印書館的安排下,另起爐灶,創立主打通俗消閑的雜志《小說世界》,據“編者與讀者”欄披露的一次調查,上海中學師范的學生,幾乎每人定一份《小說世界》,各小學教師喜歡用雜志的附刊作獎品。編者又聲稱,約在雜志開辦后半年間,“所接的稿件,約有五千余封。頭三個月,每天平均接到十五件;近三個月每天平均約五十件。”根據列舉的一長串名單,這些稿件寄自各地,包括北京大學、齊魯大學、南洋大學、香港大學等。[28]雖然有雜志自我吹捧的廣告成分,但1920年代文學閱讀狀況的復雜面向,還是有所呈現。一位初中教員在談到“課外讀物與訓育”問題時,曾講述自己任一個鄉師的訓育主任的經歷,她發現平時有不少如學生缺課這類的問題:“有一個功課很好、從來不缺課的學生,忽然請病假很多……有一天我查宿舍了,他恰好在睡著,手里還握著一本《春明外史》。就從這一點上,我調查出,他是為了課堂上不能看閑書,這幾天的病假,已使他把一部《春明外史》看了三遍,這又在開始第四遍了。”[29]也曾有研究者對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生活做一調查,在這個學校的“小說俱樂部”中,小說種類“就不下一書架,借的人還的人來往不絕”,但基本以通俗讀物為主,“差不多一種《禮拜六》在校內就有二百余本”。[30]

《游戲雜志》1913年第一期封面
考察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與文學雜志時,賀麥曉(Michel Hockx)提出“平行閱讀”(horizontal reading)[31]的研究方法,將代表“舊派”的文學雜志如《眉語》、《游戲雜志》等和“五四”新文學的《新青年》、《小說月報》放置于同一歷史水平面上,去描述這些社團及雜志的共存、競爭狀態。這樣的嘗試也提醒我們注意,新文學的讀者面對的是非常多元、錯雜的閱讀狀況。
譬如,晚年丁玲回憶自己開始接觸新文學,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長沙周南女校以后”,這之前“讀的是四書,古文,作文用文言”,“有點新風”的周南女校,教員思想開明,常把《新青年》、《新潮》介紹給同學們看,丁玲喜歡胡適、郭沫若的新詩,也讀過魯迅的短篇小說,“可是并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她承認“那時候讀小說是消遣,我喜歡里面有故事,有情節,有悲歡離合”,因而“古典的《紅樓夢》、《三國演義》、《西廂記》,甚至唱本《再生緣》、《再造天》,或還讀不太懂的駢體文鴛鴦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傳》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時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義的郭沫若,閨秀作家謝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鵑”。而林譯小說也是丁玲所喜歡的,甚至“印象更深”。[32]
格調雅致、故事生動的林譯小說,以風靡之勢吸引著學生階層。徐念慈曾感慨“今世小說界之泰斗”的林紓“崇拜者眾”。[33]錢鍾書將之與“沉悶乏味”的梁啟超譯《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相比較,指出林紓的翻譯對讀者所起“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公認的事實”,并稱“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的世界”。[34]此外,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胡適、冰心、廬隱等在學生時代,都深受“林譯小說”影響。[35]從這個角度來看,稱新文學的讀者“從林譯小說讀者中轉變過來”[36]的說法,不無道理。

錢鐘書:《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丁玲提到的通俗小說家及其作品,亦深刻影響著“五四”文學革命興起之前的青年閱讀文化。1910年代中期,《玉梨魂》暢銷,風頭一時無兩,上海的中學生已都成為熱情讀者,就是絕佳的例子。[37]1914年,鴛鴦蝴蝶派的重要雜志《禮拜六》第1期發表王鈍根所寫的出版宣言,內稱“消閑”有多種方式,然“買笑”、“覓醉”、“顧曲”之類“老派”的紈绔風流,《禮拜六》都一一駁回,強調小說之妙,乃周末休閑的最佳友伴:
讀小說則以小銀元一枚,換得新奇小說數十篇,游倦歸齋,挑燈展卷,或與良友抵掌評論,或伴愛妻并肩互讀,意興稍閑,則以其余留于明日讀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愛買笑、不愛覓醉、不愛顧曲,而未有不愛讀小說者。況小說之輕便有趣如《禮拜六》者乎?[38]
此番描述,將閱讀《禮拜六》小說的場景置于日常生活的私人領域中,寫出了當時新興的城市市民階層理想的周末情狀。[39]《禮拜六》的問世吸引了讀者的濃厚興趣,每逢周六清早,編輯發行部門前總是熙攘熱鬧,周瘦鵑曾回憶:“門一開,就爭先恐后地涌進購買。這情況倒像清早爭買大餅油條一樣。”[40]
實際讀者群模糊曖昧的接受情況提醒我們注意,其實這一時期的文學,高雅與通俗之別并沒有那么分明,高蹈的“新小說”既已失落,日漸擴大的學生群體想要閱讀小說,除了從傳統經典中汲取資源外[41],也只有機會接觸在市場上流行的刊行林譯小說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書籍、雜志,[42]1918年,時任《小說月報》編輯的惲鐵樵推測,“男女學校青年”已成為《小說月報》的主要讀者群[43]。惲鐵樵的估計有讀者來信作為根據:“小說能轉移社會,而《小說月報》之短篇小說,尤能為學校國文之助手。”[44]直到1930年代沈從文談到禮拜六派時,仍認定其“是大眾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同時沈也道出了新文學從“禮拜六派”處爭取到年青人的原因:“新文學發展,自然是把內地一些年青人的禮拜六趣味奪去了,但這本不是禮拜六派應有的同志,不過當時只有《禮拜六》可看,這些年青人就傾向于《禮拜六》那種方便因緣罷了。”[45]

《禮拜六》創刊號封面
而在面對《阿Q正傳》時,丁玲式的冷淡反應并非個案。相較于胡適嘗試詩的淺白易懂、郭沫若新詩的年少激情,癩皮阿Q的命運未能在青年讀者中引發同聲相應。師陀也回憶少年時期在河南老家閱讀大哥從開封買來的書刊,他看得懂郁達夫的《沉淪》,郭沫若的《女神》和《三個叛逆的女性》,因這創造社二將的浪漫書寫“很容易和苦悶的青年人溝通”,不過也“有些看不懂,例如魯迅的《吶喊》,葉紹鈞的《隔膜》,以及《小說月報》《東方雜志》上的大部分作品。”[46]這表明至少在小說領域,新文學的理想讀者并非主動浮現于歷史地表,仍有待喚醒與規訓。只是,如何區分、辨別、理解這新與舊、雅與俗中算不得微妙的差異,對是時的讀者受眾來說,除了個人趣味之外,仍算得上一種能力上的挑戰。韓侍桁回憶1920年代初在天津南開中學讀到魯迅時就遭遇理解上的困難:“我喜歡魯迅的創作,卻又不大能了解。讀《阿Q正傳》覺得非常沉悶,給我一種痛苦的感覺。阿Q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魯迅為什么選擇這樣一個人來描寫?對于這些我都不了解。”[47]曹聚仁也說當邵力子將《晨報副鐫》上“巴人”連載的《阿Q正傳》剪給自己看時,“我實在看不懂”,直到他看了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專欄中刊出的評論文章,指導讀者如何在舊有的印象框架中更新有關“諷刺小說”的理解后,“才懂得《阿Q正傳》”[48]。如何有效地理解魯迅的作品,確實是讀者們常面臨的挑戰,梁斌就坦言“五卅”之后自己得到一本魯迅的《墳》,但“不能完全讀懂”[49]——智識群體尚且懵懂,遑論知識結構難以跟上的普通大眾?如何將新文學的讀者群從一般的讀者群中,從讀之為消遣的消費型閱讀中召喚出來,以新文學的閱讀成規教化之,養成其相應的閱讀能力,是此刻倡導者們亟待著力的工作。
丁玲用那時“閱世不深,對社會缺乏深刻了解”解釋自己的閱讀偏好,然而其回憶向我們透露了一個有趣的歷史情境——后設的文學史敘述會強調新/舊、雅/俗的涇渭分明,強調文化選擇“非此即彼”的單一性,而原初的現場卻可能呈現混雜的閱讀狀況。這種混雜不僅體現在文學場域不同類型文學的受眾身上(如經典的魯迅為母親購買張恨水小說的故事),更體現在同一接受主體實際上是在“共時”地閱讀著當時的新舊、雅俗文學。艾蕪的回憶亦可作為佐證:“到成都第一師范讀書時,剛是‘五四運動’以后,流行著好些翻譯的及創作的小說……記得最初感到饒有興味的一篇,是《新潮》上孫伏園譯的托爾斯泰所著《高加索的囚人》。其次,便是《小說月報》上夏丏尊譯的國木田獨步所著《女難》。另外又看見林琴南所譯的迭更斯的《賊史》。”[50]1908年出版的林譯《賊史》與五四時期新文學者的譯作并置,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讀者所閱讀的出版物有其偶然性和時效上的延宕性。更重要的是,艾蕪和丁玲的經歷顯示,大部分新興的學生群體,幼時開蒙,稍長進入新式學堂接受截然不同的一套新式教育的重新規訓,閱讀趣味的取舍姿態并不是遽然轉向,而更似左顧右盼的“兩下里看”。
三 新文學“閱讀共同體”的建構
其實在提倡白話文方面,鴛鴦蝴蝶派相較新文化知識分子所作的努力,不遑多讓。[51]根據張靜廬的歷史回溯,“民國十二三年(1923-1924年)間,新書的銷行,才漸漸抬起頭來了。同時‘禮拜六派’的勢力,也到達‘回光返照’時期,全國的讀者很顯明地分成兩個壁壘。”張把“從民國十四(1925年)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三年間”,稱為“新書業的黃金年代”。[52]這也是就新文學自己發展的體量而言。從新文學與通俗文學所傳播的面向與效果來說,“新文學”的讀者其實是相當有限的知識精英,相反地,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才是晚清民初受到普羅大眾歡迎,影響力較大的一支。[53]
新、舊文學閱讀內容的不同背后蘊含著閱讀方式、行為的區隔。1923年“鴛鴦蝴蝶派”雜志《最小》曾有一場關于閱讀場景的爭論,幾位作者頗為游戲姿態地撰文討論起“在便桶上或床上讀小說”,究竟是否“適宜”。[54]即使認為“不當”者,也認為“把書弄損”事小,而“有傷目力”,“關礙身體康健”事大[55]。而對于新文學的倡導者與讀者來說,閱讀小說——如果算不上高尚——至少也是一件相當嚴肅的事,新的知識階層試圖教育青年人以“科學”的觀念去閱讀新文學,同年《出版界》雜志刊出的一篇文章勸誡讀者,應以“審慎”的態度來選擇“有價值”的文本,要“重其思想和描寫”,同時還當保存自我觀念,警惕為那些“最富感化和感情”的力量所迷惑。[56]實際上,在當時為品格低下的通俗小說所描繪的虛幻世界迷惑、“中毒”的讀者,還不在少數,上海市一學校的三位小學生,就曾因迷戀坊間怪誕小說內容,逃學前往山東岳廟學道。[57]至1930年代,一位中學國文教員經過連續三年的調查,發現在初中學生的課余閱讀中,“武俠、神怪的讀物占著極大的勢力”,他們“多沉醉在低級興趣或不正當讀物之中”。[58]

《最小》1922年第1卷第1期封面
在新文學倡導者看來,這樣的閱讀狀態正是他們所擔憂的。1921年,《文學旬刊》開展主題為“民眾文學的討論”,葉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有參與。鄭振鐸在前言中指出:“我們覺得中國的一般民眾,現在仍舊未脫舊思想的支配”,“要想從根本上把中國改造,似乎非先把這一班讀通俗小說的最大多數人的腦筋先改造過不可”。[59]盡管對“民眾”的社會構成理解不一,但文學研究會作家們皆表達了對新文學所欲啟蒙的受眾群體及其閱讀實踐的重視。[60]譬如,葉圣陶注意到“現在通行的民眾所看的小說曲本等,以天寶,錦章,茂記,蔣春記,幾個書局所出版的書最占優力。據劉半農先生調查,只上海一處,每天要銷到六千本以上。”銷量數目不可謂不巨。葉圣陶對大眾文學讀物的負面影響表示焦慮,因為“文學感人之深,轉移社會之速,自然要比一切哲學科學勢力大的多。一個人聽了十二個鐘頭的道學式的講演,遠不如看一篇小說的效用大”,這種石印書籍,其受眾傳閱、誦讀的交流模式與鴛蝴通俗文學消遣式的交流模式有所不同,因其閱讀者的閱讀能力、知識水準尚處在相當粗陋的階段,其知識傳布下沉至更為廣闊的社會階層。葉圣陶期待新文學能夠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大至普通民眾階層,以達啟蒙之用:“那一天石印小本子會換了靈魂,而依然流行于火車小汽船航船鋪子工場之中如今日一樣。”[61]
由此回到“新/舊”文學之爭中對“讀者社會”的討論。其實這并非鄭振鐸的個人發明,[62]而是文學研究會同人所孜孜共有的關切。1923年,俞平伯在《文藝雜論》中論及“文學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時說這“指的是讀者社會了解程度底深淺,范圍底廣狹而言”,又稱“文藝就是從作者自身底生活事情里所生的一種反應,而能用言文底充足底符號表現出來的,同時合于時代的標準,為讀者社會所公認的”[63]。耿濟之在譯文中亦使用過這個表述。[64]1925年,《小說月報》第16卷第3號的《最后一頁》更是直接提出要糾偏“讀者社會”趣味的主張:
近來的讀者社會,似乎對于翻譯的作品都表示不甚歡迎的態度;他們的大部分都以求悅樂的目的,來讀文藝作品,于是“易讀”的創作便無論好壞的都大為流行。至于有很高價值的翻譯作品反都不去一顧。這種壞的現象自然是應該矯正的。所以我們將這一冊的本志的全部篇幅者作為近代世界諸國的短篇作品的介紹之用,以窺我們的讀者的趣味之所在。在這些短篇作品里,我們相信即現代中國的最好的作家的作品還很難與他們并肩而立。[65]
根據文學社會學的分析,“文學能力”被視作是一個人被允許進入文化精英圈的資本之一。喬納森·卡勒認為作品之所以有結構和意義,是因為以一定的方式閱讀它,這種由讀者帶入閱讀過程的闡釋文學話語的思想準備就是文學能力,因而有必要將對文本的解釋視為一種社會實踐。[66]在1920年代的新文學發生期,文學研究會成員努力改造出一個新質的“讀者社會”,共同關切并進行系列性、系統性的翻譯、介紹和指導,通過有意識地建設“‘世界文學’系列工程”,通過出版世界文學叢書、發行“世界文學”特刊專號、編撰世界文學史等多種方式對不分國別、流派的作家及文學創作進行系統性譯介的知識建構,[67]即是以期培育、養成讀者能夠與革命性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實踐相適應、相匹配的文學能力。

但丁著,王獨清譯:《新生》,“世界文學叢刊”之一種,光明書局1934年11月初版
從微觀方面來看,文學研究會讀書會可謂閱讀共同體的建構形式之一。這是新文學場域中最早明確制定章程,有固定參與人員的讀書會。1921年1月,登載于改版后的《小說月報》上的文學研究會成立宣言指出,發起此會有三項目的,“聯絡感情”,“增進知識”,“建立著作公會的基礎”。其中“增進知識”一項稱:
研究一種學問,本不是一個人關了門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國的文學研究,在此刻正是開端,更非互相補助,不容易發達。整理舊文學的人也須應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學的更是專靠外國的資料。但是一個人的見聞及經濟力總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國要搜集外國的書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漸漸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68]
可見對于文學閱讀共同體內部書籍、知識的共享與交流的重視。大體而言,文學研究會讀書會在形制上附屬于文學研究會,但又根據自身需求發展出獨立的規章制度。1921年6月,《小說月報》刊出文學研究會讀書會各組名單[69],這大概是經過了幾個月的試驗與磨合之后較為固定的人員分配。遺憾的是,除了章程與人員名單之外,我們未能得知文學研究會讀書會歷次具體討論的內容。不過,文學研究會數次關于新文學的討論及通訊,譬如:關于創作問題、翻譯問題、語體文歐化問題、民眾文學、自然主義問題等等這些方面的討論,以及對外國文學的思潮、理論、流派、作家的評介等,都多少透露出讀書會章程所示的討論方向。
除了以讀書會為依托改造實際的閱讀共同體,文學研究會更有意識地從宏觀層面篩選和教育讀者,這從“紙上的事業”——《小說月報》的革新可見一斑。讀者來信中,將革新后的《小說月報》視為“良伴,使人們以最經濟的時間金錢得了許多文學智識”[70]“如得良教師”[71]的盛贊頗為多見。值得注意的是,在革新后《小說月報》所召喚、養成新文學讀者的過程中,某種對過去《小說月報》讀者群體的“改造”,也同構地發生著。長沙一師讀者史子芬來信中就說:“我從前是一個愛做小說的人,……不過,我所做的,便是胡適之先生所指的‘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游某園,睨之,天人也,……’這一類”,而革新后的《小說月報》使他明白,“這種作品,除了抹桌子或供給一般吃了飯不做事的人們消遣以外,再也找不著別的好處;進一步說,就是與我們人生無有絲毫之關系”。[72]讀者劉覺我更直白地說:“我是愛讀《小說月報》的一人,自從出版第一卷,到現在———十四卷,沒有間斷過一期,不曾購讀;所以讀‘小說’的眼光,也隨他變換過來。”[73]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讀者們已經開始嘗試用 《小說月報》 式的語言和思維來自覺檢討舊日的文學觀念了……可以說,正是在《小說月報》‘為人生’的文學觀念向其讀者群的灌輸中,讀者獲得了‘新文學’這一群體特征,實現了由‘舊眼光’向‘新觀念’的轉換,并將這種觀念內化為一種深刻的身份認同”[74]。

漫畫《新舊的沖突》,《良友》1934年第87期
而某些讀者的“失去”,或者說與以往讀者群體的斷裂以及區隔,也是無可避免的現象。1922年13卷11號《小說月報》“通信”欄刊出讀者金陵馬靜觀來信,內稱“看十二卷以后的說報的人,絕不是看十一卷以前的人。我有一個表兄和好幾位同學,都是愛看十一卷以前的說報的,確實十二卷一出,他們不是改過了預定的,都抱怨說‘上當了’,從此再‘不定了’。足見今后看說報的人,不是從前那些人”。1923年14卷7號“通信”欄的北京讀者劉真如則來信稱:“我想凡愛讀‘禮拜六’,‘快活’,‘小說世界’底人們總不肯花兩角錢買一本‘小說月報’來讀的,可以說凡讀‘小說月報’底人們底思想總沒做‘之乎者也已焉哉’底文章的。”[75]非此即彼的讀者差異,不僅僅是文學趣味的新/舊、雅/俗之分,也關涉文化坐標系中讀者對個人身份的有意識的自我建構。
從刊載鴛鴦蝴蝶派文學到轉向新文學尤其是作為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小說月報》的前生今世及其目標讀者,不啻為一種有舍有得的“提純”過程:召喚覺醒的,留住趨新的,告別戀舊的。“通俗刊物在《小說月報》革新后的最初幾年(1921-1926)尤為興盛,儼然成為‘與新文學期刊并列的另一系列’,而這種對峙與合圍的背后,更意味著一場對讀者市場的爭奪。”[76]一些《小說月報》的新文學讀者,則視那些沉浸在通俗刊物中的讀者為需要被拯救的對象,望《小說月報》爭取他們“回頭”。譬如王桂榮來信提及,南通、南京、無錫、蘇州等地到處流行的《禮拜六》、《快活》、《半月》之類,“迷住著一般青年——以學校中的青年為最:這惡魔的勢力真利害呵!……月報是‘黑暗之光’,我希望先生們以后要竭力的照澈這光,使一般陷阱邊的青年回頭!所以,我以為‘評論’一欄,該當作與一切黑暗勢力奮斗的戰場;先生以為如何?”[77]另一位讀者吳溥則說:“獨怪我們這班不掙硬氣的青年,偏偏不惜寶貴的金錢去買他,不惜寶貴的時間去讀他,又何怪這類東西日異而月盛呢?……所以現在全賴先生們在文壇上豎起新的旗幟來,一面盡量介紹,一面努力創作,把一般讀者的心理慢慢底轉換過來,改造過來,那末,禮拜六,半月等等下作小品,將可不攻而自破。”[78]這種對“舊讀者”的召喚,當然承續了新思潮下文學啟蒙與改造之愿景,其背后或許也不乏將新文學閱讀作為文化資本的帶有潛在優越感的趣味區隔。
在與讀者的往來互動中,《小說月報》也積極發掘有潛力提供再生產內容的作者,13卷8號由沈雁冰主編開創“創作批評”欄目,1923年鄭振鐸擔任主編后,在14卷1號取消“創作批評”另設“讀后感”一欄。作家許杰回憶自己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就與《小說月報》的引導有密切關聯:
我向《小說月報》投稿幾次,最早的一次投稿,是當時《小說月報》的“讀后感”專欄,編者大概想吸引一些青年讀者的注意,借此培養讀者的欣賞水平與批評水平。“讀后感”一欄對我們確實有吸引力,因為這一期《小說月報》里有小說與詩歌等等,讀了之后總是有感觸的,就其中的某一篇作品寫一點感想寄去,時常獲得發表的機會,自己的名字也就在刊物上與大家見了面。[79]
許杰在《小說月報》上最早刊出來的便是一篇讀后感[80],其次“是一篇類于詩又不象詩、是散文又不象散文的抒情文章《祈禱》”[81],“以后引起大家注意的,而且得到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的導言里特別提起的,就是《慘霧》。”《慘霧》這篇小說的構思,據許杰自陳,“當然與我原來在家鄉的生活有關聯”,但直接促成他把這些生活題材寫成小說的原因,便是《小說月報》面向讀者的征稿活動。[82]
余論 文學的“亭毒”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將小說之“支配人道”的功能總結為四點,熏、浸、刺、提,稱“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83]。“亭毒”之典出自老子,“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84],后來引申為一種化育、養成的過程以及結果,“亭、毒,均養也”[85]。文學竟能有影響世道人心,形塑時代“新民”的力量,在梁啟超這里經由與傳統典故的歷史對接,被生動地表達出來。
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五四“文學革命”,盡管在語體上與梁啟超所求不一,然梁氏對于小說社會功能的強調卻被陳獨秀、胡適等傳續下去,并潛移默化地滲透在新文化人的理論建設、文化批評和創作嘗試。是為此,不論新銳的先鋒雜志,還是大眾的報紙刊物,都以刊登翻譯小說或新體創作為潮流。在《小說月報》革新之后,編者與讀者談論的指涉每每擴及整體的文學乃至文化問題。當時代風氣更易之時,梁啟超所謂的“新民”所占據的前沿位置又被更新一代的“新青年”取而代之,文化群體的聚散和分化也不斷催生和影響著讀者群體的區隔。本文即嘗試勾勒這樣一種歷史狀況:新文學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經年的“亭之毒之”,與其相適應的讀者群體才能夠形成。要而言之,“亭毒”不僅涉及雅俗、新舊等文學內部因素,以及代際、圈子等外在社會影響,還與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的整體結構息息相關。
因此從整體上看,討論新文學發生期的“讀者社會”,便有了“知所從來”的意義。對照鴛鴦蝴蝶派讀者與新文學讀者的不同閱讀方式,新舊之間私密性/公共性的區隔,顯示了新文學的讀者是如何被新的思潮意識召喚出來。新文學讀者的閱讀實踐,顯示出新舊過渡的社會變革中新文化思潮沖擊下的一種身份想象和自我塑造。卡爾·曼海姆將知識階層視作“一個空隙間的階層”,稱“沖突的情形只是發生在流動變緩的群體從上層退卻下來或從上層升遷上來,附著于兩者并接受了兩者的價值觀時。正是從能夠接觸到前分離的世界的這種邊際環境(marginal situation)中”。[86]新文學發生期“讀者社會”的歷史狀態,呈現的便是這樣一個知識階層的產生。一方面,新文學的倡導者們不遺余力地召喚、養成著理想中的讀者,而另一方面,閱讀帶給青年知識階層的參與感,也促使他們主動地浮出歷史地表,投身于“閱讀共同體”的建構。
注釋:
[1] 有關五四時期“新/舊”文學之爭的研究,可參閱陳建華《1920年代“新”、“舊”文學之爭與文學公共空間的轉型——以文學雜志“通信”與“談話會”欄目為例》,《現代中文學刊》2009年第1期;《周瘦鵑、茅盾與20年代初新舊文學論戰(上)(中)(下)》,《上海文化》2013年第12期、2014年第1期、2014年第2期;羅萌《從<禮拜六>到“禮拜六派”——兼析二十年代初“新/舊”文學之爭》,《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5期。
[2] 西諦:《雜談》,《文學旬刊》第40期,1922年6月11日。
[3] 西諦:《新文學觀的建設》,《文學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4] 西諦:《本欄的旨趣和態度》,《文學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5] 玄:《評<小說匯刊>》,《文學旬刊》第43期,1922年7月11日。
[6] 劍三:《究竟還是玩視》,《文學旬刊》第2期,1923年6月11日。
[7] 誠然,有關“民眾文學”的討論可溯因于1920年代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成立以及相關的平民教育運動,見齊曉紅《“大眾”/“民眾”的被發現——從晚清到1920年代》,《東吳學術》2023年第1期。
[8] 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97頁。
[9] 按照托尼·本尼特的設想,“閱讀型構”是一個可以“生產性地激活文本”的意義生成系統,它不僅受讀者已有的閱讀積累的影響,還受到出身、教育、文化、歷史和日常生活經驗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塑成了一個、一群乃至一代人的“閱讀型構”,決定了讀者對于作品的理解與認知。參見托尼·本尼特《文本、讀者與閱讀型構》,《文化、治理與社會:托尼·本尼特自選集》,王杰、強東紅等譯,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10] 西諦:《雜談》,《文學旬刊》第40期,1922年6月11日。
[11] 鄭振鐸:《明年的小說月報》,《晨報副鐫》1923年第325號。
[12] 藤井省三:《北京、上海——近代中國文學的雙城故事》,王中忱譯,見葛兆光編《清華漢學研究》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272頁。
[13] 沈從文:《小說作者和讀者》,原載《戰國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頁。
[14] 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15] 王世家:《編者說明》,《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二大征求”資料匯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16] 有關《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的研究,可參閱清水賢一郎:“What Books Young People Loved Best in the mid-1920s Beijing :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the Reader- ship of Jingbao Fukan”,平成11年度~平成13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2)) 20世紀前半華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 研究成果報告書 81-93 2002年3月;錢昆:《<京報副刊>讀書征文研究》,《圖書館》2014年第3期。
[17] 《文藝作品對于我的生活的影響——現代雜志第一回正文披露》,《現代》第6卷第1期。
[18] 姜濤:《“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頁。
[19] 《少年中國》1卷1期,1920年1月。
[20] 《京報》1924年12月4日。
[21] 李惠惠:《新潮雜志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九一八-一九二二》,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第319-320頁。
[22] 參見袁進《試論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
[23] 此為胡適化用黃遠庸語,參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4] 參閱安敏成《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姜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頁。
[25] 錢玄同:《英文SHE字譯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
[26] 沈從文:《小說作者和讀者》,《沈從文全集》第12卷,第77頁。
[27] 章柳泉:《中等學校休閑習慣之研究》,原載《教育雜志》1925年第七期,轉引自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 文教事業卷4 二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8] 《小說世界》第2卷第12期,1923年6月。
[29] 紀燕:《初中課外讀物問題研究》,轉引自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 文教事業卷4 二編》,第283頁。
[30] 陳廣沅:《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學生生活》,《學生雜志》9卷7號“學生生活研究號”,1922年7月5日。
[31] 賀麥曉(Michel Hockx):《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陳太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頁。
[32] 丁玲:《魯迅先生于我》,見張炯主編,王中忱、蔣祖林副主編,《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7頁。
[33] 覺我:《余之小說觀·六、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小說林》第十期,1908年。
[34]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80頁。
[35] 周作人:“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于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開明:《林琴南與羅振玉》,《語絲》第3期,1924年12月1日。)“我們對于林譯小說有那么的熱心,只要他印出一部,來到東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國書林,去把它買來,看過之后魯迅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硬紙版書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周作人:《魯迅與清末文壇》,《周作人自編文集·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頁。)郭沫若:“林琴南譯的小說在當時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種讀物。”(郭沫若:《少年時代(沫若自傳·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頁。)冰心稱少時被林紓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所吸引,成為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冰心:《我的故鄉》,見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頁。)
[36] 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權勢轉移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系》,見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二輯,第113頁。
[37] 佩瑞·林克:《論一二十年代傳統樣式的都市通俗小說》,見賈植芳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頁。
[38] 王鈍根:《<禮拜六>出版贅言》,《禮拜六》第1期,1914年6月6日。
[39] 早期《小說月報》還有“新家庭智識”這樣的欄目,可見其擬想讀者。
[40] 周瘦鵑:《閑話“禮拜六”》,《花前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頁。
[41] 沈從文在《小說與社會》一文中稱:“民國初元社會……舊小說的流行,應當數《水滸》、《三國》、《西游》、《封神》、《說唐》、《小五義》、《兒女英雄傳》、《鏡花緣》、《綠野仙蹤》、《野叟曝言》、《情史》、《紅樓夢》、《聊齋志異》、《今古奇觀》……書雖同時流行,實在各有讀者。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閱讀。有些人熟習故事,還是從看戲聽書間接來的。……后一部分多書生和閨閣仕女閱讀。有的人從書中發現情人,有的人從書中得到知己。”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頁。
[42] 是時已經有讀者注意到禮拜六派雜志的負面影響,陳鐵生認為:“今青年子弟,多半誤于不良小說。學校白日教修身,不敵言情小說數百字。”因此呼吁《小說月報》應該少登言情小說,見《小說月報》第9卷第1號,1918年1月25日。
[43] “弟思一小說出版,讀者為何種人乎?如來教,所謂林下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學校青年其三也。”見惲鐵樵《答某君書》,《小說月報》第7卷第2號,1916年2月25日。
[44] 《小說月報》第6卷第5號(1915年5月25日)一位讀者在來信中提到。
[45] 甲辰:《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46] 師陀:《我如何從事寫作》,《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2期。
[47] 韓侍桁:《我的經歷與交往》,《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48] 《我與我的世界 浮過了生命海:曹聚仁回憶錄(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363頁。
[49] 梁斌:《初出之犢——回憶錄之二》,《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50] 艾蕪:《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鄭振鐸、傅東華編《我與文學——<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79頁。
[51] 如袁進就在研究中指出,“鴛鴦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義’與新文學的‘文化激進主義’在許多方面是一致的,如提倡白話文,如吸收外國小說影響等等。當五四新文學問世之后,取代了鴛鴦蝴蝶派在文壇上的地位,鴛鴦蝴蝶派才完全轉入了通俗文學。此時中國的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又再次分明起來。在二十年代,新文學作家決不會寫章回小說,鴛鴦蝴蝶派也很少再象民初統治文壇時那樣,努力去探索‘新體小說’,章回小說成了他們創作的主流。這就形成了各自的市場。鴛鴦蝴蝶派的小說越來越趨于用白話,那些堅持用文言寫小說的作家如徐枕亞,盡管在民初曾經那么受到讀者歡迎,卻在二十年代被淘汰了,因為他的作品日益缺少市場,不再符合通俗小說的要求,難以適應新的市民的需要。”見袁進《試論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
[52] 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7頁。
[53] 參見陳瑋荻《文化的建制: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群體的興起》,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54] 張枕綠:《關于小說之文:讀小說的時間》,《最小》1923年第1卷第30期;葉克鈞:《便桶上床上讀小說之李女士觀》,《最小》1923年第1卷第41期.
[55] 聽潮生:《床上不當讀小說》,《最小》1923年第2卷第42期;葉克鈞:《便桶上也不當讀小說》,《最小》1923年第2卷第44期.
[56] 顧澤培:《怎樣去讀小說》,《出版界(上海)》1923年第67期。
[57] 榮:《兒童新聞:讀小說中毒》,《興華》1932年第29卷第47期。
[58] 紀燕:《初中課外讀物問題研究》,轉引自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 文教事業卷4 二編》,第283頁。
[59] 西諦:《民眾文學的討論·前言》,《文學旬刊》第26期。
[60] 參閱黃小麗《論文學研究會對“民眾文學”的探討》,《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8期。
[61] 葉圣陶:《民眾文學的討論》,《文學旬刊》1921年1月25日
[62] 在《小說月報》上連載《俄國文學史略》時,鄭振鐸也多次使用了“讀者社會”一詞,如談到十九世紀后半夜以來俄國的民眾小說家(Folk-Novelists)和民眾小說時,稱“他們的著作,也甚為讀者社會所歡迎,他們是真確的寫實主義者;他們表現出人生的真相,一舉一動都赤裸裸的描寫出來,毫不加以理想化”。見鄭振鐸《俄國文學史略(四)》,《小說月報》1923年8月10日;再如談到安特理夫因受到高爾基的稱許,其名字“立即播于廣大的讀者社會里。……同時,他的晦澀的作品也熱烈的為英國,德國法國等讀者社會所歡迎”。見《俄國文學史略(五)》,《小說月報》第14卷第9號,1923年9月10日。
[63] 俞平伯:《文藝雜論》,《小說月報》第14卷第4號,1923年4月10日。
[64] “俄國詩壇的進化,有三年之久,簡直仿佛在地底里活動著,未能為寬闊的讀者社會所知悉。”見耿濟之譯 布利烏沙夫著《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革命后五年來(一九一七-一九二二)的俄國詩壇略況》,《小說月報》第14卷第7號,1923年7月10日。
[65] 《最后一頁》,《小說月報》第16卷第3號,1925年3月10日。
[66] 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96頁。
[67] 潘正文:《世界文學觀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發展與演變》,《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3期。
[68] 《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
[69] 《文學研究會讀書會各組名單》,《小說月報》第12卷第6號,1921年6月10日。
[70] 《劉晉蕓來信》,《小說月報》第13卷第5號“通信”,1922年5月10日。
[71] 《孫一影來信》,《小說月報》第14卷第9號“通信”,1923年9月10日。
[72] 《長沙一師史子芬來信》,《小說月報》第13卷第5號“通信”,1922年5月10日。
[73] 《劉覺我來信》,《小說月報》第14卷第11號“通信”,1923年11月10日。
[74] 丁文:《新文學讀者眼中的<小說月報>革新》,《云夢學刊》第27卷第3期,2006年5月。
[75] 《劉真如來信》,《小說月報》第14卷第7號“通信”,1923年7月10日。
[76] 丁文:《新文學讀者眼中的<小說月報>革新》,《云夢學刊》第27卷第3期,2006年5月。
[77] 《王桂榮來信》,《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1922年8月10日。
[78] 《吳溥來信》,《小說月報》第13卷第9號,1922年9月10日。
[79] 許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3期。
[80] 參見許杰《讀后感:王成組君的“飛”》,《小說月報》第14卷第3期,1923年3月10日。
[81] 參見許杰《祈禱》,《小說月報》第14卷第6期,1923年6月10日。
[82] 許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3期。
[83]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1902年第1期。
[84]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37頁。
[85]《文選》劉峻《辯命論》:“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李周翰注:“亭、毒,均養也。”轉引自梁啟超著;侯宜杰選注:《新民時代——梁啟超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頁。
[86] 卡爾·曼海姆:《文化社會學論集》,艾彥、鄭也夫、馮克利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頁。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


